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習慣性動物
3 習慣性動物
帕薩迪納 1999年7月
在太陽穀，人們並未見到巴菲特的搭檔查理·芒格的蹤影。艾倫公司的組織者從未邀請過他。這對芒格來說是件好事，因為太陽穀年會是那種幾乎求他他也不願參加的活動。太陽穀的禮儀需要你去取悅太多的人。巴菲特就很喜歡做令他人愉快的事。即便是他對聽眾們大肆嘲諷，他也要確信自己保持著讓人喜歡的個人魅力。但是，芒格隻需要得到尊重，他可不在乎別人對他的好惡。
不過，在很多人眼裏，這兩個人幾乎是可以互換的。巴菲特自己就稱他和芒格“簡直就是連體嬰”。他們走路時都斜向同一個方向，步態同樣笨拙，同一款灰西裝僵硬地掛在同樣呆板的身上——因為他們把好幾十年的時間都用來看書、讀報，而不是運動或在戶外活動，連他們那灰白色頭發的梳理方式都一模一樣；他們戴款式相似的克拉克·肯特式的眼鏡，透射出一樣懾人的目光。
他們以相同的方式思考，對投資著迷，將之視為願意傾其一生去解答的謎。這兩人都把理性和誠實看作最高的美德。衝動和自以為是，在他們看來是造成錯誤的主因。他們喜歡探究失敗的原因，以其作為發現成功定律的途徑。芒格說：“我一直在以偉大代數學家卡爾·雅各比所建議的熱情，尋找逆向洞察力。逆向，一直逆向。”他用了一個聰明農夫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這個農夫說：“告訴我，我將死於何處，這樣我就不去那兒。”芒格用比喻，而巴菲特則采用平實的方式來解讀。巴菲特沒有芒格那樣微妙的宿命論感，尤其是在談及自己的生死時。
不過，兩個人都有布道的衝動。芒格誨人不倦，他曾經發表過幾次關於“成功生活之藝術”的演講，因為見解深刻而深深打動了聽眾，他的演講錄像被競相傳看，直到互聯網讓所有人都能獲取。芒格逐漸對發表這些演講熱情澎湃，有時候他甚至變得“自我陶醉”（這是巴菲特的形容），不得不被人從講台上給拖下來。私下裏，芒格往往對著自己或朋友演講，和他說話就像坐在一輛由脫韁的野馬拉的馬車上。
雖然芒格自視為業餘的科學家、建築師，會毫不含糊地解釋愛因斯坦、達爾文的理論，談論理性思考的習慣，分析聖巴巴拉地區房子之間的完美間距，但是，當冒險涉及那些離自己所學甚遠的領域時，他總是非常謹慎。他害怕自己成為“鞋扣情結”的受害者——這是他在哈佛法學院的同學的說法。
“我同學的父親每天都和同一群人共事。”芒格說，“他們中有一個人計劃在鞋扣市場囤積居奇——這個市場真的很小，但是這人最終占據了整個市場。然後，他對所有東西都高談闊論，所有能想象的東西——壟斷鞋扣市場令他成為各個方麵的全能專家。沃倫和我一直認為，這種行為方式大錯特錯。”
巴菲特不存在受“鞋扣情結”折磨的危險。他擔心自己看起來麵目可憎，或者更糟糕的是，顯得偽善。他相信自己所謂的“能力範圍”，在自己周圍畫個圈，待在裏麵，做好三件事：錢、投資和自己的生活——他可以因此被視為一名絕對意義上的專家。
不過，和芒格一樣，巴菲特有自己的自我陶醉方式。芒格會有選擇地演講，但是卻停不下來；巴菲特則通常是結束一個演講之後，發現很難不開始另一個演講。
巴菲特做演講，寫文章，寫評論；搞聚會，給別人上小課；為訴訟案做證；上電視紀錄片，接受電視采訪，讓新聞記者跟著他旅行；去大學開課，邀請大學生來看望他；當家具店開張、保險電話營銷中心落成的時候，或者在和奈特捷公司潛在客戶的晚餐會上給人們上一課；在更衣室對著橄欖球運動員演講；和議員們吃午餐時也說上一番；在編輯委員會上教育新聞界的人們；給自己的董事會成員上課；最重要的是，在寫給股東的信以及召開股東會時，他也會穿上“教師製服”。伯克希爾–哈撒韋就是巴菲特的“西斯廷教堂”——不隻是一件藝術品，而且還是展示其信仰和理念的“講義”，這就是為什麽芒格會把公司稱為巴菲特的“傳教公司”。
