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憤怒的眾神
49 憤怒的眾神
紐約 1991—1994年
僅依靠巴菲特的名聲，所羅門就能存活下來——監管人員的這種想法顯然錯了。一些大客戶甚至對公司產生了厭惡感，首先是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加利福尼亞公共雇員退休體係從所羅門退出，接著是世界銀行。每天夜裏，所羅門數千億美元債券幾周後快到期的景象就像隻羸弱的病羊一樣顫顫巍巍地走入巴菲特的夢中。巴菲特第一次感覺到事情不在他的控製之下。“這一切都要把我擊垮了，我下不了車，不知道這趟車要開往哪裏。”
對於公司上下每天所做的事我無能為力，對於我後來發現的，我在接手以前並不知道。對於科裏根對這一切的想法，或是紐約南部地區的檢察院或司法局的反托拉斯部門將要采取的行動，我都毫無辦法。我知道讓一切恢複正常極為重要，我也知道不管我有多努力，有些事情都是無法控製的。我可以整夜不睡，苦苦思索這一切，但無法保證一切都有個好的結果。很多人都會因此有不同的結果，這將改變我的整個人生。
巴菲特第二周返回紐約。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議員就所羅門一事要求見他一麵，而且其他很多事也需要巴菲特出麵。巴菲特和芒格將莫伊尼漢帶到了所羅門47層的私人餐廳。廚師為莫伊尼漢準備了標準的華爾街商務餐，甚至還有紅酒，而巴菲特和芒格自己則點了三明治。莫伊尼漢厭惡地看了看套餐。此時，颶風“鮑勃”的餘勢繼續衝擊著整個東海岸。突然之間，大雨像瀑布一樣順著窗戶傾瀉下來。“眾神都對所羅門憤怒了。”巴菲特說道。
這周之後的幾天，巴菲特和芒格前往華盛頓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見麥克盧卡斯和布裏登。麥克盧卡斯後來回憶說：“他們兩個就像是在汽車站常見的普通小子一樣。”後來他們開始討論，並製訂出計劃拯救所羅門，這時麥克盧卡斯才明白，為什麽這兩人中一個被譽為傳奇，而一個被譽為結束傳奇的人物。
之後，巴菲特親自上門拜訪財政部的布雷迪。布雷迪曾認為巴菲特所做的一切隻不過是在虛張聲勢罷了。“沃倫，”他說，“我知道不管我們做什麽都無法阻止你。”最終，巴菲特誠摯的請求打動了布雷迪。“盡快結束一切。”布雷迪說。
巴菲特下定決心，不管所羅門犯了什麽錯誤都要及時改正過來。“改正過來，迅速改正過來！”他說。當巴菲特說“迅速”的時候，他的確是指“迅速”。他和他的新秘書，曾為古特弗羅因德工作，並對所有人都很熟悉的保拉談了話。巴菲特建議她說，為什麽不和董事會的成員談談，問他們了解些什麽、什麽時候知道的。鮑勃·登納姆，這個言行謹慎，芒格–托爾斯律師事務所的首席律師，從洛杉磯親自飛來調查此事，他介入到巴菲特的計劃當中，並且迅速叫停該調查計劃。這些調查本該由律師來完成。
登納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見唐·福伊爾施泰因。隨後，福伊爾施泰因迅速被解雇了。福伊爾施泰因要求麵見巴菲特，巴菲特隻簡單地和他說：“你本該做更多的事情。”從一開始巴菲特就知道，福伊爾施泰因並不完全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然而，巴菲特後來得出結論：出於對古特弗羅因德的忠誠，福伊爾施泰因將上司的利益放在了所羅門集團的利益之上。於是，登納姆成了總顧問。在逐步控製大局的過程中，巴菲特發現董事會受到了所謂的所羅門管理層的巧妙“信息定額”的控製。他和芒格發現，在4月莫澤爾第一次承認提交未經授權的競標申請時，整家公司早已發現莫澤爾試圖掩蓋一切，並且還在誤導他所利用的客戶，聲稱公司提交的長期國債認購單出現了文書錯誤。
一切就好比是莫澤爾點燃了一根火柴，在4月29日的時候，古特弗羅因德本應該吹滅這根火柴，然而他卻撒手不管。
結果是莫澤爾似乎有縱火的嫌疑，隨後他點燃的火柴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古特弗羅因德的職責本該是及時製止這一切，然而他先是撒手不管，隨後也許是出於恐慌，又開始火上澆油了。
最後的結果就是所羅門的股東們損失了上億美元，8000多名員工和他們的家人麵臨失業的困境。
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你有位同事——莫澤爾——承認將錯誤的競標申請交給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客戶和監管人員——美國政府。然後，你又發現他拉了一名客戶下水，試圖和他一起掩蓋一切，好讓美國政府無法發現真相。
這一切都不關古特弗羅因德的事。
但當你聽說這樣一件事時，很明顯你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在10秒鍾內拿起電話，說：“莫澤爾，你被解雇了。”然後，你就該馬上去找科裏根，告訴他：“傑裏，你看，這是涉及8000名員工的事情，那個家夥已取消預訂，我一了解事情真相後就解雇了他，你看我下一步該怎麽做？” 注釋標題 Warren Buffett testified to this in ‘In the Matter of Arbitration Been John H. Gutfreund against Salomon Inc.，and Salomon Brothers Inc.，’ Sessions 13 & 14，November 29，1993.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10秒鍾認清楚這一切並不簡單，他們會考慮很多其他事情。莫澤爾對公司太重要了，他曾對外匯交易部門做出了重要貢獻，開除他並不是件好事。有沒有可能將他貶回原職呢？要向監管人員坦白這一切並不容易，他們的反應也許會非常激烈。不止一個法律公司說過，從技術上來說，並不一定要將事情全盤報告上去。然而巴菲特卻完全沒有考慮這些，他在計算概率。他立刻開始推算是否會產生任何災難性的後果，然後又迅速開始思考該如何將這種災難的概率降至最低。結果就是解雇莫澤爾，立刻坦白一切。在這件事上，巴菲特還考慮了誠信的問題，他無法容忍撒謊者和騙子，因此事情隻能是這樣了。
