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
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屬河南）人。年輕時勤奮好學，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賞識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王曾、晏殊，晏殊後來還把女兒嫁給他。天聖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異等科及第，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今河南孟縣）判官。
司職諫院
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諫仁宗廢皇后之事被貶出朝，富弼這時正服畢父喪，回到汴京，便上書皇帝，以為「廢嫡后，逐諫臣」，一舉兩失，不是太平盛世應當做的事。又說范仲淹「忠直不撓」，「聞過遂諫」，是履責盡職，決不應當黜棄。后通判絳州（今山西新絳），遷直集賢院。
寶元二年（1039年）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認夏國，冊封帝號。仁宗與朝中大臣久議未決，直到六月，才決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備兵征討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論西夏八事奏》，說西夏來使部從儀物隆盛，言辭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請求朝廷立斬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禦決心。詔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富弼擔任諫官，忠於職守，大膽抨擊時政，屢次極言進諫。當時朝廷禁止大臣越職言事，富弼借發生日食一事，懇請朝廷廣開言路，認為「應天變莫若通下情」，於是解除了這項禁令。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戰，由於內侍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致使宋軍大敗，大將劉平被俘，不食而死。黃德和為逃避罪責，誣告劉平投降，富弼力辯劉平冤屈，請朝廷立案審查。仁宗命文彥博主持審理，終於給劉平昭雪。後來仁宗任命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任命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以行牽制，富弼立即疏諫，以三川口之戰，監軍掣肘，將權不專以致遭敗教訓，力請罷免王守忠。為了加強對西夏防務，富弼還建議擴大宰相事權，兼領樞密職，並厚賞西夏來降者，這些建議都被仁宗採納。
慶曆二年（1042年），富弼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當時契丹有人用「偽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侶，刺探情報，后被發覺，此案牽扯到政事堂官員，開封府緝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員因有人庇護仍逍遙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呂夷簡，要他即刻交出官員，予以法辦，並說此案不查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呂夷簡從此對富弼懷恨在心。
澶淵之盟以後，遼宋雙方互派使節，禮尚往來，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於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再一次大敗，西邊戰事吃緊，北部邊防空虛。於是契丹決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挾，於慶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蕭英、劉六符作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們遞上國書，一面責備宋朝不該討伐西夏，更不該違背澶淵之盟，如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說後周世宗所攻取的關南，本是後晉割給契丹之地，若要維持和約，就必須將關南地歸還給契丹。當時大兵壓境，宋廷上下一片驚惶失措。仁宗在預選誰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國信使」時，舉朝大臣以前途莫測，怕出意外，不敢應命。宰相呂夷簡和富弼有私怨，乘機向仁宗推薦富弼。當此危難之際，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舉薦，慷慨奔赴國難，他被任命為接伴使，向仁宗辭行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縣）迎接契丹使，蕭英借口腳有毛病拒絕行拜見禮，富弼說：「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說得蕭英肅然起敬，只好在別人攙扶下行了禮。富弼和蕭英談得很坦率，蕭英也毫不掩飾他南行的真正目的。四月，富弼帶著仁宗拒絕割地，允許「增幣」或「和親」的兩套方案出使契丹。臨行前仁宗要任命他為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富弼不受官職，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富弼到契丹，遼興宗接見了他，雙方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富弼說：兩朝皇上，父子繼好達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為什麼？興宗說：南朝違約，堵塞雁門關，增設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徵集民兵，這是何意？群臣都請求用兵，而寡人以為不如遣使求關南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富弼說：北朝忘記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難逃一人。且北朝與南朝通好，則皇帝專得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皇上受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這全是為自己打算，而非為國家著想。遼興宗大吃一驚，問：什麼意思？富弼說：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於北朝，石重貴昏亂腐朽，神人共棄。那時中國（即中原政權）狹小，上下離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雖然擄獲金帛充斥於諸臣之家，但壯士健馬大多犧牲，最終說來誰當其禍？今中國封疆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證必勝嗎？遼興宗說：不能。富弼說：勝負尚未可知，即使勝了，也是損兵折將，如此則是群臣吃虧呢？還是皇帝吃虧？若繼續通好，歲幣盡歸皇上，臣下得到好處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個人，其他人何利之有？