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外圍的外圍
【外圍的外圍】
朱溫迫近鳳翔，江河日下的關西集團無力與之正麵硬剛，隻能利用手中的政治牌——昭宗，“挾天子以令諸侯”，矯詔天下群雄起兵勤王。
河東李克用欣然響應，卻被“三圍太原”，打到懷疑人生，再也不敢造次；西川王建，以勤王之名，行侵吞山南之實；江淮雙雄被內憂（徐許之亂）掣肘……
在此期間，另有一位小同誌積極幫朱溫進一步掃清了外圍，他就是金州昭信節度使馮行襲。
馮行襲，原為均州下級軍官，黃巢之亂時，智勇雙全，擒殺匪首孫喜，使均州免遭匪患，繼而逐刺史而自居，被時任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奏為均州刺史，從此登上了曆史舞台，開啟了輝煌人生。
當時，僖宗避亂幸蜀，均州作為襄、漢、蜀的重要交通樞紐，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同時又有崇山峻嶺，地形複雜，而天下的貢賦都要經過此處運往蜀地，於是就在均州以西滋生了大量土匪強盜，專門劫皇綱，他們嘯聚山林，活動猖獗。馮行襲到任後時間不長，就把他們全部消滅。
同樣的，史書上並無剿匪過程的具體描述。我們可以試著展開：這些盜匪十分膽大，並不像小土匪那樣打家劫舍，而是專門劫皇綱，打劫運往朝廷的貢賦，胃口大、膽量大、實力大，很難說他們的背後沒有保護傘。或者說，這些強盜很有可能就是某些軍閥扮演的，這種情況屢見不鮮，但多見於暗殺政治人物如宰相王鐸、國舅王瑰、準宰相王柷等。
這樣的強盜集團看似無法撼動，但隻要揪出背後的保護傘，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顯然，馮行襲沒有與之同流合汙，將其一一鏟除，或者是和平招安，總之，他選擇了為朝廷鋪平道路。
此舉換來了朝廷的欣賞，給他升官厚賞。
再後來，鳳翔李茂貞染指山南地區，派養子李繼臻攻占均州以西的金州。當時的李茂貞也是剛出道不久，實力和威名很有限。馮行襲立即出兵趕走了李繼臻，將金州搶到自己手中，從而被委任為昭信防禦使，總部設在金州。
隨後，“倒楊運動”中，馮行襲又押對了寶，在金州、商州一帶擊敗楊守亮的部隊，從而被升格為昭信節度使。
如果馮行襲不是刻意為之的話，那就隻能說他運氣爆棚，每次朝廷看誰不順眼，他都能上去踩兩腳。
而這一次選擇站隊朱溫，則是他的苦心經營了。
同樣是因地利之便，宦官韓全誨派到華東地區的使節，都要途徑金州，並打算把金州作為勤王之師的集結地。如此一來，就會把馮行襲卷入這場紛爭，而且還是被關西、宦官集團裹挾。
麵對閹黨的強行捆綁，馮行襲知道自己已經無法置身事外了，雖然這是他多年來的行事準則和安身立命之秘訣。事到如今，馮行襲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要抱緊朱溫的大腿，與朝不保夕的閹黨劃清界限。
馮行襲將關西集團派來的二十多位宦官全部扣留、誅殺，然後把他們的人頭和隨身攜帶的“詔書”、“敕令”悉數送與朱溫，並派節度副使親自晉見朱溫，表示歸附。從此堅定不移地站在朱溫的羽翼之下。
實際上，這批使節即便到了江淮地區，也是無功而返。江淮雙雄無力抽身，而其他小角色既無力也無心千裏迢迢遠征朱溫。
然而馮行襲截殺使團的動作依然具有極其深遠的政治意義，這是馮行襲主動納上的投名狀，雖然馮行襲地盤狹小、實力有限，但他所處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是襄、漢、蜀的交通咽喉，更是長安的南大門。
此後，隨著朱溫的日益崛起，馮行襲知道自己押對了寶，於是更加竭忠盡智地輔佐朱溫，也教導自己的兒子要全心全意忠於朱溫。
朱溫也非常喜歡這位識時務的俊傑，累功封爵至長樂郡王，死後追贈太傅，諡號“忠敬”。
低調而犀利的馮行襲，幫朱溫進一步肅清了外圍，換來了一生榮光。
西川王建名為勤王，實則侵吞關西集團的地盤；河東李克用心有餘而力不足；江淮雙雄掣肘於內患；家門口的馮行襲又成了朱溫的看門惡犬……
鳳翔閹黨們的日子不好過了。
【車駕在鳳翔】
宦官韓全誨把昭宗挾持到鳳翔之後，回鶻部落派來使者，表示願意出兵幫大唐削平內亂。昭宗饑不擇食，打算同意引進外援。
韓偓極力反對，說戎狄都是人麵獸心，不可信任！這些外籍雇傭兵曆來垂涎於中原的繁華富庶，當他們見到我們城池凋敝、軍備廢弛、內亂頻頻之後，一定會蠢蠢欲動，為禍中原。
昭宗這才幡然醒悟，急忙回複說“隻不過是幾個小小的盜匪而已，不勞大汗費心，謝謝”。
韓偓雖是被崔胤提拔，又跟崔胤一起謀誅宦官劉季述、平息“少陽院政變”、迎接昭宗反正，但他並沒有成為崔胤同黨，而是一心忠於昭宗。在崔胤謀誅宦官的時候，旗幟鮮明地公開反對，在閹黨迫帝西遷的時候，也沒有跟崔胤一起留在長安，而是連夜西追聖駕，主動投往鳳翔，堅定不移地跟昭宗站在一起，生死與共。
