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雅達利與印度 禪宗與遊戲設計藝術
第四章 雅達利與印度
禪宗與遊戲設計藝術
雅達利
1974年2月，在裏德學院晃蕩了18個月之後，喬布斯決定搬回父母在洛斯阿爾托斯的住處，然後找一份工作。這並不是什麽難事。20世紀70年代，《聖何塞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的分類廣告版麵上，科技類的招聘廣告最多時曾達到60頁。其中的一則廣告吸引了喬布斯的目光，其廣告語是：“在享樂中賺錢。”那一天，喬布斯走進了遊戲製造商雅達利公司（Atari）的大廳，對著被他不修邊幅的發型和裝扮嚇了一跳的人事主管說，如果得不到一份工作，他是不會離開的。
雅達利的創始人是高大健壯的企業家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nell），此人是個充滿魅力、能說會道的夢想家——換句話說，他是一個被人競相模仿的時代偶像。成名之後，他喜歡開著勞斯萊斯四處轉悠，吸食毒品，在浴缸裏開員工會議。他有一項能力——是弗裏德蘭也具有的、喬布斯日後也學會了的——就是將個人魅力轉化為說服力，通過個性的力量進行勸誘、脅迫以及扭曲事實。他手下的首席工程師叫作阿爾·奧爾康（Al Alcorn），一個健壯、快樂又很理性的人。他就像個家長一樣，一方麵要幫助布什內爾實現他的夢想，另一方麵又要控製住他的狂熱。1972年，布什內爾指派奧爾康研發一款視頻遊戲，名叫《乒乓》（Pong）。遊戲中兩名玩家分別操縱屏幕上兩根移動的光標充當球拍，攔截充當乒乓球的小光點（如果你不到30歲，問問你的父母）。利用500美元的投資，奧爾康做出了一台遊戲主機，然後將它安裝在了森尼韋爾國王大道的一家酒吧裏。幾天之後，布什內爾接到電話說機器壞了。他派奧爾康去查看，發現問題出在遊戲機被硬幣塞滿了，再也塞不進去了。他們靠這個狠賺了一筆。
當喬布斯穿著涼鞋來到雅達利公司求職時，有人通知了奧爾康。奧爾康回憶道：“我被人告知，‘有個嬉皮士小子在大廳裏，他說我們不雇他，他就不走。我們該打電話報警還是讓他進來？’我說，快帶他進來！”
喬布斯由此成為了雅達利公司首批50名員工之一，崗位是技術員，薪水是每小時5美元。“現在想想，雇用一名裏德學院的輟學生真有點兒不可思議，”奧爾康說，“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東西。他非常聰明，富有激情，對技術狂熱。”奧爾康讓喬布斯與一個叫唐·朗（Don Lang）的工程師一起工作，此人的思想極其保守。第二天朗就開始抱怨了：“這家夥是個該死的有體臭的嬉皮士。你為什麽要這麽對我？還有，我根本沒法兒跟他相處。”喬布斯堅信，雖然他不用香體劑，也不會定期洗澡，但他以水果為主的素食習慣不僅會消除黏液，還能去除他的體味。這是個錯誤的理論。
朗和其他人想趕走喬布斯，但布什內爾想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他的體味和行為舉止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他說，“史蒂夫是很麻煩，但我挺喜歡他。所以我讓他上夜班，這樣就可以把他留下了。”喬布斯會在朗和其他人下班之後過來上班，工作一整晚。即便已經隔絕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因為自己的魯莽無禮出了名。在一些碰巧跟人交流的場合，他會肆無忌憚地稱別人為“蠢貨”。現在回想起來，他依然堅持自己的評判。“我那麽耀眼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太糟糕了。”喬布斯回憶說。
盡管他很傲慢——或者正是因為他的傲慢——他獲得了雅達利公司老板的青睞。“他比其他與我共事過的人更加有哲學氣質，”布什內爾回憶道，“我們曾經討論過自由意誌和宿命論的比較。我傾向於認為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們的人生都是被規劃好的。如果有足夠的信息的話，我們可以預知一個人的行動。史蒂夫的觀點與我正相反。”這一觀點與他“意誌的力量可以改變現實”的信念是一致的。