自從1959年通過朋友在午餐時認識後，這兩人一直是彼此最忠實的聽眾。在把午餐東道主說得暈頭轉向之後，他們撇下這位共同的朋友，開始嘰嘰喳喳說起來。從那以後，他們之間的交談持續了幾十年，從未中斷。到了最後，他倆能讀懂對方腦子裏的東西，無須說話，靠心靈感應就可以。但是，那個時候，他們的其他聽眾已經擴大到了他們的朋友、商業夥伴、股東——實際上是全世界。人們離開巴菲特的辦公室或者芒格的演講會之後，都會誇張地用手拍額頭，嘴裏叫著“我的天哪”。這兩人講完那些似乎難以解決的問題後令人豁然開朗，無論他們講過多少次，對他們演講的需求隻增不減。就像他們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一樣，他們發現演講人這個角色很好扮演，而且令他們感到自在舒適，早已通過長期的習慣銘刻在他們的稟性之中。
不過，當巴菲特被說成是一個“習慣性動物”的時候，他帶著一種受傷的表情回應說：“我不是，查理才是一個習慣性動物。”
芒格早上起床，然後把0.25英寸厚白內障術後用的老式眼鏡架上鼻梁。他每天在同一時刻準點坐進汽車，小心翼翼地把他父親的公文包——他正使用的公文包——放到旁邊的座位上，然後開車從帕薩迪納去洛杉磯中心區。他會數在反光鏡裏看到的車輛，看著車輛從前方開過，當感覺有空間的時候，切進左邊的行車道（有好幾年，芒格開車時會在後備廂放上一罐汽油，以防自己忘記停車加油。不過，最終他被勸說放棄了這一特別的習慣）。一到市區，芒格經常會和某個人在沙磚建築裝飾風格的加州俱樂部一起吃早餐，這是該市古老的建築之一。到了俱樂部，芒格會先從三樓電梯旁的桌案上拿一捆報紙，然後大步走到餐廳的第一張桌子那裏。芒格就像拆聖誕節禮物包一樣打開報紙，最後，報紙會成堆地擺放在他周圍。
“早上好，芒格先生。”洛杉磯商業機構的人員經過芒格身邊，走向其他桌子（位置不那麽好）的時候會很尊敬地向他問好。如果芒格能認出他們，並和他們聊上一會兒，他們會非常高興。
芒格用他的右眼注視這些人——因為一次白內障手術失敗，他失去了左眼。現在，他說話的時候，左眼皮會半耷下來。他左右轉動腦袋，用右眼掃視室內，將周圍情況盡收眼底。隻有一側眼球轉動，讓他永遠都是一副警惕和驕傲的樣子。
吃完藍莓之後，芒格走向那間不大不小、亂糟糟的辦公室。他從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租了這間辦公室，這家律師事務所是他與友人合夥在1962年成立的，三年前他剛剛從事務所退休。芒格的辦公室隱藏在富國銀行中心上麵的樓層裏，這間辦公室由他多年的秘書圖托尼克·多蘿茜·奧伯特照看著。辦公室裏到處都是科學和曆史方麵的書籍，還有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自傳、塞繆爾·約翰遜的一幅巨幅畫像、芒格最新的房地產業務計劃和模型，窗戶旁邊放著富蘭克林的半身像，芒格在這裏就像在家一樣。因為信奉新教徒的中產階級價值觀，而且非常喜歡其生活方式，所以芒格很崇拜富蘭克林。他經常引用富蘭克林的話，而且還研究富蘭克林以及被富蘭克林稱為“傑出先輩們”的著作，比如西塞羅和邁蒙尼德的書。芒格還同時管理著伯克希爾旗下的韋斯科金融公司，以及這家金融公司所有的一家法律出版公司——《每日新聞》公司。另外，他還四處忙於房地產業務。想和芒格說話的人——家人、摯友和商業夥伴除外——都被多蘿茜不動聲色地巧妙攔下。
