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直皖大戰
「五四運動」使得段祺瑞政府及皖系所控制的「安福國會」聲名狼藉，在國民中的威信逐漸喪失。看著張漢卿的「安西軍」在西北取得的成績，曹錕與吳佩孚眼熱起來。兩人見時局如此，認為有機可乘，便派人出關積極遊說張作霖，以求達成直系與奉系南北夾攻皖系之勢。
此時奉軍已完成10個師的整編，正是兵精糧足人才濟濟之時。興安、熱河、察哈爾、蒙古四地的獲得及「西北軍」的成就，使東北聯省自治政府的聲望達到新的高峰，也使得奉系高層的眼光轉向了關內。
但對直系拋過來的橄欖枝，張作霖權衡利弊，始終不能決斷：一邊是入關獲取好處的誘惑，一邊是得罪皖系背後的支持者日本人。他雖然在骨子裡是個十分愛國的軍閥，但是此時此地，以他的力量和地位，不能不顧忌到日本人的影響力。他一生中的重要盟友吳俊升也不願意出關，他堅持奉系閉關自守以待來日，遼東雖小足以為王，目前以靜觀局勢、藏拙養晦為要務。
張漢卿與孫烈臣是出關的支持者，孫烈臣認為皖系主力盡被分散在各地，易於擊破。奉軍出關阻力甚小，挾安定蒙古之威及在國人中的影響力，在直皖反目中或可乘機入主也未可知。而張漢卿則知道史上直皖戰爭的速勝，當然力主出兵，以不讓直系在北洋政府中坐大。日本人則由於對英、美的忌憚與國內經濟實力的不足與政治氣候的影響，尚無能力給予規模的干涉，只會象徵性地表示反對，因而不足懼。
張作霖已習慣於張漢卿的進言，他欣然應允，在4月以王乃斌為全權代表，商討與直繫結成反段聯盟的條件。張漢卿給出的條件是：
1。 共組北京政府，新政府之財政、農商、交通總長由奉系指定；
2。 奉系獲得察哈爾省城張垣地方（即張家口，此時尚被皖系軍隊據守）；
3。 熱河所圍之直隸唐山、秦皇島2市併入熱河特別區，成立熱河省；
4。 直系習慣勢力綏遠特別區劃歸奉系。
5。 直奉兩系在西北合力攻擊陝西，雙方以渭河為界，西北人民軍佔北方，直軍佔南方。
6。 天津為雙方勢力分界點，雙方均可駐兵於天津，但不得干涉天津民政。
7。 戰後奉系同意並支持直系擁有原皖系安徽、山東、浙江3省之地方。
這是一個雙方大致都能接受的協議：陝西間隔了奉系控制的甘肅與直系控制的湖北，平分陝西實為公平之舉；陝北若歸奉系所有，綏遠處在奉系甘肅、蒙古、察哈爾包圍之中亦無完璧可能（臨近的山西是另一軍閥閻錫山牢不可破的勢力範圍）；天津為各外國勢力雲集之地，動輒得咎，直系並無太大興趣；靠近山海關的直隸2市處於奉系連接天津、熱河必經之處，奉軍勢在必得，必不容協商。而直系則鞏固了長江流域及北方的地盤，奉系將連接西北東北便捷通道的大片土地收歸囊中。可謂皆大歡喜。
遠在年初，段祺瑞即已預感到直系的不臣之心。他對防止直系北上想盡了辦法，卻終於沒能得逞。新年之始，即謀划以皖系人物吳光新取代河南督軍趙倜，以阻斷吳佩孚北歸之路（時吳佩孚軍在湖南對抗廣州軍政府）。後者傾向於奉系，卻一直反對皖系對日縱容。但是總統徐世昌恐釀成巨變，不允發表。時靳雲鵬為獲得直系支持，也表示反對，因此不見諒於段祺瑞，差點辭職。
3月7日，駐湘南之直軍第3師師長吳佩孚不顧北京政府連電阻止，要求撤防北上。3月18日，吳佩孚麾下混成旅旅長王承斌、蕭耀南、閻相文等開始撤防北上（廣州軍政府續付毫洋三十萬元作為開拔費，北京附近駐軍師長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李進才、劉詢通電，謂營房不足，拒直軍移駐）。
5月17日，段祺瑞在團河召開作戰會議，命邊防軍集中北京一帶，段擬自駐鄭州迎擊吳軍。為了鼓動士氣，6月4日，段祺瑞、徐樹錚宣稱動員討伐南軍。
6月10日，奉軍自直隸獨流鎮經天津開往廊坊。
在直皖磨刀霍霍之際，皖系在湖南的釘子被連根拔起——6月13日，皖系湖南督軍張敬堯為各方驅逐出湘，北京不得已「褫其湖南督軍兼省長職，暫行留任」。
6月15日，吳佩孚攜直軍旅長王承斌、蕭耀南、閻相文自鄭州至保定，與直隸督軍曹錕會議。
7月4日，徐世昌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職，以李垣護理，裁撤邊防總司令，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管。7月5日安徽督軍倪嗣衝到北京，段祺瑞下令邊防軍動員。7月6日邊防軍向長辛店、廊坊出動。張作霖早已做好痛打落水狗的準備，但為了麻痹段祺瑞，親身到團河，勸段祺瑞勿用兵。然而段祺瑞在得到張作霖奉軍保持中立的「保證」后，認為勝券在握，執意開戰，並要求懲辦吳佩孚。在此形勢下，直系第16混成旅旅長馮玉祥率部自常德桃源撤退，移漢口諶家磯…
直皖大戰勢不可免，但是直系僅吳佩孚所帶1師3個混成旅及曹錕所部2個師。面對有日本華北駐屯軍作後盾的皖系軍隊，不能不有所顧忌。在吳佩孚的建議下，7月10日，曹錕致電北京公使團，請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實。美、英、法三國壓迫日本公使表示態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發表宣言，表示決不助段。
為給直系打氣，7月11日張作霖致曹錕一電，說他已經派遣第28師先行進關，關內奉軍派張景惠為司令。他估計關內奉直聯軍已有七八萬人，可以應付東西兩線的戰爭。並向曹錕擔保：「我輩骨肉至交，當此危急存亡關頭，不能不竭力相助。」
得到日本人的保證，又有奉系在後支持，直皖戰爭開始。皖軍西路段芝貴部（轄第十五師劉詢、邊防軍第一師曲同豐、第3師陳文運）自涿州攻佔高碑店（直軍西路總指揮為吳佩孚，後路總指揮為王承斌，東路總指揮為曹，兵力為第3師及曹鉸、王承斌、蕭耀南、彭壽莘等混成旅，約四萬餘人，皖軍東路徐樹錚，兵力為邊防第一、第三師、陸軍第九、第十三、第十五師， 又三混成旅，約六萬人）。
張作霖見皖系軍隊主力已調向北京以南，後方空虛，準備乘機起事。他以破獲了皖系在東三省有顛覆活動為名，宣布徐樹錚八大罪狀，並通電清君側。
