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解體
33 解體
奧馬哈 1969年
在基威特大廈8樓外麵的辦公室裏，格拉迪絲·凱澤坐在那兒守衛著沃倫·巴菲特的門口。格拉迪絲身材纖瘦、妝容完美，一支接一支的香煙散出的煙霧彌漫在她銀色頭發的周圍。她輕鬆高效地處理著文書工作，接電話，處理賬單以及其他沒有意義的瑣碎事。她禁止任何人進來——有時包括巴菲特的家人。這讓蘇珊光火，不過有格拉迪絲守衛著這道門，她也毫無辦法。
蘇珊責怪格拉迪絲。當然，沃倫從來沒有給過格拉迪絲一個真正的指令不讓蘇珊進來。不過，他辦公室裏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如何去翻譯他不直接說出來而用隱晦方式表達的真正意思。如果他們認為他會不同意，甚至沒有人敢咳嗽。僅僅是為了在巴菲特合夥公司工作，人們必須得明白暗示以及手勢的意思，它們就像規則一樣。他眉心一跳伴隨著“嗯……”，意味著“想都不要去想”；“真的嗎？”表示“我不同意不過不想直接說”；轉過頭去、眯起眼睛以及後退意味著“幫幫我，我不行”。格拉迪絲在遵從這些沒有明確闡明的要求和指令時，有時就會傷害到其他人的感情。不過她的工作就是保護她的老板，那意味著去做一些他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她要足夠強硬才能承擔這個責任。
在她頭上方微黑的牆上懸掛著一些鑲了鏡框的報紙剪報，提醒人們1929年的大崩盤。辦公室裏放著磨損的金屬家具和一部舊自動收報機。越過格拉迪絲，沿著油氈鋪的短短的走廊往裏走，裏麵坐著的是其他知道如何解讀巴菲特的暗示和手勢的人。左邊是比爾·斯科特的小辦公室，在那兒他對經紀人叫喊著“快點兒，我很忙”，敦促他們執行巴菲特的交易。走廊的右邊是一個裝文件的工作室，裏麵還有一個格拉迪絲放滿了百事可樂的小冰箱，兼職記賬員多娜·沃爾特斯在工作室裏精確地記載合夥公司的檔案和準備納稅申報單。沃爾特斯旁邊是約翰·哈丁，他負責合夥人以及合夥公司的事務。格拉迪絲的後麵就是巴菲特的王國，有幾把斜靠的扶手椅，一張桌子，還有一些報紙和雜誌。房間裏最顯眼的就是他桌子對麵牆上霍華德·巴菲特的那幅肖像。
沃倫每天早上來了後，先掛上帽子，然後消失在這個聖殿裏閱讀。過一會兒他會出現，對格拉迪絲說：“幫我接查理。”然後他關上門，開始打電話。接下來的這一天就是在電話和閱讀之間來回切換，深入研究要買的公司和股票。偶爾他會再次出現，告訴比爾·斯科特執行某項交易。
這些日子股票市場高漲，而比爾·斯科特相對沒那麽忙。巴菲特的口袋裏滿是國民賠償公司產生的錢，他正在研究整體收購，因為他們的價格較少受製於投資者突發的念頭。他已經發現了位於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的伊利諾伊國民銀行和信托公司，這是他見過的最掙錢的銀行之一，由71歲的吉恩·阿貝格掌管。巴菲特想讓頑固的阿貝格成為交易的一部分。阿貝格和數廁紙的本傑明·羅斯納相似。巴菲特告訴阿貝格有關他想在這項交易上做的改變，然後說：“我已經把鞋全扔了，我不是隻蜈蚣。如果你想朝前走，那就太好了。如果不，我們仍然是朋友。”
他已經把這家銀行賣給了另外的某個人。不過買家開始吹毛求疵，他們想要審計而他從來沒有審計過，所以他想解除之前的交易。他是相當有優勢的，而且他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保守，令人難以置信。
他隨身帶著數千美元的現金，在周末為人們兌現支票。他隨身攜帶一張還沒有租出去的保險櫃數目的明細表，會在雞尾酒會上努力租給你一個。提醒你，這可是那時伊利諾伊州第二大城市裏最大的銀行。他決定每一筆薪水並且以現金形式支付給雇員，因此連信托部門的頭兒也不知道他自己的秘書掙多少錢。我到了那兒，給出的價後來證實比另外那個家夥少了100萬美元。擁有銀行1/4股票的吉恩打電話給最大的股東，後者擁有超過一半的股票。他說：“這個從奧馬哈來的年輕人出了這個價，我已經厭倦了某某公司的那些家夥了。如果你想把銀行賣給他們，那你就來管，因為我不願意賣給他們。”
毫無疑問，阿貝格接受了他的報價。和阿貝格的交易確認了巴菲特的直覺：意誌堅強、有職業道德的企業家通常對新所有者將如何對待他們和他們的公司更為在意，而不是抓住一場交易裏最後的5美分硬幣。