現在，他卻不幸地發現，除了他之前被告知的一切，事實上還有更多的謊言和欺騙。調查報告說，福伊爾施泰因當時曾宣稱莫澤爾的行為“本質上就已經構成了犯罪”，這與公司後來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樣。並且也從沒有人將莫澤爾的行為報告給監管部門——監管規範行為的部門。的確，所羅門在監管上的態度隻能稱得上鬆懈。後來，人們甚至對誰應該成為監管會成員產生了爭論。無論如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管發現自己被蒙在鼓裏時備受困擾，並對現有的程序遭到忽視大為憤怒。
巴菲特和芒格還了解到，在6月中旬，古特弗羅因德會見了財政部長助理鮑勃·格勞貝爾，為公司5月“操縱”事件的指控而辯護。他們發現在這次會麵以後，所羅門公司上層一直在考慮是否該立刻將2月的錯誤競標申請事件報告給格勞貝爾，幾經考慮後認為時機還不夠成熟。後來，格勞貝爾說他認為自己被騙了，因為古特弗羅因德對他隱瞞了一切。這次和格勞貝爾的會麵僵化了所羅門與政府的關係，也損害了所羅門的信譽。
第二次新聞發布會召開後，所羅門宣稱之所以沒及時將真相公之於眾，是因為“對事情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這種托詞使整個董事會都好像是這場陰謀的策劃者一樣，特別是在古特弗羅因德和格勞貝爾見過麵，有機會坦白真相的情況下。當然，整個董事會是根本不在乎這次與格勞貝爾的會麵的。
在危機發生後的那整個周末裏，就在巴菲特和政府協商的時候，他卻對此事一無所知，對此，巴菲特感到非常憤怒。員工的首要任務本該是保護公司的權益，現在他們不但沒有保護好這種權益，反而還拿這種權益冒險。這一切都讓巴菲特萬分憤怒，但還有一件事情巴菲特壓根兒都不知道：由斯藤萊特執筆的那份最後通牒發給所羅門後，根本沒有引起其管理層的警覺。
幾天後，所羅門召開董事會，巴菲特就所了解的一切談了談自己的想法。董事會取消了前高管訂閱的雜誌，撤銷了他們的秘書、司機和專用轎車，取消了他們的長途電話和短信服務，甚至禁止這些高管進入所羅門的辦公樓。此外，董事會還試圖取消他們的健康保險。利普頓不再擔任法律顧問。起初，巴菲特對此還持有異議，後來也同意了。因為大家一致認為利普頓的法律建議根本沒有保護所羅門的聲譽。
現在，登納姆監管著所羅門。為了使法律團隊避嫌，巴菲特又將羅恩·奧爾森引進團隊。奧爾森是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簡稱MTO）的最新合夥人，他曾經參與過《布法羅晚報》案，現在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法律代表。MTO微調了其關注範圍，以幫助客戶從法律體係中獲得最好的結果——巴菲特認為，在此方麵MTO經驗豐富。
巴菲特告訴奧爾森，他想要采取一種全新的措施。現在所羅門的名聲幾乎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已經搖搖欲墜。在巴菲特看來，所羅門已經無法承受任何指控了。現在的所羅門公司猶如癌症晚期患者。要想拯救所羅門，他認為必須采取極端措施，哪怕這種措施會讓病人更加虛弱。巴菲特認為幫助所羅門規避指控的最好療法就是表現出極大的懺悔之意。他將挖出最後一個癌細胞，用激光徹底銷毀，加強整頓，絕不允許任何病症複發。
奧爾森上任第一天，就被紐約南部地區的檢察官奧托·奧伯邁克召見。是否指控所羅門就是由奧伯邁克決定的。
我們向奧伯邁克提出的建議是要樹立一個榜樣。這將是非凡合作的一個榜樣。我們樹立了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將對未來被訴方的行為以及法律體係產生影響。
奧爾森做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承諾。他當場放棄了所羅門公司的“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而這一特權可以保護公司與律師之間的交流免受檢察官調查。他說不管MTO在調查中發現什麽，奧伯邁克都會知道。說得直白一些，這就意味著MTO已經代表所羅門公司成了政府的左膀右臂。
“奧伯邁克很多疑，”奧爾森說，“他認為我們是中西部的江湖騙子，是來向他兜售貨品的。”他無法相信會有哪家公司自願做違背自身利益的事情。畢竟，所羅門麵臨著被指控的危險。這一切用不了多長時間就可以得到證實。顯然，這種“改革”並不是嘴上說說就完了的。
奧爾森很快飛到華盛頓，將一切匯報給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布裏登。布裏登也對這一切持有相同的懷疑。
最初，大家還不清楚放棄特權意味著什麽。所羅門一家名為克拉瓦西–斯溫–摩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弗蘭克·巴倫，負責解釋這份非凡的禮物對司法部門的意義。由於已經做出了承諾，整個談判的過程變得非常困難。所羅門沒有任何砝碼，而司法部門一個勁兒地施壓，讓所羅門履行承諾，並且也基本達到了其目的。最後的協議將公司置於一個非常奇怪而又矛盾的局麵中：讓公司起訴自己的員工。MTO找到的關於員工有罪的證據越多，所羅門就越能表現出其願意合作、洗清一切的決心。員工要麽與公司合作，要麽就會被解雇，正常的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根本無法保護他們向調查人員提供的證詞。
為了幫助巴菲特應對即將到來的國會質詢，古特弗羅因德和他的律師幾天後與奧爾森見了麵。古特弗羅因德很願意合作，但當他的律師試圖對談話做出一些規定時，奧爾森拒絕接受。最後，古特弗羅因德和他的律師離開了。奧爾森回來向巴菲特匯報說他受到了“阻礙”。