喬布斯通過改進芯片，做出了更有趣的設計和更人性化的人機交互，進而完善了公司的一些遊戲。布什內爾誇大事實的本事以及按自己規則辦事的意願影響了喬布斯。除此之外，喬布斯發自內心地欣賞雅達利開發的遊戲的簡單性。遊戲沒有使用手冊，簡單到即便是一個喝醉酒的初學者也能很快上手。雅達利的《星際迷航》遊戲僅有的說明就是：“1. 投入硬幣，2. 躲開克林貢人。”
並不是所有同事都討厭喬布斯。一個叫作羅恩·韋恩（Ron Wayne）的繪圖員與他成了朋友，此人之前經營著自己的公司，生產老虎機，但之後生意失敗了。然而喬布斯覺得開一家自己的公司這個主意很吸引人。“羅恩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喬布斯說，“他開過公司。我從沒有遇到過他這樣的人。”喬布斯向羅恩·韋恩提議兩人一起做生意，他說自己可以借來5萬美元，然後他們可以設計並銷售老虎機。但是韋恩曾經在生意場上吃過苦頭，所以拒絕了。“我說那是損失5萬美元最快的方法，”韋恩回憶說，“但我很佩服他，他有很迫切的欲望去開始自己的事業。”
一個周末，喬布斯到韋恩的公寓拜訪，像往常一樣討論哲學問題。這時韋恩說有些事情要告訴他。“我想我知道你要說什麽，”喬布斯回答，“我覺得你喜歡男人。”韋恩承認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熟人中有同性戀，”喬布斯回憶道，“他給我灌輸了關於同性戀的正確觀點。”喬布斯追問他：“你看到一個漂亮的女人會有什麽感覺？”韋恩答道：“就好像你看到一匹漂亮的馬，你欣賞它，但你不想和它上床。你隻是純粹欣賞它的美。”韋恩說自己就是想把這個告訴喬布斯。“雅達利公司沒人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知道這件事的人也屈指可數，”韋恩說，“但我覺得告訴他沒有任何問題，他會理解的，而且這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印度
1974年初，喬布斯急切地想要賺錢，原因之一就是前一年夏天去過印度的羅伯特·弗裏德蘭鼓勵他也去印度進行一次精神之旅。弗裏德蘭在印度師從尼姆·卡羅裏大師，尼姆是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運動的精神導師。喬布斯決定也要去印度，還叫上了丹尼爾·科特基與他同行。驅動喬布斯的並不單純是冒險精神。“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很嚴肅的探索，”他說，“我迷上了覺悟的想法，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什麽樣的人，我該怎樣融入這個世界。”科特基補充說，喬布斯的這次探索之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他心裏有個洞，想把它填上。”
當喬布斯告訴雅達利的同事們自己要辭職去印度尋找精神導師的時候，奧爾康被逗樂了。“他走進來，盯著我，然後宣布，‘我要去尋找我的導師了。’我說，‘不會吧！太棒了！記得給我寫信！’然後他說希望我能承擔他的費用，我告訴他，‘做夢！’”奧爾康有了一個主意。雅達利在生產一些配件，這些配件要運往慕尼黑，在那裏組裝完畢後由都靈的一家批發商負責配送。但是有一個問題。因為遊戲都是為美國市場設計的，幀頻是每秒60幀，到了歐洲就會有讓人沮喪的衝突，因為那裏是每秒50幀。奧爾康簡單地向喬布斯描述了補救方案，然後花錢送他去歐洲解決問題。“從那裏去印度路費會便宜一點兒。”他說。喬布斯同意了。就這樣，奧爾康送走了喬布斯，還叮囑他：“代我向你的導師問好。”
