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評論》(六十四)
中卷:帝製時期"易學"評論
第六篇:明清"易學"評論
第1章:評明代王陽明的"易學"之說
曆史進入明朝後，也有一位大儒王陽明，其“易學”上也有說法。王陽明雖不是易學家，但受《易》匪淺。王陽明(1472—1529)的哲學思想表現在《傳習錄》裏。王陽明的哲學成就是“心學”以及“知行合一”學說。王陽明的“心學”，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養。“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觀，即仁義禮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規範。因宋代的理學家們所認為封建倫理是客觀存在的道德法則，把它叫作“天理”。
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貫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僅光有口號、思想（“知”），而且要付諸於行動，即不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行諸的是男盜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義道德，而行動就應按仁義道德去付諸。這是王的“心學”內涵，這也是先秦儒學傳統的內涵。王陽明想以“心學”建構仁義道德之國，無疑於類似“上帝之國”的一種幻想。當然帝王官僚統治者，不會真的去行“仁義道德”，那隻是他們教育被統治者做良民、順民的法寶而已。
最代表王陽明的“心學”內涵的是一則“心花”之說。王陽明的“心花”說，按近代西方哲學流派來分，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王陽明“心花”之說其意，猶似物質的存在是依賴於人的意識。
物質被意識所反映，當然沒有人類的意識，就無從談起反映與認識事物。但不等於物質是有人類的意識所決定，物質並不依人的意識而存在著，即並不由人類的意識反映或不反映，而這個宇宙是存在著的，若連存在就沒有了，那麽人也就不會存在著了。若沒有人類存在的賴以生存的物質環境，何談人的意識呢？“人”本身也是“物質”，不過人類發展到文明時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識用“文字”這一載體記錄下來。人體是人思想意識的載體，載體不存意識何來。物質與意識，是一個依存的關係。當然人沒有了思想意識，就行同於“物”沒什麽兩樣的。故對物質與意識的關係應當辯證的看待。
不過王陽明的“心學”在曆史中雖有其價值，可惜並沒有體現其價值。雖是排朱子之學，但王的“心學”未能引向主體精神的自我覺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與封建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貫徹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學的價值，而最終走向殊途同歸的封建儒學體係上去了。再者王陽明所講的"存天理，去人欲"與朱熹所講"存天理，滅人欲"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故王陽明的“心學”是開不出“科學”與“民主”的花果來。
而王陽明對《易》的說法，可是“易學”史裏最奇特的說法。看這位大儒，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是如何對《周易》的認識。
《傳習錄》裏有這樣的說法：“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隻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偽耳。”（《傳習錄》王陽明撰，下卷）
這是學人向王陽明問，朱熹把《周易》講成卜筮的東西，而程頤認為《周易》是闡明道理的書。為何出現這種分歧的說法呢？而王陽明對這種疑問的問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種調侃的那種說法，而是正兒八經的做學問。王陽明的這種解釋，難道在他心裏就沒有了是非原則的對事物判定的標準了嗎？難道卜筮等同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行為了。在王陽明的心裏卜筮問吉凶（算卦），同做學問是一回事。這正體現了後封建社會裏那些儒者的世界觀與方*論。在他們心裏，鬼神，天道，人世是一體的，還處於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地帶。王陽明的思想裏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學觀方法思維。王陽明把程頤講義理的《周易》與朱熹講筮卜的《周易》，說成本質是一樣的，沒有區分，這主筮與主理的原是一回事，這就是大儒王陽明的邏輯思維。
