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大勢
隨著時間的推移，曹錕、張作霖和徐世昌對靳雲鵬內閣，卻都不滿意了。直系認為，靳雲鵬偏向奉系，在財政和權利的分配上，因為靳雲鵬和張作霖是兒女親家，靳有意向奉系傾斜。這也是實情。因此，曹錕對這個內閣漸生厭情，意欲改組。本來靳雲鵬是親奉疏直的，奉系對靳應該好些。但靳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難免不考慮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說，也要顧及到直奉雙方的實力均衡，這也使張作霖不滿。使張作霖最不滿意的是，靳雲鵬竟然為平衡直奉勢力，擬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若非張漢卿在湖北的行動已在實質上已打亂歷史的流轉，張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師長一下子就會提到和張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張作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雖然他兼著蒙疆經略使的頭銜，但主要頭銜部分還是東三省巡閱使）。
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靳雲鵬之間，矛盾也是非常尖銳，幾不能共事。徐世昌和舊交通系分子關係密切，淵源很深。舊交通系亟想把靳雲鵬趕下台，他們想利用掌握中國財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閣風波，正史上新上台的總理便是親日派的舊交通系骨幹梁士怡。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鬧窮的風潮業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僱員，並進一步擴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它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幾乎不能進行。更有甚者，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許多部的長官也要求辭職。陸軍總長蔡成勛、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等，面對部員索薪，無計可施，只得要求辭職。各省軍閥一面截留稅款，招兵買馬；一面卻用十萬火急、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政府催餉，暗含殺機。更為嚴重的是，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時期散布五國共管中國財政的謠言，藉以破壞中國國內銀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的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發生了擠兌風潮。
遠在武漢的張漢卿不願意發生這樣的變更，歷史就是因為張作霖倒靳扶梁，最終給吳佩孚以借口，才發生了導致奉軍第一次大敗的直奉大戰，將奉系在關內經營多年的事業毀於一旦。靳雲鵬雖然左右搖擺，畢竟他在位時北方大定，於自己實力擴充方面頗多默允。直系在北方頗有根基，作平衡之舉也是迫不得已。且靳內閣廣為英美各國所承認，並為大部分省份軍閥所贊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統優勢。趁此機會，奉系以扶梁為契機，在北京人事行政上佔有更多的話語權，可能比倒靳更有好處。
思謀再三，張漢卿先發密電於張作霖，電云：「父親大人均簽：竊聞我人有棄靳擁梁之舉，學良絕不贊成。現國家局勢，皆在父親之手。中國孱弱，實無力盡驅列強，雖英、美、日均為一丘之壑，但日人尤為我東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輩執政，則為曹、吳所素忌，直奉必有一戰。我勝，則英、美不甘於日本獨佔中國，必有反彈，而日人則坐得漁利，於北方形勢不穩。我敗，則痛失一統天下之大好局面，從此勝負易手，將來未可料也。適學良已與美人取得互諒，以漸次取代直系地位。南方亂局漸起，父親可利用孫中山之名望，行統一中國之大計，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種種，均賴政局之穩。
直系錢糧本依中央，彼雖兵多，然北、西、南均為我所得，發展乏力，已成困獸。皖地平癟，魯地不安。父親當控制中央財權，而後以各省自治為號，則人心向奉，而直系勢力為各省所不容。彼時統一軍政，行廢督裁兵之名，則其軍後勤無著。且我欲東下皖、魯，打通津浦線，南北奉軍聯成一體，則我軍力量倍增，直軍發展困頓，假以時日，彼消此長，可不戰而平北方。」
另以明電一份，通電支持靳雲鵬，併發出「統一全國」的口號，電文是：「陝甘巡閱使張漢卿致電徐總統世昌、靳總理雲鵬、孫中山先生並各省軍政領袖：自袁總統反覆以來，民國四分五裂，法統不存，政分南北。國之大廈將傾，民之人慾無存。當此之時，列強環繞，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頓，經濟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來，國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專制壟斷之毒，奮起而爭自由。以奉人自治始，發展到現在成為東北自治政府聯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其是非功過，已有公論。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言書中即已指出：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
