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法老王
第五部分
華爾街之王
43 法老王
奧馬哈 1980—1986年
500名心情愉悅的富翁穿著禮服，係著領帶，走過紅地毯，來到紐約豪華的大都會俱樂部，為巴菲特慶祝50歲生日。此時，伯克希爾–哈撒韋每股價值375美元，巴菲特夫婦的資產淨值比一年半前翻了一番還要多。因此他們可以輕鬆地租到這個地方。在來賓中，還有些不太知名的人士，比如演員加裏·庫珀的女兒。蘇珊訂購了一個大蛋糕，有六大箱沃倫鍾愛的百事可樂那麽大。他還讓他的老夥計唐·丹利把威爾遜投幣彈子機公司當年的資產負債表帶來了。巴菲特開始收集他早年商業活動的資料，並把這些東西當作聖物一樣，帶著一絲崇敬展示給人們看。它們的存在，重新向人們證明了他取得的成就。
蘇珊從舊金山帶來了她的樂隊，他們站在舞台中央，深情地為她的丈夫獻上了一首改編的《舞到布法羅》：
沃倫受夠了糖果
手中拿著優惠券
……
歌詞描述了巴菲特最近的商業活動：他收拾好行李，放下所有一切來到布法羅就是為了買下價格被低估的股票。
蘇珊的主要節目，平淡無奇卻甜蜜悅耳，拉開了一個話題討論的序幕。巴菲特的家人和朋友開始當著他的麵一一列舉他掌控的公司和投資，就像數念珠上的小珠子一樣。巴菲特戴著一副黑邊眼鏡，雜亂的眉毛像常春藤的卷須。他穿著禮服，係著領帶，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尷尬了。現在他打造的全新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像上緊了發條的鍾表一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不斷地給念珠增添新的珠子。巴菲特更加雄心勃勃地搜尋並買進股票，並且已經擺脫了多年前“煙蒂”型股票和法律訴訟的困擾。“複利”這一偉大的發動機像奴仆一樣正在為他的財富辛勤勞作著，他的財富正在以幾何級數飛速增長，公眾眼睜睜地看著他的身家飛漲。巴菲特的方法仍然沒變：評估投資價值，規避風險，保留安全邊際，專注，做自己能夠勝任的事，讓複利發揮實際功效。任何人都可以理解這些簡單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夠去實施。盡管巴菲特使這一過程看起來毫不費力，但是實際上，在這些背後隱含著大量的工作，需要他和他的員工一起去努力。盡管他的商業帝國逐漸擴展到整個美國，從伊利湖邊到洛杉磯的市郊，但基威特大廈一直都是中心——這座外表安靜、實則充斥著忙碌不停的人的商業聖殿，其地麵卻鋪著亞麻油布地板，擺滿了已經褪色的破舊的鋼架結構家具。每進行一項新的投資，人們的工作就會增加不少，但是在總部工作的員工人數幾乎沒有什麽變化。巴菲特仍然關著門辦公，而格拉迪絲則守在門口。十分富有的比爾·斯科特現在隻工作半天，其他時間他要去波爾卡樂隊排練。新來的經理邁克·戈德伯格加強了總部的力量。維恩·麥肯齊負責財務工作。員工們很少離開他們的小辦公室，除非是到會議室秘密開會，而小會議室隻能容納4個人。茶水間裏也沒有人聊天。經過對《布法羅晚報》的投資一戰，這裏出現了短暫的安逸，麥肯齊這樣說道：“從來沒有像這樣過。”那些想測試一下裏克肖塞爾的熱力學定律的人發現，“太陽”（巴菲特）雖溫暖，但他過於專注了，並且他的頭腦反應很快，同他談話會被“曬黑”的。“我的大腦太累了，”一個朋友說，“我必須等恢複了腦力以後才能去見他。”一位曾經的員工說：“和巴菲特一起工作，會感覺大腦好像整天都被敲打著一樣。”
