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學演講(五十三)
卷三:憂患意識為政觀。
第一講:《周易》的憂患意識
第三節
《周易·否》：“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係於苞桑。”這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患。“隻要停止了閉塞不通的局麵，大人吉祥。危險啊，危險，應把國家的前途命運維係在牢固的基礎之上”。
“其亡其亡”:警惕啊！警惕！隨時可能滅亡。“苞桑”:叢生桑樹，喻堅固。
“其亡其亡，係於苞桑。”這是比喻，是體現了一種憂患意識。隻有停止閉塞不通的局麵，才能把國家的前途命運維係著牢固的基礎之上。
《周易·同人》：“同人於門，無咎，同人於宗，吝。”這豈不是一種憂患意識嗎？同人於門，無咎。”
這裏的“門”，意思是指城門。“無咎”：沒有過失。這一句是寓意著代表誰的利益問題，是大眾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問題。眾人聚集於“野”於“門”都沒有害處。“野”與“門”是寓意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
而“同人於宗，吝。”正是對比闡釋“同人”於何處的道理。
本句則是從相反的一麵來論述。“宗”：指本宗，小宗，小派。“吝”：恥辱，或叫有問題的意思。總之，“吝”是代表的不是好結果，與“亨”，“無咎”之意正相反。“同人於宗吝”這是以對比的手**證“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這一命題的。正是“同人於宗”是違背了“同人於野”這一正確原則，就會是“吝’結果，即不會是好結果。
《周易·大有》：“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這是針對農業豐收能否保證的憂患。“爭取農業上的豐收，就得風調雨順，既不遇自然災害，也沒有人為的災禍。即使勞動艱辛，最後獲得農業的收獲”。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
這裏的“無交害”是指不遇自然災害。“匪”：非；或行為不正。“匪咎”：指行為不正所造成的災禍。這是指人為所造成農業上出現的災害。
本段的意思是“農業上不出現自然災害，也沒有人為造成的災禍。即使勞動艱辛，最後保證農業的豐收，沒有問題。”這第一自然段是圍繞著命題“大有元亨”展開的論述。這裏講的道理是符合邏輯的，即符合實際的。農業上的豐收，確實不能遭遇災害，如旱澇等自然災害。作者認為農業豐收不但不能遭遇自然災害，而且也要避免人為錯誤導致農業出現災害。前麵的篇章裏已出現過作者的擔憂，“月幾望，君子征凶。”這就是人為造成錯過搶種莊稼的時機，就會發生收成不好的年景。這裏作者所擔心的人為災禍（匪咎），會給農業上造成災難。這與自然災害有著同等的危害性。《周易》作者所擔心的人為造成的農業上的災難，不是在二十世紀裏的中國農業生產上，出現過嚴重的瞎指揮與“閉塞視聽”的浮誇政策，造成農民沒糧食吃，而被餓死的悲劇現象。而這幾千年前的哲人就有過這種憂患意識，是多麽的可貴。
《周易·豫》篇是講如何麵對安逸享樂的問題。這又是一種憂患意識。“冥預，成有渝，無咎。”這是說“若能深入思考如何對待這種安逸享樂，一旦這種成習的毛病有了改變，也就沒有什麽害咎了”。這豈不是一種憂患？本篇內容是緊扣主題，即圍繞著安逸享樂來論述。本篇的篇名“豫”，是指安逸，快樂意。《詩·小雅》裏有“逸豫無期”，“豫”就是指快樂享受講。安逸享樂為何與“利建侯出師”相關聯呢？《周易》是為“君子”（有國有家的統治者）講述的政治道理，而不是為百姓講述的道理。因“君子”是安邦治國者，“君子”若過度的安逸享樂，自然對政治影響是十分有害的，古今都一樣，西周是官僚製，當官的一味追求的是安逸享樂，那麽，國家的前途命運，百姓的前途命運，則可想而知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說，在憂患的環境裏可以生存發展，而在安樂的條件下便會衰亡。孟子深諳憂患之理，用憂患意識提醒人們進行自律，用憂患意識來對待人生與成功。
本篇論述的雖是如何對待“安逸”這一問題，而作者把這一問題放到政治的高度來思考。統治者若過度的追求安逸，就會對社會造成災害，對統治者自身同樣會造成過失與悔恨，即對“君子”自身造成危害。嚴格的講，無論從個人，還是從政治角度，都是不利的。這是曆史經驗所得，曆史經驗告訴“君子”因安逸而喪誌，是無益於“建侯與出師。作者從利害關係上講述了安逸這一問題，並提出了建議。
《周易·隨》：“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這是說“若一味地追隨名位，則有災禍，若把愛作為根本的行為準則，並有了明確的方向，還有什麽災禍呢？”這就是對一味追求名位，而不顧後果危險的一種憂患。
“隨”指追隨，照辦，順從等意。本篇是指“追隨”之意。本篇的命題是“隨，元亨，利貞，無咎。”通過“隨”的判詞來看，都是好的結果。那麽追隨什麽能有如此好的結果呢？正是篇中的“有孚在道”，即為官者應追隨的愛民原則，才“元亨，利貞，無咎”。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既然盯著官位，舍不得丟掉官位，就會帶來凶險。那麽，如何化凶為吉呢？這裏作者還是強調要堅持基本原則不變，即“有孚在道”。“孚”:愛。“在”：居於，處於。“道”：規律，道理，思想，方法等意。
這是“把愛作為遵循的根本原則，光明正大，還有什麽災禍呢？”
《隨》篇體現了作者對官位問題的思考，中國本是一個官本位的傳統之國，是人治之國。在西周時期已然是人治，作者從經驗中所得，曾發出過“履虎尾”，即伴君如伴虎的警示。而這裏的“隨有獲，貞凶”依然是警示。作者是在提醒君子們別占有官位不放，該急流勇退時，就退下來，免得生出災禍。作者一樣是找不出一個合理有效的解決官僚製裏的官道上的風險辦法，隻有從精神道德層麵上找出路，以此規避政治風險與災禍。由此作者建構出的“有孚”理念，成為政治上的根本行為準則。即讓“愛”成為“君子”與“小人”之間連結的紐帶。讓統治者愛被統治者，隻是《周易》作者的一種政治向往而已。《周易》作者構建的“有孚”理念，無疑關注的是社會人生，即突破了西周初“以德配天”的神巫思想。《周易》無疑是哲學的突破，畢竟一種新的思想產生了。本篇裏出現的“有孚在道”，是作者把“有孚”上升到“道”的理念。這裏的“道”無疑是規律與原則。因《周易》的影響，發展出了後儒學（孔孟）強大的倫理道德政治學，並壟斷了後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思想界。而最早提出“道”這一學說，是《周易》作者。
《隨》文是圍繞著官位上應遵循的一種正道，才能收到好的結果。這是為君子講述的為官與治官之道。即遵循愛的原則，才能享有開國的收獲。作者把“有孚”作為“君子”之治與立世的根本原則應去遵守，《周易》是以“愛”來治理天下的思想表述。隻要堅持愛民(有孚)，就免得禍害出現，這同樣是一種憂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