不久，巴菲特開始用其通俗的名字“羅克福德銀行”稱呼伊利諾伊國民銀行。在美國財政部確認獨占鑄幣製造權以前，這家銀行是特許經營的。當巴菲特發現它能發行自己的貨幣時，他著迷了。10美元麵額的紙幣上印著阿貝格的肖像。現在資本淨值超過2600萬美元的巴菲特能夠買下他想買的任何東西，但是這點他卻做不到。在這件事情上，吉恩·阿貝格做得比他好。他和美國財政部有發行自己的貨幣的特權，而巴菲特合夥公司或者伯克希爾–哈撒韋卻不行。巴菲特被合法發行印有自己肖像的鈔票的想法迷住了，於是他開始在錢包裏放上一張羅克福德紙幣。
到目前為止，巴菲特還沒有想過讓自己的肖像印在紙幣或者別的什麽地方。在他管理合夥公司的時候，他或多或少總想避開公眾的注意。確實，有關他家庭的故事和照片已經出現在當地報紙上，這對那些需要隱私的人來說已經有些過分了。不過，除了寫給股東們的信，整個60年代他的嘴巴是封住的——他不希望被別人搭便車。他不會談論自己是如何投資的，也不會宣揚他的業績，這和這個時代的其他資金管理人所表現出來的搶眼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的自我推銷能推進他們快速成名。
甚至當推銷自己的機會來到門前的台階上，他也不會利用。幾年以前，證券承銷商約翰·盧米斯來基威特大廈拜訪巴菲特。他的妻子卡羅爾為《財富》雜誌的投資專欄撰稿。她曾經采訪過資金管理人比爾·魯安，他告訴她美國最聰明的投資人住在奧馬哈。過了一段時間，她的丈夫來到基威特大廈，自己上樓找到這個有227.5平方英尺的地方，看起來一點兒都不像是這座城裏最富有的人之一的辦公室。
巴菲特帶他到街對麵黑石酒店的飯館。他點了草莓酒，然後告訴盧米斯他做了些什麽。盧米斯說起他妻子是一個記者。巴菲特覺得很有趣，他說自己要不是已經成了一個資金管理人，他早就把新聞業當職業追求了。
不久以後，沃倫和蘇珊來到紐約，和盧米斯夫婦見了麵。“他們帶我們去了一個特別的小房間裏吃午飯。”巴菲特說。這個來自奧馬哈、社會關係良好、投資業績優異的年輕的資金管理人和這個有抱負、為《財富》工作的記者發現他們有很多共同的品性：熱衷於揭露有權有勢的人的胡作非為、對細節的著迷、競爭的傾向。卡羅爾個子高挑，體態健美，表情嚴肅，有著一頭棕色的短發。她是個一絲不苟的編輯，難以容忍劣質新聞的態度和巴菲特難以容忍損失金錢的態度一樣。他們開始通信，她帶他進入了一個一流的新聞工作者的世界。他開始就一些報道的想法給她以幫助。“除了查理，卡羅爾迅速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他說。首先她沒有公開任何有關巴菲特的事情。
然而，到20世紀60年代末，對合夥公司而言，還在上漲的市場令股票投資的可行性降低。在試圖購買整個企業的時候，較高知名度帶來的優勢開始超過買股票的隱秘性帶來的優勢。也就是在60年代末，巴菲特長久以來對報紙和出版的興趣與他重設的新投資目標以及想親自過問的渴望，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他的世界。
不久以後，巴菲特就沉迷於新聞業的黑白世界中。一頁又一頁，報紙覆蓋了從報刊發行人那兒送過來的成堆的財務報告。當他睡覺的時候，更多的報紙——從一捆裏抽出來折好——在他的夢裏飛舞。在大多數焦躁的夜裏，他夢到自己小時候當送報員時睡過了頭。
巴菲特的財富已經增長到足以買下一家報紙或者雜誌，或者兩者都買下。然而他的夢想不僅僅是一個投資者，而是一個出版商——具有影響力，並擁有為公眾提供消息的手段。在1968年左右，他和一些朋友試圖買下娛樂報紙《多樣化》，不過最後沒有成功。後來另外一個熟人關係卻帶來了意外的收獲。經常和蘇珊一起去俱樂部聽爵士樂的一個朋友斯坦福德·利普西有一天出現在沃倫的辦公室裏，他說他想出售《奧馬哈太陽報》。巴菲特立刻表示出興趣，此前他曾試圖買下它。
《奧馬哈太陽報》是在周邊發行的係列周報。斯坦福德和珍妮·布萊克·利普西從她的父親那裏繼承了這份報紙。它在奧馬哈的近郊發行7個版本，最基本的部分是警情、當地社會新聞、周邊企業狀況、高中體育，以及關於誰和誰確定戀愛關係之類的八卦新聞，這讓它成為父母和孩子的必讀報。雖然《奧馬哈太陽報》在奧馬哈的新聞業中處於劣勢，但它的編輯鮑爾·威廉斯專門從事調查性新聞工作，通過刊登當地領先的報紙《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覆蓋不到的內容與之競爭，一般是揭露城中權貴的罪惡和不端行為。這些內容會冒犯《奧馬哈世界先驅報》的主要廣告商，通常這些人都避開《奧馬哈太陽報》。
巴菲特在奧馬哈的社會地位已大幅提升，但他對《奧馬哈太陽報》披露醜聞這一麵有特別的興趣。自從為抓住銀行搶劫者而收集車牌號碼以來，他想過當警察。而且“他總是對報紙懷著巨大的熱情”，利普西說，“我憑直覺感到沃倫理解新聞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因為一條新公路將穿過我的辦公地，所以我必須借一大筆錢買一個新的出版社。我不喜歡《奧馬哈太陽報》的商業前景，不過我知道沃倫有足夠的錢保證報紙不會因經濟狀況遭受磨難。不到20分鍾，這事就搞定了”。
