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查理十一講（二）

  第五章


  查理十一講（二）

  第四講 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

  一場非正式演講，1996年7月20日


  “如果缺乏數學運算能力，在我們大多數人所過的生活中，你將會像一個參加踢屁股比賽的獨腿人。”


  我的演講題目是“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後麵帶著一個問號。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我掌握了一些超級簡單的普遍觀念，我發現它們對解決問題很有幫助。現在我將要講述五個這樣的觀念，然後再向大家提出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這樣的：如何用200萬美元的初始資本打造一家價值高達2萬億美元的企業。2萬億美元的數額足夠算得上是一種現實成就。接下來，我將會利用我有用的普遍觀念，嚐試去解決這個問題。最後，我將會指出我的論證的重要教育意義所在。我會這樣結束演講，因為我的目的是教育性的，所以今天的遊戲是和大家一起來尋找更好的思維方法。


  伽利略·伽利雷

  （Galileo Galilei，1564——1642）


  伽利略·伽利雷出生在意大利比薩附近，年輕時曾有誌於成為一名修道士。不過到最後，他的興趣轉向了數學和醫學，在鍾擺運動、地心引力、拋物線軌跡和其他許多領域均有奠基性的發現。他製造了第一個天文望遠鏡，用它發現了木星的衛星以及銀河係。1633年，他受到羅馬宗教審判所的裁處，被軟禁在家中度過了餘生，而且還被迫聲明放棄了對哥白尼的日心說的信仰。盡管身陷囹圄，他仍然繼續撰寫他的著作《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係的對話錄》，利用數學來證明這兩種新的科學理論，並在1638年完成了這項工作。《對話錄》被人偷偷帶出意大利，並在荷蘭出版，它囊括了伽利略對物理學的大多數貢獻。


  第一個有用的觀念是，簡化任務的最佳方法一般是先解決那些答案顯而易見的大問題。


  第二個有用的觀念跟伽利略的論斷如出一轍。伽利略說，惟有數學才能揭示科學的真實麵貌，因為數學似乎是上帝的語言。伽利略的看法在亂糟糟的日常生活中同樣有用。如果缺乏數學運算能力，在我們大多數人所過的生活中，你們將會像一個參加踢屁股比賽的獨腿人。


  第三個有用的觀念是，光是正麵思考問題是不夠的，你必須進行反麵思考。就像有個鄉下人說過的，他要是知道他的死亡地點就好了，那他就永遠不去那裏。實際上，許多問題是無法通過正麵思考來解決的。所以偉大的代數學家卡爾·雅各比經常說：“反過來想，總是反過來想。”畢達哥拉斯學派也同樣通過逆向思考證明“2的平方根是一個無理數”。


  第四個有用的觀念是，最好的、最具有實踐性的智慧是基本的學術智慧。但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你必須以跨學科的方式思考。你必須經常使用所有可以從各個學科的大一課程中學到的概念。如果能夠熟練地掌握這些基本概念，你解決問題的方法將不會受到限製。由於各個學科和亞學科之間的壁壘極其森嚴，跨出劃定的界線去研究其他學科被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所以學術界和許多商業機構解決問題的方法非常有限。你必須反其道而行，采用跨學科的思維方式，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你想要完成，就自己著手去做。如果不想，就讓別人去做。”


  如果你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完全依賴別人，時常花錢請一些專業顧問，那麽每當碰到你們那狹小的知識麵之外的問題，你們將會遭遇很大的災難。你們不但要浪費很多精力去處理複雜的合作問題，而且還將會遇到蕭伯納筆下那個人物所說的情況：“每個職業最終都是蒙騙外行人的勾當。”實際上，蕭伯納筆下的人物還低估了蕭伯納討厭的那些行業的危害。通常來說，你的眼界狹窄的專業顧問並不是故意給你誤事，而是他的潛意識偏見給你們帶來麻煩。他的利益出發點跟你們不一樣，所以他的認知往往是有缺陷的。他還擁有下麵這句諺語所揭示的心理缺陷：“在拿著鐵錘的人看來，每個問題都像釘子。”


  第五個有用的觀念是，真正的大效應，也就是lollapalooza效應，通常在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會出現。例如，多年以來，許多人的肺結核之所以能夠治愈，是因為他們同時服用了三種藥物。其他的lollapalooza效應，比如說飛機的飛行，也是遵守同樣的模式。


  現在是時候提出我的現實問題啦。問題是這樣的：

  在1884年的亞特蘭大，你們和其他20個同伴來到一個古怪而有錢的亞特蘭大市民麵前，他的名字叫格羅茲。你們和格羅茲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你們經常使用這五個有用的觀念來解決問題；第二，你們掌握了1996年大學所有必修課中的基本概念。然而，這些基本概念的所有發現者和例證都出現在1884年以前。你們和格羅茲對1884年以後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畢達哥拉斯和無理數


  畢達哥拉斯（公元前582年——公元前496年）是希臘愛奧尼亞人，他是一名數學家和哲學家，被尊稱為“數字之父”。人們一般認為是他發現了無理數，不過無理數更有可能是他的追隨者，也就是後來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發現的。他的追隨者證明了“2的平方根是無理數”。但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字都是有理數，拒絕承認無理數的存在，據說畢達哥拉斯因此將他最傑出的門徒以異教徒的罪名給淹死了。


  一般而言，即非有理數之實數，不能寫作兩整數之比。若將它寫成小數形式，小數點之後的數字有無限多個，並且不會循環。


  下圖是1509年拉斐爾在梵蒂岡繪製的壁畫《雅典學派》（The School of Athens，局部）中的畢達哥拉斯。


  羅馬德拉克馬

  德拉克馬原本是古希臘的貨幣單位。這個詞來自動詞“抓住”。公元前3世紀以後，古羅馬也用德拉克馬作為貨幣單位。大多數曆史學家認為，一羅馬德拉克馬等於今天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工資。


  貨幣貶值


  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那麽我們會說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了。


  格羅茲願意拿出200萬美元（1884年的麵值）來投資，成立一家生產非酒精飲料的新企業，但他隻占一半的股份，這些股份永遠歸格羅茲慈善基金所有。格羅茲想要給這家企業起一個他很喜歡的名字：可口可樂。


  如果有人能夠令人信服地說明他的企業計劃將會使得格羅茲基金的資產在150年後達到一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每年拿出大量的盈利作為股東分紅派發之後，格羅茲基金到2034年仍將擁有一萬億美元的資產，那麽這個人將得到另外一半的股權。這個計劃如果成功，新公司的價值將達到2萬億美元，即使它曆年分發的紅利數以幾十億美元計。


  你們有15分鍾的時間可以用來進行陳述。你們將會對格羅茲說些什麽呢？


  下麵是我的方法，我將要對格羅茲說的話；我將隻使用每個聰明的大二學生都應該知道的有用觀念。


  好啊，格羅茲，為了簡化我們的任務，我們應該先弄清楚下麵幾個顯而易見的大問題：第一，我們無法通過銷售沒有品牌的飲料而開創出一個價值2萬億美元的企業。因此，我們必須將你取的名字，“可口可樂”，變成一個受法律保護的、強大的品牌。第二，我們必須在亞特蘭大創業，接著在美國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然後快速地用我們的新飲料占領全世界的市場，才能讓我們的價值達到2萬億美元。這就需要我們生產一種廣受歡迎的產品，它必須擁有一些強有力的基本要素。而這些強有力的基本要素，我們應該到大學的各門必修課裏麵去找。


  下麵我們將使用數學運算來確定我們的目標到底意味著什麽。根據合理的推測，到2034年，全世界大概有80億飲料消費者。平均而言，這些消費者中的每一個都會比1884年的普通消費者更有錢。每個消費者的身體成分主要是水，每天必須喝下64盎司的水，也就是八瓶八盎司的飲料。因而，如果我們的新飲料和在新市場上模仿我們的其他飲料能夠迎合消費者的味道，隻要占到全世界水攝入總量的25%，而且我們在全世界能夠占據一半的新市場，那麽到2034年，我們就能賣出29200億瓶八盎司的飲料。如果我們銷售每瓶飲料得到的淨利潤是四美分，那麽我們能夠賺到1170億美元。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仍然能夠保持良好的增長率，那麽企業的價值輕輕鬆鬆就可以達到2萬億美元。


  當然，最大的問題是，在2034年，每瓶飲料賺取四美分的利潤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我們能夠發明一種廣受歡迎的飲料，則答案是肯定的。150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元和羅馬的德拉克馬一樣，肯定也會貶值的。相應地，世界各地的普通飲料消費者的真實購買力將會上升。由於花相對較少的錢就能改善消費體驗，所以消費者的水攝入量將會迅速上漲。與此同時，隨著技術的進步，用一般購買力單位來衡量的話，我們這種簡單產品的成本將會下降。這四種因素加起來將會有助於我們每瓶四美分的目標的實現。在這150年裏，以美元計算，全世界的飲料購買力將會增長40倍。倒推起來，就等於說在1884年的各種條件下，我們每瓶隻要有四美分的1/40或者1/10美分就夠了。如果我們的產品確實廣受歡迎，那麽這個目標是輕輕鬆鬆就可以達到的。


  我希望每個美國軍人隨時都能喝上一瓶可口可樂——那是一種能讓他想起家鄉的東西。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盟軍最高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個問題解決後，我們下一個要解決的任務就是發明一種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產品。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大難題需要解決：第一，在這150年裏，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新的飲料市場，讓它能夠占到全世界水攝入總量的1/4；第二，我們必須經營有方，能夠占有一半的市場，而我們所有的競爭對手加起來隻占有另外一半的市場。這些結果稱得上是lollapalooza效應。所以，我們必須調動一切有利因素來完成我們的任務。很明顯，隻有許多因素的強大合力才能引發我們想要的這種lollapalooza結果。幸運的是，解決這些複雜問題的方法原來是相當容易的，前提是你在大一上課時沒有睡著。


  弄清楚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擁有一個強大商標。而要擁有強大的商標，我們自然必須正確地用基本的學術觀念來理解這種生意的本質。我們可以從心理學的入門課上學到，本質上，我們要做的生意就是創造和維持條件反射。“可口可樂”的商標名稱和商標形象將會扮演刺激因素的角色，購買和喝下我們的飲料則是我們想要的反應。


  人們如何創造和維持條件反射呢？喏，心理學教材給出了兩種答案：（1）通過操作性的條件反射；（2）通過經典的條件反射，通常被稱為“巴甫洛夫反射”，以紀念這位偉大的俄羅斯科學家。由於我們想要得到一種lollapalooza結果，我們應該同時使用這兩種引發條件反射的技巧——這樣我們就能加強每種技巧所產生的效應。


  我們的任務中操作性條件反射的部分很容易完成。我們隻需要：（1）將飲用我們飲料對消費者的回報最大化；（2）一旦我們引發想要的反射之後，將它因競爭對手構建的操作性條件反射而被消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就操作性條件反射的回報而言，隻有幾類對我們是現實的：

  （1）飲料中所含的卡路裏和其他成分的營養價值；

  （2）在通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而形成的人類神經係統的影響下起到刺激消費作用的味道、口感和香氣；


  如果你認為你是一個有些影響力的人，試試看能不能指使別人的狗。


  ——威爾 · 羅格斯


  伊凡·巴甫洛夫

  （Ivan Pavlov，1849——1936）


  伊凡·巴甫洛夫出生在俄羅斯中部地區，年輕時曾入讀神學院，21歲那年放棄神學，專攻化學和生理學。1883年，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精通生理學和外科手術技巧。後來，他研究消化的分泌活動，最終提出了條件反射定理。


  巴甫洛夫最著名的實驗表明，狗在食物真正進入它們的嘴巴之前就已經分泌出唾液。這個結果促使他展開一係列的實驗，在實驗中，他操控食物出現之前的刺激因素。他由此確立了有關“條件反射”的出現和消失的基本原理。1904年，他因為對消化係統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獎。


  （3）刺激品，比如糖和咖啡因；

  （4）當人們覺得太熱時的涼爽效應，或者當人們覺得太冷時的溫暖效應。


  因為想要得到一個lollapalooza結果，所以我們自然會將這幾類回報都囊括在內。


  我們很容易確定要設計一種適合冷藏飲用的飲料。喝冷飲有助於抵抗過熱的天氣。此外，天氣很熱的時候，人體會消耗更多的水分，而天冷的時候則不然。我們也很容易確定要在飲料中添加糖和咖啡因。畢竟，茶、咖啡和檸檬汁已經被廣泛地用作飲料。另外很清楚的一點是，我們必須熱衷於通過不斷地試驗來確定味道和其他要素，讓人們在飲用我們提供的這種含咖啡因糖水之後得到最大的快樂。為了防止競爭對手通過建立操作性條件反射來抵消我們已經在消費者身上引起的操作性反應，我們要做的事情也很明顯：我們公司應該致力於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世界各地的人隨時都能喝上我們的飲料。畢竟，一種競爭性產品如果未經嚐試，就很難鼓勵人們養成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習慣。每個結了婚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是我們必須使用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在巴甫洛夫條件反射中，光靠聯想就能產生強大的效應。巴甫洛夫那條狗的神經係統使它可以對著不能吃的鈴鐺咽口水。男人的大腦渴望那個他們無法擁有的漂亮女人手裏拿著的飲料。所以啊，格羅茲，我們必須用各種漂亮高貴的形象來刺激消費者的神經係統。因為隻要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的飲料就會讓消費者聯想起那些他們喜歡或者仰慕的東西。


  這種強烈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需要花費很多錢，尤其是要支付許多廣告費。我們將會預先花費比我們可以想像到的多得多的錢，但這些錢將會花得很有效。隨著我們在新飲料市場上迅速擴張，我們的競爭對手將會麵臨巨大的競爭劣勢，他們無法購買廣告來引發他們需要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這種結果和其他“產量創造力量”等效應相結合，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在各地贏得和保持至少50%的市場。實際上，由於買家很分散，我們更高的產量能給我們在分銷渠道上帶來極大的成本優勢。


  此外，由聯想引起的巴甫洛夫效應可以幫助我們選定我們的新飲料的味道、口感和香氣。考慮到巴甫洛夫效應，我們將會明智地選擇這個聽起來神秘又高貴的名字——“可口可樂”，而不是一個街頭小販的名字，比如說“格羅茲的咖啡因糖水”。出於同樣的巴甫洛夫原因，明智的做法是讓我們的飲料看起來很像紅酒，而不是糖水。所以如果這種飲料生產出來很清澈，我們將會給它添加人工色素。我們將會給這種飲料充氣，讓我們的產品看起來像是香檳或者其他昂貴的飲料，同時把它的味道調製得更好，讓競爭產品難以模仿。因為我們準備將許多昂貴的心理效應和我們的味道聯係起來，所以它應該不同於任何標準味道，這樣我們就能給競爭對手製造最大的困難，並確保絕無現有的飲料因為味道碰巧和我們的產品相同而獲益。


  自我催化反應

  當一個化學反應物本身是其反應的催化劑時，自我催化反應（也被稱為自我催化作用）就會出現。例如，錫瘟是白錫的自我催化反應；當氣溫很低時，它會引起錫器熔化成灰色粉末。大氣臭氧層的枯竭是自我催化反應的另一個例子。


  除了這些，心理學教材對我們的新企業還有什麽幫助呢？人類有一種強大的“有樣學樣”的天性，心理學家通常稱之為“社會認同”。社會認同，僅僅由於看到別人的消費而引起的模仿性消費，不但能夠讓消費者更加容易接受我們的產品，而且還能讓消費者覺得自己得到了更多的回報。當我們設計廣告和促銷計劃、在考慮放棄當前的利潤以便投入到促進當前和未來的消費時，我們將會永遠把這種強大的社會認可因素考慮在內。這樣一來，與其他絕大多數產品不同的是，我們的產品賣得越多，就能賣得越好。


  格羅茲，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如果將以下因素結合起來，（1）巴甫洛夫條件反射，（2）強大的社會認同效應，（3）一種口感出色、提神醒腦、冰涼爽口、能夠引起操作性條件反射的飲料，這三種因素產生的巨大合力將會讓我們的銷量在很長的時間內節節升高。這跟化學裏麵的自我催化反應差不多，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的那種由多因素引發的lollapalooza效應。


  我們這家公司的物流和銷售策略將會很簡單。說到銷售我們的飲料，可行的方法隻有兩種：作為糖漿賣給冷飲銷售店或者飯店，作為完整的瓶裝汽水進行銷售。我們想要lollapalooza效應，所以我們當然兩種方法都會采用。我們也想要巨大的巴甫洛夫和社會認同效應，所以將會一直用大量的錢來做廣告和促銷活動，以四折的價格把糖漿賣給冷飲銷售店。


  隻要幾個糖漿廠就能滿足全世界的需求。然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運輸成本，我們需要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罐裝廠。我們可以將利潤最大化，前提是我們（像通用電氣銷售燈泡那樣）擁有定價權，有權決定賣給冷飲銷售店的糖漿價格和我們的瓶裝產品價格。要得到這種能夠將利潤最大化的控製權，最好的辦法是讓我們需要的每個獨立瓶裝廠都成為委托製造商，而不是糖漿買方，更由於我們這種超級重要的口味不可能得到專利權或者版權，所以我們將會努力地保密我們的配方。我們將會大肆宣傳我們的秘方，這會加強巴甫洛夫效應。到最後，隨著食品化工學的發展，競爭對手將能夠生產出味道跟我們差不多的飲料。但是到那個時候，我們將會取得很大的領先優勢，品牌效應也很強大，而且有完善的“永不缺貨”的世界性銷售渠道，所以競爭對手複製我們的味道並不會阻礙我們實現目標。此外，食品化學的發展固然對我們的競爭對手有幫助，但肯定也會給我們帶來好處，包括更好的冷藏設備、更好的運輸，以及不加糖而保持甜味（供糖尿病病人飲用）的方法。另外，我們將會抓住一些開發相關飲料的機會。


  不能讓它們擁有永久經營權、能夠永遠以最初的價格購買糖漿。


  那麽我們的商業計劃隻需要經受最後一道考驗了。我們將會再次像雅各比那樣進行反向思考。我們必須避開哪些我們不想遇到的情況呢？有四種情況明顯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第一，我們必須避免消費者喝了飲料之後感到膩煩的情況，因為根據現代達爾文主義的理論，消費者一旦感到膩煩，其生理機製就會對我們的飲料產生抵抗作用，促使消費者不再繼續消費它。為了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讓消費者在大熱天一瓶接一瓶地喝我們的產品，完全不會因為覺得膩而不喝。我們將會通過實驗找到一種很棒的、不會膩的味道，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十誡

  十誡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特有的宗教和道德戒律。按照《聖經》的記載，十誡是上帝莊嚴地向摩西宣布並由摩西轉告以色列人的。《聖經》表示摩西在兩塊石碑上以上帝的名義寫下了十誡。十誡分別是（如圖）：