喬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幾天，解決了遊戲機的衝突問題，但在這一過程中，他把一群西裝革履的德國經理搞得狼狽不堪。他們向奧爾康抱怨，說喬布斯的穿著和身上的味道像個流浪漢，而且舉止粗魯。“我說，‘他解決問題了沒有？’他們回答，‘是的。’我說，‘下次你們再有什麽問題，盡管給我打電話，我這兒還有很多像他那樣的人！’他們說：‘不用，下次再有問題我們自己會解決的。’”對於喬布斯來說，德國人老是讓他吃肉和土豆，這讓他非常不高興。“他們甚至沒有素食這個詞。”他在給奧爾康的電話中抱怨。
他乘火車來到都靈見批發商後，日子好過了一點兒，意大利麵和主人的熱情招待讓他很高興。“我在都靈度過了很美妙的幾個星期，這是座充滿活力的工業城市，”他回憶說，“那個批發商是個很棒的人。他每天晚上都帶我去一個地方吃飯，那兒隻有8張桌子，沒有菜單。你隻需要告訴他們自己想吃什麽，他們就會給你做。其中一張桌子是為菲亞特的董事長預留的。那個地方真是太好了。”接下來他去了瑞士的盧加諾，見了弗裏德蘭的叔叔，然後從瑞士搭航班到了印度。
到了新德裏，一下飛機，喬布斯就感覺到跑道上揚起的陣陣熱浪，盡管那時候才4月份。之前有人給了他一家酒店的名字，但是那裏客滿了，所以他去了出租車司機竭力推薦的另一家。“我敢肯定他拿了酒店的小費，因為那地方實在太糟糕了。”喬布斯問老板酒店裏的水是否過濾過，並且傻乎乎地相信了他的回答。“我很快就得了痢疾，我病了，而且很嚴重，發高燒，一個星期內我的體重從160磅掉到了120磅。”
等恢複到又可以行動的時候，他決定離開新德裏。於是他去了印度北部城市赫爾德瓦爾，那裏靠近恒河的源頭，每三年就會有一次盛大的宗教集會。恰巧，1974年舉行的是12年一輪的最大規模的集會，被稱為“大壺節”（Kumbha Mela）。超過1 000萬人湧進了這座常住人口不到10萬、麵積接近帕洛奧圖的小鎮。“到處都是教徒，帳篷裏住著這個導師、那個導師。還有人騎著大象，無奇不有。我在那兒待了幾天之後決定離開。”
他換乘火車和公共汽車來到了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座靠近奈尼塔爾（Nainital）的村莊。那裏是尼姆·卡羅裏大師居住（或者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喬布斯到達那裏的時候，大師已經不在人世了，至少不在今世。喬布斯從一戶人家那裏租下了一個房間，房間的地上有一塊床墊。這戶人家給他吃素食，幫他恢複了健康。“之前的一個旅行者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我讀了好幾遍，因為也沒什麽其他可幹的事。我在各個村落之間遊蕩，痢疾症狀也消失了。”一起在此處靜修的有一個叫作拉裏·布裏連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學家，他在印度致力於根除天花，後來負責管理穀歌的慈善機構以及斯科爾基金會（Skoll Foundation）。他成了喬布斯的終生好友。
有一次，喬布斯聽說一個年輕的印度教聖人要舉辦信徒聚會，地點是一名富商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的住處。“我有機會遇到一個有靈性的人，並且和他的信徒交流，也有機會好好吃上一頓。我們走近房子的時候就能聞到食物的香味兒了，我非常餓。”喬布斯吃東西的時候，那位聖人——其實也不比喬布斯大幾歲——從人群中選中了他，指著他，然後開始瘋了一樣地大笑。“他跑過來，抓住我，發出兩聲‘嘟嘟’聲，然後說，‘你就像個小孩一樣。’”喬布斯回憶道，“我並不喜歡他的這些舉動。”聖人抓著喬布斯的手，帶他離開了那群虔誠的信眾，走上了一處高地，那兒有一口井和一小方池塘。“我們坐下來，他拿出了一把剃刀。我以為他是個瘋子，開始有點兒擔心，這時候他又拿出了一塊肥皂——我當時留著長發——他給我的頭發打上肥皂，然後給我剃了個光頭。他告訴我他是在拯救我的健康。”
