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四篇(八)
然而也正是帛書《要》文裏出現“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句話卻被當今學界裏認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還是筮卜高手的證據了。
學界裏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或有的譯：我占筮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譯：就是用周梁山這種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這就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來是反對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們“德行王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光輝形象給推翻了。孔子豈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智謀的好卜之徒了嗎？把孔子說成不但不反對占筮，而且自己還常常筮卜。就出現在帛書《要》文裏的那一句話，就要推翻《論語》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則可無大過矣”的孔子對《周易》如此的理性認識。顯然靠《易傳》佚文《要》裏的那句話，就能證實孔子常常卜筮，這符合真實的孔子嗎？這與《論語》一書所體現孔子的倫理道德思想不是相背離的嗎？
帛書《易傳》應是臨時抄寫本，不說難免有錯漏之處。本身帛書《易傳·要》文，前後的主題思想並不協調。後段文章內涵，顯然與孔子思想是不相符的，（《要》文的章節，像是拚湊的文章，是戰國後期論《易》者，假托孔子而發展出的“易學”新理論，這本是“易學”上的傳統。《要》文後段出現的“天地四時”，“天道觀”與“五行”理論，應是戰國後期，王權思想上升時期的神秘主義思潮的東西，是與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說不是一回事，即不屬於一個思想體係。《要》文是儒門後學者創作時增加進去了時代的思潮。
至於《要》文裏出現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是孔子在學生子貢質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來解釋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為與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時，孔子用了兩個內容的回答，出現了兩個“子曰”，是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孔子“引典”，是從整個社會層麵來講信筮與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層意思才是孔子是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這與《論語·子路》裏記述的“子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的說理格式是一樣的。
孔子在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著”時也沒點明出處，而緊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達的思想。也是孔子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同理《要》裏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內容，也是兩個層次。先是引用來說理，爾後才是孔子要闡述自己的“易學”觀點。前一句“子曰”不能認為是孔子自己的行為做法，那樣認為就錯了。至於那句話“用典”現沒有人知道出自何處，特別對“周梁山之占”更是難以解讀，一些學者望文生義的說法，也隻是一種假說。在學術界沒有解讀出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時，就下結論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準確七十次”，這就成為孔子是常占筮的證據，這種認為是不能成立的，既是牽強附會的，也是錯誤的。
縱觀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話。第一個“子曰”無疑是“引典”說明占卜為何出現“從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說自己占卜的經驗方法。那句話是當今學界裏沒有正確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當”，解釋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把“而”解釋“有”，把“當”從古意認為的“中”。而關鍵這句話的“而”做何解釋，應該通篇內容分析考慮孔子的思想目的。無疑這“而”字不能當“有”講，這裏的“而”應當作“連詞”裏的如果講。這句話是孔子引典來說明信占卜者的道理。雖然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詳出處，也不解其意。但通句並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行為。這一句話的譯文應是“孔子說：‘我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這分明是一種假設的說法，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們為何信筮的問題，並不是表述自己占筮的經驗方法。而當今一些人從這句話裏反而認為是孔子常占筮的證據，實是沒有正確的理解這句話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個“子曰”的內容就是繼第一個問題，闡述自己對《易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表述自己的立場觀點。“《易》我後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孔子表述自己的觀點是旗幟鮮明的，那些把孔子說成是一個不但相信占筮，還是一個常占筮的人，簡至是對孔子的褻瀆。
再說，若按學界裏認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理解認為孔子成了善於占筮的人。豈不與《要》文裏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的說法相矛盾嗎？子貢這說法不是已證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們，是反對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說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麽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釋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對卜筮的偉大思想家，卻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發現了帛書《要》文裏的一句話，而不能給於正確的理解，反爾把孔子說成是善於占卦的人，這豈不是又製造了一個天下奇冤嗎？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還是一位反對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把《周易》從史筮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產生之後被史巫蒙羞，而孔子看懂了《周易》的義理。