  第二，我們必須避免失去我們強大的商標名稱的情況，哪怕失去一半也不行。例如，如果由於我們的疏忽，而造成市麵上有一種某某可樂在銷售，比如說一種“百比可樂”，那麽我們將會蒙受慘重的損失。就算出現一種“百比可樂”，我們也應該是這個品牌的持有人。


  第三，由於獲得巨大的成功，我們必須避免妒忌產生的惡果。妒忌在十誡中占有顯著的位置，因為它是人類的天性。亞裏士多德說過，避免妒忌的最佳方法是做到名副其實。我們將會致力於提高產品的質量，製定合理的價格，以及為消費者提供無害的快樂。


  第四，等到我們這個品牌的味道占領新市場之後，我們必須避免突然對產品的味道做出重大的改變。即使在雙盲測試中，新的味道嚐起來更好，換成那種新味道也是一種愚蠢的做法。因為經過上述努力之後，我們原有的味道將會深入人心，成為消費者的偏好，改變味道對我們根本沒有好處。那麽做會在消費者中引發標準的剝奪性超級反應綜合征，會給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失。剝奪性超級反應綜合征使人們因難以接受“損失”而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這種心理傾向促使大部分的賭徒失去理智。此外，味道的改變將會允許競爭對手通過複製我們的口味而取得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如下兩個因素：（1）消費者因為被剝奪了原有的味道而產生的敵對情緒；（2）我們以前的產品創造出來的、對我們原來的味道的熱愛。


  亞裏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

  亞裏士多德出生在希臘的殖民地斯塔基拉，他的父親是馬其頓王國的禦醫。亞裏士多德曾入讀柏拉圖學園，在柏拉圖指導下度過了20年的求學生涯。吸取了柏拉圖的教誨之後，亞裏士多德最終創辦了他自己的學校呂克昂學院。由於亞曆山大的去世及其政府的下台，亞裏士多德麵臨著不忠的指控，被迫離開雅典。他死於離開雅典的流亡途中。


  亞裏士多德的作品涵蓋了物理學、形而上學、修辭學和倫理學等多個學科。他也以對自然和物理世界的觀察聞名，他的成果構成了現代生物學研究的基礎。


  法拉第的父親是一個英國鐵匠，他在14歲那年成為一個圖書裝訂商和銷售商的學徒。當學徒期間，他博覽群書，而圖書裝訂工作也讓他有機會研究化學，並很快就精通這門學科。他發現了苯類化學物質，最先描繪了碳化氯的結構。他還做了許多電磁學實驗，發明了一種用電流驅動的裝置——那就是電動馬達的前身。法拉第還發現了電磁感應和電解原理，以及測量電量的方法。


  好啦，我提出的任務是如何在支付幾十億美元的紅利之後，仍然能夠將200萬美元變成2萬億美元，以上就是我的解決方法。我相信它能夠讓1884年的格羅茲信服，應該比你們剛開始時預料到的更有說服力。畢竟，將這些有用的道理中涉及的各種基本學術觀念聯係起來之後，正確的對策就顯而易見了。


  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的曆史是否印證了我的方法的可行性呢？直到1896年，也就是虛構的格羅茲先生在1884年用200萬美元起家之後12年，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的淨資產為15萬美元，利潤差不多等於零。後來，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真的失去了其商標的一半，而且確實以固定的糖漿價格授予了某些瓶裝廠永久經營權。有些瓶裝廠的效率非常低，而且很頑固，無法輕易被改變。由於這種體製，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確實喪失了價格控製權，要是擁有價格控製權，它就能提高利潤。然而，即使是這樣，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的發展曆史和提交給格羅茲先生的商業計劃有太多相同之處，所以它如今的資產是1250億美元，它的價值每年隻要增長8%，2034年就能達到2萬億美元。從現在開始，它的銷售量每年隻要增長6%，到2034年就能達到29200億瓶的銷售目標。根據以往的銷售業績，這樣的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而且到2034年之後，可口可樂取代白水的空間還很大。所以我認為，這位虛構的格羅茲如果從一開始就能把握先機，發展壯大，並且避免那些最糟糕的錯誤，應該能夠輕輕鬆鬆完成兩萬億美元的目標，而且當他完成目標的時候，離2034年還早呢。


  這就引出了我今天演講的主要目的。如果我對格羅茲的問題的解答大體上是正確的，如果你們認可一個我相信可以成立的假設——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甚至大多數心理學教授和商學院院長，都沒辦法給出像我這麽簡單的答案，那麽我們的教育就大有問題了。如果我上麵兩個判斷都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我們這個文明社會現在有許多教師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可口可樂的成功，哪怕是可口可樂的曆史就擺在他們麵前，哪怕他們一輩子都在近距離地觀察著可口可樂。這可不是一種讓人滿意的情況。


  不僅如此——這造成了更糟糕的後果——可口可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都很聰明，做事很有效率，身邊圍繞著許多商學院和法學院的畢業生，可是連他們也沒有很好地掌握基本的心理學知識，乃至無法預言和避免對他們公司造成很大威脅的“新可樂”大慘敗。按理說這些人如此聰明，周圍有那麽多頂尖大學畢業的專業顧問，不應該出現如此之大的知識缺陷。這也不是一種讓人滿意的情況。


  學術界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之間存在的這種極度無知，其實是高等教育的各種重大缺陷共同造成的lollapalooza效應。因為這種壞效應是lollapalooza級別的，所以必定有多個相互影響的因素。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因素要為這種情況負責。


  第一，高等學府的心理學研究固然值得欽佩，也很有用，有過許多重要的天才實驗，但卻缺乏跨學科的綜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學研究並沒有給予多種心理因素共同造成的lollapalooza效應足夠的重視。這種現象造成的結果讓我想起曾經有個鄉下教師，為了便於教學，他試圖將圓周率π簡化成3。這違背了愛因斯坦的教導：“一切應該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單。”總而言之，心理學之所以會被誤解，是因為缺乏偉大的集大成者。如果物理學沒有產生許多像邁克爾·法拉第那樣的傑出實驗家和像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那樣的集大成者，恐怕電磁學現在還會遭到誤解。


  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


  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出生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年幼時對光學非常感興趣；他童年最喜歡的消遣活動就是用鏡子反射太陽光。在愛丁堡學院讀書期間，由於著裝怪異，人們給他起的花名叫做“傻子”。然而他是個出色的學生，精通數學。他後來入讀劍橋大學，畢業後成為該校的講師。對光學的興趣促使他研究色彩和天文學。他也對電磁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包括第一次提出光是電磁放射線的一種形式。


  艾薩克·牛頓爵士最著名的是他的萬有引力理論，但他也說過許多睿智的格言：


  “圓滑是一門表達觀點而又不樹敵的藝術。”


  “如果說我曾發現什麽有價值的原理，那應該歸功於我的耐心觀察，而非其他才能。”


  “沒有大膽的猜想，就沒有偉大的發現。”


  “我們造的牆太多，而修的橋太少。”


  “如果我算是一個人物（這一點我非常懷疑）的話，那麽我的地位是通過努力工作而獲得的。”


  “我總是把我的研究主題擺在麵前，耐心等候，直到第一縷晨光初現，並逐漸變成一片光明。”


  “如果說我對公眾有什麽貢獻的話，那是因為我的耐心思考。”


  “如果說我比其他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二，心理學和其他學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十分嚴重。但是隻有跨學科的方法才能夠正確地解決現實問題——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可口可樂公司。


  簡單來說，其他學科的學者往往瞧不起心理學，但心理學其實非常重要又非常有用。與此同時，心理學係的學者往往自視甚高，但心理學的現狀其實非常糟糕。當然，自我評價比外界評價更加積極是很正常的現象。實際上，今天為你們做演講的人可能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但是兩方麵對心理學係看法上的差距大到了荒謬的地步。實際上，這種差距大到有個非常優秀的大學（芝加哥大學）直接廢除了整個心理學係，也許是指望以後能重新建一個更好的吧。


  在這種情況下，多年前，由於上麵描述到的那些完全錯誤的觀念，發生了“新可樂”大慘敗。在那次慘敗中，可口可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差點毀掉了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品牌。按理說，學術界對那次眾所皆知的大潰敗的反應，應該跟波音公司在一周內連續有三架新飛機墜毀時的反應差不多才對。畢竟這兩者都是產品質量有問題，而前者明顯是高等教育的失敗造成的。


  但學術界幾乎沒有這種波音式的、負責任的反應。恰恰相反，高等學府的學科之間大體上依舊壁壘森嚴，心理學教授依然錯誤地傳授心理學知識，其他學科的教授依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中明顯很關鍵的心理效應視若無睹，各種專業學院的研究生依然對心理學一無所知，而這些學校卻以此為榮。


  盡管這種令人惋惜的盲目和惰性是當今高等學府的常態，但是否有些例外的例子，讓我們看到教育機構這種可恥的缺陷最終有被糾正的希望呢？我的答案是非常樂觀的肯定。


  例如，不妨來看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係近年來的舉措。過去十年，該係幾乎囊括了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主要是因為該係的教授基於理性選擇的“自由市場”模型而作出了許多準確的預言。利用理性人假設獲得這麽多大獎之後，該係采取了什麽舉措呢？


  該係為係裏許多大師級的教授帶來了一位同事，聰明而機智的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泰勒之所以得到這個寶貴的教職，是因為泰勒經常取笑被芝加哥大學捧為圭臬的“理性人假設”。實際上，泰勒和我一樣，認為人們的行為通常是非理性的，隻有心理學能對其作出預測，所以微觀經濟學必須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


  芝加哥大學這麽做等於是在模仿達爾文，達爾文終身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逆向思考，想要證偽他自己最愛的、曆經千辛萬苦才得到的理論。隻要學術界有部分人願意像達爾文那樣逆向思考，讓最好的學術理論充滿活力，我們就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那些愚蠢的教育行為，就像卡爾森·雅各比（注：卡爾森·雅各比，1804——1851，德國數學家）可能會推斷的那樣，最終將會被更好的教育方式取代。


  這種情況必將發生，因為達爾文的方法非常客觀，確實是一種強大的方法。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大人物也說過，他的成就取決於四個因素，首先是自我批評，然後才是好奇心、專注和毅力。


  理查德·泰勒


  （Richard H.Thaler，1945——）

  理查德·泰勒出生在新澤西州，從羅切斯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曾在康奈爾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專事行為經濟學和決策研究，1995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教授。除了研究行為經濟學和金融學之外，他還致力於研究決策心理學。


  若要進一步見識自我批評的力量，不妨來看看這位“天分很差”的本科生查爾斯·達爾文的墳墓在哪裏。它就在西敏斯特大教堂，左邊是艾薩克·牛頓的墳墓。牛頓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天分的學生，他的墓碑上用八個拉丁文單詞寫成了一篇最典雅的墓誌銘：“Hic depositum est, quod mrtale fuit Isaaci Neoni”——“這裏安葬著永垂不朽的艾薩克·牛頓爵士。”


  一個如此厚葬達爾文的社會，必定能夠以正確而實用的方式發展和整合心理學，從而極大提升各種技能。但是一切有能力和看到這種曙光的人應該為這個過程出一份力。現在的形勢不容樂觀。如果許多身居高位的人都無法理解和解釋可口可樂這樣的普通商品為什麽會大獲成功，我們哪裏還有本事去處理其他許多更重要的任務呢。


  當然，如果原本打算用10%的淨資產來投資可口可樂的股票，但在經過我向格羅茲陳詞那樣的思考之後，把投資額追加到50%，那麽你們可以無視我講到的心理學知識，因為那對你們來說太小兒科了。但至於其他人，如果你們忽略我這次演講，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明智。這種情況讓我想起從前華納及史瓦塞公司（注：Warner & Swasey，美國曆史上著名的機械工具儀器和設備製造商，1980年被本迪克斯公司收購）的廣告，我很喜歡那句廣告語：“需要新的機器而尚未購買的公司，其實已經在為它花錢了。”


  查理發表“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的演講時，在座有許多傑出人物，亨利·基辛格便是其中一位。


  “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第四篇

  查理·芒格辦公室的電腦，從沒有打開過，積滿灰塵。


  問：你用電腦嗎？

  不用。我辦公室確實有一台，但沒有打開過。實際上，我甚至不知道如何給它接上電源。


  在生活中，我沒有遇到太多用我那個40美元的計算器和那張破舊的複利表不能解決的問題。


  重讀第四講


  在這次演講中，我試圖指出美國學術界和企業界一些可以改正的重大認知錯誤。我的論點是：


  （1）如果學術界和企業界能很好地履行它們的職責，那麽大多數普通人隻要用一些基本道理和解決問題的技巧就能夠解釋可口可樂公司的成功；然而


  （2）正如“新可樂”大慘敗及其後果所展現的，學術界和企業界均未能掌握可口可樂公司的成功之道。事實證明，我在1996年的那次演講很失敗，大多數聽過的人都無法理解。後來，從1996年到2006年，有些仰慕我的、非常聰明的人慢慢地閱讀那次演講的文字稿，他們連讀兩次還是弄不懂。絕大多數人無法正確地理解我想要表達的意思。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沒有人對我說這篇講稿錯了。人們感到有點困惑，然後就放棄了。


  由此看來，作為表述者，我的失敗甚至比我試圖解釋的認知失敗更加嚴重。這是為什麽呢？


  現在仔細想想，我認為最好的解釋是，我在充當業餘教師的時候犯了大錯。我想要灌輸的太多了。一直以來，如果遇到打算對“意義的意義”長篇大論的人，我總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我為自己的演講選擇的題目卻是“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這是大錯的開始。然後呢，我用一個很長很複雜的例子來闡述五種適合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方法包含的基本概念來自許多學科。我特別納入了心理學，我想要證明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教心理學的人，對心理學其實一無所知。我的證明當然是建立在正確的心理學知識的基礎上的。這從邏輯上來講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大多數人對心理學並不了解，我的聽眾如何能夠確認我講的心理學就是正確的呢？因而，對於大部分聽眾而言，我是在向他們解釋一些艱深的概念，可是我用來解釋的概念也同樣艱深。


  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


  ——中國諺語


  我的教學錯誤到這裏還沒有結束。在我得知這次演講的文字稿很難被理解之後，我居然認可《窮查理寶典》第一版中各篇講稿的先後次序，把我談論心理學的“第十講”放到和“第四講”相隔很多頁的地方。實際上，我應該意識到這兩篇講稿的先後次序應該調過來，因為第四講假定聽眾已經掌握了基本的心理學知識，而第十講的內容正是基本的心理學知識。後來，在《寶典》出第二版的時候，我偏向於保留這兩篇講稿原來那種無益的順序。我這麽做，是因為我把我多年來讓我獲益匪淺的心理學的研究心得整理成一張檢查清單，我想用作本書的壓軸文章。（注：“第十講”是第三版中的“第十一講”。）

  第二版或者第三版的讀者，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以改正我所頑固保留的教學缺陷，也就是說，你們可以先掌握最後那篇講稿，再來重讀第四篇。如果你們願意承擔這次繁重的任務，我敢說你們之中至少有些人會覺得你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查理在上一講中大肆抨擊了學術界的各種弊端，這裏他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法。這次發表在1998年哈佛法學院入學50周年同學會上的演講關注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精英教育的狹隘性，並把它分為幾個部分；查理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法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通過一係列巧妙的提問，查理斷定律師等專業人士缺乏跨學科技能，這損害到他們自身的利益。根據他自己廣泛的跨學科研究，查理指出，有一些“潛意識的心理傾向”妨礙了人們充分地擴大他們自身的視野。不管怎樣，他為這個問題提出了獨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決方法。


  編者很喜歡這篇演講，它清楚地展現了查理的“非常識之常識”。他說：“在真正重要的領域，比如說培養飛行員和外科醫生，教育係統采用的結構是非常高效的。然而，他們並沒有將這些已被正確認識的結構用於其他也很重要的學習領域。如果這些優越的結構廣為人知，唾手可得，教育家們為什麽不廣泛地利用它們呢？還有比這更簡單的事情嗎？”


  第五講 專業人士需要更多的跨學科技能


  哈佛大學法學院1948屆畢業生五十周年團聚，1998年4月24日


  今天，為了紀念我們以前的教授，我想效仿蘇格拉底，來玩一次自問自答的遊戲。我將提出並簡單地回答五個問題：

  1. 是否廣大專業人士都需要更多的跨學科技能？

  2. 我們的教育提供了足夠的跨學科知識嗎？


  3. 對於大部分軟科學而言，什麽樣的跨學科教育才是可行的、最好的？


  4. 過去50年來，精英學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學科教育方麵取得了什麽進展？


  5. 哪些教育實踐能夠加快這個進程？


  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是否廣大專業人士都需要更多的跨學科技能？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確定跨學科知識是否有助於提高專業認識。而為了找到治療糟糕認知的良方，我們有必要弄清楚它的起因是什麽。蕭伯納筆下有個人物曾經這麽解釋專業的缺陷：“歸根到底，每個職業都是蒙騙外行人的勾當。”早年的情況證明蕭伯納的診斷是千真萬確的，16世紀主要的專業人士——修道士——曾將威廉·丁道爾燒死，原因是他將《聖經》翻譯成英文。


  但蕭伯納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專業人士出於自私而故意使壞。但更重要的是，各種相互交織的潛意識心理傾向也對專業人士的行為有經常性的、可怕的影響，其中最容易引起麻煩的兩種是：


  1. 激勵機製造成的偏見，擁有這種天生的認知偏見的專業人士會認為，對他們自己有利的，就是對客戶和整個文明社會有利的；


  2. 鐵錘人傾向，這個名稱來自那句諺語：“在隻有鐵錘的人看來，每個問題都非常像一顆釘子。”


  治療“鐵錘人傾向”的良方很簡單：如果一個人擁有許多跨學科技能，那麽根據定義，他就擁有了許多工具，因此能夠盡可能少犯“鐵錘人傾向”引起的認知錯誤。此外，當他擁有足夠多的跨學科知識，從實用心理學中了解到，在一生中他必須與自己和其他人身上那兩種我上麵提到的傾向作鬥爭，那麽他就在通往普世智慧的道路上邁出了有建設性的一步。


  威廉·丁道爾


  （William Tyndal，1495——1536）


  威廉·丁道爾出生在英格蘭的格羅斯特郡，從牛津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神父。他發現英格蘭敵視他的信仰，於是到德國和比利時傳播他的信仰，並發揚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他的著作遭到焚毀，他的財產總是被破壞，然而他繼續出版《聖經》譯文和其他作品。入獄幾個月之後，他被指控為異教徒，判處死刑，被當眾燒死。丁道爾的譯文是第一個欽定版英文《聖經》的基礎，對英語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果A是狹隘的專業教條，而B則是來自其他學科的超級有用的概念，那麽很明顯，擁有A加上B的專業人士通常比隻掌握A的可憐蟲優秀得多。這不是板上釘釘的事嗎？因而，人們不去獲取更多B的理由隻有一個：他需要掌握A，而且生活中有其他緊要事情，所以去獲取更多B是不可行的。後麵我將會證明，這種隻掌握一門學科的理由，至少對大多數有天分的人來說，是站不住腳的。


