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那啥…
賣官鬻爵在中國古代並不算是什麽新鮮事，可作為一國之君，整天聲色犬馬，吃喝玩樂，將國庫揮霍一空，卻不例行節儉以渡難關，而是另辟蹊徑，把官職當做商品一樣，明碼標價，公開出售，還像買賣東西一樣的討價還價，這樣的皇帝在中國曆史上就算是空前絕後的了，這些便是東漢靈帝劉宏的“傑作”。
中國的賣官鬻爵始於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國內發生蝗災，於是秦始皇發布命令，準許百姓交夠千石粟米，便可進爵位一級，“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史記·秦始皇本紀》)。
漢代的賣官鬻爵始於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令民得賣爵”(《漢書》)。到了公元前180年漢文帝時，由於邊塞缺糧，便采納晁錯的建議，以爵換粟，充實邊塞，“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漢書·食貨誌》)。
東漢桓帝劉誌(也就是劉宏的上任)時，也曾“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後漢書·桓帝記》)，賣的官爵種類大增，包括關內侯、虎賁郎、羽林郎、五大夫等，用來填補國庫的空虛，不過這還都是些級別偏低的小官。
到了東漢靈帝劉宏時，就把賣官鬻爵一事發揮到了極致，他把本就疲敝的國庫吃光造淨後，開始公開出售官職，先是“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後漢書》)，嚐到甜頭後，又別出心裁地設置了一個買賣官吏的交易所，“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通鑒》)，以官的大小和任職地的好壞確定官價的高低(單就賣官來講，也是一種公平，畢竟油水不同)，甚至於三公九卿等要職，也一律明碼標價，公開出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後漢書》)。
除了皇帝的位置不賣，什麽都能賣，如果買的人多，競爭激烈，則投標競價，價高者得。
官位的標價，則是以官吏的年俸來計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標價就是兩千萬錢，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標價就是四百萬錢，“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通鑒》)。之後劉宏“於西園立庫以貯之”(《通鑒》)，專門建了個倉庫存放這些賣官所得，專款專用，全由自己揮霍，這和現在有些人偷偷在海外設戶頭性質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人家劉宏可以明目張膽的來。
那麽，年俸兩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
在我國古代，官吏按照級別的不同，從朝廷領取一定數量的錢或物，稱為“官俸”，或者叫“俸祿”，相當於現在公務員發的工資津貼。各朝代各個時期發給官員的“俸祿”也不一致，或發銀兩或給土地，也有給實物的，如鹽、帛、絲等，但最常見也是最普遍的，還是用米或穀等糧食作為俸祿。
在林甘泉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史》一書中，考證漢代1石等於27市斤粟，那麽二千石就是5萬多斤糧食，當時的州牧是兩千石的俸祿(漢時全國分13個州部，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長官)，郡守也是兩千石待遇，郡以下設縣，萬戶以上的設縣令，萬戶以下的設縣長，都是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縣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祿，縣長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
由此看來，在當時就是做個縣長也得花上三五百萬錢，那麽這三五百萬錢的概念又是多少呢？
古代的銅價是比較貴的，因此銅錢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東漢的“錢”依舊沿用漢武帝時的“五銖錢”，此錢即為銅質，徑25厘米，重五銖(約35克)。
據《漢書》記載，當時的米價，每石20文至80文錢不等，又1石等於27市斤粟，那麽平均下來一文錢大概能買半斤米。按現在的米價，1塊錢1斤米(這是動態的，物價這玩意誰也吃不準)，若換算成人民幣，大約漢時的2文錢，相當於現在的1元人民幣。
那麽，縣長一職，價值也就是人民幣兩三百萬，如果擱現在，這點錢根本就不叫什麽了，還不給哄搶了呀！但在當時經濟尚不發達的條件下，應該說，這官賣的也的確夠貴的，畢竟古時的經濟不能和現在相提並論。不過話又說回來，就是再便宜，咱老百姓也買不起。
最後由於官價太高，這買賣到後來也不好做了，官價開始有些縮水。
《後漢書》中記載了個崔烈買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說崔烈花了500萬錢買了個司徒(三公之一)，“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做了這樣一筆大買賣，靈帝很興奮，於是在冊封這天，親臨殿前，以示重視。但當他看到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時，突然覺得這官賣得太便宜了，於是滿懷惋惜地對隨從親信說：“悔不少靳，可至千萬”，說咱這買賣虧了，就是讓他出一千萬，這老小子也得出。
親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說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像崔公這樣的名士，本來都不肯輕易買官的，還是我從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
事後，崔烈問他兒子外麵人什麽反應，他兒子對他說，“論者嫌其銅臭”，外麵的人都在議論你這個官有銅臭味，“銅臭”一詞就是打這兒來的。
那些不惜費血本花重金去買官做的人，心裏頭絕對不會去想什麽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資就想要有回報，他們為了撈回本錢，隻能是變本加厲的去搜刮、盤剝百姓，不擇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錢，之後再去買更大的官做，形成惡性循環，這樣的社會現實，讓當時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所謂“賣官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後漢書》)。
再加上漢靈帝荒淫無道，朝中宦官弄權，朝綱敗壞；朝外上行下效，窮其能事，於是全國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風，在這種情況下，倒黴的隻能是老百姓，再加上漢靈帝為政期間，全國又多發地震、水旱蝗災、流行病疫，一時間民不聊生，隻得揭竿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