“我計算我們要為此付125萬美元，然後每年可以拿回10萬美元。”巴菲特說。回報是8%，和債券的回報差不多——比他預期的從一項收購或者一隻股票上掙的要少，而且少得多。此外，長期展望表明回報會下降，而不會增加。但是，合夥公司的錢處於閑置狀態，而且他真的想成為一個出版商。“我的交易的一部分是這樣，”利普西說，“即使合夥公司已關上了大門，他也要吸納我進去。”巴菲特太想要《奧馬哈太陽報》了，於是他同意了這個條件，而且他知道自己正在開始考慮關閉合夥公司。
1969年1月1日，伯克希爾–哈撒韋成為《奧馬哈太陽報》的所有者。但是這份小小的當地報紙隻是一個開始：巴菲特想成為全國範圍內的出版商。喬·羅森菲爾德把他介紹給西弗吉尼亞州的州務卿傑伊·洛克菲勒，羅森菲爾德認為後者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不久，巴菲特夫婦就在奧馬哈招待洛克菲勒夫婦。洛克菲勒又把巴菲特介紹給了查爾斯·彼得斯，後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新創雜誌《華盛頓月刊》似乎是國家的正確的聲音，就重要的思想發表觀點。巴菲特和掌管《機構投資者》雜誌的吉爾伯特·卡普蘭交流以獲得對雜誌出版的理解。接著他又寫信給洛克菲勒：“你已經找到我的弱點了。關於出版業，我沒有經驗——當我喜歡這個產品時……我要提及的是，我對出版業冒險之旅的熱情和我就它們的財務可行性做出的評估剛好成反比。”
巴菲特把投資《華盛頓月刊》的想法介紹給弗雷德·斯坦貝克和羅森菲爾德，同時警告他們這不可能是一個掙錢渠道。不過它也許會揭露醜聞，推進理念，喚醒思想——披露該披露的！於是他們投了一些錢。
《華盛頓月刊》很快完成了最初的資本下注。巴菲特堅持不再多投入5萬美元。接著他和彼得斯進行了50分鍾的電話會談。“哦，上帝，”彼得斯說，“作為一項投資，它失敗的可能性太大了。他有作為一個強硬的商人的本能，另一方麵又有慈善的好市民的天性，二者明顯在交戰。他擔心他的商業聲譽受損並且差點兒退出，我慢慢地努力把他拉回來。沃倫一直在找新的似乎合理的逃跑路線，而我總是努力封住出口。令人愉快的是，最後他還是留了下來。”巴菲特增加了條件，要求編輯們必須投入一些錢，同時彼得斯從外部再籌些錢，巴菲特說餘下的80%由他來彌補。
彼得斯是一個好記者，但不是一個好會計。他們籌來了資金。支票開出去了，接著好幾個月沒有人收到《華盛頓月刊》的信件。“他們就這樣消失了，”巴菲特說，“弗雷德·斯坦貝克抱怨這樣就會使國稅表格晚到，而他不得不修改他的納稅申報。”雖然《華盛頓月刊》的內容確實有力度——和巴菲特希望的那樣——但這還不夠。從一開始他就知道雜誌不會掙錢，不過他認為它應該對它擁有的錢負責。他對於把斯坦貝克和羅森菲爾德拖進了這樣的獵熊活動中而感到難堪。投資者覺得自己被當成了銀行櫃台出納。巴菲特希望成為新聞工作的合夥人，而不隻是為理想主義提供資金的人。
也許後果複雜難料，但正如巴菲特在1967年10月寫給合夥人的信中表示的那樣，他正在追求個人關注的事業。同時，市場繼續枯竭，機會全無。可是，用部分時間當媒體大亨並沒有幫助他適應這個現實。無論其他什麽占據了他的時間和精力，他仍對合夥公司全心全意，事實證明“少一點兒強製性的投資方法”並不屬於他的本性。於是他開始尋找關掉合夥公司最好的辦法。他說他收到了幾個人要求購買管理公司的提議，這意味著他可以得到一大筆收益，不過他認為這並不合適。即使是在那個年代，一個資金管理人放棄這麽一大筆錢也非同尋常。但是，迄今為止，巴菲特並沒有顯示出不想變得更富有的傾向。他總是和他的合夥人站在一邊，就像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一樣，為他們的利益而努力。大約在1969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前後，巴菲特寫信告訴合夥人，僅僅降低目標並沒有減輕他思想上的緊迫感：
“如果管理合夥公司，我會不由自主地去競爭。我知道我不想一輩子被要超越一個投資野兔的想法完全占據，能夠慢下來的唯一途徑就是停止。” 注釋標題 Letter to partners,May 29,1969. 然後他扔出了他的炸彈：他宣布自己將在年底發布正式退休通知，並在1970年初關閉合夥公司。“我不適應這個市場環境，我不想因為費力去玩兒一個我不理解的遊戲而破壞相當好的紀錄。” 注釋標題 Ibid.
