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輕武的後果，突然來襲的結果
此刻的種放也是笑著看了他一眼，然後也是很無奈，隻見他笑著開口說道：“哎，皇上對於我的懷疑我能理解，畢竟我長時間鎮守邊界又手握兵權，阻撓遼軍南下之路，如今這次我也是麵臨抉擇，如果這次我懼怕這些東西，我種放又怎麽可能成為區區男子漢，這次就算是遼軍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長安城阻止遼軍的侵略的野心。”
這個時候所有將士瞬間被帶動起來，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大帥能夠起到作用，這是對全軍將士最好的激勵，再加上自己如今國家的軍力雖然在長安主動出擊可能性比較小，但是成果卻比以前大的多，在曆史上的一句話叫做一將不成累死三軍，將軍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將領種放也正是因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對於猜忌沒有那麽重。所謂槍杆子裏出政權，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擁有了控製政權的籌碼，古今中外皆然，從這一點出發，皇帝本人是必須要掌握軍隊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當了，分分鍾成傀儡甚至滅族。
矛盾的地方在於，整個國家的軍隊很多啊，且分布在邊疆重鎮，皇帝一個人怎麽統領？這就像官府一樣，皇帝當然想自己統禦萬民，可是做不到，那就隻能建立一個官僚製度，經過逐級官吏傳達，施行自己的意誌。
軍隊也一樣，皇帝要想掌控全國軍隊，那就隻能建立一個軍隊係統，由元帥、各級將領往下推，最後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個將領不聽皇帝的了，帶著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實就是這個製度的一個弊端，因為皇帝掌控軍隊是間接的，皇帝掌控將領，將領掌控士兵，皇帝是通過掌控將領然後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簡單，古代的士兵不少誌願兵，而是義務兵，他們不是自願來為皇帝拋頭顱灑熱血的，渴望建功立業的隻是少數，絕大部分是被抓壯丁拉來的，當兵是他們養家糊口的一個職業。
皇帝又遠在京城，絕大部分士兵是沒見過皇帝的，而將領近在眼前，再加上軍事作戰所需的士兵服從將領（這是必須的，軍隊內部必須保證將領的權威，不然打仗的時候將是一盤散沙），皇帝對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將領弱。
這一點，皇帝也是看得到的，為了防止將領造反，他們相出了種種方法，總的來說就兩大類，一個是分離將領和士兵，使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另一個則是把握住糧餉。
第一個方法很有操作難度，如果玩得不夠，將領跟士兵打成一片，等於沒玩；如果玩得過火了，比如統兵權與練兵權分離，這個將領練好的兵交給另一個將領去帶，將領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對皇權的威脅是小了，可同樣的，對於軍隊的戰鬥力大受影響，畢竟哪個士兵會甘願把命交給陌生的將領，打起仗來，心裏總是懷疑將領的指揮，而將領對士兵不熟悉，調度起來也很麻煩。
運用這種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監軍等等製度，都是為了防範造反。
第二個方法就是奪取將領發糧餉的權力，糧餉這東西，都是來自於民間賦稅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問題是這羊毛誰來割呢？是中央統一割好了發到士兵手上呢？還是將領自己隔了發？
在中央強勢、財政充裕的時候，打死都不會把割羊毛的權力交給將領的，將領給士兵發糧餉，士兵感恩戴德，眼裏就隻剩下將領了，哪還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數情況下，中央又不得不將適當的財權交給武將，讓將領就近征集糧餉無疑可以給朝廷省去大筆人工和運輸費用，軍隊獲得補給也更及時，打仗打得更有勁了，在財政不充裕的時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不過下放財權是一把雙刃劍，武將統軍與財政權合一，雖然可以增加軍隊靈活性，增強戰鬥力，但也會大大增加武將造反的概率，沒有錢，武將造反就沒有底氣，有了錢，什麽不敢？
曆數那些比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亂，那就是因為中央下放了財權，軍餉是將領發的，士兵對將領非常擁護，這才敢造反，不然像鍾會，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給幹掉了。
宋朝有鑒於唐末五代的軍隊政變（多的數不過來），推行了一場全麵的弱軍行動，什麽以文治武、財權分離、下屬限製等等，徹底滅了將領反叛的苗頭，之後的朝代沿而用之，並進行改進，所以宋朝以後，武將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幾乎沒有，更多的是嘩變，如苗劉兵變。
從安史之亂開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這期間兩百多年的時間，中華大地上經曆了無數次戰亂和政權更迭，一個又一個諸侯你方唱罷我登台，世道之混亂為中國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傷亡和破壞也是驚人的。
支撐這種毀滅性的混亂背後，是武人集團權力的極度膨脹。
而身為武人權力集團中的一員、又經曆過這種混亂的宋太祖趙匡胤，便決心要終結掉這種混亂。
實際上，趙匡胤對武人集團心態是矛盾的：
一方麵，他毫無疑問是武人集團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軍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將班底成功奪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麵，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團的破壞性和不穩定性。正如他與開國宰相趙普說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使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個夜晚，在東京汴梁城，趙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將們一起喝酒，席間，宋太祖向大將們表示，自己雖然貴為皇帝、卻還不如當個節度使快樂。諸將忙問其故，趙匡胤說：“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在太祖皇帝的瘋狂暗示之下，大將們於次日上書請求罷免禁軍職位、解除兵權，被厚賞之後退休回家。雖然這些人日後還有機會隨駕出征、擔任地方職位，但已經沒有了可以左右時局的軍事力量了。
