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二)

——八卦筮法江湖術揭示與批判

下卷:帝製八卦納甲筮法

第一章:筮術上又一怪胎的誕生——八卦納甲筮法

第一講:西漢京房在天人同構（即“天人合一”）的巫術與神秘主義思潮裏架構出了“納甲筮法”，奠定了後世二千多年裏的八卦納甲算命基石

第一節:京房架構出"八卦納甲筮法"的曆史背景

我們已知中國占卜習俗源遠流長，商代王室用甲骨進行占卜，從《尚書》中的“西周文”裏看到西周初期，周公還在用烏龜占卜，還沒有出現筮卜。而從考古上也沒有發現西周時期出現“八卦”筮卜。已知春秋後期(通過《左傳》一書裏的筮例記載)，用著草起筮而從“六十四卦符號”中得出某一卦符號，也就得出一卦來，這就是“八卦取象”筮法的出現。“八卦取象”筮法是從“六十四畫符號”中派生出的筮法。也是將八卦取象分配進去“六十四畫符號”裏，由此“六十四畫符號”演變成“六十四卦符號”，即變成“八卦”筮術工具。也由此產生出如《歸藏》、《連山》的八卦卦書。史巫又把《周易》改造成繇辭，以此卜問人事吉凶。

到戰國後期龜占、八卦筮卜逐步從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了，因戰國時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又是諸侯王之間生存競爭的時代，是周王大一統連名份也不存在的時代了。戰國是由諸侯公升格到王的時代，自然是諸侯王們爭奪獨霸天下的時代。

競爭生存的環境裏必須促使產生理性的思維，故戰國時代產生了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並成長出一大批古代曆史上最傑出的思想家。但戰國時期的文化雖從神學思想中走出，卻又走向王權專製思想裏的時期。戰國時期又是王權專製思想成熟的時期，戰國晚期又是帝製運動時期，同時又是神秘主義思想產生時期。

雖然戰國時期文化得到空前的繁榮，在諸子遠離神學巫術的同時，卻張揚了王權思想。而不同於歐州中世紀後期的文藝複興時期，在對神權進行批判的同時，緊跟其後的是啟蒙運動。歐州的思想家們，再接再厲的是對封建王權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才產生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學說。況且歐州中世紀又是一神教的政教合一國家，隻有一神的上帝，不許其它神巫的存在。

而我們的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在遠離神巫的同時，而張顯的是王權思想，缺失的是對王權製度的批判。所以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逆轉的帝王專製製度。而神秘主義思想回潮同樣伴隨著帝製不可逆轉。這是東西方文化背後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秦滅六國，走向專製一統的帝王時代，沒有了爭鳴，隻有的是文化上的專製。連不符合帝國統治的諸子百家的書籍都要禁止、毀焚，那裏還會有新的思想產生，自此中國進入了比歐州中世紀還要中世紀的最漫長的黑暗時代。

中國的社會，從此停滯了，思想界裏從此韁化了。正如西方的大哲學家黑格爾做為旁觀者對後封建的中國所說的：“在個別的國家裏，確乎有這樣的情況，即它的文化，藝術、科學，簡言之，它的整個理智的活動是停滯不進的。辟如中國人也許就是這樣，他們兩千年以前在各方麵就已達到和現在一樣的水平。但世界精神並不沉陷在這種沒有進展的靜止中。”（《哲學講演錄》第一卷[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1997年印刷，第8頁）

黑格爾在十九世紀裏認為的中國同它兩千多年前是處於一樣的水平。這不能不認為黑格爾說的正確。甚至說，在文化思想上還不如兩千年前的戰國時期，實際是倒退了。而隻有一種文化現象，也許黑格爾並不知道。中國神秘文化上的術數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與壯大。

戰國晚期神秘主義思想抬頭，集新的神秘主義大成為鄒衍。陰陽五行成為神秘主義幽靈的因子。秦統一六國後，短短的統治時期裏，隻有專製的恐怖主義與神秘主義得到發展。

到漢初，正如《漢書·藝文誌》裏的說法：“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從《左傳》一書中反映，春秋時期已把《周易》篡改當筮書而用之筮卜，也有“八卦”筮術自成體係內容的筮書（如《歸藏》）而用之筮卜。

