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四篇(七)
帛書《要》篇是《易傳》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內容，體現了孔子後學者對孔子重視《周易》一書以及發現《周易》一書的真理的追記與傳播。但這些反映孔子對《周易》一書老而如此的喜觀學習，並且如此的詳細記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看法與定性，卻不見於《論語》一書，這是什麽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認為《周易》(因春秋時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書，就是老師孔子看出了什麽，也不能記錄到《論語》裏。
在孔子的生活時代或《論語》編撰的時代，作為筮卜上運用的“八卦”，而說成是《周易》，這種現象是不會消失的。雖然戰國走向理性認識世界的時代，但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學者心頭的陰影不會消失。若沒有對《周易》一書深入學習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難見到《周易》一書的真理所在。顯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實的，好《易》達到癡迷的地步，能不發現《周易》一書裏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種說法性質，才能夠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自己的觀點，“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論語》一書所涉及到孔子對《周易》一書說法，雖不像帛書《要》文裏如此那麽詳細，但同樣體現了孔子對《周易》一書價值的取向，完全是與巫史相背的，孔子眼裏的《周易》就是一部義理之書。這是孔子幸運生活的時代，也是時代的召喚，才能造就出偉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長的氣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時期裏已產生了“易象”，這是在《周易》一書義理上發展出一篇“君子論”，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理念的形成（《論語》的君子論述很多，但“君子”論不是孔子首創的，而是《周易》一書首創，繼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傳》一書反映了春秋後期上層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而直接引用來說理。這是發生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所以對《周易》作義理認識也並非孔子之首創，隻是孔子繼承了前人的這種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對《周易》的認識觀。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對《周易》本質的看法，才有了《論語》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真實寫照。但就這麽一句話，可後封建社會後期裏的儒家學者，並不認為這《易》是指《周易》的，也對司馬遷《史記》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的說法懷疑，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孔子是不會喜歡《周易》的。那些文人學者把《易》作“亦”解，因帛書《易傳》的出土，《要》文裏孔子與學生子貢的辯論，才證明了孔子晚年喜歡上《周易》是確實的，《論語》裏的說法也是真對《周易》一書的，也證實了司馬遷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帛書《要》的考古發現，給人們認識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看法提供了正確的史料價值，也為人們從新認識《周易》一書的性質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考古上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隨葬紀年木牘已知，該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說明帛書《周易》與《易傳》是公元前168年做為墓主人隨葬品下葬的。這帛書是否是墓主人生前的讀本，還是做陪葬入土時的抄寫在帛上的臨時抄本，就不得而知了。這公元前168年與漢劉邦建國時期（前206年），已過去了三十八年。這《易傳》“要”文是漢初的文章，還是先秦的文章，在學術上也是有爭議的。《帛書·要》裏的那一段文章，詳細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貢的質疑，而產生師生兩人之間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辯論。從那段對話裏，看到了孔子有著蘇格拉底式的智慧與辯論思想，體現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為當今學界裏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癡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看到眼裏，並提出激烈的反對性的質問。“子貢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緍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這子貢對老師提出了尖銳的反問與批評。認為老師往日不是教導我們說“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卜筮頻繁”，這一觀念弟子們完全所接受了，為何老師老了反而又愛好上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學生看到眼裏，認為老師老了卻愛上卜筮之書了，並提出尖銳的批評。孔子自然要對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對意見的子貢一個說法來。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語要有規範，指責別人不要太隨便，踐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華。對《周易》重要的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義，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過。因為《尚書》多有疏漏之處，而《周易》能使人無過失，而且又有古人遺教在裏麵，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
這就是“夫子”回答子貢的質問。這確實體現孔子不同於他人之處，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的真理。對《周易》一書的認識“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對“周易”的重要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並不在於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過”）。這話說的太對了，孔子若沒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韋編三絕”。能有這樣的認識嗎？孔子看了《周易》一書，認為“有古人遺教在裏麵，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孔子沒有看錯，這正是《周易》一書的真正內容，那裏是卜筮之書。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過，就否定《周易》一書哲學性質，這正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而《周易》一書在子貢的眼裏就因為史巫用其筮卜，就認為《周易》是筮卜之書，就不再認真的去分析研究，去偽存真了。
子貢又接著質疑老師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樂其辭，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過”。總之在子貢眼裏已把《周易》看成邪惡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師樂其辭與史巫占筮雖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態度。孔子聽到子貢對《周易》一書如此簡單的否定態度，給予了嚴厲的訓斥與批評。孔子在教育子貢時又進一步闡述《周易》一書的理論道理。
“子曰：校（謬）哉，賜！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誌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