朱熹把《周易》解釋為占筮之書，又在《周易本義》裏增加“卦變圖”及筮卜儀式，無疑體現朱熹的神學思想。卜筮本是巫術的派生，朱熹所講筮卜的神啟儀式，更體現了巫術思想。而程頤雖運用象數易學，並結合《周易》裏的文辭來解釋《周易》裏的義理，彰顯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占卜問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說成是一回事嗎？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先秦的“易學”佚文裏，孔子對《周易》的義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與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孔子對卜筮的認識是何等的理性與睿智，體現了孔子的偉大之處。難道王陽明就分不清卜筮與義理之學兩者的區別麽？王陽明能有如此的認識，可想“陽明學”的理論了。朱子把《周易》講成卜筮，程頤把《周易》解釋為義理。到王陽明這裏把兩者說成是一回事。那麽，漢象數災異筮術之學與王弼的義理“易學”，也就成了一碼子事了嗎？無論是講卜筮，占問，還是講義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沒有本質區別，這就是大思想家王陽明的結論。若站在後封建社會裏天命神學來看，王陽明的說法，還真是蠻正確的。若擱在現在來看，王陽明的說法是顛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瘋話。
王陽明把程頤的義理《易》與朱熹的筮卜《易》說是一回事，同是決疑的。
“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
這正是王陽明把卜筮與義理等同看待的理論依據，把《易》當占問天命看待。這在後封建時代，就是這個理，後封建社會裏確實無論講什麽義理者，並沒去反對占卜這種通神術，並不反對君權神授，天命神學，陰陽天道世道循環;與其那些所講的占驗卜筮，問諸命運前程，從這點來看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在後封建社會裏，是“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論思維。後封建社會裏是鬼神、巫術、迷信橫行在人們精神世界裏的時代。後封建社會裏那些天道、陰陽、五行“義理”易學之說，並不能遏製筮術易學。從這個方麵來看，王陽明說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實的反映出了後封建社會裏人們的世界觀。但這裏也別認為王陽明對帝王社會裏的思想意識有了什麽反思，才說出這麽“有哲理”的說法來。其實王陽明的思維邏輯，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一樣是“巫術式”的，即巫術思維。同理王陽明在他的"玩易窩"裏，從他認為的《易》占裏玩出筮理同一說。王陽明的筮理同一說，無疑助長筮術迷信進一步的泛濫。
王陽明的《傳習錄》裏這樣說：“《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又說：“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又如他所言的“良知即是《易》”，難道《易》是占問天道的固有之"理"嗎？
這充分表明王陽明的思維方法，還停留在巫術思維裏。看看這所謂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敗，滅亡，已成定局。
總之，王陽明的“筮”、“理”同一說，無疑是停留在巫術思維下的思想意識。
由此說明王陽明在他的"玩易窩"裏，玩《易》玩成了筮理不分。
如他的《玩易窩記》：“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跡。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跡，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全書》卷二十三）
說明他的"易學"觀是來自《易傳·係辭》影響，即亦筮亦理的影響。他的易學觀，始終是念念不忘玩占。他更是忘記了先秦偉大的孔子與荀子所言的“知易者不占”與“善易者不卜”。
明以前的宋代義理派，雖有極大的發展，而最大義理易學成就的程頤，也隻是避而不談《易傳》裏為何說《周易》有占的一麵，雖不去注釋，隻是避開。既不批駁，又不揭示。除程頤外，更何況那些亦筮亦理"義理"派，也許他們無法揭示《周易》為何是筮術格式，也就認可《易傳·係辭》經文裏的占說。這是其一;其二在義理闡述《周易》時，即使程頤並無法完全拋開象數去對《周易》的解釋。使象數泛濫於易學上也就可知了。故帝製裏的義理易學，並不能啟蒙對《周易》全新的識。義理易學，既不能排擊象數易學，也無法排擊筮術易學，才有象數和筮術易學與義理同途同歸的易學奇觀，才有了明代帝製裏把義理易與筮術易合歸於一起成為科舉入仕的官方教材這種奇觀。也才有了王陽明的奇葩易學史觀:“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
帝製裏無論義理易學，仰或象數易學;也無論是筮術易學，或是亦理亦筮易學，或是圖式易學。均如盲人摸象而已。更是《易經》(算卦格式《周易》與象數義理和筮術之說的《易傳》)所造成這一連串上的惡之果。
而王陽明的“心”說，看似有點類似迪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兩者哲學思想的思維方法，所引向的結果，完全是背道而馳的。迪卡爾成為西方近代“哲學之父”，引起一場哲學啟蒙，引起主體者覺醒。而很可悲的是王陽明無法享有東方哲學上的殊榮，王陽明的哲學即不能引發中國哲學上的一場啟蒙與突破。而王陽明心學流弊，為後學者隻能高談心性，空喊致良知罷啦。而帝王官僚統治者已然、依舊幹盡了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再次導致落後民族的入侵，使中華民族再次蒙受一場巨大恥辱與劫難，更加造成近代社會的衰敗與落後。王陽明的哲學同樣不能救國與救民，同為儒學的道德政治“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