戰國是相對理性的時代，因層出不窮的大思想家的出現與爭鳴，非理性的東西沒有了市場。像《孫子兵法》、《論語》、《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墨子》等書籍，是張顯人文理性的思想，自然無形中排擊了巫術與神秘思想。

而大一統專製秦帝國時代，除保留卜、醫、種樹之書籍外，其它均為禁焚之列。這就是文化思想上倒退的表現。

秦不禁筮術，才有了知識文人用武於筮術的天地，也才有了漢朝筮術“易學”上的大發展。即被後人稱為漢象數易學。實際是新的“八卦”筮術學，這被稱之謂漢象數易。這裏的《易》就是廣義上的稱謂，不能單指《周易》，而是代表先秦發展起來的“八卦”筮術“易”。如“三易”之說的那些筮卜易。即在“八卦”基礎上推演出的新的象數易學。

漢朝被認為是一個“易學”大發展的時代，實際是“八卦”卦學大發展，隻不過是把八卦筮術混同於今本《周易》，即對算卦格式的今本《周易》和有巫術(算卦是巫術的一種形式)理論的《易傳》進行亦筮亦理的注釋，與原創《周易》哲學沒有任何關係。也由此形成了一個“易學”怪胎，即“象數易學”主載了中國二千多年易學界，至到今天。也由此由八卦象數思維，主載了整個後封建社會的思維方式。

為何先秦同樣被稱為經曆了一場“精神運動”，但後來卻沒有走向理性呢？

從西周晚期，以《周易》為開端，開啟了中國理性之門。孔子無疑受到《周易》一書的影響，推動儒學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學又是王權主義倡導者。從戰國時期，雖著王權思想的上升，王權思想（仁政）轉向了專製主義思潮（法家主張），因專製必然與神秘主義結伴而行。《周易》裏的貴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學被巫史所閹割與後儒學所遮敝。而孔子與神學思想又是若離若即。古典哲學在“祛魅”上是無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從西周末年一直到戰國後期，中國社會主要是知識界和思想界中出現了一個理性或無神論思潮的進步過程。這種狀況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界已經高度地理性化地毫無疑問，理性化精神為整個中國文化奠定了十分堅實的基礎或提供了十分積極的成果，這特別體現在以儒家為代表的思想傳統中。但從戰國中後期開始，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術的氛圍之中。它為某些象數“結構”所迷戀；從根本上說，這就在於中國宗教始終保持著一種原生形態；同時，它也表明純粹的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祛魅”是無力的，它的影響也是有限的；並且個別或少數的無神論者事實上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第107頁）

“我們看到的春秋以後的理性趨勢就是奠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從春秋末年到戰國中期甚至晚期的這樣一個區間，愚昧，迷狂已經退避三舍。所有這些大致就是我們在這一時期看到的圖景。這的確是一個理性勝利和高奏凱歌的時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第113頁）

事實上這一時段並非是“理性勝利的高奏凱歌的時代”。這一時段一方麵體現的是理性的一麵，但潛在著非理性一麵在暗流湧動。否則也不會出現正如吾淳的這樣認為：“戰國中期以後的知識與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這由“理性而迷信”似乎是個悖論。而事實戰國末期帝製興起，使那點理性徹底的被摧毀，全麵的墜入一種非理性的迷狂之中。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釋是：“但我們要思考和發問的是，在中國，先秦時期如此盛極一時的理性精神為什麽又會為迷信所替代呢？特別是高度發展的無神論思想甚至思潮為什麽又會為巫術的氣氛所淹沒呢？我以為：從根本上說，這就在於中國宗教始終保持著一種原生形態，也即原始信仰的傳統；用張光直的話說就是始終保持著連續性而未曾發生中斷或斷裂；……從戰國起，各種原始巫術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現。……鄒衍的五德始學說，《易傳·係辭》、《月令》、《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以戰國末年到漢代各種各樣方土與儒生的思想與社會活動，董仲舒的目的論和王充的命定論。於是，原本較為簡單的占卜方式通過知識與思想界魔術般的變換已經發展出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這其中，儒家命定論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命觀念相關，經術士與學者之手，占星知識也與風角，雲氣，骨相理論等相結合而逐漸落入民間……且在《易傳》基礎上所形成的象數學從此成為中國學問與思想界的一門顯學，並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哲學；大量的儒生參與到讖緯活動中，使整個漢代的學術思想彌漫著一片荒誕的氣氛，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日後的民間生活；至於方土，則更以神仙長生之說作為騙取統治者的工具，我們清楚地看到它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事實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實踐意義的鼻祖。凡此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中國未來宗教，知識與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第121——122頁）