巴菲特精力充沛，激情洋溢，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青年。他似乎記得每一個讀過的事實和數據。他能激發人們自願接受困難的工作，並堅信他們能夠創造奇跡。而且巴菲特極能容忍別人的嘲諷和缺點，卻不能容忍別人浪費他的錢財。他熱切渴望結果，對其他人的能力十分信任，並且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同他是不一樣的，因此他長期以來都低估了人們的工作負荷。巴菲特就像太陽一樣，每個人都在圍著他轉，他自己卻感覺不到裏克肖塞爾的熱力學定律。
人們說我對他們施加了壓力，我從來都沒想這麽做。有些人喜歡使用壓力，我從來不這樣，這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我認為自己從來沒有這麽做過，卻有許多人說我這樣做了，於是就肯定我是這樣的了。
在這個腹地之外管理伯克希爾和藍籌印花公司子公司的那些經理可就太幸運了，因為巴菲特基本上讓他們獨立經營，他的管理技巧就是找到一些像他一樣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完美主義者，然後就放任自流了，不過要對他們“卡內基化”——關注、讚揚，以及運用戴爾·卡內基的其他方法時不時地敲打他們一下。對多數人來說，其他方法就不必再用了。
20世紀70年代，巴菲特做出的股票交易決定是在漫長的熊市中公然蔑視悲觀的情緒，大膽地冒險投注。當時失業大軍不斷壯大，物價以每年15%的速度飛漲。這一賭注之所以突然取得成功，多虧了孤注一擲的卡特總統，他在1979年任命了一位新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沃爾克把中央銀行的貼現率提高到14%，從而控製了通貨膨脹。1981年，新總統羅納德·裏根開始大幅減稅，並撤銷對商業活動的管製，同時大力支持沃爾克的舉措，盡管他的政策引發了許多爭議。但之後經濟和市場經曆了兩年半的陣痛，在1982年底的時候，80年代的牛市開始突起，股票的價格終於趕上了企業利潤的增長。
20世紀70年代末期，巴菲特大部分的投資資金都來源於一個流動的金庫，即保險和贈品券（印花）的浮存金。盡管國民賠償公司的業務仍然繁榮興旺，但藍籌印花公司的銷量卻繼續萎縮。雖然預付費的贈品券提供的浮存金在逐漸減少，但是這些資金投資的項目卻正在收獲豐厚的回報。
《布法羅晚報》業績的徹底扭轉意味著巴菲特和芒格不用再討論藍籌印花公司這筆最大的投資是否即將失敗。《布法羅晚報》開始穩步實現贏利。1983年，他們最終同藍籌印花公司商議好了價格，伯克希爾將其全部收購——這是他們從麻煩中擺脫出來的最後一步。巴菲特和芒格現在是共同合夥人了，這也是他們第一次成為合夥人——盡管芒格最多也隻能算個次要合夥人。
巴菲特把芒格選為公司的副董事長，他現在持有伯克希爾2%的股份。芒格也是韋斯科金融公司的總裁和董事長，同龐大的伯克希爾相比，韋斯科金融公司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兄弟，但卻是芒格自己的。它就像伯克希爾–哈撒韋大嘴中的一根意大利麵條，隻剩一點懸在外麵，巴菲特沒有吞進去。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東明白他將來一定會把它吃進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全都開始哄抬韋斯科金融公司的股價。
芒格對巴菲特思想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對他金融方麵的影響。他們的想法十分相似，他們在商業活動上的主要區別在於，巴菲特很容易為一些交易陶醉，並且立即敲定協議，而芒格有時則會否決這些交易。他們對股東的態度是一致的。隨著並購工作塵埃落定，在1983年的年度報告中，這兩人向伯克希爾的股東們闡釋了他們的一套操作原則。他們把這些原則稱為“所有者導向原則”，而其他任何公司的管理層，都不會告訴股東這些東西。
