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 285章 幕僚鼓動秦王反擊（三）
房玄齡協助秦王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參與玄武門之變主謀之一，幫助李世民謀得帝王之位，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貞觀年間，他更是以丞相的身份輔佐唐太宗李世民定國策、立朝法、精朝製，最終成就萬古不朽日月同輝的貞觀之治，造就了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偉大的盛世，他本人也成為中國曆史上的四大良相之一。
杜如晦投入李世民帳下比前麵兩位稍微晚一些，是在李家軍進入長安城之後，被李世民召入秦王府任職曹參軍的，他最突出的能力就是他總能確定正確的方向和方略，具備超常的決斷力，隻要是他認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正確的事情。在貞觀年間，杜如晦與房玄齡同心同德，相互配合，共掌朝政，房謀杜斷，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左右宰相，是貞觀之治的主要締造者之一，華夏曆史上的一代名相。
正當長孫無忌一時不知道如何才能夠找出太子府誰人負責具體實施偷運鎧甲的時候，也就是在李世民要離京陪同父皇前往仁智宮避暑的前一個夜晚，又收到一個小紙條，上麵清清楚楚地寫著“郎將爾朱煥和校尉橋公山”的名字。
李世民連夜喚來長孫無忌，將此信息告訴他。
之後，就發生了前麵已經敘述過的“楊文幹事件”了。
事情的結局有兩個方麵是李世民集團成員所沒有預料到。一是李淵在短短的數天時間內，就識破了所謂“謀反”不過是一個陷害太子的局子，而構陷此局的主謀毫無疑問就是秦王本人，或者是秦王府的屬下，總之秦王本人是脫不了幹係的，杜淹被流放就是對秦王的一個警告；第二個沒想到是聖上在“楊文幹事件”期間居然有過改立李世民為儲君的想法，說明李淵原本還是在乎李世民這個二兒子的，然而，這個在乎也恰恰是“楊文幹事件”之後就基本上消失了，易儲的可能性對於李淵來說，從此不再是一個選項了。
李淵既然已經看穿了“楊文幹事件”的實質，理應對秦王和太子都給予相當的懲戒，但他卻沒有這麽做，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低調處理了此事。他沒有責罰秦王，就相當於懲戒了太子；反過來，他沒有懲戒太子，就相當於責罰了秦王。李淵在他們兩之間玩平衡，他既要維護太子的儲位，又要保證秦王不會因為威脅到太子而受到後者的傷害，也就是說，兩個兒子之間既要存在一定的張力而互相牽製或製衡，這樣才不會威脅到自己的皇權，但這種張力又不可過大，否則就超出了他老李的可控範圍。
一方麵，李淵之所以沒有責罰秦王，隻是流放了杜淹，一是因為老李徹底了解了太子的心思，畢竟他輔政監國多時，已經食髓
知味，要他放棄儲位，他會跟你拚命，所以動什麽都不能動大郎的太子之位；二是為了警告太子，他乘皇上離京而私運軍械不僅違製，而且是對聖上不遵，更重要的是他在東宮擴展和加強武力是對父皇的一種威脅，犯了大忌，必須適可而止，打壓排擠秦王可以，但要點到即止，不可過分。
另一方麵，李淵之所以沒有責罰太子，甚至對偷運鎧甲之過也隻字不提，隻是流放了王珪等人，目的在於告訴李世民，莫要試圖利用太子之過錯行陷害太子之事，妄圖奪嫡是不可能的，太子絕不會願意推讓，他甚至會拚死保位，易儲之事也隻能就此打住，二郎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正如李淵所擔憂的那樣，即使二郎李世民沒有奪儲之心，但難保他手下的謀臣不會教唆他、慫恿他去為了儲位乃至皇位而鋌而走險。這次房玄齡、杜如晦和長孫無忌鼓動他們的主子秦王李世民利用偷運軍械之事，公開化地與太子為敵，就是一個實證。
其實，這次房玄齡和杜如晦在給秦王出主意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個預判，他們硬生生地揭開蓋子，完全有可能會遭致太子黨集團的瘋狂反擊和進攻，他們之所以有意掖著這個想法而不向秦王明說，當然不是想害秦王，他們知道這一天遲早要到來，而來得越遲對秦王越不利，因為那會讓主子在不經意中消磨了自己的抵抗意誌和抗壓決心，讓這一天早點到來，反而可能激發主子那尚未頹喪的理想和誌向，以及他那尚未放棄的求生欲望。
是金子總能發光、是錐子總要冒尖！
李世民當然也不是傻子，他的政治鬥爭經驗的確是非常欠缺，更不懂得玩弄政治手段，但他還是有足夠的智慧看出利用太子偷運軍械之事而與兄長公然開撕而引發的不利後果。他知道太子對自己的忌憚是不會消除的，除非自己先從地表消失了。與其說溫水煮青蛙地在鍋裏被太子黨慢慢地暗暗地燉殘，還不如揭開蓋子，讓眾人圍觀，至少讓世人能夠看出個是非曲直，而不至於造成一種好像我李世民早就預謀奪嫡爭儲的印象。從好的方向看，公開化有可能遏製太子黨的進一步敵對行動，但也有可能激化事態，而使到他們的打壓和排擠更加瘋狂，但我總算無須總是在明處遭暗箭了。
一個早就觸及李世民神經的疑問一直以來都在他的心頭縈繞：已經連續四次以同樣的方式的得到密報，情報內容之準確表明太子府或齊王府有自己人，可這人到底是誰呢？他為什麽要暗中相助呢？又為何要以如此隱秘的方式傳送情報？
第一次在觀音婢那裏，第二次在陰月娥房裏，第三次在韋珪（後來的韋貴妃）那裏，而最近一回呢，卻又是在觀音婢處，這“秘密交通員”不僅熟悉秦王府，而且對自己每天的私生活安排都了如指掌，但他有為何不直接與我聯係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