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喬致庸光大門庭

  按喬氏族譜排序，喬貴發之後的字序排列為全、致、景、映、人。喬致庸是喬全美的二子，生於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在喬家第三代中位列第五，是喬貴發最小的一個孫子。喬致庸同時是喬氏一門中壽數最高的一位，活了89歲，先後經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五朝，在喬家唯一享受過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因做事豁達大度，喬致庸便有了“亮財主”的綽號。喬致庸本有一兄名叫致廣，但早年離世。父親喬全美悲傷過度，亦隨之而去。這使得本來一心仕進、專心讀書的喬致庸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此時的複盛公已是如日中天，但相比其餘兩堂，在中堂不論財力還是官運均處於弱勢。喬致庸此時出道，可謂重任在肩。


  喬致庸做生意，自然離不開複字號。但在中堂敢於跨出包頭城，在歸化城開辟新的領域。時間不長，他就先後開設了通順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法中庸等字號。通過持續的向外擴張，至同治、光緒年間，複字號已經完成了戰略轉型和全麵發展，真正實現了“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作為老根據地的口外商鋪自不必說，北京至包頭沿線的各大城市都有複字號投資經營的各類商號；京津、東北，乃至長江流域的各大商埠，也有複字號的各類產業。雖然經營地域廣闊、門類齊全，但複字號萬變不離其宗，最核心的業務依舊是其熟悉的糧、茶、錢、當四行。若要論影響力和盈利能力，則非票號莫屬。


  票號製度是山西商人的一大創舉，也是現代銀行業的前身。晉商的票號集存、放、匯於一體，創立了國際性的商業匯兌網絡，為各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晉商票號早在清道光初年便已出現，極盛之時在國內遍及近百個城市，在國際上則遠至俄羅斯、日本和東南亞。在中堂在喬致庸的領導下，審時度勢，於清光緒十年（1884年）開設了大德通的頂峰之時，僅大德通票號就盈利50萬兩白銀，每股分紅達到17000兩。對於絕大多數的士人而言，這是一個辛勞一生亦望塵莫及的天文數字。也正是這實打實的真金白銀，將大批優秀人才帶入了商海。


  喬致庸素以知人善任著稱，除任人唯賢的舉措外，還非常注意革除用人之弊端。如喬家定有家規：各字號掌櫃不得由喬氏族人擔當，需選德才兼備之外姓人，且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正因為如此，在力挽狂瀾、挽救廣盛公的大掌櫃之後，喬家商號又經喬致庸的大力延攬，迎來了一批出類拔萃的精英人物。在這些人物中，最為出色的有入號50年，任大德通票號經理25年的高鈺；主持大德恒票號26年，晚年其女與喬致庸之孫聯姻的閻繼藩；由閻繼藩提拔，曾在大德恒票號接待西奔出逃的慈禧、光緒一行，後出任清朝國家銀行——大清銀行首任行長的賈繼英，以及執掌複字號數十年，在中堂唯一占有兩個股份的馬公甫（普通大掌櫃的股份上限就是一股）。他們為喬家帶來了豐厚的財帛與無上的聲望，在危難關頭一次次挽救了喬家、挽救了在中堂，同時也在商業史乃至近代史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如河瀚般燦爛的群英走出祁縣、走出山西、走出中國，用行動見證了匯通天下的誓言。

  除善於用人之外，在中堂最主要的發達原因還在於其獨特的經營觀念和手段。在中堂的經營觀念主要包括：人棄我取，薄利多銷；重視信譽，不弄虛偽；忍讓為先，寬以待人；慎重交易，善始善終。在手段上則重視製度建設，各商號均建立了全麵有效的獎懲管理規章。同時，在中堂還強調對外交流，通過廣泛的交際形成聯盟，進而有效地維護其商業利益。喬家曆來重視結交各類官員，上至慈禧太後、光緒皇帝，下到督、道、府、縣的各級官員，均曲意奉迎、全力協助。與之聯係密切的包括山西巡撫趙爾巽（xùn）、岑春煊、丁寶銓；京師九門提督馬玉昆、軍機大臣左宗棠、北洋大臣李鴻章、湖廣總督端方以及後來的閻錫山、趙戴文、孔祥熙等。為抬高身價、光耀門庭，喬致庸本人還花錢捐了個二品補用道的虛銜，其餘族人乃至先祖也都各有頭銜。通過聯姻來擴展勢力，也是喬家的專長。喬家先後與祁縣渠家、太穀曹家、榆次常家等晉商巨族聯姻，甚至把北洋政府代總統馮國璋的外甥女娶進了家門。如此殫精竭慮的苦心經營，在中堂在喬致庸手中發展到頂峰也就不足為奇了。據統計，自光緒末年至民國時期，在中堂的商鋪在全國總計200處以上，僅流動資金就達700萬到1000萬兩之巨。如計入房產土地等各類不動產，則在中堂鼎盛之時的資產可達數千萬兩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