  我的第二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我不想為它花費太多時間。我們的教育太過局限在一個學科裏麵。重大問題往往牽涉到許多學科。相應地，用單一學科來解決這些問題，就像玩橋牌的時候一心隻想靠將牌取勝。這是很神經的，跟瘋帽匠的茶話會差不多。但在當前的專業實踐中，這種行為已經非常普遍，而且更糟糕的是，多年以來，人們認為各種軟科學——就是一切沒有像生物學那麽基礎的學科——彼此之間是相互獨立的。


  早在我們年輕時，學科之間壁壘森嚴、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情況就已經很嚴重，有些傑出的教授為此感到非常震驚。例如，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很早就對此敲響了警鍾，曾語重心長地指出“各個學科之間的割裂是非常有害的”。自那以後，許多精英教育機構越來越認可懷特海的觀點，它們著力於改善這種學科隔離的狀況，引進了跨學科教育，結果有許多奮鬥在各個學科邊緣的勇士贏得了喝彩聲，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哈佛大學的E. O. 威爾森（注：E. O. 威爾森，1929——，美國著名昆蟲學家，以研究社會性昆蟲——螞蟻成名）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萊納斯·鮑林。


  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


  “傻瓜徒有想像力，而缺乏知識；學究空有知識，但缺乏想像力。”


  “真正的勇氣並非庸俗英雄的野蠻暴力，而是美德和理性的堅定決心。”


  “令知識死亡的並非無知，而是對無知的無知。”


  “‘愚蠢’的問題是全新的發展的開端。”


  “隻有文明人才能理解文明。”


  “沒有獲得成功的人會否認別人的幫助。明智而自信的做法是，對這種幫助表達感激。”


  “幾乎所有的新思想在剛出現的時候都有愚蠢的一麵。”


  萊納斯·鮑林


  （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


  萊納斯·鮑林的父母鼓勵他從事科學研究，他曾是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一名才華橫溢的學生，後來獲得了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獎學金。畢業後，他入讀加州理工學院，得到了化學博士學位。他的教書和研究生涯大部分是在加州理工學院度過的。鮑林在化學領域做出了許多貢獻，在化學研究中引入了量子物理學和波理論。他還在抗生素生產和蛋白質原子結構分析方麵取得了進展。查理認為鮑林可能是20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


  他曾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54年）與和平獎（1962年）。


  晚年的鮑林寫了一本書，談論營養素在抵抗疾病方麵的作用，並推薦使用維生素C來預防普通感冒。


  當今的高等學府提供的跨學科教育比我們上學的時候多，這麽做顯然是正確的。


  那麽第三個問題自然是這樣的：現在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麽？對於大部分軟科學而言，什麽樣的跨學科教育才是可行的、最好的？這個問題呢，也很容易回答。我們隻需要檢驗一下最成功的專業教育，找出裏麵有哪些重要元素，然後把這些元素組合起來，就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方法。


  至於最佳的專業教育模型，我們不能去沒有競爭壓力的教育學院之類的學校找，因為它們深受上麵提到兩種負麵心理傾向和其他不良風氣的影響，我們應該到那些對教育質量要求最嚴格、對教育結果的檢查最嚴密的地方去找。這就把我們帶到一個合乎邏輯的地方：大獲成功並在今天已成為必修課的飛行員訓練。（沒錯，我的意思是，如果偉大的哈佛能夠多借鑒飛行員的訓練，它現在會變得更加出色。）跟其他行業相同，在飛行行業，“鐵錘人傾向”的糟糕效應會帶來巨大的危險。我們不希望一個飛行員遇到危險的時候就把它當作危險X，因為他腦裏隻有一個危險X模型。由於這個原因和其他原因，我們對飛行員的訓練，是依照一個嚴格的六要素係統進行的。這六種要素包括：

  1. 要教給他足夠全麵的知識，讓他能夠熟練地掌握飛行中用得到的一切知識。


  2. 把這些知識統統教給他，不僅是為了讓他能夠通過一兩次考試，而是為了讓他能夠熟練地應用這些知識，甚至能夠同時處理兩三種相互交織的複雜的危險情況。


  3. 就像任何一個優秀的代數學家，他要學會有時候采用正向思維，有時候采用逆向思維，這樣他就能夠明白什麽時候應該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他想要的那些事情上，而什麽時候放在他想要避免的那些情況上。


  4. 他必須接受各門學科的訓練，力求把他未來因為錯誤操作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操作步驟必須得到最嚴格的訓練，達到最高的掌握水平。


  5. 他必須養成核對“檢查清單”的習慣。


  6. 在接受最初的訓練之後，他必須常規性地保持對這些知識的掌握：經常使用飛行模擬器，以免那些應付罕見重要問題的知識因為長期不用而生疏。


  這個顯然正確的六要素係統對高風險的專業教育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人類頭腦的結構決定了我們需要這樣的係統。因此，培養人們具備解決重大問題能力的教育也必須具備這些要素，而且必須大大增加這六個要素所涵蓋的內容。不然的話，還能怎麽樣呢？


  因而下麵的道理是不證自明的：在試圖把優秀學生培養成優秀人才的精英教育中，如果想要得到最佳的結果，我們必須讓學生學習大量的跨學科知識，持久地掌握能夠應用自如的所有必要技能，擁有根據實際情況綜合熟練使用各種知識的能力，以及證明代數問題用到的那些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的技巧，再加上核對“檢查清單”的終身習慣。若要獲取全麵的普世智慧，沒有別的辦法，更沒有捷徑。這個任務涵蓋的知識麵特別廣，乍看之下令人望而生畏，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阿爾·尤厄茲奇

  阿爾·尤厄茲奇創辦的飛行安全國際公司


  飛行安全公司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子公司，它的創始人阿爾·尤厄茲奇構建了獨特的企業文化。他給每個員工派發“六大性格支柱”宣言，要求全公司上下都必須遵守。這些“支柱”是言而有信、公正無私、相互尊重、關懷他人、敢於擔當和公民精神。


  該公司的信條之一是“無論是哪種型號的飛機，最好的安全設備是一名訓練有素的飛行員”。這當然也是創辦人阿爾·尤厄茲奇提出的。


  皮爾-西門·拉普拉斯

  （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


  皮爾-西門·拉普拉斯是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哲學家，在演繹推理和概率論、天體運動、因果決定論等領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仔細想想，其實它沒有那麽難，前提是我們考慮到了下麵三個因素：

  首先，“所有必要技能”這個概念讓我們明白，我們無需讓每個人都像拉普拉斯那樣精通天體力學，也無需讓每個人都精通其他各門學科。事實上隻要讓每個人掌握每個學科中真正的大道理就夠了。這些大道理並不算多，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也沒那麽複雜，隻要擁有足夠的天賦和時間，大多數人都能夠擁有一種跨學科知識。


  其次，在精英教育中，我們擁有足夠多的天賦和時間。畢竟，我們的學生都是百裏挑一，而平均而言，我們的老師更是比學生優秀。我們有差不多13年的時間可以用來把12歲的聰明學生打造成優秀的職業人士。


  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檢查清單”是很容易學到的——無論是在飛行時還是在生活中。


  此外，掌握跨學科技能確實是可以做到的，這就如同那個阿肯色州人回答他為什麽相信洗禮時所說：“我看見它是這麽做的。”我們知道當代也有許多本傑明·富蘭克林式的人物，他們（1）接受正式教育的時間比現在大量優秀的年輕人少，卻獲得了巨大的跨學科綜合能力，（2）從而使得他們在本專業的表現更加出色，而非更加糟糕，盡管他們花了不少時間分心去學本專業以外的知識。


  我們有這麽多優秀的教師、學生和時間，還有許多成功的跨學科大師作為楷模，卻仍然未能將“鐵錘人傾向”的負麵影響最小化，這說明如果我們安於現狀，或者害怕改變，不努力去爭取，你就無法大贏。


  在其偉大作品《關於概率的哲學論文》中，拉普拉斯提出了他的主要思想：


  “我們可以把宇宙的現狀當作其過去的結果和其未來的起因。如果有人能夠認識自然界所有的動力，以及自然界所有物體的位置，如果這個人的智力也足夠強大，能夠把這些資料進行分析，那麽他將能夠用一道公式來涵蓋宇宙最大的天體和最小的原子的運動；對這樣的聰明人來說，未來是確定無疑的，而過去在他看來也一目了然。”


  這向我們提出了第四個問題：自從我們畢業以後，精英學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學科教育方麵取得了什麽進展？


  答案是它們作了許多努力，改變教學方向，提供更多的跨學科教育。在犯了不少錯誤之後，現在整體的情況已經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整體情況尚未令人滿意，仍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


  羅傑·費舍爾


  （Roger Fisher，1922——）

  羅傑·費舍爾1948年從哈佛畢業，並留在法學院任教。1980年，他成為“哈佛談判計劃”的主任。羅傑·費舍爾是一個談判和衝突解決專家，他和威廉·尤裏合著的《談判力》（Getting to Yes）是經典的雙贏談判技巧教材。


  例如，軟科學界逐漸發現，如果幾個來自不同學科的教授合作研究，或者一個教授曾經取得幾個學科的學位，那麽做出的研究成果會更好。但是另外一種做法的效果通常是最好的，那就是補充法，或者“拿來主義”法，這種方法鼓勵各個學科無論看中其他學科什麽知識，隻管拿過來用。這種方法能夠取得最好的效果，也許是因為它避開了紮根在傳統中的學術爭論，以及在單一學科中固步自封引起的蠢行——而這正是我們現在致力於改正的。


  不管怎麽說，隻要多多實行“拿來主義”，許多軟科學學科就能減少“鐵錘人傾向”引起的錯誤。例如，在我們的同學羅傑·費舍爾的領導下，許多法學院將其他學科的成果應用到談判研究中去。羅傑那本充滿智慧和道德感的談判著作到目前已經賣掉三百多萬冊，他可能是我們班最有成就的同學。這些法學院還吸取了大量有用的經濟學知識，甚至用博弈論來更好地理解經濟競爭的原理，從而製定出更有針對性的反壟斷法。


  經濟學則吸取了生物學的“公用品悲劇”（加勒特·哈丁於1968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著名論文《公用品悲劇》所描述的公共資源因濫用而枯竭的現象）教訓，正確地找到一隻“無形的腳”，讓它與亞當·斯密那隻“無形的手”並存。現在甚至還出現了“行為經濟學”，這門分支學科明智地向心理學尋求幫助。


  然而，像“拿來主義”這樣極其隨意的做法給軟科學帶來的結果並不是百分百令人滿意的。實際上，它造成了一些糟糕的後果，比如說：（1）有些文學係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理論；（2）許多地方引進了極端的左翼或右翼意識形態，而對於擁有這些意識形態的人來說，重新獲得客觀的研究態度比重新獲得童貞之身還要難；（3）許多法學院和商學院采用了生搬硬套的有效市場理論，這些理論是一些研究公司理財的偽專家提出的，其中有一個所謂的專家在解釋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成功時，總是加入運氣標準差（以證明我們是靠運氣成功的），一直到達到六西格瑪後（證明靠運氣的幾率非常小），他終於不堪別人的嘲笑，改變了說法。


  此外，就算“拿來主義”能夠避免這些神經病做法，它仍然具有一些嚴重的缺點。例如，軟科學借鑒自然科學的概念時，通常沒有指出這些概念是怎麽來的，有時候還給它們取了新名字，根本沒搞清楚這些借鑒而來的概念的重要程度。這種做法：（1）特別像一種糟糕的文檔歸類方法，肯定會影響這些被借鑒概念的綜合理解和成功應用；（2）使軟科學領域無法出現像萊納斯·鮑林係統地利用物理學來改進化學研究那樣的成果。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存在。


  這向我們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在精英軟科學領域，有哪些做法可以促進我們優化學科的進程？答案同樣很簡單：


  第一，更多的課程應該是必修課，而不是選修課。這就意味著那些決定哪門課必修的人必須熟練地掌握大量的跨學科知識。無論要培養的是未來的跨領域問題解決者，還是未來的飛行員，這個論斷都是成立的。例如，法學院畢業的學生必須掌握心理學和會計學。然而，許多精英學府，即使到今天，也沒有這樣的要求。那些製定培養計劃的人往往知識麵太窄，無法理解哪些課是必需的，也沒有能力糾正不足之處。


  吉卜林的拿來主義

  當荷馬撥弄他燦爛的豎琴時，他早已聽過人們沿著陸地和海洋唱過的歌；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擷給自己用——和我一樣！

  市集中的女孩和漁郎，牧人和水手，他們聽到舊調重彈，卻不作聲——和你們一樣！

  他們知道他偷竊；他也曉得他們知道。他們不說出來，也不對此大驚小怪，隻是沿路向荷馬眨眨眼，荷馬也報以眨眼——和我們一樣！

  兩位不問世事的老太太退休後喜歡上玩草地保齡球。


  第二，學生應該有更多用跨學科的知識解決問題的實踐機會，包括一些像駕駛飛行模擬器那樣的機會，以免掌握的技能由於長期不用而遺忘。讓我來舉個例子。我隱約記得，許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有個教授非常聰明，但是有點離經叛道，他給學生上的課很有意思。


  有一次，這位教授的考試題目是這樣的：有兩位不問世事的老太太剛剛繼承了新英格蘭地區一家鞋廠，這家鞋廠專門製造名牌皮鞋，現在生意上遇到一些嚴重的問題。教授詳細地介紹了這些問題，並給學生充足的時間寫下給兩位老太太的建議。幾乎每個學生的答案都被判不及格，但教授給一位聰明的學生很高的分數。那麽得到高分的學生的答案是什麽樣的呢？答案非常短，大概是下麵這樣：“這家企業所在的行業和所處的地方競爭都很激烈，再加上當前遇到的問題非常棘手，兩位不問世事的老太太通過聘請外人來解決問題不是明智的做法。考慮到問題的難度和無法避免的代理成本，兩位老太太應該盡快賣掉這家鞋廠，最好是賣給那家擁有最大邊際效應優勢的競爭對手。”因而，這個高分學生作答的根據並非當年商學院傳授的知識，而是一些更為基本的概念，比如說代理成本和邊際效應，它們分別來自本科生的心理學和經濟學課程。


  啊，哈佛法學院1948屆的同學們，要是當年我們也經常接受這樣的測試該多好，那我們現在取得的成就將會大得多！

  另一個提倡閱讀的呼聲


  我什麽都讀：企業年報、10-K報表、10-Q報表、傳記、曆史書，每天還要讀五份報紙。在飛機上，我會閱讀座椅後背的安全指南。閱讀是很重要的。這麽多年來，是閱讀讓我致富。


  ——巴菲特

  巧合的是，現在許多精英私立學校早在七年級的科學課中就使用了這種跨學科教育模式，然而許多研究生院卻依然不明白這個道理。這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再次證明了懷特海的論斷：“各個學科之間的割裂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大多數軟科學專業學院應該更多地使用最好的商業刊物，比如說《華爾街日報》《福布斯》《財富》等等。這些刊物現在都非常好，可以承擔飛行模擬器的功能：它們報道的那些事件往往有錯綜複雜的原因，我們可以讓學生試著用各個學科的知識來加以分析。


  理查德·菲利普斯·費曼


  （Richard Philips Feynman，1918——1988）


  理查德·費曼出生在紐約的法洛卡威。他本科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係，從普林斯頓大學得到博士學位。他參與了曼哈頓計劃，對原子彈的研發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一直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然後在1951年跳槽到加州理工學院。費曼對物理學的主要貢獻是量子電動力學、電磁放射、原子和其他更為基本的粒子之間的關係。1965年，他和施溫格、朝永振一郎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晚年的費曼受委托對“挑戰者號”航天飛機事故進行調查。他展示了橡皮環如何遇冷萎縮，導致高溫的燃氣外泄，從而引起了爆炸。


  而且這些刊物有時候能夠讓學生學到新的成因模式，而不僅僅是複習原有的知識。如果學生想要盡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判斷力，那麽在校期間就實踐他畢業後要終生從事的工作，是非常有道理的做法。在商業界，我認識的那些判斷能力非常強的人，他們也都用這些刊物來維持他們的智慧。學術界有什麽理由例外呢？


  第四，當大學偶爾有職位空缺，需要招人時，應該避免聘請那些持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不管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的教授。學生也應該避免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激情澎湃的人缺乏掌握跨學科知識所需的客觀態度，受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很難擁有綜合各門學科知識的能力。在我們上學的那個年代，哈佛大學法學院有些教授曾指出一個由於意識形態而犯傻的典型。當然，這個典型就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在當時許多哈佛法學院的教授看來，耶魯法學院想要通過提倡一種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來提高法學教育水平。


  第五，軟科學應該加強模仿硬科學的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這裏所說的硬科學，是指數學、物理學、化學和工程學四門學科。）這種治學精神與方法值得效仿。畢竟，硬科學在如下兩方麵做得更好：（1）避免單一學科造成的錯誤；（2）使得大量跨學科知識更容易被應用，並時常獲得良好的結果，比如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就能夠用一隻橡皮環解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爆炸的原因。而且以前軟科學也曾借鑒這種治學精神與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150年前，生物學隻是亂糟糟地描述一些現象，並沒有提出高深的理論。後來生物學逐漸吸收了那些基礎學科的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新一代的生物學家終於可以使用更好的思考方法，成功解答了許多問題。硬科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既然能夠幫助生物學，那麽它沒有理由幫不到基礎程度遠遠比不上生物學的軟科學。在這裏我想解釋一下我所說的治學精神與方法，它包括下麵四點：

  1. 你們必須依照基礎性給各個學科排序，並按照順序使用它們。


  2. 不管是否喜歡，你們必須熟練掌握並且經常使用這四門基礎學科最重要的內容，而且對於那些比你們自己的學科更加基礎的學科，要給予特別的關注。


  3. 在吸收不同學科的知識時，要弄清楚那些知識是怎麽來的，而且不要背離“經濟原則”，隻要有可能，首先通過自己或其他學科中更為基本的原理對現象進行解釋。


  4. 但是如果第3步並沒有對現象解釋提供有用的新觀點，你們可以通過提出假設和進行驗證確立新的原理，就像舊的原理創建的方式一樣。但你們不能使用任何與舊的原理衝突的新原理，除非你們能夠證明舊的原理是錯誤的。


  你們將會發現，與當前軟科學常見的做法相比，硬科學的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更為嚴格。這讓我們想起了飛行員訓練。飛行員訓練能夠取得極大的成功，絕對不是偶然的。現實是最好的老師。跟飛行員訓練的情況一樣，硬科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不是“拿來主義”，而是“不管是否喜歡都必須熟練地掌握”。跨學科知識的合理組織模式應該是這樣的：（1）必須完全弄清楚所有知識的原始出處；（2）必須把更基本的解釋放在第一位。