隨著新的企業文化開始形成，整個所羅門上下變得混亂起來。在和奧伯邁克見麵的幾天後，奧爾森和巴菲特走進了世貿中心7樓的會議室。有人自動雇用了一家新的公關公司，20多人都圍在一張巨型會議桌邊等待奧爾森和巴菲特的到來。他們中有些人的確是為所羅門工作的，但大多數都是花錢雇來的說客。巴菲特聽他們就如何挽救這場危機談論了15分鍾，然後他站了起來說：“抱歉，我得走了。”他彎下腰來，和奧爾森耳語了幾句：“告訴他們，我們不需要他們。”然後他就走出了會議室。
“天知道，這並不是我們被誤解了。”巴菲特事後說，“我們沒有公關問題，真正出問題的是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為。”
8月30日是巴菲特的生日，這天他來到華盛頓，準備即將來臨的國會質詢。他安排所羅門華盛頓辦事處的負責人史蒂夫·貝爾召集了一班人，一起預測國會可能會提出的問題。
巴菲特下榻在華盛頓使館區的一家酒店。隨著突發事件不斷出現，他連續兩天都待在酒店房間裏。在酒店，巴菲特遇到了一個電話接線生卡羅琳·史密斯——後來成了他的秘書，幫他處理電話，送午餐、點心等。巴菲特私下裏從不和卡羅琳·史密斯見麵，但當財政部的布雷迪打來電話時，卡羅琳·史密斯還是想方設法和巴菲特說上了話，即使那時巴菲特將他房間裏唯一一根電話線也切斷了。
幾天後，巴菲特抽時間去了趟所羅門公司豪華的辦事處，那時貝爾正和一群人集思廣益。貝爾提前給紐約打了電話，詢問該給巴菲特準備什麽樣的午餐。“簡單一點兒就行，”紐約那邊告訴他，“漢堡包就可以了。”和過去幾十年中的許多人一樣，貝爾認為不能從字麵上理解這個“簡單一點兒”。所以，到了午餐時間時，廚師為巴菲特端來了一盤魚，巴菲特碰都沒碰。然後廚師又端上來一份配有進口奶酪的沙拉，巴菲特也沒有吃。第三道菜是類似小牛肉之類的東西，巴菲特嚐了一兩口就把盤子推開了。“巴菲特先生，”貝爾憂心忡忡地說道，“我發現你什麽都沒吃。怎麽了？有什麽我們能為您效勞的嗎？”
“談到食物，我總是遵循一條很簡單的原則。”巴菲特說道，“三歲小孩不吃的東西，我也不吃。”
第二天，巴菲特、德裏克·莫恩和登納姆一起來到雷伯恩眾議院辦公大樓，在國會麵前做證。為給他們精神支持，格雷厄姆也出席了，並和莫恩以及登納姆坐在第一排。巴菲特給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獨自坐在小組委員會桌旁，宣誓將與國會以及監管人員合作。“我想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麽，這個汙點隻是少數幾個人造成的，”他說，“和其他無辜的人無關。”
議員們以投資者救世主的姿態嚴厲譴責了所羅門公司的人，要求他們與過去劃清界限。據莫恩所言，盡管如此，當巴菲特說“紅海分開了，神諭出現了”時，他們還是對巴菲特感到非常敬畏。巴菲特認為問題出在華爾街身上。“這個巨大的市場吸引了那些僅用金錢來衡量自己的人，”他說，“如果一個人的一生僅靠他有多少錢來衡量，或是用去年賺了多少錢來衡量，那麽他遲早都要惹上麻煩。”巴菲特說，從現在開始，所羅門的重心將轉移。
如果讓公司虧錢了，我還能理解，但是如果讓公司名譽受損，那我將毫不留情。
這句話後來成為公司誠信案例研究的對象。巴菲特這種毫不畏縮的原則性正是他本人的一種寫照。這句話反映了他的誠實、正直、幹脆和行事簡單。巴菲特希望他本人所代表的品質——坦誠、正直、誠實等——也能成為所羅門公司的品質。
巴菲特回到世貿中心7樓的辦公室後，給全體員工寫了一封信，要求員工將所有違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都上報給他。他赦免了一些諸如違規報銷這樣輕微的道德錯誤，但他還是告訴員工：“要是有疑問，請給我打電話。”巴菲特將自己的家庭電話附在了信上。我們要以“最好”的方式做“最好”的事情，他在信中寫道。
巴菲特想以他所謂的“重要測試”方式來管理事務。“不要隻按規矩辦事。”他說。
我想要員工都捫心自問一下，你們是否願意那些見多識廣、極具批判意識的記者在第二天的當地報紙的頭版登出你們的違法行為？是否願意自己的妻兒、朋友都看到這條新聞？ 注釋標題 Senate Sumittee on Securities Committee on Banking，Housing，and Urban Affairs—Hear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Salomon Brothers Inc.，in Treasury Bond Activities，Wednesday，September 11，1991.
那時，員工們都在極力挽救公司。他們給客戶打電話，請求他們不要拋棄所羅門，並且還在盡快地銷售資產，以應付投資者的不停擠兌。邁克法蘭和申購部門——出售和購買債券的部門——一邊管理著複雜的資產，一邊緊密地和貸方協商。有些貸方已不願意將錢借給公司了。
公司的資金每天以10億美元的速度在減少。邁克法蘭和其他交易員與貸方又見了幾次麵，以確保他們了解情況，集中力量穩定所羅門的資金和客戶關係，逐漸提升公司的業務。他們還清了公司所有的商業債務，重建了中期票據和長期票據還款計劃。依靠期貨市場和掉期交易（衍生交易），公司的交易員們掩蓋了銷售麵臨的巨大困難，艱難地在市場中前行。如果其他經紀人看到他們這種銷售模式，一定會再次引起騷動。
在受法院指控的壓力下，所羅門似乎很難生存下來。員工們明白巴菲特寫信的含義。現在監管人員和國會都在全力追查此事，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再有什麽差錯了。“我希望每個員工都是自己的監督員。”巴菲特說道。這就意味著，要想拯救公司，員工之間就需要互相監督。同時，大家都清楚MTO像掃雷艇一樣對公司進行審查，就是希望找出任何有問題的地方來。現在，客戶紛紛離開，交易大幅減少，恐懼感在公司裏蔓延開來，公司長期以來建立的虛張聲勢的冒險文化也開始慢慢消退。
幾天後，巴菲特又被召見，這次他是在參議院麵前做證。科裏根、布裏登以及聯邦法官對所羅門的印象仍然十分糟糕。當巴菲特坐在參議院大廳科裏根身後幾排的位置等待被傳訊時，他聽到參議員克裏斯·多德質問科裏根是否在保管美聯儲資金時玩忽職守了。科裏根回答說沒有。那封8月13日發出的由斯藤萊特執筆的信本是用來對管理進行調整的，然而卻被人們忽視了。巴菲特認為科裏根的回答就好比所羅門公司朝他臉上吐了一口痰。