這段的“子曰”裏有幾個缺失的文字，是學者推猜而補出來的，這幾個字，可又是很關鍵的幾個字。“良”後麵是什麽，才說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占]，若是，也與“[非]《易》也”符合邏輯關係。這就說明了孔子認為《易》之道，非講筮卜的。百姓的好筮卜與《易》是根本不同的。這在孔子看來“筮”與《易》並非是一回事。孔子認為《周易》是講辯證思維道理的。《周易》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的作用。《周易》一書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臘哲人認為“智慧”之書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哲學”書了。這裏的“不妄”是什麽意思呢？《周易》一書裏本有一篇文章其題目就是《無妄》。這“妄”的含義是指不端不法之事。“無妄”就是指不幹、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這“愚人為而不妄”就是“不聰明的或無知識的人學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會幹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學了《周易》就會去掉狡詐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講義理的書，那裏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樣當作卜筮之書在用，“非《易》也”。哪些用於筮卜的，是跟《周易》是兩碼子事。這可說孔子從根源上說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來。孔子強調百姓卜筮，不是《周易》裏的東西，《周易》是講辯證道理的，這是兩回事。這可是先秦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發出最理性的聲音。孔子發出與眾不同的聲音來，這是震古鑠今的聲音。可這理性的聲音，最終被帝王社會的黑幕遮掩了，沒有留傳給後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後，人們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這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雖是對其弟子的教導，無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書是義理之書，是與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是如此的對子貢講《周易》是如何的一部書，為了證明《周易》有“古之遺言”，就與文王掛起勾來。這是史料第一次認為《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的說法。通行本《係辭》裏雖然也認為“《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今本《係辭》裏的這種說法是《易傳》佚文《衷》裏的說法，因《帛書》“係辭”裏還沒有這些說法。顯然，通行本《係辭》是把佚文《衷》裏的說法移了過來。但沒有說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是《要》文裏明確指出：“文王仁，不得其誌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這是最早的說法了。孔子說《周易》一書是“文王作”。唯此孔子這說法，先秦沒見第二人說過。後來司馬遷也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認為《周易》一書是講德義的，但曆史上並沒有留下誰作《周易》的說法，雖然在孔子還是孩童時期時，韓宣子出使魯國，見到《易象》，也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的感歎。韓宣子也隻是認為《周易》與周公之德有關，沒有說誰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見到《周易》裏是講德義，就無形的聯想到了周文王，這在常理之中。對於《周易》成書的年代，我們已在“《周易》產生說”裏講過。《周易》一書是產生在西周後期，顯然孔子認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德義之說無疑是正確的，是與卜筮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書《要》文記述了孔子對弟子子貢的質疑一一給於解釋，為何自己現在喜歡《周易》，喜觀《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裏有“古之遺言”，有文王的仁義思想。但子貢還是疑惑《周易》一書，終於說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貢終於忍耐不著說出心中的想法，老師這麽的喜歡《周易》，難道是相信了筮卜嗎？在子貢的眼裏，喜歡《周易》就等同於“信其筮”。這正是在當時史巫曾用春秋繇題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這些人們的眼裏認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書。子貢也隻記著老師已往的教導，是反對占筮的，孔子的教導是：“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這無疑說明孔子是反對卜筮和信神靈的那些做法（這裏並不是說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說過《周易》是卜筮之書）。隻是子貢眼裏認為《周易》被用來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書，而自己的老師曾教導過不能信神靈與卜筮，可現在喜歡《周易》達到癡迷的地步，就指責老師難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對子貢的這最終的疑問，給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讚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讚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從《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
這段話裏的“吾百占而七十當，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隻是談占卜道理，而並不是講《周易》是卜筮之書。
這一段話裏的一些句子不好理解，但總體表述了孔子對“筮”與“德”兩者應如何對待的問題，也表明了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學習與史巫是同途而殊歸。又擔心自己好《易》生怕後世之人誤解，強調自己是求其德而已。總之，體現了孔子重視的是《周易》裏的“德義”，而不同於史巫用於卜筮，這段話表述的是相當明確。
“君子若能以德行求福，那麽祭祀就少了，以仁義去求吉祥，那麽卜筮也稀了，祝巫卜筮的行為不就落在後頭了嗎？”
這是孔子講筮與德的辯論關係。孔子強調的是以德仁行為，自然祭祀、卜筮、落在了後頭。孔子希望的是用“德義”武裝人們的頭腦，那麽祭祀卜筮之迷信也就沒有了市場。但孔子在回答子貢提出的“夫子亦信其筮乎？”（難到老師也相信起筮卜了）時，有點力不從心了。雖然孔子從自己的一貫立場上講“德義”，想以“德仁”的彰顯，來抵抗“筮卜”迷信的存在，講的雖然很有道理，但沒有針對子貢提出的問題給予有力的說明，不過前麵孔子已把《周易》一書也解釋的非常清楚，應該使子貢明白好《易》不等同於“信筮”。但子貢抓著不放，最終點明“老師難到也相信起卜筮了”，孔子這裏的回答就顯得沒有力度了。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倫理道德政治王國。孔子認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義了，自然有背於道德仁義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這如同承他之後的孟子，同樣心想建立起王道（仁政）政治。孟子不遺餘力的在諸侯王門前推銷他的仁政思想，可那些“好貨”與“好色”的寡人們依“有疾”而來推搪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也隻有無可奈何了。
孔子希望以仁德去占領祭祀卜筮市場，一樣的是“烏托邦”。也不因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說的倡導而使祭祀卜筮迷信消失。關鍵孔子沒有從從根本上對祭祀、卜筮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啟蒙與批判。這就是西方學者說的“祛魅”過程。孔子的骨子裏並不想開啟民智。他所認為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孔子又是“敬鬼神而遠之”。對《周易》也隻是“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矣”。孔子的學說顯然不能抑製非理性意識的存在與膨脹（後封建二千多年的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孔子也沒能從根本上揭示筮卜類比思維的迷信虛無思想的根源，以及筮卜與《周易》之間是何等的關係。也許孔子的那個時代根本達不到這種認識，反而孔子的《詩》論，助長了類比思維的方式。就連孔子還沒有弄明白筮卜與《周易》如何混淆在一起，就仙逝了。但在先秦時期有如此理性的孔子，也是那個時代的慶幸。可這真實的孔子與真實的思想也被建立起的帝王社會所埋葬。
孔子在回答子貢的質疑時，強調要行“德”，“仁”的理念，無疑是不讚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為。這是表現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與《論語》的宗旨是一樣的。這裏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與《論語》裏“不占而已矣”的內涵相一致的。《要》文，體現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與筮卜的辯證認識，無疑又是理性的啟蒙。這種思想與《論語》裏反映孔子對《周易》的認識是相符合的。這是先秦儒者與後封建社會裏的儒者對占筮認識上的重大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