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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掉進她設的「套」中

  彭長宜這個開頭的話,讓一貫專註政策理論研究的舒晴感到很深奧,她不敢打擾他,而是聚精會神地聽著。


  彭長宜繼續說道:「說的現實一點,除去我剛才跟你說的養老和教育問題,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還有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不高,農民收入水平偏低,村莊規劃建設水平較低。村集體缺乏公共積累,村級組織管理弱化等等諸多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縣級基層能解決,有的就解決不了。哎,說起來太多了,你要真想研究這些問題,沒有幾年的功夫是研究不透的。」


  舒晴感慨地說道:「是啊,這些日子我已經感覺到了基層工作的難度,感覺到了基層幹部們的辛苦。在我去年底給幹部家屬講課的時候,就有一個家屬跟我抱怨,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她說,悔不該當初嫁給幹部,說他的丈夫是一個鄉鎮的副鎮長,幾乎不著家,家裡什麼事都指望不上他,由此我想到那些異地任職的幹部,夫妻兩人常年兩地分居,即便沒有異地任職的幹部,也幾乎是不著家,他們身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情感的缺失,對孩子教育的缺失。還有,就是基層幹部喝酒成風的問題,說真的,我很反感幹部們頓頓泡在酒桌上,也從內心很討厭這樣的幹部,但來到亢州后,我弄明白了,沒有一個幹部願意天天這樣喝酒的,沒有一個幹部願意犧牲自己的身體健康,整天泡在酒里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喝酒,那麼為什麼公款吃喝的風氣屢禁不止呢?」


  彭長宜說道:「這個問題你為什麼問我?」


  舒晴一愣,一時沒弄清彭長宜是什麼意思。


  彭長宜笑了,說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才問我?」


  舒晴這才意識到什麼,她急忙說道:「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長宜笑了,說道:「沒什麼,這倒不是什麼原則問題。我可以回答。不過你這問題的確問對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首先,我異地任職過,即便之前沒有異地任職,就像你說的也幾乎不著家。這樣的工作節奏和方式,極易導致我們這樣的人逐漸脫離正常的家庭生活軌道,甚至極易淡化我們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也這是之前我家屬經常抱怨我的,大人顧不上,孩子顧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這是你們象牙塔里的人無法想象的。至於為什麼公款吃喝屢禁不止的問題,我有切身體會,我不是為基層幹部們開脫,更不是為我開脫,有個事實你不得不承認,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飯桌,已不單單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範疇,甚至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推杯換盞中搞定,許多以私人名義上的請客,往往都是因為工作,很難分清哪是公哪是私。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拿我的電話來說吧,你說這一天我接了多少電話,有幾個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說下班后甚至睡覺後接的電話都和工作有關,公私從時間上就很難劃清,你能說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電話了?真跟美國警察一樣,追著追著小偷,忽然鐘聲響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層幹部首先在時間上就分不清,下班處理政務的有的是。」


  彭長宜頓了頓又說:「還說基層公款吃喝問題,你剛才說的對,沒有幾個人願意把自己泡在酒里的,基層的幹部,接待任務太重,這也你都看到了,不說省委,就說上級市委、市政府,那麼多的部門對你一個基層縣市,哪個部門來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別說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個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來客往問題,這個的確和工作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細究仍然說不清。比如,前幾天朱市長招待的一撥客人,是南方電廠的,早先跟亢州談過合作的事,他們去北京路過咱們這,給朱市長打電話,朱市長招待了他們,你能說朱市長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像這樣的客人,他一個月接待兩次就差不多工資就光了,再有,朱市長怎麼認識的他們?他們家該不會要建個電廠吧?當然,也有基層心甘情願招待的,因為有許多公務招待,是基層幹部向上級展示政績或者遊說重要部門的無奈之舉。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條件下,作為構建人脈絡、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種交際應酬,已經成為各級幹部的一門必修課,久而久之,這種應酬,就以常規性工作方式的名義,扭曲了部分幹部的工作理念。沒辦法,大氣候是這樣,具體到基層幹部個人,也只能隨波逐流,你不這樣,你就是另類。」


  舒晴說:「你剛才說的對,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從出現這麼多看似合理其實是違規的現象。改變這種現象,扭轉社會風氣,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當我們的社會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轉化后,這種情況,就會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會都納入法制運行的軌道后,基層乃至整個社會就不會出現或者較少出現一些不正之風了。」