巴菲特的腦筋立刻動了起來。他知道這裏麵肯定有大問題，但他不明白科裏根說的是什麽。
輪到他做證時，巴菲特說：“一個國家有權要求人們遵循其法律法規，所羅門公司沒有盡到自己的義務。”國會議員們就所羅門所支付的超高薪水表示了質疑，一個債券交易員怎麽可能掙到2300萬美元呢？他們質問道。“這也讓我很困擾。”巴菲特回答說。議員們想要知道這是哪種債券套利，這種套利是否對經濟有利。巴菲特解釋了一下，然後說：“如果你們問我這裏的交易員是否能和一個公立學校的好老師比，我真希望你們不要在這件事上給我施加壓力了。”
“為什麽聰明人一大堆的董事會沒有提高警覺呢？”一個議員問道。巴菲特沒有顯示出他正在因斯藤萊特的那封信而生氣——不管這封信寫的是什麽，他隻是說管理層隱瞞了一些信息。他承認當第一個電話打來時，芒格是唯一頭腦機智、能正確回答相關問題的人。
巴菲特並不是要為所羅門開脫：
所羅門的確是一家擁有卓越企業文化的公司，但是其員工的所作所為實在太糟糕了，而管理層對這種糟糕的情形也處理不當。為這家“謊話大王”公司尋找托詞並不能幫它贏得朋友。是的，所羅門的確是一個經濟上的罪惡之城。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徹底的調查，清查出那些造假的票據、被騙的資金以及各種各樣的欺騙手段。
這種大膽的、引人矚目的立場阻止了詐騙行為繼續醞釀並蔓延下去。員工們對此舉都很讚賞。“這個決策簡直是太棒了，”埃裏克·羅森菲爾德說，“這就是我們的軍令，我們按照這個指示來行動。”
巴菲特一回到所羅門，就立刻開始對那封斯藤萊特的信的細節進行調查。“他氣得臉色鐵青，”董事會成員格戴爾·霍羅威茨說，“這封信讓所羅門的罪行更重了。巴菲特非常生氣，因為他完全不知道此事，並且也沒有見過這封信。”除了格勞貝爾會議外，這封信就是最嚴重的“信息封鎖”行為了。將這封信扣留下來，實際上就表明了他們完全不顧科裏根的要求，自行做出了一係列決定。巴菲特和芒格對優先管理的態度更加堅定了。幾周後，芒格說：“我們要注意統治者（財政部和美聯儲），隨著我們的認知發生改變，觀念也應該改變。”由於古特弗羅因德也卷入了其中，巴菲特說“我們沒有被寬恕的選擇”。
巴菲特以異常的鎮定和冷靜處理著所羅門的麻煩事，而莫恩和其他一些員工則穿著“防護服”做著善後清理工作。但在這種看似平靜的外表下，巴菲特內心卻蘊藏著巨大的憤怒。為避免自己時刻想著所羅門，巴菲特開始一連幾個小時玩一種名為Monty的電子遊戲。他討厭離開奧馬哈。秘書格拉迪絲·凱澤注意到巴菲特回到奧馬哈時精神還好，而不得不離開時就顯得異常沉重。她本想今年退休，但還是留了下來，因為想到公司現在的這種狀況她實在是不忍心。像她這個年紀，紐約已不再適合她了。巴菲特現在變得非常孤僻，甚至都不願出現在大廳裏。一名高級經理說，很少看到巴菲特出現在所羅門大廳裏。蘇珊從舊金山趕來看他，凱瑟琳·格雷厄姆也過來陪他打橋牌。不久後，就連卡羅爾·盧米斯、喬治·吉萊斯皮和貝爾斯登的首席執行官格林伯格都經常過來陪他打橋牌。橋牌讓巴菲特徹底放鬆下來，因為他隻有在打橋牌的時候，才不會去想其他事情。而就在幾英裏外的住宅區，在其擺滿各種藝術品的豪華公寓內，巴菲特的老朋友丹·考因剛死於癌症。
巴菲特夜不能寐。在紐約的時候，他每天午夜12點半打電話回家，因為他在奧馬哈有特權，可以早一點兒拿到《華爾街日報》，這樣他就可以讓人通過電話將第二天才會刊登的新聞報道讀給他聽。他坐立不安地聽著新聞，擔心有什麽對所羅門不利的報道。通常來說都會有些負麵報道，但巴菲特至少能在員工了解之前就知道這些報道。實際上，比起巴菲特大老遠從奧馬哈弄到報道來說，有些員工並不關注周圍的事情，他們對自己家庭的關注程度還不如巴菲特對奧馬哈市的關注程度。員工們一天連續工作14~15個小時，就是為了在當前出現困難的情況下和公司共渡難關。所羅門的股票和債券銷售員不斷地給客戶打電話，讓他們相信公司不會垮掉。但是投資銀行的客戶依然取消了他們原本達成的交易。英國電信也將所羅門從大客戶單上刪除，古特弗羅因德不得不親自去倫敦解決問題。正是這次去倫敦，讓古特弗羅因德錯過了和巴菲特通電話，從而導致了醜聞的泄露。處理其他業務的銀行家們也都麵臨著一個難題——其他競爭者將所羅門公司危險的狀況當作把柄來和他們競爭。
與此同時，公司內部也開始了大刀闊斧的人員調整。莫恩先是將羅森菲爾德提拔為交易主管，讓他和銷售部的主管麥金托什合作。羅森菲爾德原本是大學教授，以前從沒有在一個超過5個人的團隊裏工作過，現在卻發現自己突然要管理600名員工。調查人員也聲稱要開除一些交易員。在管理這600名員工的同時，羅森菲爾德還配合律師重新調查了數千筆交易，以重建交易製度。
羅森菲爾德並不想升職，他和其他員工都希望梅裏韋瑟能回來。梅裏韋瑟的辦公室還和他走時一模一樣。高爾夫球具（他的權力象征）還待在牆角，清潔工也將神龕打掃得一塵不染。員工們都聚集在此祈求公司生意好轉，同時他們還祈求梅裏韋瑟能早點兒回來。所羅門的股票已暴跌到20美元。
隨著調查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員工們感覺自己就像是做苦工一樣。這時巴菲特腦子裏隻有兩件事情：伯克希爾–哈撒韋和所羅門的調查。巴菲特剛剛收購了一家製鞋公司——布朗鞋業，之後就立刻讓他的秘書保拉去圖書館查找莫爾斯鞋業的相關資料。莫爾斯鞋業是一家剛剛登記破產的製鞋公司。
盡管如此，所羅門事件還是占用了巴菲特的大部分注意力。所羅門的醜聞早已超越了早期的其他一些醜聞——比如德崇證券的伊萬·博斯基和邁克爾·米爾肯醜聞——讓人們覺得華爾街已經腐敗透頂。巴菲特在國會做證後不久，其他一些經紀人公司也紛紛效仿其做法，前往國會做證。到目前為止，所羅門案件的調查人員發現，莫澤爾有8次申購債券的比例超過了財政部規定的35%上限，提交假的客戶名單申報，故意抬高客戶的報價，並且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多餘的債券轉入所羅門自己的賬戶。還有4次，他甚至申購了所發行債券中的75%。隨著情況越來越嚴重，巴菲特也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在第二次董事會會議上，巴菲特組織了一次討論。“為什麽所羅門要付費給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讓其來妨礙我們的工作”成了這次會議的主要討論內容。幾乎所有董事一致同意采取兩個驚人的措施：不付古特弗羅因德解雇費，並且公司不再支付這位前任首席執行官的法律費用。
