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宦官之怒
【宦官之怒】
大唐乾寧五年（898）8月，昭宗皇帝從華州出發，還駕京師長安，改元光化，大赦天下。
這一年，昭宗已經在皇帝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地耕耘了十年之久。經過十年的努力，那兩座大山——宦官、藩鎮，依然巍峨聳立，而他的抗爭力量卻急劇衰減。大唐帝國，江河日下。
他的兩大法寶——文官集團、親王典兵——的能量，也在這十年的抗爭中損耗殆盡。“十六宅慘案”之後，親王們遭肉體消滅，徹底斬斷了“親王典兵”的念想；文官勢力也在內外聯合作用力之下變了味道。
文官勢力在內部存在著兩大先天缺陷，一是昭宗在選人方麵饑不擇食，導致文官集團先天畸形，才華方麵良莠不齊，人品方麵更是魚龍混雜；二是文官集團在利益麵前同樣毫無抵抗力，為了爭名奪利而不斷上演派係鬥爭。
外部因素同樣製約著文官集團的健康發展，主要體現在地方藩鎮對中央事務的粗暴幹涉。例如朱溫，與宰相崔胤暗中勾結，強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韓建，在華州肆無忌憚地進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說李茂貞，直接逼死異己的帝國宰相。
兩大內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團變成了一把塗著毒藥的雙刃劍，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會用還必須得用。
宦官依然囂張跋扈，藩鎮依舊紛爭不斷，親王被屠殺，文官靠不住……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槍斃強。昭宗皇帝終於染上了酗酒的惡習，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墮落”的時候，危險也悄然臨近。
危險來自於宦官的恐懼。
昭宗自登基以來，先後鏟除了田令孜、楊複恭兩大權閹，僅從與宦官奪權方麵來看，昭宗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極大震懾了宦官勢力，並從中挖掘了幾個忠於皇帝的清流，例如西門大官人（西門君遂）等宦官。
好景不長，鳳翔李茂貞稱兵犯闕，西門大官人等濁流中的清流與真清流宰相杜讓能，一同做了替罪羊，含冤受死。
隨後，“宦官一哥”就成了駱全瓘、劉景宣。他們親眼目睹了關西集團的強大和皇室的威嚴掃地，於是積極與關西集團狼狽為奸，內外勾結，傾軋昭宗。剛剛有所好轉的宦官界，變本加厲地恢複了本來麵貌。
在這股妖風的合力作用下，很快就催化出了“三鎮犯闕”。隨後在河東勢力的幹涉下，關西集團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勢力，駱全瓘、劉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
於是，宦官宋道弼、景務脩等就成了宦官集團新一代的領頭羊。
在這短暫的幾年中，掌握實權（左、右神策軍；樞密使）的宦官們如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朝廷的軟弱無能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宦官們對皇權的敬畏早已蕩然無存。宋道弼、景務脩等宦官的囂張跋扈絲毫不加收斂。
宰相崔胤就以這兩位宦官當突破口，積極鼓動昭宗對宦官勢力痛下殺手。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並不是替江山社稷謀出路，而是自己爭名逐利的手段。
首先，是出於自身安危的考慮。
眾所周知昭宗的兩大心病是宦官和藩鎮，昭宗考慮的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崔胤的背後勢力是藩鎮力量，所以必須讓昭宗先邁出宦官的那隻腳。
其次，可以獨享打擊宦官的紅利。
打擊宦官的最大收獲是禁軍兵權。現在，親王們被韓建屠殺殆盡，隻剩下文官集團來接管禁軍兵權。所以，極力主張打壓宦官的崔胤，當然就是“值得信任”的可以托付兵權的同誌嘍。
打壓宦官，一舉兩得。所以崔胤極力主張昭宗對宦官勢力舉起屠刀。
曆代先帝都有過與宦官勢力鬥爭的動作，卻無一例外地都以失敗而告終，期間亦有付出慘痛代價的，例如文宗朝著名的“甘露之變”。對於崔胤誅殺宦官的主張，昭宗一直舉棋不定，於是征詢其他宰相的意見。