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終結掉了五代以來武人權勢膨脹的問題呢？
顯然沒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讓困擾中國兩百多年的疑難雜症解除，讓千千萬萬的武人階級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統治的一員，那皇帝豈不是太好做了？
實際上，解除親信大將的兵權，隻是宋初“削藩”計劃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釋兵權的宴會上，趙匡胤說自己寧願當一名節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達了節度使職權已經近似皇帝的事實。這便是宋初麵臨的武將困境，即武將藩鎮權力的過度膨脹。
從唐朝中期開始，因為戰爭從邊疆延伸到了內地，因此唐玄宗所設立的藩鎮也從邊疆一路設置到了內地。這些藩鎮的節度使們不僅對軍隊有絕對的領導權，而且其轄區內如財政、民政、貿易等控製權，均是獨立領導，因此在地方上做一個節度使，就如同到了一個獨立王國做土皇帝。彼時中央政權對於藩鎮將領的統治，就如同春秋時代周天子對諸侯的統治，極不穩固。
而藩鎮內部，不穩定性依舊存在。
因為藩鎮節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團中的一員，因此想要把持住轄區內的行政權，就必須派遣自己的親信武將去擔任行政官員。結果各級行政官員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團所霸占。這些中下層軍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豐滿以後，挑戰節度使權威的人也不在少數。
那個時代，就是名副其實的“武人政治時代”，所謂權隨兵來。
況且對於趙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脅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團的支持，從軍事首腦變成了國家首腦。無論他自己對於周國政權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於此是無法共享的，一旦以趙匡胤為首的勢力做大做強，足以推翻中央勢力的時候，這些渴求更進一步富貴的武人們必然極力慫恿、促其成功。盡管趙匡胤完全可以彈壓自己的親信武將，但他無法直接控製圍繞這些武將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從製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宋朝也無法長久下去。
因此，趙匡胤僅僅解除自己親信的兵權是遠遠不夠的，他還需要將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鎮製度。對此，趙匡胤和他的謀士們的策略是：“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鎮頭領的權力：
在第一批藩鎮大將被罷免之後，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祿，並使之居住京師加以控製，終宋一朝，雖然武人的地位和職權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卻極為優厚。同時朝廷會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鎮擔任行政長官，這一官職後來便演變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職。不僅如此，知州們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動的官僚無法形成勢力，也就解決了封疆大吏擁兵自重的問題。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層軍官的權力：
正如節度使被知州等官員所取代那樣，朝廷也開始在地方委派知縣擔任地方行政官員，而不再由鎮守將校兼任。
同時，知縣的選派也與科舉掛鉤，由中央統一考核、委派，這就斷絕了地方武人壟斷選官、任官的權力。同時設置縣尉，類似今天的警察部隊，來維護地方治安，從而剝奪了基層武將幹預縣一級行政的權力。值得一提的是，縣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則是瓦解大將的親信集團，進一步削弱藩鎮的凝聚力和號召力：
原先的藩鎮大將，為了擴充自己的親信勢力，將轄區內的文職工作，如稅收、民政等問題委任給了自己的親信部將，而原本負責這些任務的文官則邊緣化。
宋太祖改革以後，嚴格禁止大將將轄區內的文官權限交給自己的親信武將，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執掌行政權力。此路一開，宋朝對於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觀上刺激了科舉製度的蓬勃發展。而武將從此僅僅掌握訓練、帶兵的權力，而不得幹預州郡的行政事務。
經過宋太祖趙匡胤的一係列改革，宋朝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備的官僚製度，節度使也從原先的獨立諸侯，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虛位榮譽，而延續了兩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終結，宋朝也終於進入“文官政治”時代。
但文官政治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卻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軌道，逐漸成為宋朝的另一個弊病，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這也就是為啥說宋朝是武將的地獄文臣的天堂，這次宋朝長安城遭遇到遼國的南侵略計劃，耶律隆緒生性卑鄙無恥，如果是以前耶律隆續沒有重生或許是搶劫，但是現在曆史發生變化到底會有什麽樣變化，這次遼國的侵略已經發展起來，好戲在後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