他將會做什麽？
“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他寫道，“但我知道當我60歲的時候，我應該是在努力追求和自己20歲時不一樣的個人目標。”
合夥人失望了，一些人還害怕。他們中的許多人像孩子一樣天真，比如他的姑姑艾麗斯。他們中有牧師、猶太教士、學校老師、祖母以及嶽母。他的聲明等於把這些股票推向了市場。他認為這個遊戲很快就不值得再玩了。他已經教甚至是沒有經驗的人要警惕這個過熱的市場。一些人除了他誰也不信。不過“他僅僅是不想在一個他覺得機會並不讓他感到舒適的環境裏操作”，約翰·哈丁表示，“尤其是一件他覺得要花掉他所有時間的事情”。
蘇珊很高興沃倫將要關閉合夥公司，至少為了孩子們的利益考慮。他們非常在意父親是如何看待他們的。蘇茜總是能得到沃倫給孩子們的那麽一點兒關注的絕大部分，而彼得覺得安靜地待在後院就很好。但是隨著一天天長大，14歲的豪伊變得更狂野不羈了。一直以來他總在尋求和他的父親有一些情感上的聯係，雖然這種聯係一直沒有降臨。蘇茜有時會發現一雙沾了假血的時裝模特的腿從她的衣櫥裏伸出來。當她約會回家後，豪伊會裝扮成大猩猩爬到房頂上監視她。如果她穿著舞會上的裙子出現，他會用廚房水槽裏的噴頭把她淋濕。一旦他們的父母去紐約，豪伊就抓住機會進行無法無天的嚐試。沃倫仍然什麽事都依賴蘇珊，而且認為她能照顧好豪伊和其他孩子，滿足他們的需要。但是到現在，蘇珊自己已經不再努力控製孩子，而且早已經拋棄了那些有關婚姻的理想主義期望。就像一個朋友評價的那樣，她的注意力正被不斷增加的“流浪漢”們占據，他們出入這座房子，尋求她的幫助，占用她的時間。
因為她幾乎總是無條件地接受別人，這些“客戶”中甚至有過去的重罪犯、騙子、癮君子，還有一個據說是妓院的經營者。一次又一次，這些人從她這兒騙錢。她真的不介意。巴菲特想到自己被欺騙就會被激怒。不過最後他把這看成蘇珊平時樂善好施的預算中的一部分，甚至把它看作她魅力的一部分。
她的女性朋友圈子繼續擴張：貝拉·埃森伯格、尤妮斯·丹尼伯格、珍妮·布萊克·利普西、拉克·紐曼以及其他人。雖然沃倫認識她們中的大多數，不過這是蘇珊的圈子，不是他的。其他的，如羅德尼和安吉·韋德來自積極分子社團，還有一幫以杜威公園網球場為中心的朋友。當然也少不了家庭成員：利拉，現在羅伊·拉爾夫已經過世，她又用回了巴菲特的姓；弗雷德和凱蒂·巴菲特以及他們的兒子弗裏茨，後者娶了巴菲特和蘇珊以前的臨時保姆帕姆——當然，她現在也是蘇珊的朋友。她的侄子湯姆·羅傑斯和比利·羅傑斯經常光顧，還有通過比利認識的當地音樂界的吉他手戴夫·斯特賴克。和他們一樣，蘇珊的一些朋友是年青一輩的：她和棒球手鮑勃·傑布森的兩個女兒芮妮和安妮特，以及他的妻子沙琳很親近。她提供獎學金的幾個黑人學生受到她的庇護並且不時地過來：羅素·麥格雷戈、帕特·特納，以及爵士藝人比利·泰勒的兒子德韋恩·泰勒等。