現在主要有兩件事情：美聯儲是否還將所羅門當作主要的交易商，以及如何處理所羅門違法交易這宗案子。對是否暫停所羅門的業務美聯儲目前還沒有權宜之計。“這就好比是對一個人在技術上執行了死刑，然後又想辦法讓他複活一樣。”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10月，美聯儲的確認真考慮過將所羅門停牌，之所以還讓它繼續運營完全是因為政客們施加壓力的結果。
美國律師協會認為它有足夠的證據對所羅門的違法行為進行指控。依照現行的法律，公司不能為自己的員工行為進行辯護。所羅門的律師加裏·納夫達利斯認為，如果真被指控，公司很有可能被定罪。顯然，公司上上下下都希望早點兒了結這場官司。隻要官司一天不結束，所羅門就將一直受到死亡威脅。客戶也明白這一點，但是納夫達利斯一點兒也不著急。他說草率做出決定也許會讓所羅門受到更多的指控，多點兒時間也許能讓他說服人們相信所羅門不應該受到指控，能讓所羅門展示出其合作意願，並且還很有可能讓起訴者不再指控所羅門。
在經過對公司長達三個月的改革後，一天，登納姆將巴菲特、奧爾森、納夫達利斯和弗蘭克·巴倫領到了一個秘密地點。這個地方是在奧伯邁克的堅持下選出來的，離檢察官在聖安德魯斯廣場市政大廳的辦公室僅半英裏遠。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試圖說服奧伯邁克和他的律師不要起訴所羅門。
奧伯邁克是個老派的日耳曼人，他尊重法律，對美國檢察院的曆史和傳統相當敬重。這次他想弄明白該如何處理這次違法案件。他看清了這件事情的獨特性質。“這不是紐約地鐵上的一起襲擊案。”他說。實際上，他曾多次致電科裏根了解美國證券市場的詳情，了解兩年期票據和30年期債券之間的不同，了解拍賣的頻率以及操作流程。
在一個小會議室麵對奧伯邁克時，巴菲特占據了談話的主動權。他盡力表述自己曾多次強調的觀點：如果受到指控，公司肯定將倒閉。奧伯邁克將克萊斯勒的案例拿出來做了比較。盡管受到起訴，克萊斯勒還是幸存下來了。一家出售硬件資產的公司和一家僅僅買賣紙麵承諾的公司之間的不同最初並不明顯。巴菲特想要擺脫所羅門員工在《說謊者的撲克牌》中扔洋蔥漢堡的懶蟲形象，並想方設法讓員工相信如果所羅門倒閉，他們也將失業。他還保證不會賣掉所羅門的股票，而他的員工也將繼續留任工作。此外，巴菲特還闡述了公司正在經曆的全麵的文化變革的本質。這一切都給奧伯邁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表麵上他還裝作若無其事，畢竟他還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所羅門團隊隻好打道回府，對自己是否能夠成功壓根兒沒底。
隆冬時節，所羅門作為主要交易商的地位問題仍舊沒有解決。公司還是沒有和客戶交易的權利，財政部那時也無法采取任何措施。雖然麵臨著公司將被控罪的威脅，巴菲特和莫恩還是在努力證明他們是可以拯救公司的。巴菲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登了整版廣告，向人們解釋公司的新規則。
我說過，要讓員工的行為符合我們的規則，而不是降低標準去遷就員工，但我發現一切並不容易。
巴菲特日複一日地繼續努力著，但對華爾街認為理所當然的奢侈生活方式大為震驚。那些高管的專用廚房簡直和紐約的餐館一樣大。廚房中不僅有畢業於美國烹飪學院的廚師擔當主廚，還有專門的糕點師、副主廚以及眾多廚師。高管們可以點“地球上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當作午餐。巴菲特剛到紐約的前幾天，曾收到另一家銀行董事長的信，邀請他共進午餐，這樣的話他們的廚師就可以一較高下了。但其實在檢測廚師技能方麵，巴菲特的想法十分簡單：每天點個漢堡包當午餐就夠了。
沮喪的廚師做了一批又一批的薯條。他們精心地削著土豆皮，然後又將土豆切得很細，緊接著迅速放入油鍋攪拌，直到鬆脆程度剛剛合適。出鍋後，廚師又將薯條精細地碼放成金字塔的形狀，放在巴菲特每日必吃的漢堡包旁邊。然而，巴菲特一邊心不在焉地吃著，一邊卻還想著麥當勞的薯條。
在巴菲特看來，餐廳就是華爾街文化的象征，他覺得華爾街的這種文化相當可惡。巴菲特出生於一個物質匱乏、生活節奏緩慢的時代，而他也一直按照這種方式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但華爾街擁有大量金錢，生活也是按照最快的節奏進行的。人們每天早上5點就離開家，夜裏9點或10點才回到家。雇主們以金錢來誘惑他們不停地工作，卻要求他們時刻保持清醒，像跑步機一樣不停運轉。股票交易市場的交易員抽著特製雪茄的情景，在巴菲特的童年記憶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如今這一切太讓人吃驚了。
他們在樓下還有個美發店，但從來沒有告訴過我，擔心我發現後會出現不良後果。他們甚至還派了個人來幫我擦鞋，而我根本不用付錢。
一個員工曾說，所羅門的高管以前覺得“除了叉子以外，上帝禁止他們舉起任何東西”。巴菲特這位新來的億萬富翁老板的行為在他本人看來十分平常，卻讓所羅門的員工大為震驚。一天晚上，在去打橋牌的路上，巴菲特讓司機停車。他下了車，走到附近的一個商店，幾分鍾後又回來了。司機目瞪口呆：巴菲特居然拿著滿滿一兜子三明治和可口可樂。這就是新的所羅門。
在薪水上的爭論卻涇渭分明。初秋的時候，巴菲特告訴員工，年底的獎金將減少1.1億美元。“那些貢獻平庸的員工將被減薪。”他說道。巴菲特認為一切都簡單明了。貢獻越多的人得到的也越多，沒有貢獻的人什麽也得不到。莫恩很讚同巴菲特的這種分配思想。畢竟他們不能僅僅以一個人擁有三棟房子，要贍養兩個前妻就讓其成為百萬富翁。但巴菲特卻高估了人們的忍耐力。那些以前享受著高薪的富有員工，如今卻發現自己要被人剝削了。