“盡管我們形式上是公司，但實際上卻將股東視為合夥人，”他們寫道，“我們不把公司看作企業資產的最終所有者，相反，把它看作股東擁有這些資產的紐帶。”
這一陳述看起來很簡單，卻意味著要推翻以前的公司管理原則。現代的公司主管一般都把股東看作一群很討厭的人，或者很吵鬧，或者很安靜，可以去取悅，也可以忽視，他們當然不是管理者的合夥人或者老板。
“我們不搞財務遊戲，”巴菲特和芒格說，“我們不喜歡大量舉債。我們經營的目的是取得長期的最佳收益。”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很簡單，也許被認為是陳詞濫調，但很少有管理者能夠這樣坦誠地陳述。
同時，巴菲特在那年的年報中也寫道：“不管購買的價格多麽高，我們也沒有興趣出售伯克希爾旗下任何賺錢的業務，也不願意出售次一等的業務。”即使這會影響他們的績效。“我們隻是期盼著他們能夠多少賺點兒錢，隻是希望他們的管理方和員工之間的關係能融洽些。”這對加裏·莫裏森是一個暗示，他剛剛接替伯克希爾的肯·蔡斯的工作，蔡斯在勤勉地工作了數十年後於1982年退休。此時，巴菲特已經關閉了曼徹斯特的工廠，並且削減了新貝德福德1/3的生產線。
紡織行業每年大概隻有10分鍾的時間是賺錢的，全美一半男西裝的襯布是由我們生產的，但是沒有人會走進裁縫店說：“我要一件灰色條紋西裝，請用伯克希爾的襯布。”我們工廠生產的布成本要比其他工廠高，而資本主義是靠節儉發展起來的。我們從當年的供應商西爾斯公司那裏獲得獎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他們供貨。我還是西爾斯公司董事長的私人朋友，他們說：“你們的產品很不錯。”而我們會說：“那一碼加半分錢怎麽樣？”他們回答：“你們開玩笑吧。”因此，這一行很不好做。
莫裏森沒有去“生錢”，相反，他請求巴菲特給他現金以便升級紡織廠的硬件設施，但被巴菲特斷然拒絕了。
然而，巴菲特仍然堅持保留這些處於困境的紡織廠。因此，讓他賣掉其中一家利潤豐厚的公司——羅克福德銀行——就更不可能了，對他來說，那就像沒有打麻醉藥就實施牙齒根管手術一樣。但是，他又必須這麽做。《銀行控股公司法案》規定他必須這麽做，隻有這樣伯克希爾才能繼續持有非銀行業的股權（尤其是保險業的）。
當本·羅斯納最終從聯合零售公司退休時，巴菲特很不情願讓他走。羅斯納的下屬曾經取笑他的管理方式，但十分肯定的是，當他們接管公司後，聯合零售公司的業績迅速下滑。好幾個月的時間，維恩·麥肯齊都辛苦地在紐約的服裝區來回奔波，想把該公司兜售出去。最後，他發現一個買主願意出50萬美元，而該公司每年最多也隻能為伯克希爾創造200萬美元的利潤。
伯克希爾一些子公司的運作十分獨立，因此，你很難判斷它們是管理得法的公司還是隨波逐流的公司。在韋斯科金融公司，路易斯·文森蒂拒絕被別人掌控，並且成功地向巴菲特和芒格隱瞞了他的阿爾茨海默病，長達數年之久。
“我們並不經常看見他，”巴菲特說，“並且他在盡力使自己振作起來，克服疾病帶來的影響。再者，我們也不想看到他患病。查理和我都十分喜歡他，我們不想聽到這個噩耗。”
“路易斯·文森蒂十分果斷、聰明，並且很誠實和精幹，”芒格說，“他所經營的儲蓄和借貸公司是加利福尼亞州最後一家采取計算機係統管理存款賬戶的公司，因為雇用社區大學的學生做兼職以手工操作，成本仍然很低。你能了解我們看到後十分吃驚。他是個思想古怪、獨立自主的人，為人很好。我們都很喜歡他，發現他的病情後，我們仍然讓他繼續工作，直到他疾病發作被迫入院治療。他喜歡工作，並且從來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麽傷害。”
巴菲特和芒格把這個故事變成了一個詼諧的寓言，這表明他們想讓更多公司即使在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經理的管理下，也能取得成功。