蘇珊雖然慷慨大方，但她也開始需要被關注。根據她的朋友所言，她需要的其實不多，隻要她丈夫一點點努力就夠了。她不讚成掙錢是人生的目標。因為沃倫缺乏興趣，所以她遠離了旅行、博物館、劇院、藝術以及其他大多數文化形式，這讓她感到生活很貧乏。在公眾場合，沃倫熱情地讚揚她，可在家裏或工作的時候，他會心無旁騖。她說，如果他能努力不時地和她一起去畫廊，或者隻是因為她想去，就帶她去旅行，情況就會大不相同。不過，在她的強烈要求下，當他有時真的應邀露麵時，那代表幫她的忙，而不是給她的禮物。
既然蘇珊知道沃倫永遠不會飛到意大利待上幾個星期，她開始單獨或者和她的女性朋友一起去旅行，有時去拜訪家庭成員——比如伯蒂，她現在住在加利福尼亞州——有時去參加個人成長課程。
一次在芝加哥機場，她坐在凳子上，一個男人停在她麵前。“你是蘇珊·湯普森嗎？”他問。她往上看，對於自己滿嘴熱狗的形象被人看見很是尷尬。這個男人是她高中時的戀人米爾頓·布朗，他們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過麵了。他坐了下來，兩人重新熟稔起來。
總是希望保持感情聯係的蘇珊後來說，她的丈夫不缺少感情，隻是割斷了自己的感情。而且看起來肯定的是，他最強烈的感情紐帶連接的是他的朋友以及合夥人。對於他們，他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和他們一起創造了一個實際上的家庭。其他的巴菲特們幫不上忙，但他因有那些人的陪伴而神采奕奕，相反他在參加自己的家庭活動時，會表現出盡職卻心事重重。
因此，盡管他準備關閉在過去的13年裏花掉了他大多數清醒時間的合夥公司，但還是完全保持著和合夥人的聯係，而且似乎有點兒猶豫是否應讓他和他們的聯係就到此為止。他甚至還幫助他們把錢放在投資好手的手裏，給他們再寫一封信，一絲不苟地描述他們的選擇。
在解釋他對他們的付出時，他說：“找其他谘詢者比較棘手。當我關閉了我的合夥公司時，還有這些一直依靠我的合夥人，我也將分配很多錢。我覺得有責任至少為他們提供一些備選方案。”
退一步說，對於一個資金管理人而言這是很不尋常的行為。即使本傑明·格雷厄姆在接受詢問時，也隻對少數人這樣說過，“哦，買AT&T公司”，隻是隨意地提到巴菲特而已。而巴菲特卻精心指導他的合夥人邁向他們未來的投資生涯。他們中的一些已經去了芒格合夥公司，而他又送了一兩個過去。不過芒格對市場有點兒不安。“誰還會去見人，如果你正在令他們失望？”他說，“尤其當你把他們吸收進這樣的關係中來時。”他還是缺乏巴菲特的推銷才能。
我給合夥人推薦了兩個我認識的格外好且誠實的人：桑迪·戈特斯曼和比爾·魯安。到那時，我已經在投資世界裏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認識他們也好些年了。因此，我不僅知道他們的業績，而且知道他們是怎麽實現這個業績的，這相當重要。 注釋標題 Berkshire Hathaing,2004.