遼興宗覺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說：堵塞雁門關是為了防備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於何承矩，發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處流，非人力所為。城隍是整修破損的，民兵是補充缺額的，並未違約。遼興宗說：非卿如此一說，寡人不知其詳，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罷了。富弼說：石敬瑭拿盧龍一道之地賄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關南，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興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舊地，豈是北朝之利？遼興宗一時無言以對，好半晌才慢慢地說：元昊是寡人的藩屬親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麼道理？富弼說：北朝過去伐高麗、黑水，告訴南朝了嗎？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與弟（即遼興宗）結親，因他擾邊而伐之，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以為怎樣合適？遼興宗扭頭用契丹話和旁邊大臣嘀咕了一陣，又說：元昊為寇，豈能使南朝不擊呢？
第二天，遼興宗邀請富弼一同打獵，仍然堅持得地則歡好可久。富弼說：南朝皇帝曾令我轉達：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豈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就不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朕沒忘燕薊故地，卻也沒求得此地，正是基於這種考慮。遼興宗沒再說什麼。打完獵，富弼回到驛館，劉六符對他說：皇上聽了你關於榮辱的話，很是讚賞。然而我們不想要金帛，只有結婚還可商量。富弼認為「和親」有失體面，估計遼興宗求婚不過是想多得陪嫁，就對劉六符說：結婚容易生事，況且南朝出嫁長公主，陪嫁也不過是十萬緡而已。遼興宗要富弼回朝復命，並將「增幣」和「和親」誓書拿來，準備作一選擇。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遼願意接受「增幣」或「和親」的條件，非常滿意。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帶去了二封國書、三封誓書，內容分別是：若議婚則無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納款，則增歲幣 20 萬，否則 10 萬。遼興宗在帳篷里接見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幣，說：南朝給我的歲幣，在誓書中須加上一個「獻」字才行。富弼說：「獻」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於平等的兩國，何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之理？遼興宗又說：改名「納」字如何？富弼還是嚴詞拒絕。遼興宗仍不死心，說：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給我了，一個「納」字有何可惜的？況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駁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時，才向它稱臣，當時的饋送，或許稱作「獻」、「納」，其後頡利被唐太宗擒獲，還會有此事嗎？遼興宗沉默不語。富弼退出帳外，指著帳前的高山對劉六符說：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獻」、「納」，就像不能登天一樣。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答應！九月，遼興宗派遣耶律仁先、劉六符再度使宋，交換「增幣」二十萬誓書時，宋廷卻不敢過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後書詞中稱「納」條件。富弼兩次出使於危難之中，表現出一定的膽識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 女兒，不顧而行；第二次生了個男孩，也來不及看一眼。每得家書拆也不拆，說：拆了，徒亂人意。回國后，受到仁宗嘉獎，任命為樞密副使，他力辭不受，並上書仁宗說：現在既然與契丹再結盟好，大臣們便以為太平無事，萬一契丹敗盟毀約，我是死有餘辜。但願陛下要切記契丹輕蔑侮辱我朝的國恥，卧薪嘗膽，不忘治理國政。過了一個月，仁宗再次任命，並派宰相章得象去勸說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別有用意，並非是出於你使契丹的緣故。富弼這才接受了樞密副使的職務。
輔佐新政
慶曆三年（1043年），富弼與范仲淹等人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臣，一時朝中名士雲集，人才濟濟，士大夫們寄以厚望。面對內憂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興緻太平，因而特別禮遇富弼、范仲淹、韓琦等人，親賜手詔，讓他們條奏當世急務。九月，仁宗在天章閣親自召見富弼、范仲淹諸大臣，賜坐，給筆札，讓他們疏奏革新政事，同時任命富弼主持對北邊交涉，范仲淹則負責對西邊防務。不久，富弼與范仲淹聯名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後來富弼等人還多次單獨上奏，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陸續頒布幾道詔令。這樣，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積极參与的「新政」開始實施。九月二十二日，仁宗採納富弼嚴明法制的建議，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的條例文字彙編成冊，以為法典綱紀，最後成書《祖宗故實》20 卷。
十月十二日，採納范仲淹、富弼通選轉運使的建議。范仲淹在提名時，對庸碌無才者一筆勾去，富弼有些猶豫，對他說：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啊！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陸續頒行。慶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發生戰爭。契丹主興宗親率 10 萬大軍西征，駐兵雲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縣），並遣使至宋，要求與西夏斷絕往來。范仲淹面對契丹西征，擔心意在宋朝，請朝廷增派幾萬兵以備河東。富弼堅決不同意，認為契丹這回絕不會與西夏聯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歲幣，與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兒族屢次殺戍塞役兵，契丹以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東守邊，殊為失計。後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隨著「新政」的實施，改革初見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對。