巴菲特對阿爾茨海默病很在意，他對自己擁有過人的記憶力感到十分自豪，而他的母親已變得十分健忘。利拉似乎總是生活在過去，她的狀態好像很不穩定，並且總是生活在幻想中。她經常回憶巴菲特小時候在浴室洗澡的事——他嘴裏發出奇怪的響聲，手腳不停地在水中撲騰。健忘症正在侵蝕著她的記憶，現在她已經七八十歲了，兒子是她最主要的快樂之源，但是和她待在一起時，沃倫仍然很緊張。這一點兒也不足為奇，因為她偶爾還會大發雷霆。現在，家中的每個成員幾乎都有過這樣的經曆，拿起電話，聽到電話那頭她憤怒的罵聲。所有的受害者都會跑到蘇珊那裏尋求安慰，她會說：“你要理解這隻是偶爾發生而已，並且她對其他人也一樣，不僅是你，沃倫和多麗絲已經忍受多年了。所以不要在意她說了什麽，她並不是針對你的。”
彼得是孫輩中唯一一個沒有受到利拉斥責的人。她有時說他很像霍華德，尤其是走路的樣子，因此，這也很可能是她不斥責他的原因。但這種相似隻是表麵的，彼得在即將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前輟學了，同瑪麗·盧洛結了婚。她是一個離過婚的單身母親，比他大6歲，還有一對4歲大的雙胞胎女兒——妮科爾和埃麗卡。彼得對她們像對親生女兒一樣，她們把姓也改成了巴菲特，成了蘇珊的最愛。沃倫正在想辦法培養彼得對伯克希爾的興趣，最後派他的門徒、蘇珊先前的網球教練丹·格羅斯曼去同他談工作的事，但是彼得對此毫無興趣。他的興趣在音樂方麵。他把自己持有的伯克希爾的股票換成了3萬美元現金，創辦了一家唱片和音樂製作公司——獨立聲音（Independent Sound），在舊金山他的公寓中開始創作樂曲，瑪麗則是他的經紀人和推廣人。
蘇珊和彼得的關係很親密，因為他們都喜愛音樂。她繼續心不在焉地開創自己的音樂事業，同一對製作人馬文·萊爾德和喬爾·佩利一起努力。她把他們帶到奧馬哈，到舊市場的爵士樂俱樂部參觀。為蘇珊工作，讓他們感覺好像是在為“他們最喜歡的英語教師”創作短劇。蘇珊沒有炫耀自己的富有，但是因為他們已經聽說伯克希爾收購了一家報紙和喜詩糖果公司的事情，所以他們認為，“也許她會用糖果來支付我們的薪水”。
最後，他們要為蘇珊創作一個節目，她要在紐約的戴爾莫尼克飯店登台表演，參加紐約大學的義演。她希望他們能夠創作一個反映她個性的節目——一個波西米亞的吉卜賽人，淘氣、狡黠而又幽默風趣。然而，到了最後，她卻唱了傳統的大雜燴，仍然是1977年那些充滿深情和激情的經典歌曲：《一串珍珠》《重相逢》《你今夜的樣子》《人偶娃娃》《搭乘A號列車》和《好似舊日時光》等。
在義演時，當巴菲特看到觀眾對他的妻子歡呼雀躍時，他兩眼放光，麵露喜色。萊爾德和佩利意識到，炫耀巴菲特那才華橫溢、漂亮的妻子會讓他十分自豪和快樂。似乎對他們來說，同許多商業人士不同，蘇珊的表演不是為了她自己，而是同觀眾聯係的一種方式，並且滿足了她丈夫的某種需要。
萊爾德和佩利戲稱自己是“音樂小白臉”，成了蘇珊歌唱生涯的一部分，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們隨著蘇珊一起去見彼得，並且到位於拉古納的家中創作歌曲，因為她一直在考慮自己是否能夠從音樂方麵開創職業生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蘇珊的女兒蘇茜，因為她已經搬到了華盛頓，在那裏，凱瑟琳·格雷厄姆對她很關心，安排她做助理編輯，開始是在《新共和》雜誌社，後來到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社。1983年11月，她再婚，在紐約的大都會俱樂部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婚禮，這次是嫁給艾倫·格林伯格，拉爾夫·納德的公益律師。格林伯格具有和巴菲特一樣冷靜的分析思維，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專注於研究工作的人。巴菲特夫婦立即就接受了他們的新女婿，並且人們都注意到格林伯格是多麽像蘇茜的父親——理智、冷靜，善於拒絕。這對新婚夫婦搬到了華盛頓的一座別墅裏，卻把大部分的房間都租了出去，他們自己隻住了一套很小的房間。當蘇茜出售她所持有的伯克希爾的股票時——市價已經達到了每股將近1000美元。