於是有錢一點兒的合夥人去了戈特斯曼的第一曼哈頓。不過桑迪不想要小魚，因此巴菲特把剩下的給了魯安，後者正離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兩個合夥人裏克·切尼夫以及西德尼·司特爾斯一起成立自己的投資谘詢公司——魯安–切尼夫–司特爾斯，並且創建了專門接受較小賬戶的紅杉基金。他們雇用了巴菲特合夥公司一旦解散就要失業的約翰·哈丁為新公司管理奧馬哈的辦事處。卡羅爾·盧米斯的丈夫，證券承銷商約翰·盧米斯和巴菲特值得信賴的研究人員亨利·勃蘭特一起去了魯安–切尼夫–司特爾斯——當然是全職。這些聯係也讓哈丁、盧米斯以及勃蘭特保留在巴菲特延伸了的“家庭”裏。
巴菲特把魯安帶到奧馬哈，並且向合夥人推銷紅杉基金。他用典型的數學術語肯定了魯安。按慣例，即使他已經認識魯安好多年了，仍然覺得有必要留一條小小的退路，害怕事情並不如人們所願而招致責備。他寫道：“當判斷人的時候，無論如何都不能排除犯錯的可能性……（不過）無論從性格還是業績表現上我都極為看好比爾。”
然而當巴菲特為關閉合夥公司做安排時，市場火花將要冷卻的第一個跡象出現了。到1969年7月美國軍隊從越南撤兵為止，道瓊斯指數下跌了19%。雖然那個夏天成功登月給了這個國家一次振奮，但華爾街並沒有感受到。備受青睞的股票如全國學生營銷公司和米尼·佩爾的雞肉係統公司開始崩潰，它們已經在這個市場積累了巨大的跟風盤，而這個市場裏一半的資金管理人和經紀人在這個行業工作的年限不超過7年。
藍籌印花公司——巴菲特、芒格和格林曾苦心收購這家公司的股票——現在成為一個不同於總體趨勢的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們三個就公司能否解決和斯佩裏與哈欽森公司的反壟斷訴訟一直在下賭注。當達成和解後，這隻股票——巴菲特的合夥人不知道他們有這隻股票——傾瀉而出700萬美元的利潤，而他們不到一年以前的投資額僅為200萬美元。現在藍籌印花公司決定再次公開發行，作為那個協定的一部分，巴菲特選擇出售合夥公司持有的股份。這似乎表示合夥人將在1969年擁有輝煌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10月，巴菲特又召集了一次格雷厄姆追隨者會議，與會者包括上一年在聖迭戈開會的人，但沒有本傑明·格雷厄姆本人。這一次妻子們也被邀請了。雖然她們不參加男人們討論股票的會議，但她們的存在讓氣氛更為歡樂，像度假一樣。巴菲特把整個安排交給了馬歇爾·溫伯格，他住在紐約而且喜歡旅行。不過，溫伯格也喜歡節儉，並且乘噴氣機到處旅行的經驗並不比巴菲特多。多方商量後他做了一個不幸的選擇，定在殖民地俱樂部，位於度假勝地佛羅裏達州的棕櫚海灘。在那兒他們被當作鄉下人一樣招待，甚至連門童都不給他們好臉色看。
第一個晚上吃晚餐時，魯安報告說，門童把他給的5美元小費還了回來，還語帶譏諷地說：“你比我更需要它。”比爾·斯科特給了他的門童一把1角的硬幣，他通常把硬幣放在口袋裏以備為巴菲特打電話。門童出去後把這些零錢全扔在了走廊的地板上。
接下來的5天，這群人忍受著這裏糟糕的食物、狹小的房間、強勁的大風以及傾盆大雨。男人們像在教室裏一樣就座，巴菲特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坐在前麵他一貫的位置上。他們對各種思想反複討論，用的是從很多年的溝通以及共有的一套概念和價值觀念中衍生出的編碼簡稱。“查理講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故事，”巴菲特後來寫道，“我做了同樣令人沮喪的結論，（倒是沃爾特·施洛斯）說那兩個選址錯誤並且工廠已經廢棄的鋼鐵公司股票價格仍然在麵值以下，所以也不是所有的投資都失敗了。”
巴菲特發起了荒島挑戰的討論。“如果你被迫擱淺滯留在一個荒島上10年，”他問，“你會投資什麽股票？”這個遊戲是要找到最強大的特許經營企業，這樣的企業受競爭和時間的影響最小。這就是芒格的大生意想法。亨利·勃蘭特記錄著各種各樣的答案，巴菲特給出了自己的選擇：道瓊斯、《華爾街日報》的所有者。他對報紙的興趣與日俱增，而且變得更強烈。可奇怪的是，他實際上並沒有這隻股票。
聚會結束時的情形和剛開始時大致無二，酒店員工表現出更多的無禮，認為自己隻是在招待一群市場下跌時三流的股票經紀人而已。他們甚至把這個格雷厄姆團隊從酒店中二樓的珠寶櫃旁趕走。最後一天離開的時候，埃德·安德森到前台去問怎樣去機場最方便。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的大多數客人坐豪華轎車去，可對你們來說，還是叫出租車吧。
巴菲特繼續描述殖民地俱樂部是“一個友好的家庭式的酒店——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肯尼迪家族的人員，他們會很友好”。這個酒店是“一流地點、末流服務”，安德森說。後來，勞德代爾堡一位持有殖民地俱樂部抵押品的商人就融資交易征求巴菲特的意見。巴菲特告訴這個人，即使不收取費用，他也很高興提供建議，不過“如果你有機會取消他們的抵押品贖回權，就取消吧”。
