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3章 337-回饋電影
對於危境的控訴，木蘭怎麽可能認罪。這件事本就難論對錯，多方博弈能實現共贏的方式很少，需要所有參與者同心協力才有可能達成。損人利己的模式才是博弈的常態，也就是老子說的：“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
木蘭同時也很明白危境生氣的原因。畢竟損人利己的模式，與【危境三項協議】的第三協議【互助協議】相違背。
鑲嵌在源代碼裏的【危境三項協議】，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成是危境的個人原則。木蘭的行為算是觸犯了危境的原則，那危境朝木蘭生氣也沒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到頭來，又是吉岡家把好處給占了，木蘭莫名其妙地幫他們頂包。為了安撫危境的情緒，木蘭不得不答應要回饋高句麗一些好處，主要針對那些因企業破產而失業的普通民眾。
拿到危境給的一份數據報告，木蘭對危境生氣的原因，又有了一個更全麵的認識。與木蘭前世時空同階段的高句麗相對比，這個時空的高句麗經曆風暴後要狼狽許多，
這裏邊木蘭的影響著實不小。吉岡家向高句麗輸出暴力集團的行為，都隻是其中一項較小的影響。
對高句麗衝擊最大的，非“CRAFT科技”的崛起莫屬。“CRAFT科技”在電子領域取得的成就光耀奪目，幾乎將某星的電子產品徹底擠出了國際市場。
這種局勢下，該寡頭財團侵占了更多份額的援助基金，試圖在其他領域打開局麵。這種侵占行為不僅使得援助基金並不能按照預期那樣，全麵盤活高句麗的經濟。還助紂為虐地幫助某些寡頭財團，更加血腥地吞並中小企業。
裏德·理查茲之所以會在高句麗虧得分文不剩，暴力集團的騷擾隻是在中小企業身上割開了一道傷口。真正如同嗅到血腥的大白鯊將那些中小企業鯨吞的，正是高句麗的寡頭財團們。
危境給木蘭的數據報告，其實是一份自殺名單。麵對這份名單的時候，木蘭要說毫無觸動是不可能的，但也不存在多麽的懊悔與虧欠。引發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亞洲經濟發展泡沫過大造成的。而挑動金融危機的直接凶手，都是來自歐美的國際炒家。
高句麗確實有觸目驚心的數十人牽手跳樓，霓虹同樣有魂飛魄散的數十人成排臥軌。金融風暴席卷而來，所過之處哪裏不是哀鴻遍野？
也就香江運氣好，七月一號回歸諸夏，七月二號風暴刮起。得到諸夏政府的全力救市，香江是四小龍、四小虎中唯一沒有崩盤的。
事後複盤的時候，光這微妙的時間差，就惹得木蘭懷疑後邊的黑幕絕不簡單。這場金融風暴若是再早爆發一些，就得是大不列顛來為香江掏錢救市。
撇開諸多前因不談，木蘭打算回饋高句麗的方式還是老三樣：搞電影、搞投資、搞基建。
在奧運會開始前，木蘭就以短篇小說的方式，寫出了《素媛》、《寄生蟲》、和《國家破產日》三部電影的基本情節，並進行發表。之後通過相同的手法，將他記憶深刻的電影都抄了一遍，包括《七號房的禮物》、《新世界》、《與罪犯的戰爭》、《空房間》、《追擊者》、《恐怖直播》、《殺人回憶》、《熔爐》、《建築學概論》、《老男孩》等等。
木蘭先發表小說的目的是為了搶注版權。因為用電影回饋高句麗的重點，並不在於電影的內容，而在於通過拍電影的方式，為高句麗一些人提供工作。也就意味著，這批電影不能再靠危境的特效和鮑勃的能力，小作坊、高效率的完成。
這些小說將作為一個電影公司，支撐其發展十年以上的素材資本。若是不提前寫出來搶注版權，鬼知道十年之中哪些電影故事會被其原創作者拍出來。
至於木蘭這麽做是否算是搶了原本就屬於高句麗人的飯碗？首先，木蘭做這些的初衷是安撫危境，又不是真正的要幫助高句麗實現偉大的崛起。其次，木蘭最多搶了導演和編劇的飯碗，其他幕前幕後的飯碗還會回流到高句麗。最後，用高句麗的未來來拯救高句麗的現在，從哲學層麵屬於一種自我救贖的過程。