豪伊的第一次婚姻和他的姐姐一樣，也沒有持續多久。他垂頭喪氣地對父親說起此事，而他父親曾經告訴他換個城市可能會對他有益，並建議他到伯克希爾的一家子公司工作。受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吸引，豪伊在舊金山的喜詩糖果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蘇珊安排他和丹·格羅斯曼住在一起，巴菲特已經把丹安排到了伯克希爾在舊金山的一家小保險公司，當時是因為這家公司遇到了問題。豪伊從拖地打掃衛生、維修保養工作開始做起，之後獲得晉升。同時，他也風流成性，到處招惹是非。巴菲特告訴他至少要在喜詩糖果公司幹上兩年，豪伊準備接受現實，但是他沒有繼續住在格羅斯曼家，而是搬到了拉古納的別墅裏，在那裏他感覺更溫馨。
一次，豪伊同德文·莫爾斯在埃默拉爾德灣打了一場雙人網球。德文是一位溫柔憂鬱的已婚女士，金發碧眼，有4個女兒。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豪伊爬到網球場旁邊的一根柱子上去調整鍾表的時間，結果從上麵摔了下來，把腳扭傷了。她送他回家，並出去給他買了點食物送回來。他們從此開始交往，而他也得知她正想離開富有的丈夫。在豪伊采取了一係列冒險舉動之後，德文的婚姻最終走到了盡頭，她與豪伊的關係日益升溫。最後他們把孩子們從德文的前夫家接了過來。她的前夫是一個槍支收藏家，家中擺了好幾百支槍。1982年，豪伊成功說服德文，一同搬到了內布拉斯加州，那裏的一位法官為他們主持了婚禮，巴菲特和格拉迪絲·凱澤作為見證人也出席了他們的婚禮。
現在，巴菲特有6個繼孫了，很快，又增加了一個孫子，因為豪伊和德文生了一個兒子，小霍華德·格雷厄姆·巴菲特，就是後來著名的豪伊·B。巴菲特十分喜歡孩子，但是和他們在一起時，他常常感覺很尷尬和拘謹，不知道如何逗孩子們玩。因此，他仍然像以前對自己的孩子們那樣——把他們都交給了蘇珊，全家聚會時，蘇珊就會熱情地擔當起祖母的角色。她也立即在她已經豐富的旅行線路中增加了一條：到內布拉斯加州看望孫子們。
巴菲特更為關心的是豪伊的工作問題。起初，豪伊在房地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真正的興趣是做個農場主。由於他沒有資金，巴菲特同意買下一個農場，然後租給他的兒子——這種安排很像他高中時曾經做的那樣，雇用工人在他的農場工作。豪伊在內布拉斯加州四處奔波，代表他的父親勘察了100個農場，並同賣主討價還價，巴菲特堅決認為農場就像“煙蒂”一樣，他不會多出一分錢。最後，豪伊選中了特凱馬的一個農場，巴菲特支付了30萬美元。
盡管拿了豪伊支付的租金，但是巴菲特從來沒有去過那個農場。就像對待蘇珊喜歡的畫廊一樣，他也沒有任何興趣，隻是出錢。他認為農場是一個過度競爭的生意，就像男士西裝的襯布一樣。“沒有人會到超市去購買豪伊種的玉米。”他說。
雖然巴菲特竭力通過金錢來控製自己的孩子，但他卻從來沒有花時間教他們如何理財，這看起來似乎很奇怪，他對手下人也是這樣做的：他感覺聰明的人自然會弄明白這件事。他給了孩子們伯克希爾的股份，卻沒有強調這在將來會對他們多麽重要，也沒有解釋複利，更沒有對他們說可以借錢但不能出售股票。現在，他那些致股東的信，經過卡羅爾·盧米斯的編輯加工，已經涉及了很多金融問題，毫無疑問，他認為這些信，再加上他的榜樣示範，已是十分充分的教育。但是，他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他自己的孩子恐怕比那些合夥人更需要教導。