巴菲特認為員工們不可能在股東有損失的情況下還拿著高薪。實際上，員工們和他的想法恰恰相反，因為多年來他們一直是被這麽對待的。自從去年以來員工收入開始銳減，他們認為巴菲特是想通過減薪把莫澤爾犯下的錯誤轉移到他們身上，但公司的困境並不是員工造成的。實際上，員工對公司仍舊忠心耿耿，並且還忍受著公司帶給他們的恥辱和困境，他們在背後默默無聞地承擔著一切，因此他們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有競爭力的薪酬。公司業務不好並不是他們的過錯，在公司受到指控壓力的情況下，怎麽能指望他們和客戶進行投資交易呢？巴菲特難道不明白這一點嗎？員工們麵臨這樣一個事實：華爾街每個人都知道，在巴菲特看來，投資銀行家隻不過是一群衣著光鮮的窩囊廢罷了。盡管所羅門問題不小，但這一年所羅門的經濟狀況並不差。員工們討厭那些原本是貪婪的億萬富翁，卻認為員工很貪心的老板。
沮喪的交易員、銷售人員以及銀行家都希望混到年底拿到獎金後再辭職。那時也是傳統的辭職期，雖然獎金少了，但還是有好幾百萬美元的獎金將在年底發放。
減少節日獎金的同時，關於減少薪水的問題也引起了公司前所未有的震動。公司13位重要的高管發現自己的薪水減少了一半。公布薪水的時候，所羅門的走廊和交易大廳立刻出現騷動。由於預算和獎金都遭到大幅削減，交易員和銀行家紛紛走人。證券部門在這個投資銀行家的老巢，一半的人離開了。交易大廳剩下的人也在臨時罷工。
一天，巴菲特走過幾個街區來到美國運通，和其首席執行官吉姆·羅賓遜吃午餐。“吉姆，”他說，“雖然我想這不可能，但我剛剛的確發了9億美元的獎金。”盡管如此，他還是認為除了莫恩和另外一兩個他帶進公司來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對他很生氣。
他們拿了錢就走了。大家都跑了。
很明顯，公司一切都依靠員工。 注釋標題 For decades，as a partnership，it had—literally—been run for the employees. It he problem. 投資銀行家沒有賺到什麽錢，但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貴族。他們憎恨交易員，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交易員們賺錢了，因此其分量更重。
巴菲特剛剛拯救了所羅門，他認為這件事對員工來說意義重大，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感激了大約5分鍾吧。”一個曾在所羅門工作過的員工說道。在領到不盡如人意的獎金這天，員工們甚至都忘記了要不是巴菲特，他們早就失業了。“沃倫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人事。”這句話成了前任員工廣為流傳的話。所羅門並不是一個你可以隨便提高價格，削減開支，將生意上賺取的資金直接上報給總公司的地方（盡管巴菲特已經竭盡全力了）。正如奧爾森指出的，在你“可能一天之內被人用刀捅成篩子”的時期，如果人們有其他選擇，你就必須激發這些聰明人的積極性。巴菲特將這次的薪水事件看作一次文化測試：那些離開的人，是公司完全不需要的唯利是圖的人，而那些留下來的人，才是公司真正需要的人。
華爾街是個唯利是圖的地方。很多高層員工陸陸續續離開，走的時候還將大宗業務帶給了原公司的競爭對手。巴菲特無法入睡。“我沒有辦法不去想這件事。”他說道。巴菲特一生都在避免為那些沒有安全退路的事情做出承諾，然而他最終卻無法控製。“我一直都小心翼翼，不想牽扯進去。在所羅門，我發現自己在維護一些根本不想維護的事情，之後，還發現被自己的公司指責。”
幾個月過去了，奧伯邁克還在思考所羅門的行為是否壞到了該指控的地步。他知道，一旦所羅門被指控，“就好比敲響了喪鍾”。在申購債券作假方麵，他認為與其說莫澤爾的行為讓所羅門變得更富裕，還不如說他的行為是受財政部規章的漏洞所誘導，但這種造假行為並沒有帶來什麽嚴重的財務損失。另一方麵，奧伯邁克也考慮了巴菲特的承諾和所羅門變革後的新文化。
在布裏登的協助下，奧伯邁克開始和所羅門進行最終談判，目的是讓公司逃過此次指控。來自克拉瓦西的弗蘭克·巴倫也來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比爾·麥克盧卡斯一起討論。麥克盧卡斯是布裏登的代表，他告訴巴倫，司法部和財政部對所羅門的罰款是1.9億美元，另加上1億美元的賠償金。巴倫十分震驚——對於一個僅僅違反了財政部規定，卻並沒有給市場客戶造成任何重大損失的交易商來說，這種處罰實在是太重了。為什麽？他問道。“弗蘭克，”麥克盧卡斯說，“你要明白之所以罰1.9億美元，是因為理查德·布裏登就是這麽決定的。”
周日早上，約翰·梅裏韋瑟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地衝進會議室，引用布裏登的話說“所羅門的核心已經腐爛”。無人能左右這個決定，所羅門同意支付這筆巨額賠償。
巴菲特想要盡快扭轉所羅門這種“核心已經腐爛”的形象。盡管所羅門內部出現了不少反對意見，巴菲特還是拒絕了一個又一個他認為打擦邊球的做法。後來，又出現了一件事，幾乎讓整個解決方案作廢。
莫澤爾突然向政府認罪。他承認，他和其他公司員工所卷入的以避稅為目的的秘密交易實際上是為了保護其他公司。這種稅務交易使得起訴者更有理由對所羅門進行指控。除了明顯的自救動機以外，莫澤爾還有充足的理由來隱藏自己的苦澀情緒。就算公司的前任領導適當處理了此事，他肯定還是會被解雇，並且還很有可能被控詐騙罪，同時惹來牢獄之災——但至少不會讓他的名字登上各大報紙頭版，並成為史上製造最大金融案的人。
在一次緊急董事會會議上，奧伯邁克讓奧爾森盡快把稅務交易的事情搞定。他說他已經決定不再深究莫澤爾最新的供詞。不管新的情況如何，所羅門都將與美國國稅局合作。他還認為，公司其他的一些不當行為也十分嚴重，“就算不會讓公司整個形象大大倒退，至少也會對公司產生一定影響”。盡管如此，公司還不至於被判死刑。