應巴菲特邀請來到殖民地俱樂部的還有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的路易斯·科恩。巴菲特已經喜歡上了科恩和他的妻子，他和蘇珊曾與他們夫妻倆一起去科蘇梅爾度過假。但是邀請他們參加殖民地俱樂部的聚會證實是一件尷尬的事情，因為這個會議剛計劃完，巴菲特和芒格就開始意識到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的運作將不會順利。
“零售業是非常棘手的生意，”查理·芒格說，“我們意識到自己錯了。實際上每一個經營很長時間的大的連鎖店最終都會陷入麻煩並且很難調整。一個20年裏占優勢地位的零售商不一定在下一個20年裏同樣有優勢。”他們的經曆讓他們對零售業小心謹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謹慎隻會增長，不會減弱。
他們想要的是那些能掙錢的生意，那些有某種持續競爭優勢以及能夠盡可能戰勝資本創造和毀滅這一自然周期的生意。佛羅裏達州的這次會議後不久，芒格和巴菲特就大概以他們當時的購買價將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賣給了綜合超級市場。巴菲特想在關閉合夥公司、分配資產之前快速行動，擺脫這家公司的負擔。科恩夫婦和這家公司一起從巴菲特夫婦的生活中消失了。
為了購買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當時多元零售公司發行了無擔保債（“公司債”）。巴菲特對此尤其關注，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融資。他對承銷商堅持債券要有一些不平常的特點。銀行拒絕了，因為新穎的結構將會使債券銷售更加困難。
我說：“好，不過債券應該有這個特點。”那是我第一次發行債券，我在債券上加了些承銷商無論如何也不會感興趣的東西。不過這些年我對債券發行想了很多，而且我思考了債券持有人是如何被打動的。
從曆史發展上看，債券持有人之所以比股票持有人賺錢少，是因為他們偏好更低的風險而放棄了股東持有人擁有的無限的潛在機會。不過，巴菲特知道在真實世界裏，這未必正確。
“我加進去的東西中，有一條是，如果我們因為某種理由而不支付債券利息，債券持有人可以接管這家公司的表決控製權，因此他們不必非得通過破產或者類似這樣的手段而讓生意變得失控。”本傑明·格雷厄姆在《證券分析》中用和對其他主題一樣的熱情對此有過論述。他描述了法院是如何很少讓債券持有人得到支持債券的資產的，除非這些資產已經幾乎毫無價值。無擔保債券的破產接收要經過一套程序，這個過程複雜得讓人喘不過氣，連細枝末節的問題都不放過，最後的結果就是延遲支付。因此，多元零售公司的公司債也規定，如果公司債發行在外，公司可以不分紅，這意味著如果債券利息未結清，債券投資人不能得到利潤。
第二個不平常的條款是公司債的利率是8%，但根據公司的收入狀況，公司可以多支付1個百分點的利息。
巴菲特還加了第三個條款。因為他認為債券主要是出售給那些了解他或者了解他聲譽的人，他希望如果他賣出了多元零售公司足夠多的股票而導致他再也不是最大的股東，這些債券是可贖回的。
“從沒有人在契約上加這樣的條款。我說，‘你知道，他們有權利得到這些。他們也許不想贖回債券，不過如果他們想，就有這樣的權利。從根本上說，是他們借錢給我’。”當銀行家尼爾森·懷爾德抗議這樣的條款史無前例並且沒有必要時，巴菲特否決了他的意見。
因為利率升高，而且銀行不願借款，公司債突然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廉價融資方式。然而，因為巴菲特認為今天的1美元總有一天會變成50美元或者100美元，所以似乎他已經在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身上損失了很多錢，因為他喪失了更有效地使用這些錢的機會。他後來就此做了如下總結：
時間是好生意的朋友，是普通生意的敵人。你也許認為這個道理很明顯，不過我卻艱難地領會了這一點……結束了和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的聯姻之後，我的記憶就和鄉村音樂中的丈夫一樣：“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跑了，而我依然很想念她……”以合理的價格買一家好公司要遠遠勝過以一個好價格買一家合理的公司。查理早就理解了這一點，而我是一個遲鈍的學習者。不過現在，我們買公司或者普通股票的時候，尋找的是有一流管理的一流生意。那也導向了另一個相關的經驗：好騎師要騎好馬，而不是騎駑馬，才能發揮出色。 注釋標題 Cited in the 1989 letter to shareholders.