  一切重要的圖書都應該立即重讀。


  ——叔本華

  這個道理太過簡單，似乎沒有什麽用，但在商界和科學界，有條往往非常有用的古老守則，它分兩步：（1）找到一個簡單的、基本的道理；（2）非常嚴格地按照這個道理去行事。對於非常嚴格地遵守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所具有的價值，我打算用我自己的生活來證明。


  我來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時受過的教育非常少，隻有散漫的工作習慣，沒有任何學位。沃倫·阿博納·希維（注：沃倫·阿博納·希維，1880——1966，哈佛大學法學院著名教授）反對我入學，但在我家的世交羅斯科·龐德（注：羅斯科·龐德，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幹預之下，我還是被錄取了。我在高中上過一門愚蠢的生物課，極其粗糙地學習了明顯不完整的進化論，學會了解剖草履蟲和青蛙，此外還掌握了一個後來銷聲匿跡的荒唐概念：“原生質”。時至今日，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上過化學、經濟學、心理學或者商學課程。但我很早就學過基本物理學和數學，我花了很多精力，掌握了硬科學的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我用這種方法去學習各種軟科學，增加我的跨學科普世智慧。


  典型的例外：一位掌握跨學科知識的教授


  賈雷德·戴蒙德1999年獲得由克林頓總統頒發的國家科學獎章，表彰他在進化生物學領域取得的突出貢獻，以及利用達爾文理論在生理學、生態學等不同領域中取得的優秀成果。賈雷德·戴蒙德原本是一名生理學家，現在是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出色地綜合了許多學科的偉大模型。左邊圖片是這位普利策獎獲得者的作品《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的封麵。


  因而，我的生活無意間成了一種教育實驗：一個很好地掌握了自己專業的人在非常廣闊的學術領域試驗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在利用非正式的教育來彌補自己的知識缺陷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我的學習意願並不算非常強烈，但在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的指引之下，我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遠遠超乎我原本的意料。我獲得了大量最初想都沒想到的好處，有時候我覺得我就像“蒙眼釘驢尾”遊戲中那個惟一沒有被遮住眼睛的玩家。例如，我本來沒打算學習心理學，但這種基礎治學與方法卻引導我掌握了大量的心理學知識，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好處，這些好處很值得我改日專門來講一講。


  今天我不打算再多講了。我已經通過盡可能簡單地回答我自己的問題而完成了這次演講。我的答案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雖然我說的一切並無新意，許多理性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早就說過了，但我批評的這些壞現象在全美國的頂尖學府中仍然非常普遍，在這些高等學府的軟科學院係，幾乎每個教授都養成了單學科的思維習慣，即使在他自己學院的馬路對麵就有一種更好的思維模型。在我看來，這種荒唐的現象意味著軟科學院係的激勵機製是很成問題的。錯誤的激勵機製是主要原因，因為正如約翰遜博士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如果真理和一個人的利益背道而馳，那麽這個人就很難接受真理。如果這個問題是高等學校的激勵機製引起的，那麽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因為激勵機製是可以被改變的。


  我總是對許多事情感興趣，同時對許多事情感興趣，我總是試圖向我自己解釋這些事情。我提出了許多問題。


  ——賈雷德·戴蒙德


  《塞繆爾·約翰遜畫像》


  （Portrait of Samuel Johnson）


  吉爾伯特·斯圖亞特，年代不詳，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今天我不惜以我自己的生活作為例子，我想要證明的是，軟科學教育機構現在這樣頑固地容忍單學科的狹隘，不但是毫無必要的，而且也是沒有好處的。如果讓我來解決的話，我認為約翰遜博士的方法是可行的。請別忘了約翰遜博士描繪學術界那種由於懶惰而無知的狀況時所用的字眼。在約翰遜博士看來，這種行為是“背叛”。


  如果責任不能驅使人們去改善這種情況，還可以考慮利益。隻要法學院和其他學術機構願意采用一種更為跨學科的方法去解決許多問題，不管是常見的問題還是罕見的問題，它們就會像查理·芒格那樣，得到巨大的世俗回報。它們不但能夠取得更多成就，還將獲得更多樂趣。我推薦的這種精神境界是非常快樂的，沒有人願意從那裏離開。離開就像切斷自己的雙手。


  重讀第五講


  2006年，我重讀了第五篇演講稿，我一個字也不想改動。我仍然認為我的觀點是很重要的。我這種態度跟我那位早已謝世的先輩如出一轍，他是塞奧多爾·芒格牧師，擔任過耶魯大學教區的神父。


  塞奧多爾曾經將他的布道結集出版，用莊嚴的語調指明哪些行為是正確的。在晚年的時候，他推出了新版，並在前言中說明他沒做任何改動，現在出新版本，隻是因為他的傳道文集極其暢銷，導致原來的印刷版磨損過度。


  翻讀你的文章，如果遇到一段你認為特別漂亮的文字，就把它劃出來。


  ——塞繆爾·約翰遜


  查理的檢查清單


  聰明人怎麽會經常犯錯呢？他們並沒有做到我讓你們做的事情：使用一張檢查清單，確保你們掌握了所有的主要模型，並以一種多元的方式使用它們。


  ——芒格


  查理的自信來自他以異乎尋常的精力去研究、分析、評估和決策的過程。他知道他也許不會永遠都是正確的，但正確的概率很高，因為他的這個過程非常嚴謹、非常現實。由於這樣的原因，他進行決策時從不猶豫，而且會堅定地依照他的決策去行動。


  ——狄克·艾斯本思赫德


  1956年以來的朋友和生意合夥人

  在第五講中，查理舉例說明正式和非正式的檢查清單是作出決策和解決問題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在《窮查理寶典》全書一共推薦了四種基本的檢查清單，它們的內容有所重疊並互相加強。


  1. 雙軌分析

  ·理性地看，哪些因素真正主導了牽涉到的利益？（例如，宏觀的和微觀的經濟因素。）

  ·當大腦處於潛意識狀態時，有哪些潛意識因素會自動以各種方式形成雖然有用但往往失靈的結論？（本能、情緒、貪婪等等的影響）


  2. 投資和決策檢查清單


  ·查理的非正式檢查清單，詳細地列出了各種值得考慮的因素。


  3. 超級簡單的普通觀念


  ·先解決那些答案顯而易見的問題。


  ·利用數學運算能力。


  ·逆向思考（反過來考慮問題）。


  ·應用基本的跨學科智慧，永遠不要完全依賴他人。


  ·注意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就是lollapalooza效應。


  4. 基於心理學的傾向

  ·他那著名的人類誤判的25個標準原因。


  雖然加州理工學院的戴維·古德斯坦教授是在聽了下麵的演講（“一流慈善基金的投資實踐”）之後寫的，但編者把它放在這裏，因為信中提及這篇講稿談到的理查德·費曼。查理非常欣賞費曼解決問題的跨學科方法。


  1998年10月，查理在聖塔莫尼卡向基金會財務總監聯合會發表了這篇演講，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查理的名言：“說起來挺傷心的，但確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我。”在這次演講中，查理非常幽默然而毫無惡意地抨擊了被他的聽眾奉為圭臬並付諸實踐的理論。查理向來熱心慈善事業，他本人的慷慨捐贈便是明證；在這裏，他想要將慈善機構從其錯誤的投資文化中挽救出來。


  查理認為，基金會應該成為社會的楷模，這意味著它們必須抵製浪費的、無益的投資實踐。他為聽眾提供了兩個選擇：天才政治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模式，或者臭名昭著的基金經理伯尼·康非德（注：伯尼·康非德，1927——1995，土耳其裔基金經理，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共同基金龐氏騙局的主角）的模式。查理回憶起自己年輕時擔任有限合夥投資公司經理的往事，一如既往地自我嘲諷和自我反省：“從前的查理·芒格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種可怕的職業榜樣。”他似乎想說明，如果查理能夠從那種狀態下成功轉型，那麽聽他演講的那些基金經理也可以走上同樣的道路。


  第六講 一流慈善基金的投資實踐

  1998年10月14日在加州聖塔莫尼卡市米拉馬爾喜來登酒店向基金會財務總監聯合會發表的演講，由康拉德·希爾頓基金會、業餘運動員基金會、J.保羅·蓋蒂信托基金會和裏奧·弘多紀念基金會讚助。


  今天我來這裏演講，是因為我的朋友約翰·阿爾古要求我來。約翰很清楚地知道，與你們邀請的其他演講者不同，我本身沒有什麽東西需要推銷，因而我講的內容，可能會跟包括慈善基金在內的大型機構的現行投資實踐格格不入。所以我要是在演講中得罪各位，你們應該去找約翰·阿爾古算賬，他的老本行是打官司，說不定會感到很高興。


  長久以來，大型慈善基金的常規做法是在不借債的情況下把大部分資金投在那些可流通的美國證券上，主要就是股票。這些股票是由一家或者很有限的幾家投資顧問公司幫助挑選出來的。但近年來出現了一種越來越複雜的傾向。有些基金會追隨像耶魯大學這樣的基金會，努力向伯尼·康非德式的“基金中的基金”靠攏。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發展。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在康非德鋃鐺入獄之後很久，一些主流大學仍然用康非德式的方法來管理慈善基金會。


  約翰·阿爾古


  （John C. Argue，1932——2002）


  約翰·阿爾古既是生意人，也是慈善家。多年以來，他是洛杉磯的阿爾古、皮爾森、哈比森和梅耶斯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曾對洛杉磯獲得1984年奧運會舉辦權起到關鍵作用。他還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校董會的成員，2000年成為該會的主席。


  伯尼·康非德出生在土耳其，後來移居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一名共同基金的銷售員。20世紀60年代，他在瑞士注冊了一家叫作“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IOS）的基金集團，開始推銷他自己旗下的基金。他雇用了幾千名銷售員，這些人在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上門推銷基金。IOS募集了25億美元的資金，康非德就靠這些錢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現在有些基金會聘請的顧問不是少數幾個，而是許許多多。這些基金會先請一批顧問，然後再讓他們來挑選最好的投資顧問，幫忙把資金配置到各個不同的領域，確保不會因為偏好國內證券而忽略了外國證券，複核那些投資顧問聲稱的業績是否真實有效，保證原定的投資風格得到嚴格的執行，還有就是，根據公司理財教授有關波動性和“beta”係數的最新理論，進一步提高本來就已經很分散的投資多元化程度。


  但盡管有了這些極其活躍、貌似什麽都懂的選擇顧問的顧問，個體投資顧問在選擇股票的時候，仍然相當依賴於第三級顧問。這第三級顧問主要是投資銀行聘用的證券分析專家。這些證券分析專家領取巨額的薪水，有時投資銀行為了爭奪他們，開出的年薪高達七位數。聘請他們的投資銀行通過下麵兩個來源收回這些薪水：（1）證券買家產生的手續費和交易價差（包括基金經理收取的回扣，也就是所謂的“軟錢”）；（2）某些公司為了答謝投資銀行讓證券分析專家極力推薦它們的證券而向投資銀行繳納的服務費。


  這個過程很複雜，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這裏麵缺乏全麵的道德約束。別的不講，就以無杠杆（借貸）的普通股票選擇而言，每年要支付給各級各類投資顧問的投資管理成本，再加上頻繁地買進賣出產生的摩擦成本，能輕而易舉地占到基金淨值的3%。這些成本並不會在傳統的會計報表中出現。但這是因為會計本身有問題，而不是因為這些成本不存在。


  下麵我們來做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假設基金是賭徒，它們每年交給賭場荷官的費用是起始資金的3%，每年在剔除荷官費用之前的實際收益是17%。近些年來，基金的平均收益確實有17%，但誰也不能保證這些基金能夠永遠享有這個回報率。如果幾年之後，未來通過股票指數化投資得到的年均實際回報率下降到比如說5%，而荷官費用不變，永遠是最初的3%，哪怕對實際收益非常一般的賭徒來說也是如此，那麽一般基金將會遭遇一段非常漫長的、令人不舒服的資產縮水期。畢竟，5%減去3%再減去5%的捐贈（注：按美國法律規定，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將不少於本金5%的錢用於基金會的慈善事業）意味著基金每年的資產要縮水3%。


  總的來說，所有股票投資者將必須忍受這樣的情況：他們每年賺的錢有一部分落進了荷官的口袋。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同樣不可避免的還有，在支付了荷官費用之後，正好有一半的投資者的收益率將會低於平均線，而這條平均線（未來）完全有可能落在一般和糟糕之間。


  卡爾·布勞恩（Carl Braun）是查理欽佩的工程實業家，他在1976年自費出版了一本叫做《客觀會計法》的小冊子，分發給他的員工看。布勞恩在這本小冊子中有許多一針見血的評論，比如他說：“會計師隻會把容易拿到的數字算進去，而未能去尋找那些真正重要的數據。”


  由於人類的本性，絕大多數人會忽略我提出的這些擔憂。畢竟，早在基督出生之前幾個世紀，德摩斯梯尼就曾經說過：“一個人想要什麽，就會相信什麽。”說到對前景和自身才能的評價，人們往往如同德摩斯梯尼預料到的，表現得太過樂觀，樂觀到荒唐的程度。例如，瑞典有一項嚴密的調查表明，90%的汽車司機認為他們的駕駛技術在平均水平線之上。而那些成功的推銷員，比如說投資顧問，則會讓瑞典司機都相形見絀，實際上每個投資專家都公開聲明他的業績高於平均線，盡管事實恰好相反。


  但你們也許會想，我的基金會至少在平均線以上啦。它規模很大，聘請最好的人才，用客觀的專業態度謹小慎微地處理投資問題。對此我想說的是，過度的所謂專業態度往往會給你們造成極大的傷害——恰恰是極其仔細的過程常常會造成人們對他們所得到的結果過度自信。


  通用汽車最近剛剛犯了一個這樣的錯誤，那可是一個lollapalooza級的。它打算生產一種舒適程度堪比五人座轎車的越野車，可是由於專業過度，在進行了一係列漂亮的消費者調查之後，決定隻給這款車設計兩扇車門。它的競爭對手沒那麽專業，但它們親眼看到五個人是如何上下車的。除此之外，它們還發現人們已經習慣了舒適的五座轎車有四扇車門，而且生物通常偏好固定的活動模式，以便最大程度地節省精力，也不喜歡長久以來享有的好處被拿走。當回顧通用汽車作出這個造成數億美元損失的決定時，人們腦海中浮現了兩個詞匯，其中一個就是“哎喲”。


  那個叫作“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對衝基金同樣對它那高負債率的投資方法太過自信，所以最近它破產了，雖然它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智商肯定超過160。聰明而勤奮的人未必不會因為過度自信而犯災難性的專業錯誤。因為他們往往以為自己擁有超人的才華和方法，而給自己選擇了一些更困難的航程。


  在思考中格外謹慎不全是好事，有時居然會造成格外的錯誤，這種情況當然令人煩惱。但大多數好東西都有討厭的“副作用”，思考也不例外。要消除思考的副作用，最好的辦法是向那些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學習，他們會係統地批判自己。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費曼下麵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這些物理學家的心態：“首要的原則是你必須別欺騙自己，因為自己是最好騙的人。”


  但假設有個基金非常現實，能夠像費曼那樣思考，可卻擔心它的無借債投資組合，在除去各種投資成本之後，其回報在未來不可能超過標準股市指數。它現在采用的就是那種變成“基金中的基金”的方法，頻繁地買進賣出，聘請了一些自以為他們的水準在平均線之上的投資顧問。那麽這個憂心忡忡的基金該作出什麽選擇才能改善未來的投資業績呢？

  至少有三種現代選擇：

  1. 該基金可以解雇它的投資顧問，減少投資的次數，轉而對股票進行指數化投資。


  2. 該基金可以效仿伯克希爾·哈撒韋，長期持有少數幾家備受敬仰的國內公司，不過多地進行交易，從而把年均管理成本降低到資本總額的0.1%。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也可以采納一些外部的建議。顧問費支付方隻需要適當地控製投資顧問機構中那些聰明人，這樣仆人才會變成主人的有用工具，而不是在瘋帽匠的茶話會式的錯誤激勵機製下為自己謀取私利。


  3. 除了對流通股進行非杠杆式（無借債）投資之外，該基金還可以投資一些有限責任的合夥製公司（注：各式私募基金），包括如下幾種業務：對一些處在創辦初期的高科技公司進行非杠杆式投資，利用財務杠杆對其他公司進行並購，依據相對價值策略對股票進行杠杆式投資、杠杆式趨同交易，以及對各種債券和衍生品的奇異交易策略。


  基於指數化投資推動者給出的那些顯然正確的理由，我認為對於當前正在進行非杠杆式股票投資的普通基金而言，選項（1）是一種更為明智的選擇。對於那些每年的管理成本超過總資產的1%的基金來說更是如此。當然如果每個人都轉而投資指數基金的話，它的表現就不可能都這麽好了。但它的良好表現可以在未來持續很長時間。


  至於選擇（3），也就是通過有限責任合夥製公司進行投資，基本上不在今天這次演講的範圍之內。我隻想說，芒格（家族）基金會不會采取這種投資方式，我還想簡單地談談我對杠杆收購基金（LBO）的兩點看法。


  我對杠杆收購基金的第一點看法是，如果未來的股票指數表現很糟糕，由於要跟兩批人（一批是管理人員，一批是杠杆收購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分錢，用很高的財務杠杆（舉債）收購整個企業未必比投資股票指數好。本質上來說，杠杆收購基金所做的比用抵押貸款去購買可流通的股票隻是稍好而已，一旦未來的股票市場表現很糟糕，用以收購公司所借的債務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如果這種糟糕的表現是由於整體的經濟環境不景氣，那麽後果就更嚴重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是一家成立於1994年的對衝基金，其創辦人是一位聲譽極佳的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和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開發出一些複雜的數學模型，利用債券套利發財。1998年，在所羅門兄弟公司不再從事債券套利和外國金融恐慌的共同影響之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連續兩個月出現了虧損，由於負債水平極高——當年年度負債1250億美元，該公司很快陷入了困境。不到幾個月，這家基金就損失了將近20億美元的資金。美聯儲被迫為該基金提供了緊急援助，以免整個美國經濟的流動性發生連鎖反應。這次大失敗提醒金融界要注意流動性風險的嚴重性。《當天才失算時》（注：中譯本為《拯救華爾街——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崛起與隕落》）是一本關於這次事件的圖書，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我的第二點看法是，現在對杠杆收購候選項目的爭奪越來越激烈。比如說，許多公司都想通過財務杠杆收購優秀的服務性企業，但光是通用電氣下屬的信貸公司，它每年可用於收購的錢就超過100億美元，而且這100億美元完全是借來的，利息隻比美國政府支付的利息高一點點。這種情況已經不是普通的競爭，而是過度的競爭。現在大大小小的杠杆收購基金非常多，大多數錢滿為患，激勵機製使它們的普通合夥人熱衷於花錢收購。除了通用電氣之外，其他公司也通過舉債和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在市場上競買優秀企業。