5月20日，奧伯邁克從辦公室打電話給奧爾森，說政府將撤銷所有控訴，不會對所羅門進行指控。美國檢察院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判定所羅門犯有詐騙罪以及違規記賬罪，同時還判定所羅門支付1億美元的罰款。這成了美國曆史上第二大罰金案件。除了所羅門自己查處的莫澤爾的非法行為以外，政府再沒有查出其他的犯罪行為。莫澤爾將入獄4個月，並支付110萬美元的罰款，同時，他還被判罰終身禁止從事金融業。古特弗羅因德、梅裏韋瑟以及斯特勞斯，由於對莫澤爾監管不嚴，也被處以適當罰款，並禁止從事金融業幾個月。
有人認為，比起因操控股票和囤積股票而罰款6.5億美元的德崇證券公司來說，對所羅門的處罰太輕了。但大多數人認為，僅僅因為一個員工犯了技術上的錯誤，就處以這麽巨額的罰款太讓人震驚了。實際上，有些人認為，所羅門這麽輕易就向政府認罪，等於是放棄了它的協商影響力。但不管怎麽說，這麽大一筆罰款實際表明所羅門在向上級匯報上失職了，並且也說明眾多監管人員玩忽職守。換句話說，“吮拇指”和模糊處理幾乎讓所羅門傾家蕩產。因此，正如政府巧妙的說法：這隻是一起包庇罪，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犯罪。
在結果宣判後三天，考因死於癌症。巴菲特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悼詞，想要親自朗讀。他讓秘書保拉路過他下榻的酒店時把悼文取走，以便把悼詞打印出來。但當保拉到達酒店時，巴菲特在房門口痛苦地看了保拉一眼，說他不能親自在考因的葬禮上念悼詞了，蘇珊將代替他念。巴菲特最後還是去了葬禮。“整個葬禮上，我都在渾身顫抖。”他說。
而後，巴菲特回到了工作中。據所羅門估計，莫澤爾從交易中掙的400萬美元利潤，使得公司在業務、罰款、違約金和法律費用上一共損失了8億美元。而且，公司作為主要交易商的地位問題還沒有得以解決。但現在可以得出結論，一切都可以朝著對所羅門有利的方向來解決。員工的辭職現象開始有所緩解，評級機構開始提升所羅門的債務等級，客戶們也慢慢回來了。隨著所羅門的股價慢慢攀升至33美元，巴菲特再也等不及要回到奧馬哈了。他宣布自己將辭職。莫恩接過了首席執行官的位置，巴菲特又任命MTO的律師登納姆為公司董事長。當一切結束時，凱澤說：“我幾乎看到人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就好比一夜之間，沃倫又回來了一樣。”
在1992年那個憂傷的春天，就在所羅門顫顫巍巍地走過這一切時，如何處置其他違法的人又成了一個問題。除了莫澤爾以外，第二個有重大責任的人就是古特弗羅因德。盡管從法律上講古特弗羅因德夠不上判刑，但畢竟負總責的還是他。
在得到多少補償費的問題上，古特弗羅因德認為他應該得到當初所承諾的——隻要巴菲特和芒格還活著，他就將得到“公平的待遇”。現在，雙方對這種“公平的待遇”的看法大不相同了。
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認為，在上一年8月那個重要的周末，他和芒格達成了協議。在就一係列解雇條款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芒格收到了辭職信。古特弗羅因德認為他的犧牲是為了拯救公司，而薪水、股票以及遣散費加起來，公司還欠他3500萬美元。而所羅門則認為芒格根本沒有和他達成此項協議。董事會同意嚴格執行公司對古特弗羅因德的福利計劃，但要撤回他的認股權，盡管認股權計劃並不包含在任何情況下沒收認股權的條款。這樣，公司僅同意給他860萬美元。
古特弗羅因德惱羞成怒，他拒絕了所羅門給他的賠償。“完全不是這樣！”他說，“作為原則性問題，我要上訴！”他的律師認為公司給出的賠償並不是要和古特弗羅因德好好談判，而是故意羞辱，想要就此解雇古特弗羅因德。1993年，古特弗羅因德將所羅門告上了仲裁法庭。
在整個仲裁過程中，持中立態度的仲裁人員聽取了雙方的陳詞，然後做出了有約束力的裁決。仲裁本身就是一次賭博，因為仲裁委員會一旦做出決定，雙方就必須按照決定來做，永不協商了。
古特弗羅因德被迫搬到隻有三個房間的辦公室，當兼職秘書不在的時候，他還要親自接電話。他十分懊悔地想起妻子蘇珊——如今被媒體冠名為“瑪麗·安托瓦內特”——曾告訴過他不要辭職（好像他當時還能有別的選擇一樣），說如果他辭職，就會失業。他們已經被紐約社交圈拋棄。媒體以一種他從未想象過的、無比粗暴的方式對待他，將他和博斯基、米爾肯這樣的罪犯相提並論。他的很多朋友已經離他而去。沒有所羅門的支持，古特弗羅因德隻能自己花大筆金錢來為自己辯護。
古特弗羅因德想通過仲裁來擺脫自己的罪名。但公眾對所羅門官司的深入挖掘——這本可以安撫古特弗羅因德受傷的自尊——卻使得巴菲特不願意就此妥協。巴菲特非常看重所羅門的形象，但古特弗羅因德的表現讓他大失所望。古特弗羅因德在仲裁委員會麵前重述整件事情，讓不依不饒的媒體一再大肆報道，這一切都讓巴菲特無法以慷慨的態度來對待他的所作所為。現在，巴菲特和古特弗羅因德不再是合作夥伴了，在巴菲特看來，他曾經原諒的違規行為變得越來越嚴重。即使沒有這種“後見之明”，這種違規行為也是不可原諒的。
·1987年重新定價的認股權使巴菲特損失了大筆金錢。
·來自美聯儲的由斯藤萊特執筆的討伐信件，在巴菲特知道時，要做出反應已經太遲了。
·在和財政部的格勞貝爾見麵時，古特弗羅因德保持沉默，對此，巴菲特和其他董事會成員都不知道。
·股本計劃讓員工就算在被解雇的情況下也能保留股票。該計劃是古特弗羅因德在1991年那個至關重要的春天向董事會和股東提出來的。
巴菲特認為這一切都是一場悲劇，絕不應該再次發生。而古特弗羅因德的行為是一種奇怪的越軌行為。盡管古特弗羅因德向來是避免衝突的，但一旦麵臨戰爭，他的代理人就會像被逼入困境的鬣狗一樣為他而戰。芒格曾有意說過諸如“古特弗羅因德使拿破侖都黯然失色”這樣的話，如今他在仲裁中也被認為是一個不光彩的角色。芒格的證詞變得非常重要，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和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菲利普·霍華德協商過的人。