吾淳先生把戰國後期至帝國裏的巫術複興，歸結為沒有實現宗教革命的原因。雖然戰國出現了百家爭鳴也被西方學者稱為“軸心期”，也稱得上進行了一場“精神運動”，但並沒有扼製著巫術的全麵複興，這是事實。若尋求原因，並不能歸結為沒有出現宗教革命，而是沒有出現政治革命。因中國的宗教從來沒有強大到超過世俗政權，不同於歐洲的中世紀。中國在強大的專製王權裏，也不可能有何宗教淩架於王權統治之上。帝王專製正需要的是神巫“宗教”信賴，以成為專製統治的有力工具。

事實上原始巫術在春秋到戰國從沒有退出人們的視線，這一時期的精英們隻是更關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學說，在諸侯爭霸與生死存亡的“列國”競爭中，隻是疏忽了巫術，而並無拒斥“天命”與“巫術”。隨著王權思想的上升，知識精英們最終以新的“巫術”，即神秘主義（象數，陰陽，五行）來為王權專製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為何從戰國到帝製時期出現“有理性趨向非理性”，是因“亞西亞生產方式”或農耕生產方式與農業村落生活方式沒有絲毫的斷裂，進一步導致王權專製思想加強與鞏固，所以政治上一搞專製，迷信就回潮，這才是根本的原因。

作為王權製度支撐的儒家思想，本身與原始宗教是若即若離，而到戰國中期，隨著王權思想上升，儒家與神秘主義則是形影不離了。王權專製思想是一把雙刃劍。一麵是專製理論的理性，而另一麵是為專製服務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隨著專製思想的上升，與專製政體的加強，必然與神秘主義結伴而行。在專製的土壤裏，也不可能產生西方式的宗教。農耕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不被斷裂，才導致中國宗教保持著原生形態，才有專製帝國時期原始巫術迷信的大回潮。才有戰國末期至漢產生出近乎譫妄和瘋癲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學說；如《係辭》、《說卦》、《月令》、《呂氏春秋》、《淮南鴻烈》、《春秋繁露》、《論衡》以及天象星占，風角卦氣，讖緯符瑞，八卦納甲等等。這種荒誕不經的巫術思維與神秘思想學說彌漫著帝國的思想界。一場所謂的“精神運動”卻被全麵的巫術氣氛所淹沒。這種譫妄與瘋癲一直延續到魏晉及兩宋，並達到新的神秘高潮，直到明清，中國人不能不變成眾魔纏身的“東亞病夫”。

這正是原始的巫術思維及原始宗教迷信，不但沒有斷裂與突破，反倒得到係統與理論化。巫術思維與原始宗教的觸角，完全觸伸到古代中國的各階層及社會的方方麵麵。也正是古代中國典型的生產，生活方式適宜巫術思維與意識的延續，茲生與成長。

事實上先秦諸子精英的理性思想，所關注的是讓君王去如何統治，即如何去統治人民。雖儒家不凡大講仁政，但目的是提供給君王的統治術。在諸子的政治學說中，唯法家在對得巫術迷信上表現的更理性，排擊的更堅決。但法家將王權推向專製的金字塔尖時，也意為就可以“王天下”，目的就達到了，也就撒手無策了。熟不知，握著強大專製權力的帝王，變成了肆意吃人的“魔獸”。在“魔獸”及其“為魔做障”的一群虎狼的利爪血口下生活的中國人，不皈依到巫術迷信裏，還有什麽精神支撐呢？正是極權專製製度，使原始巫術迷信徹底大回潮，這不能不與先秦諸子精英的政治哲學有關，是先秦諸子專製主義學說，間接的成了巫術大回潮起了作用，因為巫術大回潮的推波逐瀾者正是帝王專製製度所造成。故兩漢神巫迷信甚囂塵上，思想界無不與神巫迷信有關。這無疑是西漢京房構架八卦納甲筮法的曆史背景，由此造出一套新的通神工具，妄想達到人神相溝通，認為“神示”而一窺“天機”，實乃是巫術上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