昭宗的“鳳翔流亡政府”急需組建一套文官班底，但韓偓等現成的扈從官員卻被排除在了核心權力圈之外。因為閹黨們需要的是一個服務於宦官而不是昭宗的文官集團。
宦官韓全誨不出意外地在鳳翔進行了大清洗運動。
一是打擊政敵。
例如韓偓，雖然他反對崔胤誅殺宦官，但他的出發點是鞏固皇權，而不是維護宦官，所以韓偓也在宦官的打擊之列。韓偓的本職工作是幫皇帝起草詔書（翰林承旨），宦官韓全誨在翰林院安排了兩個宦官，負責監視翰林學士們，防止其討論國事，更負責審查他們起草的詔書，防止他們“胡說八道”。
再如盧光啟，昭宗初到鳳翔，剛剛得到大力提拔（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就被免除了一切實權，給了個太子太保的空頭銜，靠邊兒站。
二是提拔親信。
在為數不多的主動投奔鳳翔的扈從官員中，也存在個別的投機倒把分子，例如韋貽範。
韋貽範非常聰明地把寶押在了閹黨和關西集團身上，積極向韓全誨、李茂貞等行賄，而韓全誨和李茂貞也急於尋找文官集團的代理人，於是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韋貽範被火箭提拔為宰相。
一日，昭宗跟群臣宴飲，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李茂貞與韓全誨等人悄悄溜走。昭宗忽然問韋貽範，“朕為何巡幸至此啊？”
韋貽範倉皇失措，支吾道：“臣在外，不知道。”
昭宗很生氣，繼續追問。
韋貽範索性裝聾作啞，直接無視。
昭宗怒不可遏，“你怎敢當著朕的麵瞪眼說瞎話？”酒桌上鴉雀無聲，昭宗又厲聲說道：“你既然已經通過不正當手段當上了宰相，就該秉公執政，如果膽敢亂來，朕一定依法辦你！”
隨後，昭宗回過頭來，對韓偓小聲（但所有人都能聽到）說道：“真該狠狠揍他二十大板，這種人怎麽也配當宰相呢？”
韋貽範則舉起酒杯，向昭宗敬酒以緩解尷尬。
昭宗同樣選擇了無視，沒有舉杯回應。
韋貽範接下來的做法永載史冊，他直接把酒杯杵到昭宗嘴上，真正的“灌酒”，“喝酒吧您呐！”
韋貽範仗恃背後的韓全誨、李茂貞，狐假虎威，欺君之甚，遺臭萬年！
韋貽範是通過行賄當上的宰相，他自然要把變本加厲，把錢賺回來。在任期間，韋貽範肆無忌憚地受賄、索賄，這也是昭宗厭惡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不湊巧，韋貽範剛當宰相四個月，他的母親就去世了。按照慣例，韋貽範是要丁母憂的，為母親守孝三年，這期間不得擔任任何官職。
三年，韋貽範等不起，他的“投資者”們更等不起。這些行賄者們每天都會排著長長的隊伍，堵門維權，要求韋貽範返還賄賂款。鼓噪喧嘩，不勝其煩。
韋貽範急於複出，於是在閹黨和李茂貞那裏上躥下跳，要求重新出任宰相，以兌現“投資承諾”。
迫於閹黨和李茂貞的壓力，昭宗不得不讓韓偓起草征召韋貽範複出拜相的詔書。
韓偓果斷拒絕，“我寧可斷腕，也絕不起草這份詔書！”並且上疏，指出韋貽範丁母憂不過才兩個月，命他複出，實在是駭人聽聞，有傷國體！
這不是韓偓的小題大做，在封建禮製之下，“丁憂居喪”是有嚴格的規定的，不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麵，而是有法可依的，上升到了法律層麵，唐朝的法律就有明文規定，據《唐律疏議》：居喪期間提前換下喪服的，“徒三年”。
也不要單純的理解為現在的“三年有期徒刑”，雖然意思比較接近，但這個“徒三年”的懲罰程度要比“三年有期徒刑”嚴厲的多。
隋朝以後，逐漸形成了新的“五刑體係”，分笞、杖、徒、流、死。視其情節嚴重程度來施加。
而“徒刑”之下，分五等，分別是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徒三年”是“徒刑”中的頂格罰。罪過再大一點，就要用“流刑”了，即流放；再大了，死刑，不解釋。
在“徒刑”服刑期間，需要在服刑地點進行勞作，比如礦場，而且對每日的勞作成果也有著明確要求。
所以說，僅僅是提前脫下喪服，就要吃頂格處罰的“徒刑”，可見古人對丁憂居喪的重視程度，絕不僅僅是輿論譴責這麽簡單。
另外，再看兩條法律規定：如果居喪期間“忘哀作樂”，接著奏樂、接著舞的，同樣是“徒三年”；哪怕是“遇樂而聽”，駐足觀望別人蹦迪，也要“杖八十”，“杖刑”，大竹板敲後背、臀、大腿，起步價是六十，每次加十，共五檔，頂格至一百。
對於國家公務員，相關要求更是繁瑣而嚴格。而丁母憂的韋貽範居然要重回相位，簡直就是天理不容。所以韓偓拒絕起草這份詔書。
翰林院的兩位監視宦官勃然大怒，對韓偓發出死亡威脅，“你想死嗎？”
韓偓根本不吃這套，懶得跟著倆閹人廢話，直接把衣服一脫，倒頭睡覺。
兩位宦官氣得渾身發抖，又無可奈何。
死亡，隻能對畏懼它的人產生威力，對於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的人來說，則是一種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