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年輕主席迪克·格拉索指派了三名頭發灰白的仲裁官，在交易中心一間昏暗的房間裏決定古特弗羅因德的命運。來自克拉瓦西的律師團有所羅門董事會成員、現任員工、前任員工、巴菲特和芒格的證詞支持，開始對古特弗羅因德進行輪番轟炸。在每次仲裁人員都在場的情況下，轟炸整整持續了幾個月時間，60多個來回。
仲裁人員一次又一次地聽著芒格和菲利普·霍華德之間的對話。菲利普總是一再檢查古特弗羅因德所要求的賠償清單，而芒格卻以各種方式來看待這個清單。對於菲利普沒有在古特弗羅因德的辭職文件上簽字這一點，所有人都表示認可。但對於那晚發生的其他事情，人們的看法卻各不相同。菲利普堅持認為芒格和他達成了共識。
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將芒格稱為見證人。克拉瓦西–斯溫–摩爾公司的弗蘭克·巴倫則試圖讓芒格好好準備一下，但芒格已經對整個仲裁過程感到極其厭煩了。盡管巴倫讓芒格自己好好準備，但作為一個不喜歡支付法律費用的律師，芒格總愛在仲裁者麵前即興陳詞。為了準備他的證詞，克拉瓦西雇用了大批專職律師助手。當芒格開始做證時，從他口裏說出的每一句話“都和我們所準備的毫不相關”，巴倫說，“將芒格置於見證人的位置，是我作為律師所經曆過的最讓人緊張、最容易讓人頭皮發麻的事情”。
芒格作為見證人的自信無可匹敵。很多次，首席仲裁員都幾乎惱羞成怒了，他命令芒格說：“芒格先生，你能在回答問題前，先聽我把問題問完嗎？”
芒格堅持認為，在見菲利普·霍華德的那天晚上，“他故意沒有聽……雖然為了表示禮貌……但我並沒有注意他說什麽……我有些心不在焉……我隻是禮貌地坐在那裏”。
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問他，他是否做了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不聽也不說話。
“不是，”芒格說，“當要說話的時候，我還是說了。我的缺點就是直言不諱。我也許會不帶感情地討論幾件事情。這是我最讓人討厭的談話習慣之一，這個習慣跟了我一輩子。”
“因此，每當有事情快要結束時，我總能找到辯駁之詞。”他說，然後就會將辯駁之詞說出來。菲利普要求為古特弗羅因德申請賠償金。作為一起法律案件，芒格又不帶感情地說起了這件事。
“我想我跟菲利普說過，‘你甚至不知道你要什麽。天知道訴訟的時候會怎麽樣。誰知道事情會怎麽發展呢？如果你認為這次應該插手這件事情，那麽你就錯誤地代表了你的客戶’。”
“這就是你試圖逃避的對話嗎？”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問。
“不是。當我說話的時候，我試圖加入到談話中去。”芒格發誓說，“我試圖記住我所說的一切。”
“這是你幾次故意不去聽的對話嗎？”
“你說什麽？”芒格說，“我隻是走神兒了，不是故意這麽做的。”
“這是你幾次故意不去聽的對話嗎？”
“不好意思，我不得不說我又走神兒了。你能再重複一次嗎？這次我將全神貫注。”
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將問題問了三遍。
“的確，”芒格說，“我腦子不停地在動。”
可以想象仲裁者、律師和古特弗羅因德聽到這句話時，心裏是怎麽想的。可惜，菲利普多半不能理解問題主要源於他對芒格思考模式的特征不夠了解。他不知道，芒格偶爾思想跳躍性的回答，主要是由極少情況下穿透他冷漠思想的刺激造成的。隻要芒格拒絕了，菲利普就自以為他們是在協商，而不是在簡單地聽芒格說。而當芒格什麽話也不說，或者對談話嗤之以鼻時，菲利普就認為芒格在表示讚同，或至少沒對他剛才說的話表示反對。沒有人跟他解釋，芒格早已經走神兒了。
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用巴菲特以前曾做出的證詞來提醒芒格，在這份證詞中，巴菲特認可古特弗羅因德有權利這麽做。“芒格先生，你是否還記得巴菲特先生這麽說過呢？”
“我不記得巴菲特先生說過的話，我也不記得自己說過的。”芒格說，“當然，這件事的重點在於你指望我們公平處理此事。”
問題在於如何界定這個“公平”。在古特弗羅因德該拿的和已經拿的錢的問題上，所羅門從來沒有爭議。爭論在於古特弗羅因德被解雇後是否應將事實公之於眾。因此，整個案子變成了證明古特弗羅因德案是否應該終止的討論。就連福伊爾施泰因都認同，在隱瞞從格勞貝爾那裏所知道的情況的問題上，古特弗羅因德對政府撒了謊。盡管大家都認為這是非常奇怪的、與他的個人作風不相符的行為，但事實就是這樣。
為了對所羅門公平合理，古特弗羅因德終於明白為什麽公司費盡心思來證明他應該被解雇。他知道，對他進行誹謗符合每個人的利益，但是這種反差讓他感覺十分困擾。從某些方麵來說，一切都該結束，他就是這麽認為的。
盡管如此，每個人——包括巴菲特在內——都認為古特弗羅因德還是有權領到一些補償費的。巴菲特讓巴特勒——巴菲特GEICO董事會的夥伴和私人朋友——兩次召見古特弗羅因德，給了他1400萬美元。巴特勒悄悄對古特弗羅因德說：“我還可以幫你多爭取一些。”巴菲特本打算給1800萬美元。但是古特弗羅因德覺得整個過程對他來說是一種羞辱。他認為芒格非常吝嗇，又自以為是。因此，古特弗羅因德生氣地拒絕了。仲裁官於是做出了決定。
雙方一直持續對質到1994年春天，仲裁人員已經厭煩了這種沒有止境、轉來轉去，又互相矛盾的爭論。一方總是試圖證明自己是清白的，而另一方又將古特弗羅因德描繪成一個惡魔。因此，在最終裁決時，古特弗羅因德的律師拿出一張表，要求連同利息、罰款、股票升值以及其他一些款項在內，一共賠償古特弗羅因德5630萬美元。
在仲裁人員痛苦地做出最後判決前，所羅門的律師和員工都開始就此事打賭。仲裁法庭會判給古特弗羅因德多少錢呢？人們打賭最低會判給他1200萬美元，最高將判給他2200萬美元。
沒有人知道仲裁官在最後裁決時會考慮哪個因素，但當裁決最後宣布時，法庭判定不用給古特弗羅因德任何賠償，因此一分錢也沒有判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