戰爭對於人傷害,長安百姓想逃走

  現在長安城內百姓們也是議論紛紛，他們想要逃出城去，他們知道以長安現在的兵力想要攻下容易，也並不是那麽小看，為何呢？因為宋朝自打契丹皇帝耶律隆續登基一年來從來都是勝少負多，耶律隆緒的騎兵天下無雙，馬鞍鐵甲這些套在馬的身上，而且他們步兵也是舉世無雙。宋朝根本不敢給他們硬碰硬，其實宋朝還有噴火彈隻是他們不好用，因為皇帝說過如無必要是不可能用的，所以他們拿出噴火彈隻是製造一種兵臨城下感覺。


  此刻的他們雖然沒有見過遼國可怕，但是聽到了遼國的突然到來，也意識到這是可怕。從來靈戰爭必然會有人因為戰爭而滅亡，戰爭帶來的是毀滅，這是普天下老百姓都是預料到的。何為戰爭，先秦時期，雖然對戰爭的起因、戰爭性質的探討，還相當膚淺，甚至有一定的片麵性，但是畢竟已涉及到戰爭的根本問題。認為戰爭的勝負既是物質力量的競賽，更是政治、人心的抗爭。因此，戰爭的勝負涉及到許多方麵的重要因素。


  （一）凡戰必本於政勝

  周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周易·師第七》），言興兵打仗合乎正義，又有德高威重的人臨陣指揮，即使物質力量不足，也能最終取勝，而沒有禍咎。為什麽呢？因為“師直為壯，曲為老。”（《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正義之師，理直氣壯，鬥誌昂揚。反之，則理虧氣衰，鬥誌消沉，這是正義戰爭之所以有力量、最終戰勝敵人內在的根本原因。《商君書》直言，“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商君書·戰法第十》），《淮南子·兵略訓》也說，“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強調指導戰爭的原則，必須以政治為基礎和前提，政治上的優勝是最重要的優勝，是戰勝敵人最根本的條件。政治統治能控禦民眾，臣下擁護君主，那麽軍事力量就強。民眾抵製政治統治，臣下反對君主，軍事力量就弱小。政興則戰勝，政衰則亡國，是普遍的曆史規律。因為政興可以上下同欲，兵民一致，同仇敵愾，共同對敵；政衰則如一盤散沙，人心渙散，士氣低落，不僅不能一致對敵，甚至可能導致內亂和倒戈。因此“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訓》）。《商君書》則更進一步地斷言：“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商君書·戰法第十》）。因此要講究“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同上）。


  司馬遷舉例說：“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太史公自序》）。沒有軍隊國家就不會強大，不施仁政國家就不會昌盛。黃帝、商湯、周武王就是因為具有了這兩個條件而國家興旺，而夏桀、商紂王、秦二世之所以滅亡，主要是在政治上喪失人心。無兵不強，兵是力量的象征。但僅有兵還不夠，國家昌盛還需要德政，德政是兵強的基本前提和堅實基礎。《百戰奇法·生戰》指出：“若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皆無疑也”，“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呂氏春秋·卷七·孟秋紀·禁塞》）。理由是“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三略·下略》）。正義戰爭一方對付非正義戰爭一方而言，就如同用決開的江河之水去淹滅微弱的火把，在深淵的岸邊推落一個搖搖欲墜的人，其力量是強大的，勝利是必然的。


  戰爭的本質之所以是“政勝”而不是“兵勝”、“武勝”，其根本的原因在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卷四·公孫醜車句下》）。


  因此，治政比治軍更為重要。所以提出“良吏優於良將，善政優於善戰”（《籌海圖編》）。當然，“政勝”並不排斥“兵勝”，二者是相互製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辨證統一的，並不矛盾。“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呂氏春秋·卷十五·審大覽·不廣》）。


  （二）師克在和不在眾

  古人非常強調“和眾”的重要性，並把它作為製勝的重要因素，指出“師克在和不在眾。”（《左傳·桓公十一年》），強調“凡勝，三軍一人勝”（《司馬法·嚴位第四》）。勝利的根本原因在於“和眾”，作為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如果上下不和、左右不能協調，雖有規模之眾，也難以奪取戰爭的勝利。而凡是奪取勝利的戰爭，三軍必須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相互支援，密切協同，否則“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第二》）。


  打仗，需要天時、地理、人和，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都是製勝的重要因素，但“人和”是最重要的條件。“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孫臏兵法·月戰》）。強調在諸多製勝因素中，沒有什麽比人更為重要。“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卷四·公孫醜章句下》）。和則勝，不和則去，可見，“人和”的極端重要性。但是，人和不是空想而是有條件的，“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賤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向；因民而慮，天下為鬥。”（《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訓》）。隻有“得道之兵”，才能“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才能“三軍一人勝”。


  所以，軍隊規模不一定龐大，兵不是越多越強，即“師不必重也，而效命者克”（《何博士備論·漢光武帝論》）。“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兵以少而後強”（《水心別集·卷10·12》），“兵貴精不貴多”，“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金史·卷109·陳規傳》）。軍隊當然應該有一定規模和數量，但質量更為重要。而強調質量，又主要是人的素質。如果軍隊貪生怕死不能效命、紀律鬆弛不能有效約束、武藝不精不會作戰、裝備落後不能打仗，多亦無益。


  曆史對於戰爭很大，如今遼軍長驅直入，接連攻克城池，長安現在周邊的土地被遼軍圍困，一場很大危機將要在戰爭中慢慢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