丹尼爾·科特基在那年的初夏到了印度，喬布斯回到新德裏去見他。他們坐著公共汽車，漫無目的地晃悠。這個時候，喬布斯已經不是在尋找傳授智慧的導師了，而是在通過苦行體驗、感官剝離和返璞歸真來尋求覺悟。他做不到內心的平和。科特基記得喬布斯曾在村裏的集市上與一個印度婦女有過一次激烈的爭吵，他堅稱那個女人在她出售的牛奶裏摻了水。
但喬布斯有時候也很大方。他們來到靠近中國西藏的馬納裏鎮（Manali），科特基的睡袋被偷了，他的旅行支票也在裏麵。“史蒂夫承擔了我的飲食開銷，還給我買了回新德裏的車票。”科特基回憶說。他還把自己剩下的100美元都給了科特基，幫他渡過難關。
在印度待了7個月後，那年秋天喬布斯起程回家，途中在倫敦逗留，拜訪了一個他原本想在印度碰麵的女人，然後從倫敦搭乘一班便宜的航班回到了奧克蘭。在印度期間，他隻零星地給父母寫過幾次信——那是他經過新德裏時到美國運通公司駐當地辦事處取郵件的時候寫的——所以當父母接到他從奧克蘭機場打來的電話，讓去接他的時候，他們很驚訝。他們立刻從洛斯阿爾托斯開車出發。“我的頭發被剃光了，身上穿著印度棉袍子，皮膚也被曬成了又黑又紅的顏色，”他回憶說，“所以我坐在那兒，他們倆從我身邊走過了差不多5次，媽媽才終於走上來說，‘史蒂夫嗎？’我說：‘嗨！’”
喬布斯被帶回了洛斯阿爾托斯的家，在那裏試著找回自己。他會通過各種途徑來尋求覺悟。早上和晚上他會冥想和禪修，其他時間會去斯坦福大學旁聽物理學或者工程學的課程。
探尋
喬布斯對東方精神、印度教、佛教禪宗以及尋求覺悟的濃厚興趣，並不僅僅是一個19歲青年的心血來潮。縱觀他的一生，他追隨並遵循著東方宗教的許多基本戒律，比如對“般若”的強調——通過精神的集中而直觀體驗到的智慧和認知。多年之後，喬布斯坐在自己位於帕洛奧圖的花園中，回想起了印度之旅對他的深遠影響：
我回到美國之後感受到的文化衝擊，比我去印度時感受到的還要強烈。印度鄉間的人與我們不同，我們運用思維，而他們運用直覺，他們的直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發達得多。直覺是非常強大的，在我看來比思維更加強大。直覺對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
西方的理性思維並不是人類先天就具有的，而是通過學習獲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項偉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裏，人們從未學習過理性思維。他們學習的是其他東西，在某些方麵與理性思維同樣有價值，那就是直觀和經驗智慧的力量。
在印度的村莊待了7個月後再回到美國，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瘋狂以及理性思維的局限。如果你坐下來靜靜觀察，你會發現自己的心靈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靜下來，那情況隻會更糟，但是時間久了之後總會平靜下來，心裏就會有空間讓你聆聽更加微妙的東西——這時候你的直覺就開始發展，你看事情會更加透徹，也更能感受現實的環境。你的心靈逐漸平靜下來，你的視界會極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修行，你必須不斷練習。
禪對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響。我曾經想過要去日本，到永平寺修行，但我的精神導師要我留在這兒。他說那裏有的東西這裏都有，他說的沒錯。我從禪中學到的真理就是，如果你願意跋山涉水去見一位導師的話，往往你的身邊就會出現一位。
事實上，喬布斯確實在他洛斯阿爾托斯的家附近找到了一位導師。《禪者的初心》一書的作者鈴木俊隆管理著舊金山禪宗中心，他每周三晚上會去那裏開講座，並和一小群追隨者一起冥想。一段時間之後，喬布斯和其他人覺得不夠，於是鈴木讓自己的助手乙川弘文（Kobun Chino）開辦一家全天候開放的禪宗中心。喬布斯和女友克裏斯安·布倫南，以及丹尼爾·科特基和伊麗莎白·霍姆斯都成了忠實的追隨者。他還開始一個人去塔薩加拉禪宗中心（Tassajara Zen Center）修行。這座寺廟靠近卡梅爾，是乙川弘文的另一處教學點。