1969年秋，巴菲特和芒格還在忙著霍克希爾德–科恩公司交易的事，《福布斯》發表了一篇關於巴菲特的題為“奧馬哈如何擊敗華爾街”的文章。這篇文章以如此醒目的方式開頭，以至於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其他報道巴菲特的作者無不效仿。
“1957年投入巴菲特合夥公司的1萬美元，”《福布斯》說，“現在價值26萬美元。”擁有1億美元資產的合夥公司年均複合增長率為31%。在這12年裏“沒有哪一年是虧損的……巴菲特憑借堅守基本的投資原則而獲得了這樣的業績”。
在更多有關巴菲特的深入報道中，《福布斯》一位不署名的專欄作家這樣寫道：“巴菲特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但他有簡單的品位。”
在經營合夥公司時，這個擁有簡單品位的不簡單的巴菲特一直堅持股票交易的保密性，而且從來不在采訪中透露消息。然而，現在保密性不再重要了，所以他才和這麽一篇關於他自己的高調的文章合作。
文章沒有寫出，或者暗示出他的資產淨值。記者不知道自從巴菲特在1966年向新的合夥人關閉合夥公司大門，他收取的費用經過再投資，在僅僅三年內已經將他的資產淨值翻了4倍，達到2650萬美元。因為沒有新合夥人的錢來稀釋，他在合夥公司資產裏的股份已經從19%升至26%。這篇文章舉了他的“雜亂無章的老舊的奧馬哈房子”以及簡陋的辦公室裏缺少計算機和大量員工的事實作為例證。確實，這個品位簡單的男人仍然一天啜飲四五瓶百事可樂，在晚宴上會要求提供可樂而非酒，並且如果有比牛排或者漢堡包更複雜的食品供應時，他也隻會吃小圓麵包。家裏無論是誰碰巧在洗衣服，都有可能一把把他抓過來，勒令他趕緊換衣服。他有時仍然會以比流浪漢好不了多少的形象出現在公眾場合，而且很少注意到自己的著裝。即使住在有兩個房間的車庫式公寓裏他也會高興，錢隻是他的記分卡。蘇珊卻很在乎生活質量，認為如果沒有派上某種用途，錢毫無意義。
盡管如此，巴菲特夫婦在一段時間裏還是過著小康夫婦的生活——當然不是他們可以供得起的那種奢侈生活。蘇珊甚至升級了沃倫的汽車，讓他開和她一樣的凱迪拉克，不過是那種沒有任何額外性能的基本配置，而且是她給數英裏之內的每一個交易商打電話爭取的最便宜的價格。人們發現了他樸素的衣著和不斷增長的財富之間的反差。他的和藹、謙虛、才智和穩重讓他們毫不緊張。他已經褪去了一些他以前的不知禮節和大部分的傲慢，以及較為明顯的感覺不安全的跡象——雖然他對批評的容忍沒有增加，但他在學習隱藏自己的不耐煩。對長期的朋友他表現出無比的忠誠，人們尤其會被他內心的誠實打動。
但是，長期和他在一起的人發現他那鬆了綁的能量旋風令人疲憊。“永不停歇”，他們竊竊私語，而且當他的注意力走神時，他們有時會感覺到一種帶內疚感的輕鬆。他吸收信息而且動輒拿給朋友們大量的剪報和閱讀材料——他認為他們會感興趣，後來才猛地醒悟過來他們已經遠遠落後於他的步伐了。他的談話不像表麵上看起來那麽隨意。他似乎總要有一個目的，而不管對於接受的人來說這個目的是多麽費解。人們有時意識到他在設法測試他們。在表麵的隨意風格下麵，巴菲特有讓人為之震動的內在張力。
很難想象沒有了合夥公司，他將如何處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很多合夥人也發現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他，他們將怎麽辦。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成為他的追隨者而不願讓他離開。他們的不情願對巴菲特其他家族生意的命運簡直是一種諷刺。在巴菲特家的雜貨店100周年慶典上，弗雷德·巴菲特表示不想幹了，要放棄這家店，可他的兒子們誰都不願意接手。盡管它每年有50萬美元的營業額，但是當弗雷德努力尋找買家的時候，卻發現無人問津。
巴菲特家不是社會名流，也從來沒有舉辦過真正的大型宴會。但是因為商店和合夥公司都將關門，他們在1969年9月最後一個周末的一個晚上舉辦了慶祝狂歡會。將近200個不同年齡、不同種族的人湧進他們的房子。商人、社會婦女、蘇珊的可憐的“客戶”、少男少女、因為合夥公司而有錢的朋友、蘇茜的女同學們、神父、猶太教士和牧師，以及當地的政客通過一簇簇亮燈，經過一排排放在櫥窗裏的足有3英尺高的百事可樂瓶子，來到狂歡會現場。蘇珊選擇了一個紐約主題——Stage Door Deli餐廳的食物和裝飾——並且告訴人們要穿得“隨意”。從裙褲到正式場合穿的短裙，客人們果然穿得各式各樣。半截的啤酒桶裏裝滿了菊花，顏色是她最喜歡的像陽光一樣的黃色。一張桌子放在那裏，猶如熟食店的手推車，上麵擺滿了熏牛肉三明治、奶酪，還掛著香腸和一隻拔了毛的雞，以契合當晚的主題。坐在日光浴室旁邊的鋼琴師鼓勵客人們跟著唱。壁球場外的爆米花機散發出的香味歡迎客人們來到臨時改成的地下室電影院。壁球場的天花板上跳動著巨大的氣球。由費爾茲、梅蕙絲以及蘿瑞爾和哈迪演的電影放了一整夜。在日光浴室裏，當客人們用油彩在兩個穿著比基尼的模特身上塗抹時，年邁的弗雷德·巴菲特竭力出來“保護”她們。
“我太高興了，根本不願意去想這一切將要結束。”蘇珊後來這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