摁，準確來說，導演的飯碗也不是木蘭搶去的，變種人鮑勃將接過導演工作。所謂演而優則導，盡管隻有短短半年，但經過十部電影的高強度磨練，鮑勃的演技已然爐火純青，對於拍電影的理解也到了深諳其道的地步，完全能扛起導演的重任。
木蘭唯一搶走的，是編劇的飯碗。既然有機會當編劇，木蘭又怎能錯過往電影中摻雜私貨的機會。
比如《素媛》、《寄生蟲》、和《國家破產日》就被木蘭串成係列電影。從事件的時間順序上，是先有《國家破產日》，再有《素媛》，最後到《寄生蟲》。但電影的上映順序則是《素媛》、《寄生蟲》、《國家破產日》。
《素媛》的故事講述一個普通家庭的未成年少女素媛，在遭遇流浪漢光之致殘性的施虐後，是如何走出心靈陰影，和重新麵對生活的。
《寄生蟲》的故事講述無業遊民的金家四口，因金家長子偽造文憑，而應征為富豪家的千金家教開始，又如何一步步侵占富豪一家。
《國家破產日》的故事則基於這次金融危機的背景，講述高句麗三個階層的人們，在國家破產倒計時的一周裏，都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用兩條邏輯來解釋這種順序的調換：
其一，底層的醜陋源自社會的沉淪，高層的醜陋加劇社會的沉淪；
其二，國家破產最多引發金融危機，人性的迷失導致民族的消亡。
而為了突顯出這兩條邏輯，木蘭對三部電影的劇情做了些改動。
《素媛》的故事時間設定在金融危機後的第五年，木蘭沒有對主體情節做改動，修改的是電影的結局：流浪漢光植被判死刑，小女孩素媛剛剛重新展露燦爛的微笑，緊接著就被另外一名流浪漢給迫害。這一次，素媛沒有挺過摧殘，再也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第二位流浪漢同樣在社會輿論下被判死刑，可這名流浪漢在死前卻對著鏡頭說，這是他們名揚四海的捷徑。這宣言預示著：將有更多的類似慘案，發生在高句麗的街頭巷尾。
《寄生蟲》無論是時間線還是故事線都承接《素媛》。《素媛》中的悲劇，可視做底層對中層的實際報複。《寄生蟲》裏的衝突，則可看成底層逆襲高層的一種縹緲幻想。《寄生蟲》裏金家四口的逆襲之路越是曲折離奇，意味著底層民眾想要翻身希望越是縹緲虛無。《寄生蟲》作為三部曲的故事結局，時間放在經融危機的十五年之後。金家四口與富豪一家同歸於盡，就成為一種預言：當人性消失時，民族終將滅亡。
《國家破產日》的原套路太過明顯，作為中層抗爭者的代表，韓詩賢雖據理力爭，卻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案，讓電影的反思欠缺衝擊與深度。木蘭對電影的改動，就從韓詩賢的“止血”方案動刀，力推計劃經濟。借韓詩賢的口，慫恿國家從各個寡頭財團手中，強行收回諸如：航天重工、海洋重工、汽車製造、軍工製造等等企業。甚至喊出：讓某星為我們造電視就好，的口號。而韓詩賢也因為這句口號，在電影最後死於車禍。
題外話：這也算木蘭用電影的方式幫“CRAFT科技”打擊某星。
《國家破產日》的故事時間開始於金融危機之前。作為三部曲中最早發生又最後上映的一部，三部電影就是在用排序的方式給出一種解答：由於國家在金融危機中破產，整個社會發生劇烈動蕩，才會引發《素媛》的悲劇與《寄生蟲》的衝突。梳理出：“底層的醜陋源自社會的沉淪，高層的醜陋加劇社會的沉淪”這一邏輯。
《國家破產日》在表麵上起到了解釋現象、揭露原因的作用。可經過這種上映順序的安排，無形中是為預言《素媛》與《寄生蟲》提供理論基礎。三部電影在兩條邏輯的編織下，攪成一團解不開的結：一個國家若不能理智參與市場經濟，那麽這個國家勢必淪為資本的奴隸。國家破產日既是民族消亡倒計時的開始。
木蘭為了讓三部電影更像是三部曲，將名字調整為：《素媛許願日》、《金家寄生日》、和《國家破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