  總而言之，杠杆收購領域隱藏著兩大風險：一是在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的時候，流通股容易引發災難性的後果；二是現在的競爭過度激烈。


  我自己曾經開過一家有限責任的合夥製公司（注：私募基金），但由於時間限製，我沒辦法多談。剩下的時間我們來談談選項（2），也就是基金會要更多地模仿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實踐，長期持有少數幾家公司的股票，幾乎從不買進賣出。那麽我們要問了，基金的投資要多元化到什麽程度才好呢？


  正統的觀點認為，對於那些不需要投資指數的聰明人來說，高度分散的投資則是必需的。我對這種觀點持懷疑態度。我認為這種正統的觀點錯得很厲害。


  在美國，一個人或一個機構如果用絕大多數財富來對三家優秀的美國公司進行長期投資，那麽肯定能夠發大財。這樣一個所有者為什麽要在乎其他投資者在某個時刻的業績比他好還是壞呢？如果他像伯克希爾一樣，理性地認為由於他的購入成本更低，更為關注長期的績效，而且把大量的資金集中投資在幾個他最喜歡的選擇上，那麽他的長期收益將會非常出色，他就更不會關心這樣的問題了。


  我的觀點更為極端。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家族或者一個基金用90%的資產來投資一隻股票，也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實際上，我希望芒格家族能夠大體上遵守這樣的投資路線。而且我發現，到目前為止，伍德拉夫基金會90%的資產仍保留其創辦人當初提供的可口可樂股票，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很明智的。假如所有美國基金會從來沒有賣掉它們的創辦人的股票，那麽現在來計算它們取得的成績應該很有意思。我認為絕大部分會比現在好得多。你們也許會說，那些分散投資的做法隻是為尚未發生的災難投保。我的回答是：這個世界有許多事情比某個基金喪失相對影響力更加糟糕；而富裕的機構跟富裕的個人一樣，如果想要得到最好的長期結果，應該做許多自我保險的工作。


  此外，這個世界的好事並不全是由於基金會的捐贈而做成的。更多的好事是由基金會投資的公司通過日常經營完成的。有些公司做的好事比其他公司多得多，因為它們能為投資者提供高於平均線的長期回報。如果有個基金會把大量的資金集中投給一家它仰慕甚至熱愛的企業，我認為這種做法既不愚蠢，也不邪惡，更不違法。實際上，本傑明·富蘭克林就要求依照他的遺囑而創辦的慈善組織采取這種投資實踐。


  羅伯特·伍德拉夫


  （Robert W. Woodruff，1889——1985）


  羅伯特·伍德拉夫出生在佐治亞州，他父親是一家大型信托企業的董事長。伍德拉夫學業並不出色，但進入職場之後，很快獲得成功。雖然他最早是做汽車銷售的，但在33歲那年，他掌管了可口可樂公司。他將一個規模很小的軟飲料製造商和灌裝廠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大企業。晚年的伍德拉夫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創辦了一個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大型基金會。


  伍德拉夫的個人信條很好地解釋了他一生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原因：


  “如果一個人不在乎功勞記在誰身上，那麽他的成就和地位就不可限量。”


  彼得·德魯克


  （Peter Drucker，1909——2005）


  彼得·德魯克出生在奧地利，他在奧地利和英格蘭接受教育。在德國擔任報社記者期間，他獲得了公共法和國際法的博士學位。後來他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在倫敦一家銀行工作，並在1937年移居美國。先後在本寧頓學院、紐約大學任教，1971年開始在克拉蒙特大學研究生院擔任教授，現在克拉蒙特大學的管理學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為許多企業和非盈利組織擔任了數十年的顧問。


  德魯克寫過大概30本書，內容涉及管理學、哲學和其他學科，被認為是當代組織理論領域的主要思想家、作家和導師。2002年，他獲得總統自由勳章。


  伯克希爾的股票投資實踐還有一點值得拿出來進行比較：到目前為止，伯克希爾幾乎不直接進行海外投資，而現在基金會的海外投資很多。


  關於這種背道而馳的曆史，我想說我同意彼得·德魯克的觀點：跟其他利益相比以及跟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文化和法律製度特別照顧股東的利益。實際上，在許多國家，股東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有許多東西比股東權益更重要。我想許多投資機構低估了這個因素的重要性，也許是因為人們很難用現代的金融工具來對它進行定量分析。但有些因素並不會因為“專家”無法很好地理解而失去它們的重要性。總的來說，相對於對國外的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我傾向於伯克希爾通過投資類似可口可樂和吉列那樣的公司來參與全球經濟。


  最後，我將會給出一個具有爭議性的預測和一個具有爭議性的看法。


  這個具有爭議性的預測是，如果你們更多地采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方法，從長遠來看，你們不太可能會後悔，即使你們不會有沃倫·巴菲特免費為你們工作。伯克希爾倒有可能會後悔，因為它將會麵臨許多聰明的投資競爭對手。但伯克希爾不會真的因為你們變聰明之後能夠與我們一較短長而後悔。我們不吝於和別人分享我們對現實的總體看法，因為我們隻想要我們能夠獲取的成功。


  “吉列名人車隊”——從左到右：庫爾特·巴克斯、吉米·約翰遜、凱文·哈維克、馬特·肯薩斯、瑞恩·紐曼和小戴爾·恩哈特——2004年第一次參加“納斯卡杯”汽車大賽，包攬了該賽季36站中的18個冠軍。納斯卡賽車在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受歡迎。


  現在越來越多的基金采用這些高成本的複雜投資方法，我的具有爭議性的看法實際上是另一個反對現狀的理由。即使我的懷疑是錯誤的，這些方法真的能夠取得很好的收益，如此的賺錢活動也很有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反社會效應。情況必定如此，因為這種活動將會加劇現在出現的一種有害的趨勢，美國越來越多有道德感的青年才俊醉心於收益豐厚的資產管理及其隨之而來的現代摩擦，而對那些能夠給別人帶來更多價值的工作則不屑一顧。資產管理人員並沒有樹立起良好的榜樣。從前的查理·芒格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種可怕的職業榜樣，因為與他從資本主義得到的好處相比，他對文明作出的回報還不夠多。


  我並不推薦使用這些方法，而是建議基金采用一種更有成效的辦法，就是對少數幾家廣受讚譽而且名副其實的國內公司進行長期的集中投資。


  為什麽不模仿本傑明·富蘭克林呢？畢竟，本老在為公眾服務方麵效率非常高。他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投資者。我認為他的模式比伯尼·康非德的模式更好。你們應該選哪個是顯而易見的。


  重讀第六講


  自從我在1998年發表這次演講以來，時間過去了很久，又有很多事情發生了。現在是2006年，我所批評過的投資行為更為加劇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股票市場投資者的摩擦成本增加了很多，進入投資界的青年才俊也越來越多，可惜他們扮演的角色跟賽馬情報員在馬會上起到的作用差不多。


  實際上，我最近聽沃倫說，如果目前的投資風氣蔓延到馬會，大多數賭徒將會花高價聘請私人情報員，試圖以此來改善他們的收益。


  然而，就在那些熱愛摩擦成本的人繼續為他們熱愛的東西花更多錢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在投資股票時采用了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指數投資法。這個規避成本、追蹤指數的群體增長的速度雖然不夠快，不足以抑製總摩擦成本的增長，但越來越多的持股方式正在慢慢轉向消極的、指數化的模式。


  賽馬就是投資，投資就是賽馬


  查理喜歡比較賽馬的彩池投注係統和股票市場之間的共同點。此外，他還把最好的投資機會比喻為賽馬中定錯價格的賭局，他說：“我們要尋找一匹獲勝幾率是1/2、賠率是一賠三的馬。”


  沃倫·巴菲特同樣也喜歡拿賽馬和股市進行比較。巴菲特小時候被大量涉及體重、速度排名、步速、以往表現和血統等因素的資料迷住，於是對賽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經和朋友合作出版了一份叫做《馬童之選》的投注指南，在奧馬哈的加斯拉布賽馬場（Ak-Sar-Ben racetrack，倒過來拚寫的“內布拉斯加”）銷售。


  巴菲特今天的投資業績可能得益於他早年研究賽馬的經曆。這兩個領域都有大量的資料，都有已知和未知的變量，都有不同的學派研究怎樣才能最好地評估這些因素。不出意料地，巴菲特在這兩個領域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


  下麵這段文字便是明證，它出自悅詩農場（Innisfree Farm）在1993年推出的第14版《萊斯賽馬年報》：

  回到賽馬這個主題，大多數賭馬的人屬於兩個流派：“速度派”和“旅途派”。速度派的賭徒很像股票市場上的動量投資者，認為跑最快的馬能夠贏得比賽（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旅途派更關注的是馬匹在“旅途”中遇到的各種細節。當天的賽道對前領型馬匹（closers）有利嗎？那匹馬排位靠後嗎？那條賽道有很多直道嗎，還是沒有直道？股票市場的傳奇投資人物沃倫·巴菲特年輕時曾出版過一份賽馬投注指南。他曾在描述他的投資風格時自稱為旅途派賭徒。他的同行幾乎沒有人能聽懂這句話；賭馬者當然能聽懂。


  下麵這個事實增加了《萊斯賽馬年報》上述觀點的可信性：該刊物預測1993年肯塔基賽馬大會的獲勝者是“海洋豪傑”（Sea Hero），“海洋豪傑”確實贏了，讓那些花2美元買它獲勝的聰明人得到了27.8美元的高回報。


  上麵是約翰·阿爾古邀請查理給基金會財務總監聯合會發表演講的信件。


  下麵是美國先鋒集團（Vanguard）的約翰·博格爾（注：博格爾，1929——，美國大型指數基金管理公司先鋒集團的創辦人和前CEO，是倡導股票指數投資的先驅）向查理請求這次演講的文字稿的信件。


  “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第五篇

  我們繼續這個問題，這次談到的是表演藝術：


  問：你會彈鋼琴嗎？


  我不知道。我沒彈過。


  這次演講是在2000年11月帕薩迪納慈善圓桌會議上發表的。《基金會新聞和評論》的佐迪·科爾蒂斯對查理的評價讓查理的家人和好友感到很意外，她說查理很像“一位友好的老伯伯，為人十分幽默風趣”。


  查理這次演講的目標跟上次演講相同，也是為了讓基金會少犯錯誤，教它們如何進行有效的投資，盡量減少浪費。查理指出，許多基金會經常作出不明智的舉動，是因為“沒能理解它們自身的投資操作和大環境之間的密切關係”，不理解自身的投資操作也是整個大環境的一部分。查理可不是那種會給人留情麵的人，他大膽而坦率地要求他的聽眾別再無知下去了，因為他們的無知已經危及各個基金會和那些依賴它們的人。查理自造了“撈灰金”這個詞（意思跟挪用公款差不多），用它來解釋層層多餘的投資經理和投資顧問剝奪基金會財富的現象。


  第七講 在慈善圓桌會議早餐會上的講話

  2000年11月10日


  今天我在這裏要談的是美國股市上漲帶來的所謂“財富效應”。


  首先我要坦白相告，“財富效應”是學院派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我從來沒有上過哪怕一節經濟學課，也從來沒有通過預測宏觀經濟的變化而賺到一分錢。


  然而我認為，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低估了基於普通股的“財富效應”在當前這種極端情況下發揮的威力。


  現在每個人都同意兩個觀點：第一，當股價上漲時，消費意願會跟著上漲，而當股價下跌時，消費意願也會跟著下跌；第二，消費意願對宏觀經濟而言至關重要，然而，對於“財富效應”的規模和時機，財富效應和其他效應之間的相互關係，包括像股價的上漲會促進消費的增加，而消費的增加則會催動股價的上漲這樣明顯的道理，各個專業人士的意見並不一致。當然啦，即使消費保持平穩，股價上漲也能提升企業的盈利，因為股價上漲之後，退休金成本的累積也會下降，之後股價趨向於進一步上漲。因而，“財富效應”涉及許多複雜的數學謎題，尚未像物理學理論那樣被解釋得清清楚楚，我們也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慈善圓桌會議

  20世紀70年代成立於華盛頓特區的慈善圓桌會議是一個由捐贈人構成的非正式組織，其宗旨是通過各種方法來改善個人和社區的處境。目前，參加慈善圓桌會議的成員超過600名。


  有兩個原因使得目前美國股票價格上升造成的“財富效應”特別有趣。第一，當前大量上市公司的股價突飛猛進，而且股價上漲的速度比國民生產總值快多了，這種情況是史無前例的，所以相關的“財富效應”肯定也是前所未有的驚人。第二，日本過去10年來的情況讓經濟學界感到震驚，使得人們極其擔心“財富效應”反向作用引發的經濟衰退。


  日本的金融界非常腐敗，該國的股票和地產價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漲幅極大，和美國相比，其實體經濟增長的幅度也很大。但隨後資產的價格急劇下跌，日本的經濟一蹶不振。在此之後，日本這個現代經濟體開始努力地、長時間地將它學到的各種貌似正確的凱恩斯理論和貨幣政策派上用場。許多年來，日本政府不但背負了巨額的財政赤字，而且還將利率一直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線上。盡管如此，年複一年，日本的經濟依然沒有起色，因為日本人的消費意願對經濟學家們的任何招數都無動於衷。日本的股票價格也始終低迷。日本這種前車之鑒足以讓每個人坐立不安，假如同樣的事情在美國發生，財富大幅縮水的慈善基金將會抱怨自己生不逢時。有人認為日本的糟糕局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特殊的社會心理和腐敗造成的，我們應該希望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這樣的話，美國的經濟才多少有點安全可言。


  好了，現在假定受股票價格影響的消費意願是很重要的課題，而且日本的衰退讓人感到擔憂。那麽美國的股票價格對經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呢？如果讓經濟學專家主要依靠美聯儲收集的數據來進行分析，他們的結論可能是這樣的：股票價格拉動消費的“財富效應”並沒有那麽大。畢竟，拋開退休金不算，美國家庭淨資產在過去10年來增長的幅度可能還不到100%，平均每個家庭的資產仍然不是很多，而且流通股的市值可能還占不到扣除退休金之後的家庭淨資產的1/3。除此之外，美國家庭的股票資產的集中程度高得幾乎不可思議，那些超級富豪的消費和他們的資產是不成比例的。不算退休金的話，最富裕的1%的家庭可能擁有大約50%的股票市值，而最貧窮的80%的家庭可能隻擁有4%。


  根據這些資料以及過去股票價格和消費支出之間不太明顯的關係，專業經濟學家很容易得出下麵的結論：就算每個家庭將其股票資產的3%用於消費，過去10年的這次持續的、史無前例的股價大漲每年對消費支出的拉動也不到0.5%。


  我認為這種經濟學思考跟現實有很大的脫節。在我看來，這些經濟學家所用的數據是不對的，他們所提的問題也是不對的。讓我這個徹底的門外漢鬥膽提出一種更好的解釋。


  1974年，布達佩斯實用藝術和手工藝學院室內設計係的講師厄爾諾·盧比克為他的一項發明注冊了專利，這項發明就是現在眾所皆知的魔方。盧比克的初衷是創造一個既有觀賞價值又能比現有任何智力遊戲更加考驗思考能力的三維物品。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


  （John Keh Galbraith，1908——2006）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從安大略農學院畢業後，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於1949年到哈佛大學經濟學係擔任教職。加爾布雷思是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好友，曾在1961年到1963年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持有改良派的價值觀，他寫了許多描述經濟理論如何與現實生活相悖的著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富裕社會》（1958年）和《新工業國家》（1967年）。


  首先，有人告訴我，由於操作上的困難，美聯儲的資料收集並沒有正確地考慮退休金的影響，包括401（k）計劃（美國私人企業中流行的養老計劃）和其他類似計劃的影響。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假設有個63歲的牙醫，他的私人退休金賬戶裏麵有價值100萬美元的通用電氣股票。這些股票的價值上漲到200萬美元，這位牙醫覺得自己發財了，於是把他那輛非常破舊的雪佛蘭賣掉，用當前很普遍的優惠價格租了一輛全新的凱迪拉克。在我看來，這位牙醫的消費就明顯體現出很大的“財富效應”。我懷疑在許多使用美聯儲資料的經濟學家看來，這隻是牙醫在揮霍無度而已。而我認為這位牙醫，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的人，他們之所以大手大腳地花錢，是有一種強大的、跟退休金相關的“財富效應”在作祟。因此，我認為當前退休金計劃造成的“財富效應”遠遠比以往大，絕對不可以忽略。


  另外，傳統的經濟學家在思考過程中往往漏掉了“黑金”（“bezzle”）的因素。讓我來重複一下：黑金。


  黑金這個詞跟貪汙有關，哈佛大學經濟學係教授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用它來指在尚未敗露的貪汙中得到的金錢。加爾布雷思發現，黑金對消費有非常強烈的刺激作用。畢竟，貪汙者花錢更大手大腳，因為他的錢來得更容易，而且他的雇主的支出將會一如既往，因為雇主尚不知道其財產已經被“偷”走了。


  但加爾布雷思並沒有鋪開他的洞見，他滿足於（在經濟學思考上）提供一些牛虻式的刺激。所以我打算進一步發揮加爾布雷思的“黑金”概念。正如凱恩斯指出的，在依靠勞動換取收入的原始經濟中，當女裁縫把一件衣服以20美元的價格賣給鞋匠時，鞋匠就少了20美元可以消費，而女裁縫則多了20美元可以用。總消費支出並沒有受到lollapalooza效應的影響。但如果政府印刷了另外一張20美元的鈔票，用它來買一雙鞋，鞋匠多得到了20美元，可是沒有人覺得自己的錢變少了。當鞋匠下次再買一件衣服的時候，這個過程就重演了，不會無休止地持續放大，但會產生所謂的凱恩斯乘數效應，這是一種促進消費的lollapalooza效應。同樣地，和同等規模的誠實交易相比，尚未敗露的貪汙得來的錢對消費的刺激效應更大。加爾布雷思是蘇格蘭人，喜歡深刻地揭示生活的世態炎涼。畢竟，這個蘇格蘭人還熱衷於接受命中注定、無法改變的嬰兒詛咒這樣的荒唐想法。我們大多數人並不喜歡加爾布雷思的觀點。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有關“黑金”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加爾布雷思無疑發現了由於“黑金”的增加而出現的凱恩斯乘數效應。但他在這裏就停下了。畢竟“黑金”不可能增長到非常大，因為大規模的貪汙遲早會被發現，被吞掉的錢遲早要吐出來。因而，私人“黑金”的增加跟政府的消費不同，它並不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驅動經濟向上發展。