為避免兩線作戰，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總統令要求各路軍隊退回原防，這樣一來，奉軍則不得入關。張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聯繫順直省議會、天津總商會、直隸商會聯合會通電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狀：
「……視東海（總統徐世昌）為傀儡，待同官若奴隸，頤指氣使，炙手可熱。靳雲鵬雖其門生，然既為總理，論體制應在督辦之上。乃段祺瑞於院部有關係之文函，均親筆批有交院、交部字樣。其下屬奉命轉達於院部者，則直書曰奉督辦諭，交總理總長辦理等字樣，儼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蓋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綬，自由擅發，試問紀綱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陸，借用日款五萬萬元，將東三省森林礦產及滿蒙熱河鐵路之權，拱手以授日人，又將膠濟、高徐、順濟等鐵路與日本訂立合同，使山東亦將為東三省之續。甚至訂立軍事協約，而日本軍隊侵入北滿，假借參戰練兵，而日本軍官攬我兵權。至於贊成簽訂德約，主張直接交涉，無一不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國，此其大罪二。段於袁項城時，往往以項城任用權術，利用金錢收買下級軍官，唆使反抗上官之舉為不然。不料自彼執政以來，變本加厲。……廣用金錢，結合各省軍隊以自固，以致軍隊日多，財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這個電報末尾且指責段祺瑞並非如一般人所說的很廉潔，它指出：「天津義租界房屋，乃徐樹錚於民國元年所得漢陽之款，以十三萬元分潤段而購置者；曾雲霈以安福黨費為段興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復辟討逆餘款二百萬元，盡入私囊；段在中日匯業銀行有股份一百萬元。」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證據板上釘釘？張作霖準備多時的作戰計劃迅速傳達到各部：汲金純28師沿京奉線出山海關攻唐山、天津；張景惠率第16師出赤峰，攻多倫、沽源、赤城，進逼張家口。
在7月13日張作霖宣布派軍入關以前，段對「討直」之戰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噓說，戰爭開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認為奉軍不會幫助直軍。因為他認為張作霖雖然和徐樹錚不和，但張和直系的曹錕、李純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計張作霖一定是在關外坐視成敗，不會在直皖衝突中輕易下注。也就是說張作霖會保持中立的。段認為只要張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擊敗直軍。怎知13日接到奉軍第16、28兩師大軍已經開進關來的軍報，接著又獲悉奉軍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馬廠、軍糧城一帶布防，這一來可真讓他著慌了。
本來，從7月11日起，直皖兩軍前線已有了小規模的衝突。北京城中已時聞炮聲。傳說邊防軍和劉詢的第十五師有不願出戰的表示，每與直軍接觸，均著著後退。迨奉軍入關，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腳，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謁徐世昌，請求頒發停戰令。
段系手忙腳亂，一方面壓迫徐世昌下了停戰令，另一方面又覺得當前情勢必需速戰，否則軍心不易維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別軍事大會，決議立即下達總攻擊令，同時為了鼓勵士氣，特傳檄全國，討伐直軍。
7月14日，直皖兩軍在北京東西兩面的京津鐵路和京漢鐵路線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帶開戰。西線直軍遭邊防軍進攻受挫，退出高碑店。東路邊防軍由徐樹錚坐鎮，進攻直軍所據楊村，未決勝負。奉軍湯玉麟部奉命越過潮河，直插密雲與懷柔，威脅皖軍後背。
7月17日，直皖兩軍已經開火了，廣州軍政府也發表通電，聲討段祺瑞。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對於直皖瀕於開戰之時，突然採取了斷然行動，軟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軍吳光新。原來北京政府發表了段祺瑞的內親吳光新為湖南督軍后，北軍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張敬堯陰謀攫取湖北，助攻直軍，且密令吳光新的舊部，駐守河南信陽的趙雲龍攻奪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吳張動手，他便先下手為強，借請宴為名，把吳光新約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吳光新即被軟禁，吳部嘩變，亦被直軍解散。張敬堯這次倒很聰明，聞風先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