  彭長宜長長嘆了一口氣,沒有表態。


  舒晴扭頭看著他,說道:「我說的不對嗎?」


  彭長宜嘴角向上一彎,露出一絲微笑,說道:「你說的對,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達到的,但是,憑我一個基層幹部的經驗看,沒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是改變不了的。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還得是我們真真正正地想改變,真真正正地想這麼做。」


  「有這麼悲觀嗎?」舒晴問道。


  彭長宜答道:「這可不是悲觀,這是客觀事實。如果認為這是悲觀,那就會蒙蔽我們的雙眼,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本質。」


  舒晴笑著說道:「呵呵,受教了。」


  彭長宜忽然意識到,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掉進了舒晴為他設置的「套」中了。他特彆強調:「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與我本身的職位無關。」


  舒晴笑了,說道:「我喜歡這樣的暢所欲言,再次聲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討,絕不寫成書面的文字。我一個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既然不能做女媧補天的大事,最起碼也能做到杞人憂天吧,或者因為我也是一名黨員吧。」


  彭長宜不再那麼抵觸舒晴的論題,他說道:「西方有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在現代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的角色。這一論斷對中國而言尤為貼切。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分析世界範圍內眾多的革命現象時也指出,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際決定著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話:得農村者得天下。」


  「說的太對了。」舒晴感覺彭長宜不那麼抵觸她了。


  彭長宜說:「儘管我抵觸你的研究論題,但其實我們這些基層幹部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惱。這種苦惱是無論如何不能對外人講的。我現在比在鄉鎮的時候好多了,我當鄉鎮幹部的時候,嘗遍了各種酸甜苦辣咸。那個時候,我們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幹部,什麼叫地板幹部,就是最底層的幹部群體。處在最底層,卻肩負著維護一方穩定、發展一方經濟的重任,這些基層幹部們的行為,是最具體而直接地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和形象問題。然而,這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和身心壓力沒有人更多地去關注、去關心。」


  舒晴說:「我想,我現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長宜點點頭,接著說道:「這是咱們私下裡講,基層幹部,真的是苦惱多於快樂。當年我在基層的時候,總是抱怨上級不理解下級,現在我有幸到了原來上級的位置,也煩他們跟你訴苦,只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務先擱在一邊,他們先跟你強調各種的困難,各種的苦。時間長了,我也懶得聽了,我經常這樣說:困難有唄,的確有,我知道,因為我也在基層干過,殯葬改革期間,黑天半夜,我親自抬過死人,清理整頓五小的時候,我帶著人,蹲坑守候,風餐露宿,防止冒煙,甚至遭人暗算,基層工作,能沒有困難嗎?沒有困難要我們這些人幹嘛?國家天天給你開著工資,就是讓你喝茶看報紙嗎?還有一點,就是山區的幹部好管理,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幹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問道:「依你看,基層最大的工作難點體現在哪些方面?是幹群關係嗎?」


  彭長宜搖搖頭,說道:「幹群關係稱不上是最大工作難點,最大的難點我認為是權小責大。我在鄉鎮工作的時候,就把這種矛盾比喻成小馬拉大車。」


  「哦,怎麼講?」舒晴對彭長宜的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彭長宜駕駛著方向盤,在穩穩地超過一輛車后,才心平氣和地說道:「首先,經濟發展是基層最迫切的問題。發展地方經濟,恐怕是任何一個基層幹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級有沒有這樣任務指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個基層幹部的心愿,因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這是基層幹部,特別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們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內容。再有,就是現在時興搞一票否決制,這個壓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面千斤擔,鄉鎮一肩挑,檢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擔任政府一把手的時候,就曾經代表區政府就跟市裡一年簽過23項責任狀,哪一項都能將你一票否決了。」


  舒晴點點頭,這個情況,確實是基層的實際。


  彭長宜又說道:「再有就是穩定的壓力也很大,誰都知道,信訪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維護穩定是個筐,什麼都往裡裝。這個你該有一些體會了吧,你參加過信訪接待日。還有就征地拆遷是最難做的工作。基層要發展,離不開工業,離不開土地,特別是在舊城改造過程中,拆遷是避免不了的,是基層幹部必須面對的難題,我曾經絞盡腦汁、想盡各種辦法對付過一個拆遷戶,從計劃生育、侵街佔道都沒有找出人家的毛病,沒有借口能降服他,無論你怎麼給他提高補償數額,就是不同意拆遷,還聚眾到市委大院鬧事。」