科特基覺得乙川弘文很有趣。“他的英語非常糟糕，”他回憶說，“他說話就像是在吟誦俳句，話語極富啟發性。我們就坐在那兒聽他講，有一半的時間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麽。我把這個看作輕鬆的插曲。”他的女朋友霍姆斯則更加投入。“我們會去參加乙川弘文的冥想，我們坐在蒲團上，他坐在講台上。”她說，“我們學會了怎樣不理會外界的打擾。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這時外麵下起了雨，他就教我們怎樣利用環境聲音讓自己集中注意力繼續冥想。”
而喬布斯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變得非常嚴肅，妄自尊大，讓人難以忍受。”科特基說。喬布斯開始每天都和乙川弘文見麵，每幾個月都會一起靜修、冥想。“與乙川弘文的碰麵對我來說是一段意義非凡的經曆，我後來盡可能多地與他待在一起。”喬布斯回憶說，“他有一個在斯坦福做護士的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他妻子常常上晚班，所以我總是晚上去他家找他。她一般會在午夜時分到家，然後把我趕走。”他們有時候會討論喬布斯是否應該完全投身到精神追求中，但乙川弘文不讚成這麽做。他說喬布斯可以邊工作邊進行精神修行。他們兩人的關係是深厚的，也是持久的——17年後，乙川弘文主持了喬布斯的婚禮。
喬布斯對自我意識的瘋狂追尋也導致他開始嚐試原始尖叫療法（Primal Scream Therapy），這一療法由洛杉磯的精神治療醫師亞瑟·亞諾夫（Arthur Janov）發明，當時剛剛開始流行。這一療法基於弗洛伊德的理論：心理問題都是由兒童時期被壓抑的痛苦造成的。亞諾夫認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再次經曆那些痛苦時刻來治愈——通過尖叫來徹底地發泄那份痛苦。在喬布斯看來，這一療法比談話療法要好，因為這其中包含了直觀的感受和情感上的活動，而不僅僅是理性的分析。“這種療法不需要你去思考，”他後來說，“而需要你去行動——閉上眼睛，屏住呼吸，全身心投入其中。這之後你就會獲得更深刻的見解。”
一群亞諾夫的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座老舊酒店裏經營著一家名為“俄勒岡感覺中心”的機構，而負責管理的正是喬布斯在裏德學院的精神導師羅伯特·弗裏德蘭，他的團結農場就在附近。1974年底，喬布斯報名參加了那裏一個為期12周的治療，花費了1 000美元。“史蒂夫和我都在追求個人成長，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參加，”科特基說，“但是我沒有那麽多錢。”
喬布斯曾經向自己的密友透露過，他參加治療是因為飽受童年痛苦：被領養並且對親生父母毫無所知。“史蒂夫非常渴望了解自己的親生父母，這樣他就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弗裏德蘭後來說。喬布斯曾經從養父母那裏聽說過，自己的親生父母都是大學畢業生，父親可能是敘利亞人。他甚至曾經想要雇用一名私家偵探，但還是決定暫時不那麽做。“我不想傷害我的父母。”他回憶說，這裏指的是他的養父母。
“自己被領養這一事實讓他很掙紮，”伊麗莎白·霍姆斯說，“他覺得這是自己在情感上需要控製的一個問題。”喬布斯承認了這些，他說：“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我要把精力集中在這上麵。”他對格雷格·卡爾霍恩更加坦誠。“對於被領養一事，他作了很多自我剖析，也跟我說了很多。”卡爾霍恩說道，“原始尖叫療法和非黏液飲食，都是他用來淨化自己的方法，並希望借此來洞悉其身世帶給他的沮喪。他告訴我，他的父母拋棄了他，他感到非常憤怒。”