  加爾布雷思認為“黑金”對整體經濟的影響顯然有限，他沒有順理成章地追問：是否有些東西起到的作用跟“黑金”相同，而且它的數額足夠大，也不會在短時間內自我消亡？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將會像加爾布雷思那樣，也來生造幾個詞：第一個是“灰金”，代表作用跟“黑金”相同的東西；第二個是“撈灰金”，用來描繪創造“灰金”的過程；第三個是“灰金客”，專指那些“撈灰金”的人。然後我將會指出，一個重要的“灰金”來源就在這個房間裏。我認為你們這些人恰恰創造了大量的“灰金”，因為在處理你們所持有的大量普通股股份時，你們在投資管理上采用了許多不明智的措施。


  世俗智慧告訴我們，循規蹈矩的失敗比離經叛道的成功更能帶來好名聲。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如果一個基金，或者其他投資者，每年將3%的資產浪費在多餘的、不帶來任何收益的管理成本上，而其管理的股票投資組合正處於急速上漲的階段，那麽它仍然會覺得變富裕了，盡管浪費的錢不少；而那些得到被浪費的3%的人雖然其實是“灰金客”，卻認為他們的錢是通過正當渠道賺來的。這種情況起到的作用跟那些尚未敗露的、肆無忌憚的挪用公款差不多。這個過程能夠自我維持很長的時間。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得到3%的人貌似在消費自己賺來的錢，但他們花的錢其實是來自一種隱蔽的、由股票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


  這個房間裏有許多人飽受歲月的摧殘——我指的是我這一代人和下麵一代人。我們傾向於認為勤儉節約、避免浪費是好事情，這種作風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可是長久以來，經濟學家認為非理性的花銷是成功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讓我們感到既困惑又不安。我們不妨把非理性的花銷叫做“傻子消費”。講完“傻子消費”之後，接下來我要向你們這些老派價值觀持有者講的是“撈灰金”——跟挪用公款起到相同作用的行為。一大早跟你們講這些可能不太好。但請你們相信，我並不喜歡“撈灰金”這個話題。我隻是認為現在“撈灰金”的行為很普遍，給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而且我也認為人們應該認清現實，即使並不喜歡它；實際上，當不喜歡它的時候，就更應該認識清楚。我還認為人們應該高興地接受通過仔細思考而無法破解的悖論。即使在純數學領域，他們也無法解決所有悖論；我們更應該明白，有許多悖論是我們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接受的。


  趁這個機會我想提一句，剛才我說投資機構每年將3%的資產浪費在股票投資管理上，但許多機構浪費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在我向那些基金會財務總監發表過講話之後，有個朋友寄給我一份有關共同基金投資者的研究報告摘要。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在一段為期15年的時間裏，一般共同基金的投資者年均回報率是7.2%，而這些股票基金同期的年均回報率是12.8%（可能是扣除成本之後的）。不管基金扣掉成本之後，每年的收益比股票市場落後多少個百分點，在此之上基金投資者的每年實際收益同基金本身的回報率相差超過5%。如果這份共同基金研究大體上是正確的，那麽慈善基金像共同基金個人投資者那樣頻繁更換投資經理的做法就很成問題了。如果這份開放式基金研究提到的收益差確實存在，那麽它非常有可能是由下麵這種不明智的做法引起的：不斷地解雇業績落後的投資經理，把他們選中的股票徹底清倉，然後再聘請新的投資經理，給他們施加很大的壓力，要他們重新買進一些股份。


  這種超快速的賣出買進無助於改善客戶的投資結果。一直以來，我對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深感煩惱。我如實地描述的現象看起來太過可怕，以至於人們往往認為我言過其實。接下來呢，新出現的情況會比我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描述來得可怕得多。怪不得芒格對現實的看法總是不會廣受歡迎。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受邀向慈善基金會發表演講。


  當前美國所有公司的職工股票期權高達7500億美元，由於不斷有舊的期權變現，不斷有新的期權加入，這筆財富的總數是不固定的，但總是不停地增長。如果再考慮到職工股票期權管理中的“撈灰金”行為，和普通股相關的“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刺激作用就更大了。目前標準會計規則不把股票期權當作公司成本，在這種腐敗會計行為的助長下，由職工股票期權引起的“財富效應”實際上是“灰金”效應。


  接下來，考慮到標準普爾指數每上漲100點，股市總值就增加1萬億美元，再加上與所有“撈灰金”行為相關的凱恩斯乘數效應，我認為宏觀經濟的“財富效應”比普遍認為的要大得多。


  股票價格造成的總“財富效應”確實非常大。而很不幸的是，股票市場會因過度投機而出現巨大的、愚蠢的瘋漲。股票有些部分像債券，對其價值的評估，大略以合理地預測未來產生的現金為基礎。但股票也有點像倫勃朗的畫作，人們購買它們，是因為它們的價格過去一直都在上漲。這種情況，再加上先漲後跌的巨大“財富效應”，可能會造成許多禍害。讓我們通過一次“思維實驗”來弄清楚這個道理。英國有個大型的退休金基金曾經買進許多古代藝術品，打算10年後拋售。10年後它確實拋售了，賺取的利潤還過得去。假如所有退休金基金用全部資產來購買古代藝術品，隻買古代藝術品，那最終會給宏觀經濟帶來什麽樣的糟糕結果呢？就算隻有一半的退休金基金投資古代藝術品，難道結果不也會很糟糕嗎？如果所有股票的價值有一半是瘋狂哄抬的結果，這種情況不是跟半數退休金基金的資產都是古代藝術品一樣可怕嗎？


  《戴珍珠耳環的女孩》


  （Girl h a Pearl Earring）


  維梅爾·德爾夫特，1665年油畫，46.5cm×40cm，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我認為現在的股票價格被非理性地抬高了，這種觀點與你們曾經從那些誤人子弟的教授那裏像聆聽福音一樣恭恭敬敬地學到的“有效市場”理論恰好相反。你們那些誤人子弟的教授太過信奉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對心理學中的“非理性人”理論則所知甚少，也缺乏實際的生活經驗。人類跟旅鼠一樣，在某些情況下都有“集體非理性”的傾向。這種傾向導致聰明人產生了許多不理智的想法，做了許多不理智的行為——比如說出席今天會議的許多基金會的投資管理實踐。如今每個機構投資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它的投資實踐和大家的不同，這是很可悲的。


  好啦，在這個早餐會上，我不自量力的分析就到這裏。如果我是正確的，和以前的繁榮更大的時期相比，當前的經濟繁榮更大地受到與普通股相關的各種“財富效應”的影響更大，其中有些“財富效應”令人感到惡心。如果是這樣的話，當前經濟繁榮的程度越高，將來股票下跌的幅度就會越大。那些經濟學家也許終將認識到，當股票市場的上升和下跌被人們當作趨勢時，股票市場下跌給選擇性消費帶來的壓力就大於股票市場上升時帶來的拉力。我認為經濟學家要是願意借鑒其他學科最好的思想，或者隻要更加仔細地觀察日本的情況，他們早就會明白這個道理了。


  說到日本，我這裏也想提出一個想法，我認為從非常長遠的角度看，經濟活動中可能存在一種“道德效應”——比如說，當年威尼斯之所以盛極一時，完全得益於複式簿記法對當時道德行為的推動；與此相反，目前做假賬的情況泛濫成災，從長遠來看，這最終將會造成嚴重的惡果。我的建議是，當金融界的情況開始讓你們想到索多瑪和蛾摩拉（注：《聖經》中記載的兩座罪惡之城，被上帝用天火焚燒毀滅），你們就是再怎麽想參與其中也必須恐懼由此帶來的可怕下場。


  最後，我認為我今天的演講，以及我上次對一些基金會財務總監所作的演講，並不是為了讓慈善基金會掌握一些投資技巧。如果我的看法沒錯，幾乎美國所有基金會都是不明智的，因為它們沒能理解自身的投資運作和大環境之間的密切關係。如果是這樣，情況可不太妙。生活中有個粗略的道理是這樣的：如果一個機構在複雜的大環境中有一方麵做得不夠好，那麽它其他方麵也非常有可能做得不夠好。所以我們不但需要改善基金的投資實踐，而且也要提高基金捐贈的智慧。有兩個古老的法則能夠引導我們：一個是道德的法則，一個是謹慎的法則。


  人們可以把20世紀90年代股市盛行的當天買進、當天賣出的做法視為“集體非理性”的典型。


  詹姆斯·博斯韋爾和塞繆爾·約翰遜

  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1740——1795）是蘇格蘭的律師和雜文家。在塞繆爾·約翰遜去世之後第七年，也就是1791年，博斯韋爾出版了兩卷本的《塞繆爾·約翰遜傳》，隨即聲名大噪。1763年，博斯韋爾和約翰遜相識於倫敦一家書店，並很快成為好朋友。


  道德的法則來自塞繆爾·約翰遜，他認為對於一個身居要位的官員而言，保持可以輕易消除之無知就是在道德責任上的瀆職。謹慎的法則是一句廣告中蘊含的道理：華納及史瓦塞公司有句機械工具的廣告語說：“需要新的機器而尚未購買的公司，其實已經在為它花錢了。”我相信這個規則對於思想工具來說也同樣適用。如果你們缺乏正確的思想工具，你們，以及你們試圖要幫助的人，就已經深受你們這種可以輕鬆消除之無知的毒害。


  這是慈善圓桌組織邀請查理發表演講的信，上麵有查理謝絕的答複。查理後來改變了主意，同意在翌年發表演講。


  重讀第七講


  現在看起來，2000年11月發表的這次演講在當時非常及時，因為自那以後，股市令人不愉快的現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對高科技股而言。


  但據我所知，聽過這次演講，或者看過這篇講稿的人，完全沒有人作出理論的回應。我仍然認為多餘的投資成本催生的“撈灰金”行為給宏觀經濟造成了重大影響。可惜沒有任何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試圖和我探討這個問題。


  這種漠視並沒有讓我灰心，我打算進一步發揮我的理論，結合第六講和第七講中的推理，通過“思想實驗”繼續討論投資成本的問題。


  假設在2006年，股票的價格上漲了200%，而企業的盈利沒有增長，那麽全部美國企業的所有可合理分配的利潤加起來，尚且沒有股票持有者的投資成本多，因為這些成本上漲的比例跟股票價格是一樣的。隻要這種情況延續下去，扣除投資成本之後，全部企業的所有者將得不到一分錢。而那些摩擦成本製造者所得到的，反而比全部可合理分配的企業利潤還要多。到了年底，企業所有者若想賺錢，隻能將他們持有的股份賣給“新資金”的提供者。而那些提供“新資金”的人由於付出了持續高漲的投資成本，隻能指望股票的價格將會無休止地上漲，而股票持有者將得不到任何淨利潤，除非把股票賣給又一批“新資金”的提供者。


  在許多摩擦成本製造者看來，這種怪異的狀態是最理想的，企業可合理分配的利潤100%地落到他們手裏是天經地義的，落到股東手裏才是浪費。有些經濟學家也會認為這樣的結果很好，因為這是自由市場的結果。但在我看來，這種怪異而令人不安的現象無疑更像是如下三種東西的結合體：（1）貪婪地收取不合理的手續費的賭場；（2）與明顯不適合養老基金參與的天價藝術品市場相同的龐氏騙局；（3）終將破裂並且可能給宏觀經濟造成惡果的投機泡沫。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給各種社會文明製度帶來極大的破壞。


  我認為要是出現這樣的局麵，哪怕沒我說的那麽嚴重，美國的聲譽也會受到傷害，而且理所當然。


  請愛護你的聲譽，像珍惜你最貴重的珠寶那樣——因為信譽就像火焰，點著之後，你可以輕鬆地讓它燃燒，可是一旦把它撲滅，你必須很費力才能再次點燃它。獲取好聲譽的辦法是努力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


  ——蘇格拉底


  會計行業在公司瀆職中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查理通過這篇道德寓言劇宣泄了他對此現象的憤怒。這篇講稿是查理在2000年夏天度假時親手寫下的，他預測將於2003年浮出水麵的醜聞提前敗露了，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話題。


  早期的寬特科技公司有點像C. F. 布勞恩工程公司（C. F. Braun Engineering）；查理非常欽佩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卡爾·布勞恩。（布勞恩公司後來整體出售給科威特政府，所以晚期的寬特科技公司並不是以C. F. 布勞恩為原型編造出來的。）

  查理記錄了領導層的更換如何導致非常成功的公司變成平庸的企業——甚至更糟糕，變成一家聲名狼藉、關門大吉的企業。當新管理層采用現代的金融工程技巧，特別是啟用了股票期權的激勵製度卻沒有將股票期權算作公司的成本時，一切都完了。


  莎士比亞的戲劇《亨利四世》中說：“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殺掉所有的律師。”曾是律師的查理可能會反對這個主意，但如果要殺的是會計師呢？那就……


  第八講 2003年的金融大醜聞


  查理·芒格記錄於2000年夏天


  2003年爆發的金融大醜聞使得寬特科技公司——人們向來稱之為寬特技術——突然間聲名掃地。寬特科技這時已經是全國最大的純工程企業，這是其傳奇式創始人阿爾伯特·貝索格·寬特工程師多年苦心經營的成果。2003年之後，人們開始把寬特科技的故事當作一出兩幕的道德劇。第一幕是偉大的創始人寬特的時代，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黃金時代。第二幕是這位創始人的後繼者的時代，被視為道德淪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寬特科技變得跟索多瑪或蛾摩拉差不多。


  這篇記錄將會清楚地展示，寬特科技從好到壞的轉變並不是在其創始人於1982年去世後突然發生的。1982年之後，該公司仍保留了許多好的作風，而早在1982年之前許多年，寬特科技所處的金融文化環境就已經出現嚴重的問題了。


  在我們的故事中，寬特科技（Quant Tech）是一家虛構的工程公司，它經曆了許多真實公司常見的弊端——特別是沒有在會計報表中正確地反映出職工股票期權成本的致命傷。


  要理解寬特科技的故事，我們最好把它當作一出經典悲劇，在劇中，隻是一個漏洞就遭到了命運女神的懲罰。這個漏洞就是該國對職工股票期權的特殊會計處理。寬特科技和它的國家成了受害者。這次金融大醜聞的情節就好像是索福克勒斯筆下的悲劇。


  1940年11月7日，華盛頓州皮尤吉特河塔科馬灣上第一座吊橋垮塌，原因是施工不合格，該地區常年刮大風，設計方卻沒有正確地考慮到這個因素的影響。當時該橋才通車幾個月。


  1982年去世的時候，阿爾伯特·貝索格·寬特為他的繼任者和造物主留下了一家非常繁榮和有為的公司。寬特科技惟一的業務是設計新型的發電廠，這種小型發電廠能夠改善電力供應，而且超級清潔、超級節能，備受世界各國歡迎，給該公司帶來了不菲的設計收入。


  在1982年，寬特科技占據該行業的龍頭地位，營業收入為10億美元，而盈利高達1億美元。它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給參與設計的技術員工的薪酬。直接的員工薪酬成本占到營業收入的70%。在這70%裏麵，30%是基本工資，40%是依據創始人設計的一套複雜方法計算出來的獎金。所有薪酬都以現金支付。該公司沒有股票期權，因為寬特先生認為對股票期權的法定會計處理方式“軟弱、腐敗和令人鄙視”，他不想企業做糟糕的賬目，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設計。除此之外，這位老先生還堅持嚴格依據業績標準來給個人或小組發放巨額的激勵性獎金，而不願意像其他公司那樣采用股票期權作為激勵機製，因為他認為那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即使在這位老先生的製度之下，大多數把畢生心血奉獻給寬特科技的員工也已經變得富裕起來，或者肯定會變得富裕起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些員工和其他不在公司任職的股東一樣，也從市場上購買寬特科技的股票。這位老先生向來認為，他的員工既然擁有足以設計發電廠的聰明才智和自律意識，當然會通過這種方式來好好為自己謀利。他有時候會建議員工去購買寬特科技的股票，但也就是到此為止，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家長作風。


  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時候，寬特科技完全沒有債務，如果不是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不管業務增長多快，它的運營根本就不需要股東的資金。然而，老先生相信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空袋子很難豎起來”，他想要寬特科技巍然屹立。此外呢，他熱愛他的企業和同事，總是希望手裏持有大量的現金等價物，以便發生不測時有充分準備，或者遇到機會時能夠抓得住。所以到1982年，寬特科技持有五億美元的現金等價物，大概是年收入的50%。


  1982年的寬特科技不但擁有健康的財務報表和行之有效的企業文化，還擁有一個快速變化、快速增長的行業中的關鍵技術，隻要繼續采用老先生的方法，在未來20年，它的年均利潤必定可以達到收入的10%，而年收入增長必定可以達到20%。在這20年之後，從2003年開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寬特科技的利潤將會繼續保持在年收入的10%，而年收入的增長速度將會下降到每年4%。但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言這段不可避免的收入增長緩慢期將會從什麽時候開始。


  老先生為寬特科技設定的利潤分配製度非常簡單：他從來不派紅利，而是把所有利潤轉換成現金等價物累積起來。


  任何有經驗的股票投資者都能看到，1982年是購入擁有大量現金的寬特科技的良機，當時它的市盈率隻有15，而且盡管它的前景非常好，整個公司的市值隻有15億美元。既然公司前景很好，市值為什麽很低呢？這是因為在1982年，其他很棒的股票的市盈率也隻有15，甚至更少，這也是因為當時的利率很高，而且持股人此前多年的投資回報率相當令人失望。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臘的編劇、劇作家、神職人員和雅典政治家，被認為是希臘的三大悲劇作家之一（其他兩位是埃斯庫羅斯和歐裏庇得斯，他經常與這兩個人展開戲劇競賽）。索福克勒斯創作的劇本超過100部，包括亞裏士多德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他是古希臘戲劇史上最偉大的編劇。他的存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悲劇《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


  寬特公司在1982年的低市值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令那些董事感到不滿意，老先生剛剛去世，他們就開始蠢蠢欲動。如果這個董事會很明智，他們會利用手頭所有的現金和外麵借來的資金大量買進寬特科技的股票。然而，這樣的決定並不符合1982年常見的企業經營智慧，所以董事會作出了常見的決策。他們從寬特科技之外聘請了新的首席執行官（CEO）和財務總監（CFO），這些人來自一家實行員工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公司，該公司市值是年報披露利潤的20倍，盡管其資產負債表比寬特科技差很多，利潤的增長速度也沒有寬特科技那麽高。寬特科技的董事們聘請這兩位新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意圖很明確，就是希望盡快提高公司的市值。


  寬特科技新上任的管理層很快意識到，他們很難更快地提高公司的年收入，也很難增加寬特科技的利潤率。創始人在這兩方麵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新上任的管理層也不敢改變運作得如此之好的企業文化。因此，新管理層決定啟動他們所謂的“現代金融工程術”，迅速采用各種盡管存在爭議但又合法的手段以提高財務報表上的盈利，先從簡單但是重大的改起。