巴菲特不太在乎孩子們怎麽處理自己的股份，畢竟，他和伯克希爾–哈撒韋是一體的，出售股票也就是賣給了他。即使這樣，他也不希望孩子們依靠伯克希爾過上安樂富足的生活。相反，他認為孩子們的未來以及伯克希爾的未來，最終不是通過所有權的關係實現的，而是通過慈善事業聯係在一起的——他們管理著巴菲特基金會的股份。
巴菲特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就彼得·基威特的去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這是奧馬哈一位近似神話的人物。在這篇文章裏，他談到了自己對遺產和慈善事業的看法。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Peter Kie Sons’Inc.）據說是世界上最賺錢的建築公司，曾經被稱為“道路巨人”。巴菲特和基威特從來沒有做過交易，但是基威特擁有《奧馬哈世界先驅報》的股份，巴菲特則是該報的董事。
基威特沒有兒子，是一個十足的工作狂，住在基威特大廈頂層的一套公寓裏，伯克希爾的總部也在這座大樓裏。基威特乘電梯上下班。巴菲特十分羨慕這種安排。基威特也是巴菲特類型的人，他是一個嚴厲的老板，工作中十分節儉，經常給他的員工們灌輸一些簡明扼要的小語錄。
這家公司是他願意為之付出心力的事業，他精益求精，雖然會滿意，但從不滿足。“聲譽就像是精致的瓷器，”他說，“價值昂貴，不易獲取，但是卻很容易破碎。”因此，在做出道德決策時，“如果你不確定是對還是錯，就考慮一下你是否願意把它登在晨報上”。和巴菲特很像，基威特也喜歡給其他人施加重壓。
他們之間的不同主要有三個方麵：基威特是個親身實踐的經理，不願吸引公眾的注意，並且他似乎隻是看起來十分節儉。在奧馬哈時，他開著一輛有四年車齡的舊福特車，生活十分簡樸，為的是給員工樹立榜樣。但是他在棕櫚泉度假時，卻開著一輛凱迪拉克，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盡管如此，在許多方麵，基威特都實踐著沃倫·巴菲特對生活的想法。當基威特去世時，巴菲特的悼詞不僅對他大加讚賞，同時也表達了他會永遠記著他——這是巴菲特有史以來寫得最動情的一篇文章。
“從零開始，”他寫道，“（基威特）締造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公司之一……盡管並不是最大的，但可能是全美建築業最為賺錢的公司。之所以能夠取得這麽輝煌的成就，是因為基威特能夠帶領成千上萬的員工不懈努力，堅持追求卓越和高效。”
“基威特絕對是一個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他繼續寫道，“公司的利潤全都用來擴大生產力，而不是為其主人積累財富。
“在本質上，如果一個人花的比掙的少，那就是在為未來積累‘財富提取單’。日後，他就可以兌現早期的積蓄，少掙但是還能多花。他也可以將財富傳給其他人——在活著時以禮物的形式，或者在他死後作為遺產。”
巴菲特寫道，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把他全部的“財富提取單”都用來建造和維護他在聖西米恩的城堡。他每天都派人往他的私人動物園裏運冰塊，供北極熊使用，就好像埃及法老勞民傷財地建造金字塔一樣。巴菲特曾經深入思考過金字塔的經濟學問題。他說：
這全都是經濟問題，許多形式的給予和花費都是經濟問題。那真是瘋狂，恐怕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但是，有些人卻認為這很棒，因為這給許多建造“金字塔”的建築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但他們錯了，他們隻考慮了投入，沒有考慮產出。