約翰·列儂（John Lennon）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樣的原始尖叫療法，那年的12月，他和塑膠洋子樂隊（Plastic Ono Band）發布了歌曲《媽媽》。這首歌描述的是列儂對於拋棄了自己的父親以及在他少年時期就死去的母親的感情。副歌部分有一段讓人無法忘懷的旋律：“媽媽不要走，爸爸快回家……”喬布斯經常放這首歌。
喬布斯後來說，事實證明，亞諾夫的方法並沒有什麽效果。“他提供的隻是一個現成的、老套的解決方法，太過簡單了。很明顯，它不可能促成任何自我省悟。”但霍姆斯堅信，治療讓喬布斯變得更自信了。“他接受完治療之後有了改變，”她說，“他原本性格是很粗暴的，但那段時間他很平靜。他的自信心增強了，自卑感減弱了。”
喬布斯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傳遞給其他人，推動他們去完成以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情。霍姆斯與科特基分手後，加入了舊金山的一個邪教組織。該組織希望成員切斷與過去所有朋友的聯係，但是喬布斯完全無視這條禁令。有一天，他開著自己的福特牧場主（Ford Ranchero）客貨兩用車來到了邪教的大本營，他對霍姆斯說自己要開車去弗裏德蘭的蘋果農場，她也必須一起去。更過分的是，他說她也得開上一段路，盡管她根本不會開手動擋的車。“我們到了開闊的路上之後，他讓我坐在駕駛座上，他負責換擋，直到我們的時速達到每小時55英裏，”她說，“然後他開始放迪倫的磁帶《路上的血跡》（Blood on the Tracks），把頭枕在我的膝蓋上，睡著了。他的態度就是他什麽都會做，因此你也要什麽都會。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手裏，這讓我做到了以前我認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這就是日後成為他“現實扭曲力場”個人魅力的美好的一麵。“如果你相信他，你就能做成事情，”霍姆斯說，“如果他認為某件事應該發生，那他就會盡力讓它發生。”
打磚塊
1975年初的一天，阿爾·奧爾康正坐在雅達利公司的辦公室裏，羅恩·韋恩衝了進來。“嘿！史蒂夫回來了！”他喊道。
“天哪，快讓他進來。”奧爾康回答。
喬布斯光著腳走了進來，穿著一身橘黃色的袍子，手裏拿著一本《此時此地》，他把書遞給奧爾康，堅持要他也看看。“我能回來工作嗎？”他問。
“他看起來像個哈雷·克裏希納寺的僧人，但見到他我很高興，”奧爾康回憶道，“於是我說，當然可以！”
為了公司內的和諧，喬布斯再次被安排上晚班。沃茲尼亞克當時在惠普工作，就住在附近的一處公寓，他會在晚飯後去找喬布斯玩遊戲。他在森尼韋爾的一家保齡球館裏愛上了《乒乓》遊戲，他還開發出了一個版本，可以連接到自家的電視機上。
1975年夏末的一天，對當時盛傳的“球拍類遊戲即將完蛋”的言論嗤之以鼻的諾蘭·布什內爾，決定開發《乒乓》的單機版本：玩家不再跟對手競爭，而是將球擊向一堵牆，每擊中一次，牆上就會減少一塊磚。他把喬布斯叫進辦公室，在自己的小黑板上畫出了草圖，然後叫他去設計。布什內爾告訴他，如果使用的芯片少於50個，那麽每少用一個，就會有一筆獎金。布什內爾心裏清楚喬布斯並不是一個傑出的工程師，但是他猜測，喬布斯會招來總在附近晃悠的沃茲尼亞克，他猜對了。“我把這看作是買一贈一，”布什內爾回憶道，“沃茲是個更加優秀的工程師。”
當喬布斯邀請沃茲幫忙，並提出兩人平分收入的時候，沃茲很興奮。“這是我人生中接到的最美妙的一次邀請，我可以真正設計一款人們會用到的遊戲。”他回憶說。喬布斯說任務必須在4天內完成，並且要使用盡可能少的芯片。喬布斯沒有告訴沃茲，截止日期其實是自己定的，因為他需要趕去團結農場幫忙迎接蘋果豐收。他也沒有提到少用芯片會有獎金。