  命運弄人，這種讓寬特科技的創始人原本極其憎惡的股票期權記賬方法，現在卻讓新管理層的工作變得十分輕鬆，而且最終將會毀掉寬特科技的聲望。當時美國通常的會計做法是這樣的，假如先給了員工認股權，公司便可以將股票低於市場價賣給員工，折讓給員工的部分就相當於現金（如果員工同時將股票以市場價格立刻賣掉的話），但在做賬的時候並不用記為薪酬支出，從而不會影響年報披露的盈利。雖然這種特別奇怪的記賬方法遭到某些最聰明正直的會計師的反對，但會計行業還是采納了，因為大多數企業的管理人員不願（會計師）將他們從行使股票期權中得到的收益算入公司成本，那樣的話他們任職的公司的利潤就會下降。會計行業在做出這個特別怪異的決定時竟然奉行的是那些跟優裕的資深會計師截然不同的人所奉行的準則。這項準則通常是那些食不果腹、無權無勢的人遵守的：“誰給我麵包吃，我就給誰唱歌。”幸運的是，稅務部門並沒有像會計行業那樣采用這種特別怪異的記賬方法。稅務部門擁有基本的常識，理所當然地將行使股票期權獲得的收益視為薪酬成本，在計算企業所得稅的時候會把這部分減去。


  寬特科技的新管理層精通金融業務，他們一眼就看出，隻要使用這種特別怪異的記賬方法，再加上完善的所得稅征收製度，寬特科技會有極大的機會，隻要采取非常簡單的做法，就能增加其年報上披露的利潤。寬特科技每年大量的成本本來就是發放給員工的激勵性獎金，這為“現代金融工程術”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厄普頓·辛克萊

  “讓人們去理解那些跟他們的利益衝突的事情是很難的。”


  “正確的做法是永遠別讓錯誤的會計開始”


  1991年，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提議將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視為支出。由於遭到企業界和國會的強烈反對，這項提案最終被大大縮水，僅僅要求公司在備注中有所披露。然而，目前美國通行的會計準則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查理對此持懷疑態度：“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賬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麵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這種事情是很難杜絕的。正確的做法是永遠別讓錯誤的會計開始。”


  例如，管理層可以很容易看出，如果1982年的寬特科技用行使員工股票期權得到的利潤代替它那四億美元的激勵性獎金成本，同時用省下來的獎金加上員工為股票期權支付的金錢來回購所有因行使期權而增發的股份，其他一切保留不變，那麽1982年寬特科技的年報披露的利潤將會上漲400%，從一億美元上漲到五億美元，而流通股的份額仍跟原來一樣！所以在管理人員看來，最正確的做法就是用員工行使股票期權的獲利來取代激勵性獎金。那些精於計算的工程師怎麽會在意他們的獎金到底是現金還是現金等價物呢？隻要管理層願意，作出這樣的替換安排似乎沒有什麽困難的。


  然而，新管理層也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們在推行新把戲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有所約束。很明顯，如果他們在某一年推行新把戲的力度太大，那麽可能會引起會計人員的抗議，或者遭到其他方麵的敵視。這無異於殺死一隻會下很多金蛋的鵝，至少對管理層來說是這樣。畢竟，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把戲能夠增加年報披露的利潤，隻是因為他們把真實的盈利和偽造的盈利相加而已——因為通過這種把戲在年報上增加的盈利並不會給寬特科技帶來真正的經濟效應，隻會帶來那種臨時的虛假效應（這跟虛報期末存貨造成的虛假效應是一樣的）。新的CEO私下把這種迷人的、謹慎的做法稱為“明智的克製型造假”。


  顯然，新管理層也認識到，用行使員工股票期權的利潤來取代獎金的做法不能一蹴而就，應該在未來多年裏逐漸實施。他們私下管這種謹慎的方法叫作“細水長流”計劃。他們認為這個計劃有四個優點：

  第一，每年虛報一點利潤，被發現的概率比虛報大量利潤要低。


  第二，雖然每年虛報的利潤不多，但經過多年累積，這個“細水長流”計劃將會產生巨大的長期效應，而且也不容易被人發現。那位財務總監私下恬不知恥地說：“如果我們每年隻在葡萄幹裏摻入一點點大便，這樣的話，就算最後出現了一大堆大便，可能也不會有人發現。”


  第三，對於公司外部的會計師來說，一旦包庇過幾份顯示利潤有增長但包含了少數造假成分的財務報表，而不包庇同樣虛報利潤增長的財務報表，他們可能會覺得非常難為情。


  第四，通過實施“細水長流”計劃，寬特科技的管理層可以防止醜聞或者更為嚴重的事情發生。其他公司實施的股票期權計劃比寬特科技更加大方，所以如果有人提出異議，管理層可以解釋說，適當地實行員工股票期權計劃有助於吸引和留住人才。實際上，考慮到這種怪異的股票期權記賬方法對企業文化和股市熱情的影響，這種說辭往往是正確的。


  你們必須遵守他為這家事務所設定的原則，必須維護他的聲譽。你們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去做壞事。我敢保證，如果你們不遵守他的原則，他寧願這家事務所倒閉。他給你們留下了巨大的信譽。你們的機會很好，你們的責任也很重大。


  ——鄧肯·利托菲爾牧師在阿瑟·安達信（上圖）葬禮上的講話


  1947年1月13日


  龐氏騙局

  現代金融工程術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19年在波士頓發源的龐氏騙局。卡爾洛·“查理”·龐茲（Carlo“Charles”Ponzi）聲稱他有能力利用國際郵政票據套利，許諾90天可獲利50%，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投資者。為了建立信用，他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利潤返回給舊投資者——這是典型的金字塔騙局所用的花招。龐茲很快就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1920年，《波士頓郵報》刊發文章質疑龐茲的做法，於是有關方麵對龐茲展開了獨立的審計。審計表明這是騙局，投資者要求退錢。到最後，平均每個投資者隻收回了37%的資金，龐茲被判了幾年有期徒刑。20世紀20年代末期，出獄後的龐茲死不悔改，又開始兜售佛羅裏達州一些毫無價值的土地。


  具備上述四個優點的“細水長流”計劃明顯是個好方法，寬特科技的管理層現在隻要決定每年增加多少虛假利潤就行了。這個決定也是很容易做出的。管理層首先考慮三個他們想要滿足的合理條件：


  首先，他們希望這個“細水長流”計劃能夠持續不斷地實施20年。


  其次，他們希望在這20年裏麵，寬特科技每年披露的利潤增長幅度都差不多，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寬特科技每年的年報披露的利潤增長都很穩定，那些代表機構投資者的理財分析專家將會給予寬特科技的股票較高的估值。


  第三，為了維護年報披露的利潤的可信度，他們不想引起投資者的懷疑，所以即使在第20年，寬特科技從設計發電廠得到的利潤率也不會高過40%。


  確定這些要求之後，管理人員計算起來就簡單了，因為他們已經估算出寬特科技的收入和盈利將會在未來20年裏每年增長20%。管理人員很快決定利用他們的“細水長流”計劃，讓寬特科技的披露利潤每年增長28%，而不是像該公司的創始人老老實實地報出20%。


  就這樣，這個“現代金融工程”大騙局逐漸將寬特科技推向悲劇的下場。人類曆史上沒有幾個臭名昭著的大騙局能比這場騙局幹得更漂亮了。根據會計師核準的年報，寬特科技的利潤每年增長28%。除了少數幾個公認的不切實際、過於迂腐、憤世嫉俗的怪物之外，沒有人批評寬特科技的財務報表。該公司的管理層繼續執行創始人從不分派紅利的做法，這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寬特科技年報的可信度，人們相信它每年的盈利增幅確實達到了28%。在那種通常破壞現實認知的巴甫洛夫聯想反射效應的影響之下，認為寬特科技擁有大量現金等價物的人們萬萬不會想到其年報披露的部分利潤竟然是偽造的。


  因此，在“細水長流”計劃實施了幾年之後，寬特科技的管理層自然想要讓該公司年報披露的每股盈利繼續以28%的速度增長，同時大幅度地虛報公司持有的現金等價物的增長。這種辦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等到這個時候，寬特科技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經非常高，通過不匹配地逐步增加購股權持有量，公司管理層開始相應減少用現金支付獎金，或者相應減少回購寬特科技的股票。管理層很容易意識到，這種改變極大地完善了他們最初的計劃。這不但使得他們虛報盈利的做法因現金加速增長而變得更難以察覺，而且還為寬特科技引入了龐氏騙局效應或者連鎖信效應，給包括管理層在內的現有股東帶來了切實的好處。


  在這個時候，管理層還解決了最初的計劃中的另一個漏洞。他們發現，由於寬特科技虛報的盈利以每年28%的利潤增長，而作為稅前利潤的一部分，寬特科技繳納的所得稅相對稅前利潤稅率卻逐年下降。這顯然會招致他們不想看到的質疑和批評。這個問題很快被消除了。外國的許多發電廠都是由政府出資興建並歸政府所有的，寬特科技很容易說服某些外國政府支付更高的設計費，隻要寬特科技額外交給這些外國政府的所得稅比增加的設計費多一點點就可以。


  信任，但去證實


  有一個好辦法可以查證企業年報中披露的利潤是否屬實，那就是將年報中披露的好消息和該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進行比較。由於管理層不願給美國稅務局看他們用來糊弄股東的注水報表，所以企業的10K表格中“支付所得稅的現金”一欄往往更為準確、更為忠實地反映了該企業的真實盈利。


  幾何級數增長：與直覺背道而馳

  為了讓年輕的學生領略複利的魔力，有位教師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方案：


  “我打算給你兩個選擇，但選中之後不能改變主意，所以選之前仔細考慮。第一個選擇是，我每天給你1000美元，連給30天，你拿到錢之後隨時可以花。第二個選擇是，我第一天給你一美分，第二天給你兩美分，第三天給你四美分，每天給你的錢是前一天的兩倍，這樣持續30天，但你必須等到30天結束之後才能用這筆錢。”


  年輕人想到連續一個月每天有1000美元可以花就很心動，他可不想一個月後口袋裏隻有一堆分幣可以用，所以他選擇了第一個。他的選擇明智嗎？


  按照第一個選擇，年輕人總共可以得到3萬美元。按照第二個選擇，複利的魔力將會使總數達到5368709.12美元。


  最後，寬特科技在2002年的年報中披露，該公司的利潤為160億美元，收入為470億美元，包括大量由現金等價物產生的利息收入，而這些現金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這些年淨增加的股份。現在寬特科技持有的現金等價物達到了驚人的850億美元，大多數投資者認為一家擁有如此之多現金的企業每年能夠賺到其年報披露的160億美元的利潤也不是不可能的。在2003年，寬特科技的市值高達1400億美元，是其2002年披露利潤的90倍。


  如果讓人選擇增長速度的話，所有人會選幾何級數，可惜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所有人類對幾何級數增長的過度追求，在一個有限的地球上，最終都以慘痛收場。2003年，寬特科技在這兩個方麵都失敗了。


  到2003年，寬特科技的真實盈利能力隻以每年4%的速度增長，因為公司的銷售收入增長速度已經下降到4%。這時寬特科技沒有辦法避免讓其股東——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大失所望。股東的失望使寬特科技的股票價格直線下跌，一下子跌去了50%。股票價格的暴跌反過來又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寬特科技的財務報告。最後，終於人人都看清楚了，原來該公司絕大部分的利潤都是偽造的，而且這種大規模的故意篡改已經持續了很多年。這導致寬特科技的股票繼續狂跌，等到2003年年中，寬特科技的市值隻剩下1400億美元，和六個月前的高峰期相比，90%的市值蒸發了。


  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從前它廣受推崇，很多人都買了它的股票，所以它的股票價格暴跌了90%，總共有13000億美元的市值消失了，這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寬特科技的醜聞敗露之後，公眾和政界自然把滿腔怒火都發向了寬特科技，盡管這個國家最好的發電廠依然是由該公司那些值得尊敬的工程師設計的。


  怒火並沒有隻燒到寬特科技就熄滅。它很快蔓延到其他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明顯也犯了跟寬特科技相同的錯誤，隻是嚴重程度有所不同。公眾和政界的怒火就像引發它的行為那樣，很快就變得不可收拾。這次金融醜聞不僅令投資者血本無歸，而且還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就像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在企業界長年累月做假賬之後陷入蕭條那樣。


  這次大醜聞之後，公眾對各種專業人士非常反感。當然，遭到最多譴責的是會計專業人士。製定會計師準則的機構的縮寫是“F. A. S. 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現在每個人都說這四個字母代表“Financial Accounts Still Bogus”（金融會計還做假）。


  經濟學教授也遭到非議，人們責怪他們未能敲響警鍾，沒有提醒公眾注意廣泛的做假賬行為將會給宏觀經濟帶來的糟糕後果。傳統經濟學家是如此令人大失所望，乃至哈佛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畢竟他曾經預言大規模的、尚未敗露的公司舞弊行為將會對經濟產生極大的刺激效應。人們發現2003年之前的情況跟加爾布雷思的預測差不多，而且隨後那些年裏，那種情況果然導致經濟陷入了大衰退。


  下麵是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的名言集錦：


  “我們都認為悲觀是智力超群的標誌。”


  “美當然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追求美才會如此有趣。”


  “如果你什麽都不想做，那麽你就去開會吧。”


  “經濟預測的惟一功能是讓占星學變得令人尊敬。”


  “現代的保守主義者從事的是道德哲學中最古老的活動，也就是說，他們要為自私尋找一個超級漂亮的道德借口。”


  “許多美國人死於食物過多，而非死於食物太少。”


  “當麵臨要麽改變想法、要麽證明無需這麽做的選擇時，絕大多數人都會忙於尋找證據。”


  “那些走運的人總是說他們過得幸福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很高尚。”


  “難道你不明白嗎，‘讓一家企業停泊在廢話當中，和讓它駛入麻煩的思維之海比起來，是一種好得太多、太多的做法。’”


  “有權勢的人總是寧願拿全副身家去冒險，也不肯舍棄一點利益。”


  “在任何大型組織裏麵，和多數人一起錯比一個人對安全得多。”


  “他們的聲譽本來就隻有薄餅那麽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由於美國國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許多成員都是律師，而這些律師參與起草的財務披露法規現在都被視為是漏洞百出，所以每個星期都有關於“律師”的新笑話。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肉販說：‘律師的聲譽最近下跌了好多啊。’收銀員說：‘他們的聲譽本來就隻有薄餅那麽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但公眾對專業人士的敵視並不僅限於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律師。許多向來潔身自好的專業人士的聲譽也遭到了“池魚之殃”，比如說工程師，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在這個國家已經泛濫成災的金融詐騙。


  到最後，許多對這個國家有益的、也是它未來的福祉所需的行業都遭到了廣泛的、不明智的仇視。


  這時，天庭采取了行動。目睹一切的上帝本人改變主意，決定提前審判2003年金融大醜聞這樁令人傷心的案子。他召喚來他的首席大偵探，並說：“史密斯，我要公正嚴明地處理這件事，你去把那些最應該為此負責的罪人帶進來。”


  但史密斯帶來的是一群證券分析專家，多年以來，這些人一直為寬特科技的股票搖旗呐喊。大法官感到很不高興。“史密斯，”他說，“我不能對低級的認知錯誤進行最嚴厲的處罰，這些錯誤大部分由俗世的標準激勵製度引起，是在下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


  接下來，史密斯帶來了一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委員和一些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不，不，”大法官說，“這些人受到許多令人遺憾的力量的左右，他們也是身不由己，你指望他們遵守正確的行為規範是不合理的。”


  威廉·布萊克通過各種媒介——包括素描、木刻畫、版畫、水彩畫等——創造了《上帝審判亞當》（God Judging Adam，1795年）的畫麵。其中一幅偉大的作品是由鉛筆、墨水和水彩完成的彩色蝕刻凸版畫，現藏於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首席偵探這下以為他終於明白了。接著他把那些在寬特科技落實他們的“現代金融工程”的高層管理人員給抓來了。“你差不多抓對了，”大法官說，“但我要你帶來的是造孽最深的罪人。這些管理人員當然會遭到嚴厲的處罰，因為他們作奸犯科，毀掉了那位偉大工程師的遺產。但我要你抓的是那些很快會被打入地獄最底層的混蛋，那些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阻止這次大災難的人。”


  首席偵探終於真正明白了。他記得地獄最底層是為背叛者準備的。所以他現在從煉獄帶來一群老人，這些人在世時曾是各大會計師事務所傑出的合夥人。“這就是你要的背叛者，”首席偵探說，“他們在處理員工股票期權時采用了錯誤的記賬方法。他們在一個高尚的行業中身居高位，那個行業的職責和你差不多，都是通過設定正確的規則，來幫助社會正確地運轉。才華出眾、錦衣玉食的他們居然故意造成如此明顯可預測的謊言和欺騙，真是罪無可赦。他們完全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極其錯誤的，然而他們還是執迷不悟。由於司法係統受到商界的影響，你開始誤將他們判得很輕。但現在你可以把他們送到地獄的最底層啦。”


  大法官被這通慷慨陳詞鎮住了，沉默了片刻。


  然後他安靜地說：“幹得好，你是我忠誠的好仆人。”


  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並非為了預言2003年的情況。它是一篇虛構作品。除了有關加爾布雷思教授的內容，任何與真實的人物或企業雷同的情節均屬巧合。這篇文章的用意是提醒人們留意現代社會中的某些行為和信念係統。


  上圖是“2003年的金融大醜聞”的初稿，這是查理2000年在明尼蘇達度假時寫下的。


  重讀第八講


  2000年夏天，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樂趣。但我很認真地想證明，對股票期權的標準記賬方法與那些更廣為人知的簡單欺騙作假手段本質上沒有什麽區別。


  在我看來，做假賬無異於在蓋高層公寓樓的時候把鋼筋從水泥中抽走，允許這麽做的行業和國家必將學到慘痛的教訓。而且假賬的破壞作用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畢竟，那些無良的建築商很難給他們的肮髒行為找到正當的理由。因此無良的會計行為比無良的建築行為更容易擴散。事實正是如此，股票期權的無良記賬方法已經變得無處不在。


  上圖是記錄台灣裏氏7.6級地震所造成的破壞的照片。大多數建築物毀壞的原因是其混凝土結構裏麵沒有足夠的鋼筋。


  自從我寫下這第八講以來，情況已經有所改善。目前美國的會計行業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然而，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賬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麵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


  這篇關於會計的寓言是一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它再次證明能給人們帶來好處的罪惡很難被消除，因為大量的人認為，一件事隻要能給他們帶來利潤，就不可能是罪惡的。


  享樂是罪惡的最大動因。


  ——柏拉圖

  查理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發表這次演講那天，本書的編輯連續12個小時跟他在一起。我們當天的行程是這樣的：從洛杉磯驅車兩個小時過去，午飯，演講前會議，演講，演講後招待會，最後到甲骨文集團的財務總監（現任董事會主席）傑夫·亨利家吃飯。查理當時盡管離80歲生日隻有幾個月，但還是表現得像個不知疲憊的大師。他在那天表現出來的犀利、耐力和幽默令人驚歎和敬佩。