芒格把大把時間用於4項慈善事業。當他做出選擇，他就會全力投入。不過，對被他稱為“朽木”的人，他沒有什麽“好心”，他的慈善都是達爾文式的，以激勵最優秀的人。古德·撒馬利亞醫院、哈佛西湖學校、亨廷頓圖書館、斯坦福法學院都是受益機構。這些機構明白，芒格的資金和付出將伴隨著大量的講座，以及按“查理風格”辦事的原則要求。芒格很高興資助斯坦福法學院的學生宿舍，隻要斯坦福精確設計宿舍的大小——當然要有窗——規定臥室到廚房的距離，同時把停車場建在他認定的地方。他帶有老式貴族的責任感，從接受者的利益出發，在資金的使用上附加了各種各樣讓人惱火的限製，而原因就在於他懂的最多。
即使要關注他人的工作行為，芒格每天還是有時間和他的老朋友們在洛杉磯鄉村俱樂部玩兒一小會兒高爾夫。有時他會在親自設計的帕薩迪納的房子裏和妻子南希共進晚餐；而更常見的是，和一幫親密老友在加州俱樂部或洛杉磯鄉村俱樂部度過。一天即將結束時，他會埋頭看書。他一般和他的8個晚輩一起度假（他的子女、繼子、孫子、孫女和外孫、外孫女），度假地通常是他在明尼蘇達州星島的別墅。在這個地方，和他父親一樣，芒格是個貪婪的漁夫。芒格在他的大船Channel Cat上做東招待很多朋友（他的一個朋友把這艘船稱為“漂浮餐廳”，主要供娛樂之用）。總之，盡管芒格有些怪癖，但他是一位率直的愛家好男人，他也愛他的朋友、俱樂部和他的慈善事業。
巴菲特也喜歡他的朋友和俱樂部，但很少做和慈善有關的事。他的生活比芒格還要單一，雖然他的性格比芒格複雜。他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奧馬哈度過，但是他的日程安排會圍繞著一連串的董事會會議和拜訪朋友的旅行，這些安排不疾不徐，非常有規律，就像月相的變化一樣。如果待在奧馬哈，他會從住了40年的房子出發，行車1.5英裏，在早上8點半達到基威特廣場的辦公室——他在這裏工作也快40年了。到了之後，他會打開電視機，調到CNBC頻道，把聲音關掉，然後一邊瞄屏幕，一邊閱讀桌上的一堆出版物：《美國銀行家》《編輯和出版人》《廣播》《飲料文摘》《今日家私》，A. M. Best公司的《產險評論》《紐約客》《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紐約觀察家》，以及他喜歡的作者寫的股票和債券市場的最新分析。
看完這些東西之後，他又開始消化通過傳真、郵遞和電子郵件傳給他的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報告，都是伯克希爾下屬的公司給他的資料。業績清單一年比一年長，巴菲特從清單上知道——上周GEICO（政府雇員保險公司）又賣出了多少份汽車保險，又償付了多少索賠；昨天賣出了幾磅喜詩糖果；範奇海默公司又拿到了多少件監獄看守製服的訂單；奈特捷在歐洲和美國賣出了多少架分權噴氣機。除此之外，還有帆布篷、充電器、發電數（千瓦/時）、空氣壓縮機、訂婚戒指、租賃卡車、百科全書、飛行員訓練、家具裝飾、心肺醫療儀器、豬圈、房地產經紀、聖代冰激淩、絞車和起錨機、天然氣、汙水深井泵、吸塵器、報紙廣告、計卵器、刀具、家具租金、護士鞋、機電零件……所有關於成本、銷售額的數據都湧進巴菲特的辦公室，他記住了當中非常多的數字。
在閑餘時間，巴菲特會琢磨他還沒賣的數百家公司的報告，一部分是緣於興趣，一部分是為了以防萬一。