他們詆毀謗訕，說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擅權。夏辣更是施展詭計，令其女奴偽造石介為富弼撰廢立草詔，誣衊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進行陷害。事情傳出后，仁宗以陝西備邊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繼范仲淹之後，宣撫河北。慶曆五年三月，韓琦上疏為富弼辯護，後來自己也被貶知揚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 貶出朝。富弼後知鄆州、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當時河北發生嚴重水災，數以萬計的人民流離失所，尤以京東路為嚴重，流民有六七十萬之多。富弼到任后，極力動員所轄地方官員百姓出粟救災，又徵得公私房舍十餘萬間供流民居住，還把流民經過所拋下的屍體埋葬，建起一個個大墳墓，稱為「叢冢」。此外，富弼還准許流民生產自救，轄內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為生；又募數萬流民為兵。富弼日夜操勞，有人勸說他，你自己尚被飛語中傷，禍福難保，何必如此勤政愛民。富弼傲然不顧地說：「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富弼冒禍救災民的舉動，仁宗聽說后十分感動，特地遣使褒獎，拜禮部尚書。富弼堅辭不受。后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當相慶於朝。仁宗知道后，對歐陽修說： 「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發風眩之疾，被內侍扶入宮中診治，朝中大臣十分驚恐，議論紛紛，富弼和文彥博擔心會發生不測風雲，便以在大慶殿設醮為仁宗祈福為名，留宿宮中，隨時詢問仁宗病情。由於富弼、文彥博遇事沉著冷靜，「宮內肅然」。後來富弼還與朝中大臣一道，勸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次年，首相文彥博遭人彈劾，罷判河南府，富弼又與韓琦為相，共主朝政。富弼為相時，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包拯為御史中丞、胡瑗為侍講，四人天下眾望所歸，士大夫稱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學士、真中丞、真學士。富弼為相六年，不務興革，謹「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百官各守其職。嘉祐六年（1061年），富弼以母喪罷相。宋英宗即位后，召為樞密使。兩年後，因腿有病，行走酸軟無力，力請罷去所職，領一閑郡養疾，后被恩准，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國公。
稱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銳意進取，很想通過變法，達到富國強兵目的，以改變長期形成的積貧積弱局面。熙寧元年（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臨汝）。詔入覲，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掖進見，毋拜，坐語。神宗覺得富弼老成練達，久經政務，就向他請教致國強盛的辦法。富弼說：「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神宗又以邊事相問，富弼說：「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聽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舊的政治氣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並把革新重任寄託於他。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也就在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王安石銳意變法，神宗對他很信任，唐介死後，同列中沒有人敢與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稱病不問政事，趙抃能力不濟，遇到事情只會叫苦。所以當時人們說，現在朝中的五個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面對王安石變法，富弼認為不能違背祖制，議論與王安石多不和；又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與之爭，於是稱病求退，上章幾十次才被准許。他上疏神宗，說現在人情未安，新近進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災，國家很需要安定。神宗問他去了之後，誰可代替他。他推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反問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樣沉默不語。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縣）。青苗法頒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韓琦、文彥博等人極力反對，富弼也認為這樣的法令推廣，勢必會造成「財聚於上，人散於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執行。提舉官趙濟上奏彈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鄧綰更是請求予以嚴辦，結果富弼被貶，以僕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認為處分太輕，「止奪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說：「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仁宗同意了，以韓國公致仕。富弼雖退居洛陽，與文彥博、司馬光等十三人組織「洛陽耆英會」，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賦詩相樂，但仍關心朝政，每遇國家大事，必暢所欲言，如「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
元豐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陽病逝，享年80歲。死前給神宗上書，說他左右多小人，非國家之福。又陳時政之失，封押后交給他的兒子紹庭，還期許神宗以時事見問。司馬光、范純仁去弔喪，紹庭把這事對他們說了，他們都認為那是遺表，叫紹庭馬上送給神宗。神宗讀後十分哀痛，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文忠。元祐（1086年～1094年）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御制碑首「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鐫刻。紹聖（1094～1098年）年間，章惇執政，說富弼曾反對變法，得罪神宗，罷去配享資格，靖康（1126年～1127年）初年才恢復舊典。富弼有奏議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鄭公詩集》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