孔子在對《周易》一書的論述，無疑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一麵光輝的旗幟。那些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上，沒能正確理解，而曲解孔子，應當徹底的糾正。否則一次次，轟動中外，又讓眾多學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發現，卻變成了先秦進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證，那就適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實的證據材料還罷，可那是不慎重對待學問而產生的錯誤理解，勢必造成學術上很壞的影響）。
如“竹書《周易》的發現，被研究竹書《周易》的權威學者所下的一個結論：“在《易學》研究中有所謂“九六”的爭論。有的人認為“九六”之名是漢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時《周易》沒有“九六”。楚竹書《周易》的問世，真相大白，為這場爭論畫上了句號。……楚竹書《周易》的問世，證明了“九六”這個名稱，在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見“楚竹書《周易》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濮茅右著 2006年版）
筆者認為這種結論下的還過早。以“竹書《周易》”的發現，就認為“九·六”爭論畫上了句號，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並且竹書《周易》資料鑒定時間的下限並未排除漢初。竹書《周易》是戰國未期的傳本。竹書《周易》隻能證明戰國末期《周易》已經有“九·六”之說了。而“九·六”之說也正是戰國末期的產物。那麽，竹書《周易》自然不能證明《周易》原創時就有“九·六”的稱法，也不能說先秦時期《周易》已經有這些“九·六”之稱。筆者認為“九·六”之爭畫上句號，正說明不是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九·六”之稱，而是秦漢之際添加進《周易》文本的，說是先秦就存在的，顯然是錯誤的說法。
又如《清華簡》的發現（清華入藏戰國竹簡），已有研究者通過對《保訓》篇的發布，而從其中的“侌 （陰陽）之勿（物），鹹川（順）不 （逆）”。這一句裏理解認為，《周易》在周文王時期已經產生。把“川”理解為“坤”卦解釋。這本是在傳播中，連竹簡上的文字都沒有統一規範及公認的說法時，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論證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隻是以訛傳訛的說法而已。
也正如我們前邊說的從一句“吾百占而七十當……”，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愛占筮的人。這不能認為是學問與學術上的自由，而是做學問與學術上的悲哀。
這些都是節外生枝的話，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孔子是春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與論述，無疑在先秦時期為戰國百家爭鳴，開啟了理性之門，也為先秦時期那場中國式的啟蒙運動做了一個奠基。
帛書《要》文反映孔子對筮卜與《周易》講德義的論辯，無疑是理性與進步的思想。那應是先秦最具有啟蒙意義的哲學思想了。那段話所表現的思想性，無論先秦，抑或是後封建社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再沒有人，也沒有典章裏出現過真對《周易》是卜筮是義理的辯證論述了。《要》文之後，縱然長達兩千多年裏再沒有過誰能像孔子那樣精辟的對《周易》一書正確的認識過。但遺憾的是就這《要》文卻成了絕學，不傳於後世。正因是帝國的統治者，看到那理性的東西與帝王專治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相適應，所以才庶蔽起來，隻能帶到墳墓裏去了。漢統治者把先秦《易傳》不適應統治要求的思想觀點刪除掉，而把適合的給保留下來。這才是帛書《易傳》裏《要》文不見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裏的真理，可無情的蒼天沒有“降斯於大任”於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幾年，就能夠把《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沒有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曆史重任。而孔子剛剛發現《周易》裏的“德義”之聲，也被無情的曆史之門關閉了。這剛剛開啟的希望之門一關就是兩千多年。孔子對《周易》真知灼見的認識，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個後封建時代。帛書《周易》與《易傳》的考古發現，及竹書《周易》的發現，無疑對《周易》的再認識將起到大變化。也正如十年前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簡的價值和意義》中說：“……這次大批簡書的繽紛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勢必對中華學術文化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影響。”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舉行的“傳統文化與21世紀”學術會上饒宗頤先生的話：“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複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引起的新文藝運動。”（《部分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饒先生的預見是可能的。有可能從考古發現的簡帛書上的研究，對傳統文化思想的新發現與對古典文化的再認識。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東西而被黑暗的後封建社會裏所庶蔽。但願出現饒先生的那種願望的預見，而不是像學界裏從帛書《易傳·要》文裏錯誤的研究認為，把孔子變成一個非理性的人了。說孔子常常占筮，還是占筮高手，這恐怕不但不能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複興運動，而是帶來了一場“封建”迷信上的複興，那可是很悲哀的結果了。
我們講了春秋時期《周易》一書的出現，在《左傳》一書裏記載是被史巫用於筮卜，其後也有上層人士把《周易》一書做義理之書看待，而直接引用《周易》裏的內容來說理。在春秋時期《周易》一書形成了兩種用法，史巫手裏用作筮卜，上層貴族學者手裏看作義理之書。而到春秋後期，產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老而好《易》，才所見《周易》一 書的真理，旗幟鮮明的表述《周易》是講“德義”的書。“吾與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可這說法成為絕唱，不得傳於後世。而《論語》裏所反映孔子對《周易》的義理看法，同樣被後封建社會裏學者歪曲，又被今天的學者不能正確的釋讀均沒有發揮到應有的作用與價值。
帛書《易傳·要》文的重見，為我們提供了孔子這位偉大思想家理性的對《周易》的認識。孔子理性的認識《周易》無疑對先秦“易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那麽，孔子所見的《周易》文本，無疑是春秋《周易》文本了，而非是已被改造成的“九·六”數字卦爻式《周易》文本。當然有《左傳》中的記載，春秋時期巫史已將春秋繇題文本《周易》用於筮卜了，孔子所見的隻能是春秋《周易》文本，雖然《要》文中並沒反映《周易》是何種的文本。既不反映“繇題”內容，也不反映“爻題”內容。但可以推知，孔子時期所讀的《周易》文本，是把畫符號及名稱加繇辭的春秋《周易》文本。
我們說了《左傳》與孔子，那麽接下來，我們來看孔子之後的戰國時期對《周易》一書如何的看法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