“這樣的一款遊戲需要耗費大多數工程師幾個月的時間，”沃茲回憶說，“我覺得我肯定完成不了，但史蒂夫讓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於是他接連4天沒有睡覺，完成了任務。白天在惠普上班的時候，沃茲就在紙上畫設計草圖。下班之後，匆匆吃上一頓快餐，他就會趕到雅達利，在那兒待一晚上。沃茲尼亞克在設計的時候，喬布斯就坐在他左邊的凳子上，將芯片布線到電路板上。“史蒂夫搗弄電路板的時候，我就玩我最愛的賽車遊戲《極速賽道10》（Gran Trak 10）。”沃茲尼亞克說。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真的在4天時間裏完成了任務，而且沃茲隻用了45塊芯片。雖然後來對此事的描述有多個版本，但在多數版本中，喬布斯隻給了沃茲基本酬金的一半，而節省5枚芯片得到的獎金被他獨吞了。直到10年以後，沃茲尼亞克才知道喬布斯得到獎金的事情 [他看到了一本講述雅達利公司曆史的書《哢嚓》（Zap）中的故事]。“我想史蒂夫需要那筆錢，他隻是沒有告訴我事實而已。”沃茲後來說道。當他說起這件事的時候，停頓了很長時間，他也承認這事讓他很痛苦。“我希望他當時能對我實話實說。如果告訴我他需要那筆錢，他應該知道我肯定會把錢給他的。他是我的朋友，幫助朋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沃茲尼亞克來說，這件事展現了他們兩人性格上的差異。“對我來說，道德總是很重要的，我直到現在都不明白，他明明收到了那筆獎金，卻告訴我他沒有拿到。”他說，“但你也知道，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10年之後，這個故事被報道了出來，喬布斯給沃茲尼亞克打電話否認。“他告訴我他不記得做過這事，如果他做過這種事的話他應該會記得，所以他應該沒有做過。”沃茲回憶說。當我直接詢問喬布斯的時候，他很反常地變得很安靜，很遲疑。“我不知道那些傳言都是從哪兒冒出來的，”他說，“我拿到的錢，分了一半給他。我跟沃茲之間一直都是這樣的。沃茲1978年起就不再工作了，1978年之後他就再沒做過任何工作。但他在蘋果的股份還是和我一樣多。”
會不會眾人的記憶都混亂了，喬布斯真的沒有少付沃茲錢呢？“有這樣的可能，我的記憶全是錯的、混亂的。”沃茲告訴我，但停頓了一會兒之後改口了，“但不是這樣的，我記得這件事的細節，那是張350美元的支票。”他和諾蘭·布什內爾以及阿爾·奧爾康都進行了複核。“我記得我跟沃茲談論獎金的時候，他很不高興。”布什內爾說，“我說是的，你們每省下一枚芯片都會得到一筆獎金，然後他就搖了搖頭，咂了咂嘴。”
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沃茲後來都堅持說，這件事情不值得再討論了。他說，喬布斯是個複雜的人，善於耍手段隻是展現了那些助他成功的諸多特性中的陰暗麵。沃茲尼亞克永遠不會那樣，但正如他所說，他也永遠創建不了蘋果公司。“我寧願讓這件事就這麽過去了，”當我再三提起這件事時，他如此回答我，“我不想因為這件事就評判史蒂夫。”
雅達利的這段經曆幫助喬布斯塑造了商業和設計之路。他非常欣賞雅達利“投入硬幣——躲開克林貢人”這樣的遊戲簡潔性和用戶友好性。“那種簡潔性影響到了他，讓他成為了一個十分注重產品的人。”羅恩·韋恩這樣說道。喬布斯還吸收了諾蘭·布什內爾那股強勢的態度。“諾蘭是不允許別人對他說不的，”奧爾康說，“史蒂夫最初以為這樣才能做成事情。諾蘭從不會謾罵別人，史蒂夫有時候會。但他有同樣積極的態度。這種態度讓我懼怕，但它確實能辦成事情。在這一方麵，諾蘭稱得上是喬布斯的導師。”
布什內爾也同意這一說法。“企業家身上有一種很難描述的氣質，我在喬布斯身上看到了那種氣質，”他說，“他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工程技術，還包括商業方麵的一些東西。我教他，如果你表現得好像你能做某件事，那就能起作用。我告訴他，你裝得好像自己掌控了一切，別人就會以為你真的掌控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