為今之計，當重開南北議和之會，廢督裁兵，還政於民，廣修水利，扶助農工，普及義務教育，整頓財政，軍隊統一於國家。眾志成誠，共御外辱，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海關自主，行三民主義，建設統一、強大之新中國。」
張漢卿洋洋洒洒，欲以聯省自治組成統一之中國，即為聯邦制之濫揚。這是為了迎合諸路軍閥：民國時期，勢力弱的軍閥為保存實力，即號稱「保境安民」，勢力大的軍閥如皖系，即叫囂著「武力統一」。而今奉系一派獨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為名，則均可保留實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兩廣、雲貴、湖南、江蘇、浙江、安徽、新疆、福建、山西均紛紛通電贊成。處在直系壓力下的山東、河南亦極力支持。在第一次粵桂戰爭后的廣東督軍新秀陳炯明先行通電錶明態度，讚賞聯省自治，讓由上海南下廣州，力主 「北伐」的孫中山無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吳佩孚：聯省自治，財政歸於省，則省防軍省管，中央財政僅支持所編製軍隊。以河南、河北兩省地方財政無力且想來也不願供應直系6個師4個混成旅的龐大編製，則直系陷入兩難境地。將軍隊交於中央，則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壇的資本。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反對各省自治，則為越來越強烈的民意呼聲所不容，於法理上也站不住腳。
只有奉系從中得利：張作霖以東三省強大的工農礦業資源完成了財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聯省自治后其實已將軍、政、財權牢牢握在手中，形成遊離於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實上的獨立王國。經過3年的建設，東北的奉天、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規模已不下於上海，史實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戰後稱霸蘇、滬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時，奉系治下經濟活動正進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總財政收達到創紀錄的5。7億，是同期中央財政（除奉系外總收入）的6倍。如此雄渾的經濟實力讓張作霖驚喜交加。他知道，以這樣的能力，入主北京統一中國已為時不遠了。也趁此機會，奉系通過向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交通銀行（後來又有中國農民銀行）注入大量現銀，取得絕對控制權，並平靜地化解了這一次的財政危機，從而也將舊交通系排擠一邊。
由漢陽、武昌和漢口構成的武漢三鎮在九江上面、重慶下游，離上海約六百英里。這個港口城市是長江沿岸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也是長江中、下游的劃分線。英國、日本和法國在這裡都有租界，城裡還有為數眾多的西方商業機構和教會機構。如果說奉系以工業實力在民國初中國大放異彩、上海以「萬國租界」及先天的港口優勢促成貿易繁榮的話，武漢則以九省通衢，為京漢、粵漢鐵路和長江黃金水道的腹心地帶的交通優勢獨領風騷。
鄂省自治后，以夏壽康為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為，息兵養民，逐漸恢複本省經濟。然而漢口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擠兌事件將這一計劃打亂了。湖北本為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穩，中原腹地不寧。張漢卿接連發表宣言，以恢復銀行信心。俟奉系注資中央並穩定金融局面后，漢口擠兌事件瞬間就風平浪靜了。這一事件也使鄂省財政大員了解了奉系的實力，對這位少帥敬畏有加，張漢卿也在無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響力。
其實張漢卿打心底不贊成聯省自治。中國有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王朝歷史，《三國演義》第一頁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來傑出的政治家，無不在國家分裂的局面下以武力打開局面，實行大一統，從而名垂史冊。不是說中國人一定不能實行聯邦制，只是千年以來慣性使然，聯邦制的優勢也是極為明顯的。但是在中國卻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礎，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勢力，成為新一代軍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這個口號，僅是為了在現階段打倒直系時減輕來自其它地方的阻力。
經歷了倒閣風波的靳雲鵬也徹底倒向了張作霖。他頂著總統徐世昌的壓力，將奉系要員劉尚清、潘復、孫烈臣召進了內閣，分別任農工、財經及極重要的陸軍總長，使主要閣員均為奉系人馬。這還不算，以人民黨為首的政治勢力也藉此機會控制著議會近1/3的席位。因為他們常在香山開會，人稱「香山會議派」，作為人民黨黨魁的張漢卿也成為民國初年中國政壇的一大新秀。
經過人民黨的努力推動及宣揚，「國家統一」已成為民國北方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強有力的組織、宣傳及動員能力使人民黨在國人的意識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傑出的軍事、政治、經濟能力，是「國家統一委員會」帶給國人鮮活的希望的保證。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奉系統一中國已是板上釘釘，只是時間問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