  舒晴笑了,說道:「是你要跳河的那個拆遷戶嗎?」


  彭長宜說道:「是啊,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就是找不到他的毛病!如果他不拆遷,工作就進行不下去,頭前那些按規定拆遷的人家,議論紛紛。我真是急了,豁出去了。在他最後一次聚眾圍堵市委大院,我聽說后立刻火冒三丈。朱市長那時是北城黨委書記,他見我火了,還囑咐我,要講究策略,千萬不要激化矛盾,畢竟是在市委大院。我哪還顧得上策略啊,心想你***不就是滾刀肉、油鹽不進、葷素不吃嗎?我就不信我彭長宜制不服你!到了市委大院后,我二話不說,拽著他就往摩托車上塞。我當時我騎的是挎斗摩托車,帶著他一路狂奔,我跟他說,你不是不同意拆遷嗎,你不同意拆遷,我的官也當到頭了,我也沒活路了,因為我跟市裡簽訂了責任狀,一票否決,我活不下去了,你也別想活,咱倆今天就跳萬馬河!我直接把他拉到了萬馬河的大橋上,把他拽出來后,就往橋下扔他,他死活不跳河,直跟我說好話,就這樣,才算降服了他,最後我們倆還成為了好朋友。」


  「你這是什麼工作方法?」


  「什麼工作方法?管用的方法!」彭長宜理直氣壯地說道:「如果按照你們搞理論的方法,是要深入細緻地做其思想工作,使他轉變思想意識,認識城建工作利國利民的重要性?對不對?」


  舒晴沒敢回答。


  彭長宜說:「我告訴你,這些招兒不好使,何況我的確使過。在基層工作,好招兒使,邪招兒也要使,還記得我以前跟你說過的話嗎?基層的事,幹得,說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舒晴聽得目瞪口呆,半天才說:「你當時真的想把他扔河裡去嗎?」


  彭長宜說:「真的,因為我制服不了他。」


  「那如果真的出了人命怎麼辦?」舒晴擔心地問道。


  「這一點我心裡有數,出不了人命,頂多嗆幾口水。」


  「誰嗆幾口水?」


  「那個拆遷戶唄。我會水,比浪里鑽差不了多少,我不會讓他淹死的,但我肯定會讓他嗆幾口水,真是氣死我了,跟他同歸於盡的心都有。」


  彭長宜說道這裡,口氣里還有著憤懣。


  舒晴對彭長宜有了敬仰,也許,這就是彭長宜自嘲的地板幹部真實的形象代表,是她感興趣的基層官員。


  說到這裡,彭長宜長出了一口氣,說道:「權小責大,位卑言輕,前途艱辛等等,都造成了基層幹部的某種心理壓力、無暇照顧家人的愧疚心理。說到這,你也可能聽說了我的家庭一些情況,事後我反省過,對家,對孩子,我的確做的不夠,忽略了他們。勞累一天了,回到家裡,就想心裡清靜清靜,這個時候,最反感的就是家屬的抱怨。尤其是我那位家屬,每次一進家們,第一句話保證就讓你不舒服,她委屈,我也委屈,感覺自己早出晚歸累得半死,還不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孩子嗎?時間一長,就懶得解釋、懶得安撫了,溝通就更別提了。現在回過頭來一想,自己的確忽視了他們,忽視了這個家,忽略了家人對你的依賴,久而久之,家屬就心生抱怨,抱怨久了,你也就膩煩了,甚至不想回家,越是這樣,她抱怨的就越甚,惡性循環,漸漸地,兩口子的心就疏遠了。其實家裡的這個人也挺難,獨自一個人帶孩子,孩子半夜發燒指不上你,接送孩子上下學指不上你,甚至灌煤氣都指不上你,這些都還好點,最苦悶的就心裡有話沒地方傾訴,好不容易盼著你回家了,十有**都是在喝了酒的情況下才進家門,即便這個時候想聽她傾訴,精神也不做主了,早就疲憊不堪了,長此以往,沒有不出問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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