如果有重要人物來奧馬哈拜訪巴菲特，那他會駕駛他那輛藍色的林肯城市轎車跑上1.5英裏，穿過市區，到機場親自接機。人們對巴菲特這種真誠的姿態感到驚喜，雖然巴菲特很快就會刺激他們的原始神經，因為他開車幾乎注意不到交通指示牌、紅綠燈或其他車輛，他會一邊興致勃勃地說話，一邊在路上迂回穿行。巴菲特說，他開車的速度很慢，就算發生車禍，也隻是輕傷，這是他給自己一心二用找的理由。
巴菲特總是帶客人去辦公室逛上一圈，顯擺一下他的標誌性物件——代表了他職業生涯中的裏程碑事件。之後，巴菲特會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傾，雙手相握，眉頭揚起，傾聽來客的問題和要求。對每一位訪客，巴菲特都會即席提出睿智想法，對商業困惑做出當機立斷的決定，並提供中肯的建議。當客人離開的時候，巴菲特會在送他們回機場之前，順道帶他們去麥當勞吃午餐，這可能又會令這些知名政客或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大吃一驚。
在閱讀、研究和時不時的會麵中間，電話鈴整天都會響起。第一次給巴菲特打電話的人會很震驚地聽到一聲親切的“喂”，當他們發現巴菲特是自己接電話的時候，經常會難以置信。巴菲特和藹可親的秘書戴比·博讚科疾步進出於巴菲特的辦公室，把那些讓他應接不暇的來電內容告訴他。在他的書櫃上，另一部電話不停地響起。巴菲特會立即接聽這些電話，因為這是他的交易員打來的。他會說，“喂……嗯，嗯……是……多少……嗯，嗯……就這麽做”，然後掛掉電話。接著，他要麽轉去聽另一部電話，要麽看資料或CNBC。一到下午5點半，他就離開辦公室回家。
等候在那裏的女士並不是他的妻子。他對阿斯特麗德·門克斯完全不會藏著掖著，從1978年到現在，巴菲特和阿斯特麗德一直生活在一段三角關係之中。蘇珊·巴菲特同意了這段關係，而且，事實上是她安排了這段關係。不過，巴菲特和蘇珊聲稱，他們兩人的關係非常緊密，夫妻的常規循例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非常和諧，正如巴菲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樣。一直以來，巴菲特對外的解釋是：“如果你非常了解我們三個人，那你就能理解這件事。”雖然這件事情本身確實如其所言，但對那些好奇之人來說這無法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因為幾乎沒有人了解蘇珊和阿斯特麗德，或者是身處這種關係之中的巴菲特本人。巴菲特把這兩段關係分開處理，正如他處理很多人際關係一樣。不過，所有跡象顯示，阿斯特麗德和蘇珊是朋友。
大多數時間，巴菲特會和阿斯特麗德在家吃晚餐，晚餐是漢堡包或豬排。幾小時之後，他就會把精力用到互聯網的晚間橋牌遊戲上，他每周會花12個小時玩兒這個遊戲。巴菲特緊盯著顯示屏，聽著電視機的背景雜音。這時，阿斯特麗德大多數時間都不會打擾他，除非他說：“阿斯特麗德，給我一杯可樂！”玩兒了橋牌之後，巴菲特通常會和他的橋牌搭檔兼紅顏知己沙倫·奧斯伯格通一會兒電話。在阿斯特麗德於房子周圍遛彎兒到10點的這段時間，巴菲特會和阿吉特·賈殷進行晚間電話會議——阿吉特負責巴菲特的再保險業務。與此同時，阿斯特麗德去商店買次日報紙的提早版。當巴菲特閱讀這些報紙的時候，阿斯特麗德上床睡覺。看起來，這就是身家數百億美元的巴菲特簡單、普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