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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六章:社保製度的誕生(下)

  大會場內一片安靜,所有人都在消化嚴震直剛剛提出來的這項關於加賦的建議,包括朱允炆在內。


  不得不說,嚴震直提出來的這一條,通過加賦來為農民的未來提供風險保障,不僅小幅度的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同時還增強了農民群體抗風險的能力,不會出現因為天災人禍導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飯,也讓賑災從完全的施舍性質變成了更健全的幫持機製。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開心,便完全是因為嚴震直這一項建議,完全是社會保障機製的草創版。


  高稅收的同時高福利。


  “農民多交賦這一點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濟皺了眉頭:“工人的工錢是定數,多了一成的工錢稅,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錢不是由工人決定的,而是由工廠主決定的。”


  嚴震直說了一句最簡單、通俗易懂的話:“作為雇傭方的工廠主,當然希望工人的工錢越來越低,甚至是像幾十年前那種,充做免費的勞動力。


  如今,京畿帶工人一天的工錢基本穩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區間,我們加征一成的稅,工人到手的自然會更少,工廠主是不會替工人繳納這筆稅錢的,看似增加了對工人的剝削。


  這個時候就是需要我們國營工廠起帶頭作用的時候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加速,工廠越來越多,自然而然對於工人的需求量也就會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農、賣身奴,沒道理一輩子就在一家工廠做工。


  我們的國營工廠提高工人的工錢來招工,那私營民間工廠必須跟上,不然他們就招不到工人,沒有工人就沒有生產產出,他們就賺不到錢。


  同微不足道的工錢相比,他們會做出最明智的選擇,那就是為工人加薪。


  我們為一個工人一天的工錢取一個定數,六十文,現在我們國營工廠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稅,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麽假定招募的工人數為五萬,我們也僅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萬人便是六十萬。


  假定全國的工人有三百萬,私營民間工廠同樣將工錢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錢的稅,三百萬人就是要繳納兩千四百萬的工錢稅。


  我曾經在京城戲班看過一出戲,裏麵有句話很搞笑,說‘鄉紳的錢如數退還,百姓的錢三七分賬’,如今呢,我們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動並且還加一部分給到百姓手裏,而富商的錢呢咱們拿出來,不搞三七分賬,全部拿出來給基層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傷的、因工亡故的、工傷致殘的,咱們建立起全麵的層級保障,該補給五年的補五年,該補給十年的補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醫療補貼都將從這筆加征的工錢稅中支出。”


  “好辦法!”


  一直默默聽了好幾天大會的朱允炆開了腔,喝了聲彩。


  嚴震直的主意不得不說確實大才,這是將社會階級中的頭部財富拿出來分到底層,而底層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亦會將財富通過花銷的方式聚攏到頭部階級,可是頭部階級想要將本屬於他們自身的這筆錢重新裝回腰包,又要過一道程序,那就是交稅。


  舉個簡單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給百姓,百姓再買東西把二十文還給商人,商人到手的卻可能隻有十五文,有五文錢到了國庫。


  如果商人後麵不想繼續拿出來怎麽辦,國庫就把五文錢拿出來用到給百姓提高待遇上,這就是國營資本的引頭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淚掏腰包繼續加工錢。


  這就好比是所謂的最低工資標準紅線。


  每次增加工人的工錢,商人都必須服從這項政策,他不服從,那麽就要接受招不到工的情況,投入巨資的工廠就無法運轉。


  “但是工錢提高了,商人對外銷售的商品價格會不會也跟著提高,造成一定的物價膨脹呢,如果出現了物價膨脹,工人就算工錢提高,但購買力下降,那又有什麽意義呢?”


  “國營資本的商品不提價,民間誰敢提價?”


  一句應對,眾人皆笑。


  工錢提高但商品價格不高,利潤空間就會壓縮,國企帶頭讓利於民,帶著全國的商人一道讓利於民,這就是割商人的肉喂百姓的肚子,是均財富的一種手段。


  當然,即使均財富,朝廷也會保障商人有利可賺,不可能搞涸澤而漁的事來破壞經濟市場的健康發展。


  隻是適度的壓縮一部分。


  讓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不至於過速的拉大和出現不可攀越的鴻溝。


  “工人、農民的收入提高,物價保持穩定不出現飛漲,且基層百姓的生活保障製度也建立和完善,這未來的老百姓是怎樣一種夢幻的生活啊。”


  台下麵,一個官員突然發出了這種感慨,很快全會場都應和不斷。


  “以上便是鄙人之拙見,提請陛下與大會審議。”


  嚴震直轉身麵向朱允炆一躬到底,而後邁步下台。


  身背後,朱允炆起身帶頭鼓起了掌,整個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邁步走下台階,朱允炆站到了講桌之後,伸手,全場恢複寂靜。


  “朕很欣慰,因為這政策是嚴卿自己提出來的,沒有朕任何的意思在其中,這說明,這個國家的未來與全國人民的民生,已經不再隻是朕一個人在操心。”


  為什麽古代百姓的生活質量進步的如此慢,隻是官僚階級不為民操心嗎?

  太偏見了。


  古代的官是想要操心而沒有精力啊。


  依托皇權的官僚階級,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先想著如何陪好皇帝,因為伴君如伴虎。


  朝堂之上的政治詭譎、黨派紛爭、攻訐暗算數之不盡,所以他們的精力多半都忙於這些事情上,甚至皇帝可能就隨口說一句。


  “今天天氣真好。”


  這群官員都能回府想個通宵大夜。


  你要讓他們寫出聽後感,估計都能寫幾萬字出來。


  人皇帝確確實實就是誇天氣好,他們都能為此掀一波黨爭。


  “我們認為皇帝說這話是這麽個意思。”


  “不對,皇帝說這句明明是那個意思。”


  “你們這是什麽意思?”


  “我們沒別的意思,就是這麽個意思。”


  真沒意思!

  當政治資源都用在這種扯皮的時候,還有哪個官員的精力能搞好民生發展呢。


  而往往踏實搞民生的,都不被同僚所喜,引之為異類,且自身極難升遷。


  這便是殘酷的官場現實。


  如今的大明政壇隨著進入許氏內閣時期,這種事不能說不存在,隻能說已是極少,加上朱允炆的主動降低自身於政治領域的存在感,不參與朝會、不拋頭露麵,也是極大省下了天下官員揣測聖心的功夫。


  踏踏實實工作,勤勤懇懇為民。


  這樣的國家發展速度,又怎麽可能不快呢。


  朱允炆麵向嚴震直,語氣誠懇的說道:“卿之建議大善,朕代天下百姓,謝謝嚴卿。”


  台下嚴震直忙起身。


  “臣做官為民自分內之事,不敢當陛下謝,更不敢當天下百姓謝,臣惶恐。”


  皇帝的一句感謝亦是定調子之語。


  那便是曉諭大會,嚴震直的建議,審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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