為自己建造金字塔，必然會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你當然應該付錢，應該納稅。我要強迫你為社會做出巨大的回報，這樣，就可以建造許多醫院，同時也能令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
在這篇文章中，巴菲特特別提到，有些人賺錢是為了傳給子孫後代，使得好幾百名後裔“可以花費的遠遠超過他們個人所創造的，他們整個一生所花費的都是從社會資源的銀行提取來的”。巴菲特發現結果十分具有諷刺意義。
他說：“在鄉村俱樂部時，我聽到人們在談論福利循環的弊端，比如某個女孩在17歲時生了一個孩子，她得到了一些食物券，而且我們還在不斷地提供這種依賴。同樣，有些人也為孩子們提供了一生的食物，甚至一生都吃不完。但是他們不是找了一位福利官員，而是找到了一個信托基金管理人，他們不是得到了食物券，而是一些能夠分紅的股票和債券。”
巴菲特寫道：“彼得·基威特在社會這個銀行裏存儲了大量的資產……但是支取的卻很少。”基威特隻把自己5%的財富留給了家人，其他的全都捐給了慈善基金會，用來造福他曾經生活過的地區的人們，這也是他活著時的人生目標。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繼續由他的員工們持有，基威特已經確保他們隻能內部互相買賣。“彼得·基威特對社區和同胞們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和服務。”巴菲特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在許多慈善家中，巴菲特也很尊敬安德魯·卡內基和約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也是觀點很獨特的思想家。卡內基在美國許多貧窮的社區建造了公共圖書館。卡內基基金會曾經選派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到美國接受醫學教育。1910年，弗萊克斯納的論文揭露了醫學院醜聞，震驚全美，弗萊克斯納說服了洛克菲勒基金會捐贈巨資以改革醫學教育。洛克菲勒也想解決一些因缺乏正常資金支持而無法運作的難題。他發現貧窮的黑人大學缺少富裕的校友，沒有辦法改善辦學條件。“實際上，約翰·洛克菲勒成了這些大學的‘友人’，”巴菲特說，“他解決這些難題，根本不考慮它們是否受人關注，他對它們的支持也總是慷慨的。”
此時，巴菲特基金會共有72.5萬美元的資金，每年捐贈出的不足4萬美元，幾乎全都花在了教育上。蘇珊管理著巴菲特基金會，這也反映了他們共同的人生觀——應該用錢回報社會。如果蘇珊有權支配這些錢，她很有可能迅速捐出大量的錢，但是巴菲特不急於這樣做。他認為讓金錢隨著時間而增加，通過複利會生出更多的錢用來捐款。當然，到1983年時，他已經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了。從1978年到1983年底，巴菲特夫婦的資產淨值取得了驚人的增長，從8900萬美元猛增至6.8億美元。
隨著巴菲特變得更加富有，朋友們、陌生人、慈善團體全都蜂擁到基威特大廈向他要錢。有些人確實急需救助，向他真誠地請求，而有些人則感覺用他的錢理所當然。慈善組織聯合之路、大學、癌症患者、教會、心髒病人、無家可歸者、環保運動、當地的動物園、交響樂團、童子軍、紅十字會等都值得扶持，但他們得到的答複都一樣：如果給了你錢，我就應該每個人都給。巴菲特的一些朋友同意他的做法，但有些人還是很困惑：一個這麽慷慨的人，可以花費大量時間幫助他人，給他們提建議，出謀劃策，卻在錢財上那麽小氣。