宰相王摶極力反對，他的理由十分中肯。宦官囂張跋扈，天下盡知，但積重難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平息的，更不是殺幾個宦官能解決的，從田令孜到楊複恭，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再說了，如今皇上要殺宦官的消息已經走漏了風聲，朝中傳得沸沸揚揚，宦官們握有兵權而又人人自危，這是個極其危險的苗頭！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安撫維穩，徐圖後計。
宰相王摶說的句句在理，昭宗更加狐疑。
崔胤便在昭宗麵前進獻讒言，誣陷宰相王摶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買，所以才袒護宦官；王摶則揭發崔胤先前舔菊崔昭緯、勾結關西集團的醜事。
由國家大政方針的辯論變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擊，互潑髒水。其中，王摶與宦官勾結的說法缺少證據，而崔胤攀附關西集團卻是證據確鑿。另一位宰相徐彥若也站在王摶一邊，共同揭發崔胤勾結關西集團的不恥往事。
於是，王摶與徐彥若在這場小規模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了短暫勝利，崔胤被昭宗罷了宰相，逐出中央，外放到了兩廣地區（廣州清遠節度使）。
崔胤不願就此認輸，他秘密聯絡朱溫，向其透露、歪曲宰相王摶的話，說王摶勸昭宗把精力放在削藩上。
朱溫立刻上疏，指責王摶勾結宦官，陷害忠良，禍國殃民。強烈要求昭宗重新考慮一下人事調度問題。
迫於朱溫帶兵來長安訴冤的壓力，昭宗不得不召回崔胤，讓他再次出任宰相，同時將王摶一貶再貶，先罷相，再貶到湖南（溪州刺史），再貶到海南島（崖州司戶）。同時，將兩位大宦官宋道弼、景務脩也貶出朝廷，外放到地方做監軍宦官。
然而這三人卻不用飽受長途跋涉之苦，因為賜死的詔書當天就送達。三人剛剛走出長安城，就改道黃泉路。
另一位宰相徐彥若看清了形勢，急忙投降，堅決辭去宰相職務，要求外放，最終得以赴任廣州，躲開了長安這片是非之地。
至此，崔胤在地方藩鎮勢力的支持下，控製了朝廷，更加無所顧忌地推行對宦官斬盡殺絕的主張。
這種情形像極了漢末三國時期的大將軍何進謀誅“十常侍”。
宦官，並非殺不得。但崔胤和昭宗都犯了何進曾經犯過的錯誤，如此重大的機密已經被傳得沸沸揚揚，卻又遲遲不肯動手，營造出一種對自己極為不利的恐怖氣氛。
崔胤“誅盡宦官”主張，是宦官們恐懼的來源之一。
恐懼來源之二，是昭宗經常耍酒瘋。政治上的失敗和“十六宅慘案”嚴重摧殘著昭宗的心理。胸中的憤懣無處宣泄，隻得借酒消愁。昭宗終於沾染上了酗酒的惡習，而每當醉酒之後，昭宗都會變得喜怒無常，令身邊貼身伺候的宦官和宮女戰戰兢兢。
恐懼來源之三，是昭宗對宦官越來越不信任，而對巫醫樂工、和尚老道、江湖術士愈加親近，因為這些人是除了文官集團之外，為數不多的可以被皇帝利用的力量。
某王子生病，宦官劉季述領著兩位禦醫車讓、謝筠入宮醫治。過了很久，也不見兩位禦醫出來。宦官劉季述等人便向昭宗遞話，說按照宮中的行為規範，閑雜人等不得長時間逗留。昭宗不予理睬，不僅沒有放出兩位禦醫，還下詔，從今往後，不得禁止巫醫道士等入宮。
宦官劉季述是繼宋道弼、景務脩之後的“宦官一哥”，時任左神策軍總指揮（左軍中尉），當年楊複恭廢長立幼擁立昭宗的時候，劉季述是負責接昭宗入朝的小宦官。
如今，劉季述等位高權重的宦官在空前的恐懼中苟且隱忍，惶惶不可終日，特別是對宰相崔胤的恐懼，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宮中所有宦官都不敢與他對視，真正是大氣不敢出，生怕一句話、一個表情、一個眼神會惹怒他，從而招來殺身之禍。
宋道弼、景務脩的死，更是極大刺激了劉季述等宦官，成為一場驚天變故的導火索。
這一次，“十常侍”們不是要殺“何進”了，他們玩兒得更刺激。
宦官的幾位重要頭領，劉季述、王仲先、王彥範、薛齊偓等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達成了一致共識：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先下手為強，廢掉昭宗，立太子李裕當新君，從而以擁立之功把持朝政，在地方則聯合關西集團，如此來挾天子以令諸侯。
有別於昭宗和崔胤的優柔寡斷，這些宦官們行事果斷，說幹就幹。
一場陰謀悄無聲息地布置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