巴菲特仍然在滾雪球般積累財富，並承諾在死後會把所有的錢都捐出去，這就有點像《愛麗斯漫遊奇境記》中白皇後的“明日果醬”。“在他死後”就相當於永遠不會兌現，也是一種讓他不會過早死去的預防手段，這是巴菲特非常關注的事。用白皇後的方式來拒絕別人是一種奇怪的進行自我強化的方式。到現在為止，巴菲特夫婦的朋友、親人，或者家庭成員中至少有9人曾經企圖自殺或已經自殺。不久之前，他朋友的兒子在聖誕節前夜開車掉下了懸崖。接著，裏克·格林的妻子安，在他們的兒子8歲生日前幾天開槍自殺。所以，巴菲特對自殺不由自主地耿耿於懷，在這種背景下，他這樣想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不過，他自己想要盡可能長壽——一直掙錢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隨著財富的不斷增加，巴菲特常常明確表明自己的堅定決心，要快速賺錢，同時不讓家人和基金會接觸這些錢，這最終激起了朋友們的反對。裏克·格林曾經給喬·羅森菲爾德寫信探討巴菲特成為世界首富的可能性：“如果沃倫成為世界一流的雪橇犬，並且看見這個世界除了毛發和小目標還有更多的東西，他會做些什麽呢？”
巴菲特集團在巴哈馬群島的萊福德島集會，在戴呼吸管潛泳和深海釣魚的間隙，喬治·吉萊斯皮發起了一場激烈的討論，主題是“孩子們（和慈善機構）都要等待”。幾年前，巴菲特曾經說過，他每年隻會給孩子們幾千美元，並且告訴他們等他死後可能隻會分到50萬美元的遺產。他認為，“這些錢已經足夠讓他們做一些事情了，卻不足以讓他們什麽也不幹，隻是享受”。這句話成了他的箴言之一，多年來他不斷重複著。“沃倫，那是不對的，”巴菲特之前的一個合夥人拉裏·蒂施說，“如果在12歲之前沒有被慣壞，他們就不會再被慣壞了。”
在卡羅爾·盧米斯的強烈要求下，《財富》雜誌刊登了一篇封麵文章，題目就是“你會把財富都留給孩子們嗎”，許多人回答“家人第一”。
“我的孩子們要在世界上開創自己的事業，他們知道，不論他們想做什麽我都會支持的。”巴菲特說。但巴菲特認為，“隻因為他們出生在富人之家”，就為他們創建信托基金，是給他們“提供了一生所需的食物券”——可能會“傷害很大”，並且是“反社會的行為”。這是頭腦清醒的巴菲特，也正像他曾經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的，當他的孩子們開始蹣跚學步時，他就想等看到“這棵樹能成為什麽樣的材料”時，再決定要怎麽給他們錢。
然而，巴菲特也做出了決定，他會做一些捐贈——盡管微不足道，卻機動靈活。1981年，他製訂了一項獨特的慈善計劃，由股東們選擇一個慈善團體，然後伯克希爾–哈撒韋從每股股票中提出兩美元捐出。伯克希爾不派發股息，但是這一計劃允許股東們直接指導公司的慈善捐款活動，而不是由高管或者董事根據自己的好惡選擇慈善團體，接受讚譽。該計劃不需要太多的錢，但是巴菲特這麽做，正是在逐漸鬆開拳頭。股東們也喜歡這樣做，該計劃的參與度幾乎總是接近100%。
對作為信息采集者的巴菲特來說，捐助計劃最終也被證明是個十分有價值的工作。這讓他洞悉了每一位股東對慈善事業的態度，他用別的方法永遠也不可能得到這些信息。巴菲特總是不知疲倦地充滿了好奇心，十分想了解每一個股東的情況，就好像他們也是他的大家庭成員一樣，他其實正是這樣看待他們的。
53歲的巴菲特已經“退休”兩次了，他正在思考慈善和遺產問題。很顯然，讓他身心交瘁的正是退休問題。他開玩笑說要工作到死，他十分推崇年邁的經理如吉恩·阿貝格和本·羅斯納。但是，現在他們都退休了，路易斯·文森蒂已經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因此，這也許就不足為奇了——巴菲特下一步會同一位89歲高齡的老婦人達成一項協議，這是他所遇到的最長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