  查理這次演講的內容可以被當成芒格方法的綜合理論。查理在演講中整合了許多他從前講過的思想，有條有理地將它們糅合成一種連貫的哲學，奉獻給他的聽眾。


  當天的聽眾是這所名牌大學的經濟係的師生，向他們表達對軟科學中缺乏跨學科研究的現狀的惋惜及改進的方案，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第九講 論學院派經濟學：考慮跨學科需求之後的優點和缺點


  赫伯·卡伊本科生講座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經濟學係2003年10月3日


  我已經粗略地列出了我這次演講的提綱，依照這個提綱講完之後，我就來回答你們的提問；隻要你們願意聽，我就會一直講下去，直到有人把我拖到我該去的地方。你們也許已經猜到，我答應來演講，是因為這幾十年來，我對如何讓各門軟科學學科之間更好地進行對話這個主題非常感興趣。當然，從許多方麵來講，經濟學都是軟科學中的皇後。它應該比其他軟科學出色。我認為和其他軟科學學科相比，經濟學在跨學科研究方麵做得更為出色。但我認為經濟學的跨學科研究做得還是不夠好，所以我願意在這次演講中談談它的不足之處。


  第二條黑帶


  在授予自己第一條膽量黑帶之後20年，查理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發表這次演講時又給自己授予了第二條。


  由於我要談的是學院派經濟學的優點和缺點，所以你們有權知道一個有趣的事實：我從來沒有上過一節經濟學課。你們可能會覺得奇怪，我既然這麽毫無資格，怎麽還敢大言不慚地發表這次演講呢？答案是，我在膽量方麵是黑帶水平。我天生就膽大。就我所知，有些女人在花錢方麵是黑帶水平，她們天生就會花錢。而我呢，我得到的是膽量黑帶。


  但是呢，有兩種特殊的經驗讓我擁有一些有用的經濟洞察力。一種經驗來自伯克希爾·哈撒韋，另外一種來自我個人的教育經曆。當然，我在伯克希爾的經曆是很有趣的。當沃倫接管伯克希爾的時候，公司的市值大約是1000萬美元。現在距當年已經有四十幾年了，伯克希爾的流通股比當年多不了多少，但市值達到了大概1000億美元，增長了一萬倍。由於多年以來伯克希爾的業績持續增長，很少有投資失誤的例子，這最終引起了關注，人們覺得沃倫和我可能在微觀經濟學方麵有一些獨到的看法。


  曾經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如此解釋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成功：


  起初，他說伯克希爾能夠在流通股投資上打敗市場，是由於一個運氣西格瑪，因為在他看來，除了靠運氣，沒有人能夠打敗市場。這種僵化的有效市場理論在當時各個經濟學院非常流行。人們學到的理論是沒有人能夠打敗市場。接下來，這位教授隨後又引入了第二個西格瑪、第三個西格瑪、第四個西格瑪，到最後，他總共用到了六個運氣西格瑪，引起了人們的嘲笑，於是他終於不再這麽做了。


  然後呢，他的解釋扭轉了180度。他說：“仍然是六個西格瑪，但那是六個技藝西格瑪。”這段令人非常悲傷的曆史證實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在《窮理查年鑒》中說過的話：“如果你想要說服別人，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這個人改變了他的愚蠢觀點，是因為再不改的話，他就要吃虧了。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The Jules Stein Eye Institute），我也觀察到同樣的情況。我曾經問：“你們為什麽用一種完全過時的白內障手術來治療白內障呢？”那個人對我說：“查理，這種手術很容易教呀。”後來他不再使用那種手術，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病人都用腳投了反對票。這再次說明，如果你們想要改變別人的想法，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


  伯克希爾取得了非凡的業績，但我們從來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場理論。我們也從來不曾留意從這種思想派生出來的各種理論。人們將這些學院派經濟學理論用於公司理財，進而演變出諸如資產定價模式等等荒謬的理論，我們從來不去注意。鬼才相信隻要投資高波動性的股票，每年就能獲得比市場平均回報率高七個百分點的收益呢。


  然而說了你們也許不信，就跟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的醫生一樣，人們一度對這樣的理論深信不疑。相信的人得到了回報，於是這種理論就傳播開了。現在仍有許多人相信。但伯克希爾從來不曾留意過它。現在我想，更多的人傾向於我們的看法，那種認為市場完美無瑕的思想是愚蠢的。


  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

  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是由朱利斯·斯坦因醫生夫婦在1966年創辦的。它是一個視覺科學研究中心，致力於維護視力和防止失明。


  該研究所承擔視覺科學方麵的治療、研究和教育功能。它是加州洛杉磯分校的附屬機構。


  1926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決定成立美國陸軍空軍兵團，最初隸屬於美國陸軍。吉米·杜利特（Jimmy Doolittle）和其他飛行員展現了空軍的攻擊力，於是空軍兵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空軍兵團就是今天的美國空軍。


  我向來非常清楚地知道，股票市場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因為我十來歲的時候經常去奧馬哈馬會，那裏用的是彩池投注係統。我發現，如果馬會拿走，也就是荷官拿走17%，有些人輸掉的錢總是遠遠少於他們全部賭注的17%，而有些人輸掉的錢總是多於他們全部賭注的17%。所以奧馬哈馬會的彩池投注係統並非完全有效。所以我並不接受股票市場完全有效、總是能夠創造合理的價格的說法。


  實際上有記錄表明，有些人精通馬匹和賠率，確實能夠靠賭馬賺錢。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但國內總有些人能夠做得到。


  接下來談談我個人的教育經曆，這很有趣，因為我受過的正統教育不多，而我性格中的獨特性最終讓我擁有了一些優勢。不知道怎麽回事，我從小就有一個多學科的大腦。如果籬笆那邊，在別人的學科裏有更好、更重要的思想，我就無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學科裏。所以我就四麵八方尋找那些真正有用的重要思想。沒有人教我那麽做，我天生如此。我還天生喜歡尋根究底。如果遇到難題，這是常見的事情，我就會努力去摸索，如果失敗了呢，我就會先把它放在旁邊，然後再回來對付它。我花了整整20年才搞清楚邪教如何招攬教眾以及這種方法為什麽會有效，但大學的心理學係到現在還沒搞清楚，所以我走在它們前麵。


  反正我有這種想弄清楚各種問題的傾向。二戰讓我參軍服役，於是我在服役期間學習了一些物理學知識。空軍兵團把我送到加州理工學院，打算把我培養成氣象學家，所以在那裏我學到更多的物理學。當時我非常年輕，在那裏掌握了硬科學中基本的全歸因治學方法。那對我來說非常有用。下麵我就來解釋這種治學方法。


  依照這種治學方法，你必須領悟所有比你自己的學科更加基礎的學科的所有重要思想。隻有掌握了那些最基礎的知識和原理，你們才能夠清清楚楚地解釋問題。而且你們要永遠承認你們所用的基礎知識來自哪個學科；當你們使用物理學的時候，你們要說你們是在使用物理學。當你們使用生物學的時候，你們要說你們是在使用生物學。諸如此類。我很早就明白這種治學方法能夠讓我的思想變得有條有理。我強烈懷疑它在軟科學領域，也會像在硬科學領域那麽有效，所以我就抓起它，終生把它用於軟科學領域和硬科學領域。對我來說，這是個非常幸運的想法。


  讓我來解釋一下硬科學領域是多麽嚴格地遵守這種治學方法。物理學裏麵有一個常數，一個很重要的常數，叫做波爾茨曼常數（Boltzmann’s Constant）。你們可能已經對它很了解了。有趣的是，發現波爾茨曼常數的人並不是波爾茨曼。那波爾茨曼常數現在為什麽以波爾茨曼命名呢？因為和那個最先發明這個常數的可憐蟲相比，波爾茨曼使用更為基礎的物理學知識，以更為基礎的方法得出了這個常數。硬科學的知識組織模型提倡知識應該盡可能簡化，所以如果有人以更為簡潔的方法闡明一個原理，這個原理最初的發現者就會被曆史遺忘。我想這是正確的。我認為波爾茨曼常數確實應該以波爾茨曼命名。


  反正在我個人的曆史和伯克希爾的曆史中，伯克希爾完全無視一度在學院派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的有效市場教條，也無視這種教條在公司理財方麵的衍生理論——這些應用結果簡直比經濟學中的有效市場教條還要愚蠢，卻不斷地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這當然鼓舞了我。


  波爾茨曼常數

  波爾茨曼常數的名稱來自奧地利物理學家路德維希·波爾茨曼（Ludzmann，1844——1906），它界定了絕對溫度和理想氣體每個分子所含的動能之間的關係。一般而言，氣體分子的能量與絕對溫度直接相關。當溫度上升，每個分子的動能就會增加。氣體受到加熱時，其分子就會迅速地移動。如果氣體被裝在體積恒定的空間裏，這種運動就會使得氣壓升高。而如果氣壓保持不變，這種運動會使氣體的體積增加。


  格裏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1958——）

  格裏高利·曼昆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經濟學，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在哈佛大學任教。2003年，他被任命為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最後，我的特殊經曆使我膽敢在今天來到這裏，因為至少我年輕時並不完全是個蠢貨。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第一年，我們班裏有很多人，我的成績是第二名。我向來認為，雖然總是會有很多人比我聰明得多，但是在思維遊戲裏麵，我未必會落後於他們。


  下麵我開始來談學院派經濟學一些明顯的優點。學院派經濟學第一個明顯的優點是它生逢其時、生逢其地。許多學科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獲得好名聲的。兩百年前，在技術發展和各種文明製度的推動之下，文明世界的人均產值每年的複合增長率達到了2%。而在那之前的幾千年裏，它的增長率就比零多了一點點。當然，經濟學是在這種巨大的成功裏麵成長起來的。經濟學部分地推動了這種成功，部分地解釋了它。所以，學院派經濟學很自然地得到了發展。後來，所有計劃經濟都崩潰了，而那些自由市場經濟或者半自由市場經濟都蓬勃發展，這增加了經濟學的聲望。如果你們想要在學術界發展，經濟學是一門非常熱門的學科。


  經濟學總是比其他軟科學更加強調跨學科研究。它總是從其他學科吸取所需的養分。在格裏高利·曼昆撰寫的教材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位經濟學家從其他學科吸取所需養分的本領已經非常高明了。我肯定是美國少數在那本書剛出版時就買下來的商人之一，因為那本教材得了一大筆預付稿費。我想弄清楚那個家夥到底做了些什麽，怎麽能夠取得這麽大的一筆稿費。所以我就這麽湊巧把曼昆這本為大一學生寫的教材給看完了。書中列舉了許多經濟學原理：機會成本是一種超級力量，所有希望獲得正確答案的人都可以使用。還有，激勵機製也是一種超級力量。


  最後還有“公用品悲劇”的原理，這個原理是由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賈雷特·哈丁提出的。哈丁為經濟學引入了一隻邪惡的無形之腳，它足以和斯密那隻做好事的無形之手相提並論。我認為哈丁的理論使經濟學變得更加完善。哈丁當年向我介紹他的理論時，我就知道他這個“公用品悲劇”理論遲早會被寫進教科書。你們看啊，二十年過去了，它終於被寫進了經濟學教材。曼昆這種借鑒其他學科、吸取哈丁的理論和其他有用知識的做法是很正確的。


  經濟學的另外一個優點是，它從一開始就吸引了軟科學領域最優秀的人才。和學術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相比，經濟學家入世更深，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說經濟學家喬治·舒爾茨（注：喬治·舒爾茨，1920——，美國經濟學家，曾任美國勞工部長、財政部長、國務卿等職）博士就曾經三次進入美國內閣，拉裏·薩默斯（注：拉裏·薩默斯，1954——，美國經濟學家，現任奧巴馬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等職）也曾被委任為內閣大臣。所以經濟學在學術界是很受歡迎的。


  此外呢，經濟學從很早的時候就吸引了人類曆史上一些最傑出的作家。就以亞當·斯密為例。亞當·斯密是極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極其出色的作家，乃至在他那個時代，德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伊曼紐爾·康德直截了當地聲明，德國沒有人像亞當·斯密那麽厲害。伏爾泰的措辭則比康德還要直接和犀利，聽到康德的話之後，他立刻說：“哦，法國甚至沒有人可以拿來跟亞當·斯密比較。”所以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擁有一些非常偉大的學者和一些非常偉大的作家。


  賈雷特·哈丁


  （Garrett Hardin，1915——2003）


  賈雷特·哈丁出生於達拉斯，在美國中西部度過了他的童年。他本科就讀的是芝加哥大學，從斯坦福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1946年，他成為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的教員。


  他的文章“公用品的悲劇”已經成為生物學中的經典。幾十年來，他的哲學理論和政治立場影響了眾多有關墮胎、移民、外國援助和其他話題的辯論。


  懷特海提出了著名的過程哲學，這種觀點認為宇宙的各種基本要素是一些經驗場合。在他看來，具體的客觀存在物實際上是這些經驗場合的延續。通過對經驗場合進行分類，某些像人類這麽複雜的事物都可以被定義。懷特海的觀點演變成過程神學，這是一種理解上帝的方法。


  史密斯之後，經濟學領域也誕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家，比如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我總是喜歡引用他說過的妙語，他對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啟發。至於當代，如果你們去看看保羅·克魯格曼（注：保羅·克魯格曼，1953——，美國經濟學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文章，你們將會佩服他文筆的流暢。我並不讚同他的政治立場，我的政見與他相反，但我喜歡這個人寫的文章。我認為保羅·克魯格曼足以躋身當今最優秀的雜文家之列。所以呢，經濟學總是能夠吸引到這些了不起的作家。他們非常優秀，他們巨大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學科範疇，這在其他學科中是很罕見的。


  好啦，讚美的話就說到這裏，下麵要談的是經濟學的不足之處。我們已經認識到經濟學在許多方麵都比其他軟科學學科更加出色。它是文明社會的輝煌成就之一。為了公平起見，現在應該簡單地談談學院派經濟學的少數缺點。


  經濟學有哪些缺陷呢？

  1. 致命的自閉，導致“鐵錘人綜合征”，通常會引起經濟學家過度強調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


  我認為經濟學有八個，不對，是九個不足之處，其中一些是由一個大的整體缺陷派生出來的。經濟學的這個大的整體缺陷就是它的封閉性。懷特海曾經指出，學科各自孤立的情況是致命的，每個教授甚至並不了解其他學科的思維模型，將其他學科和他自己的學科融會貫通就更別提了。


  我想懷特海討厭的這種研究方法有一個現代的名字，那個名字叫作神經研究法。這種做法是很神經的。然而和大多數其他學科一樣，經濟學也太過自閉。


  這種缺陷會引發我所說的“鐵錘人綜合征”。那個名稱來自下麵這句諺語：在隻有鐵錘的人看來，每個問題都非常像一顆釘子。在所有行業、所有學科和大部分日常生活中，這種做法會讓問題變得一團糟。鐵錘人綜合征能夠把人變成徹底的白癡，而治療它的惟一良方是擁有全套工具。你們不能隻擁有一把鐵錘，你們必須擁有所有的工具。你們擁有的方法必須不止一種。你們在使用這些工具的時候，應該把它們列成一張檢查清單，因為如果指望在需要的時候合適的工具會自動冒出來，那麽你們將會錯過很多好機會。但如果你們掌握了所有的工具，並在頭腦中把它們排列成一張檢查清單，那麽你們將會得到許多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答案。所以彌補這種讓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感到十分苦惱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思維竅門能夠幫助你們完成這項工作。


  不僅在經濟學領域，實際上在其他各種領域，包括商業領域，這種特殊的“鐵錘人綜合征”都是很可怕的。商業領域的“鐵錘人綜合征”真的很可怕。你們擁有一個複雜的係統，它吐出來許多數字，讓你們能夠測量某些因素。但還有些別的因素特別重要，可是你們沒有相關的準確數據。你們知道它們很重要，但就是沒有數據。實際上，每個人都會（1）過度強調那些有相關數據的因素的重要性，因為它們讓人們有機會使用在高等學府學來的統計學技巧，並且（2）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沒有相關數據的因素考慮在內。這是我終生試圖避開的錯誤，我從來不後悔自己這麽做。


  我從小就對許多學科感興趣。如果籬笆那邊，在別人的學科裏有好思想，我就無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學科裏。所以我就四麵八方尋找那些真正有用的思想。


  ——芒格


  礦金開采（placer mining）的效率遠遠低於芒格偏好的“彎腰撿起大金塊”的方法，它是一種在露天礦場用水槍或者挖掘設備將細小的貴重礦物從大量的泥土中分離出來的方法。這種采礦方法的英文名稱來自西班牙語單詞“placer”，本義是“沙灘”，也指衝積層礦床中發現的貴金屬或其他貴重物品（特別是黃金和寶石）。


  已故的托馬斯·漢特·摩根（注：托馬斯·漢特·摩根，1866——1945，美國著名遺傳和胚胎學家，創立現代遺傳學“基因學說”，1933年獲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一，當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他使用了一種非常有趣、非常極端的辦法，以免犯下錯誤——過度強調那些被測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無法被測量的因素的重要性。當時沒有電腦，科學界和工程界所用的電腦代替品是弗萊登計算器（注：Friden Calculator，由弗萊登公司生產的一種早期的電子計算器）。托馬斯·漢特·摩根在加州理工學院生物係禁止使用弗萊登計算器。有人說：“摩根博士，你到底在搞什麽鬼啊？”他回答說：“我就像一個在1849年的薩克拉門托河（Sacramento River）邊尋找黃金的人。雖然才智有限，但我能夠彎腰撿起大金塊。隻要能夠撿到大金塊，我就不會讓我係裏的人浪費稀缺的資源，用礦金開采的方法去找金子。”這是托馬斯·漢特·摩根終生奉行的宗旨。


  我也采用了相同的辦法，我今年已經80歲了。我還沒有做過礦金開采。而且看起來我這輩子，正如我希望的那樣，不用做這種該死的礦金開采。當然，如果我是一個物理學家，特別是一個學院派物理學家，我將不得不做一些統計工作，做那種礦金開采的事情。但隻要擁有幾種管用的思維竅門，不斷地用托馬斯·漢特·摩根的方法去解決問題，那麽在生活中，你們無需礦金開采，也能取得驚人的成就。


  2. 沒有采用硬科學基本的全歸因治學方法。


  曼昆研究經濟學的方式的錯誤之處在於，他吸收了其他學科的知識，卻沒有指出這些知識的來源。他並沒有給他借鑒的知識貼上物理學或者生物學或者心理學或者博弈論或者其他這些知識所屬的學科的標簽，並沒有完全指出這些基礎知識的來源。如果你不這麽做，那就像經營企業時使用了一種糟糕的文檔歸類方法。這削弱了你的能力，讓你無法做最好的自己。現在呢，曼昆十分聰明，所以雖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還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進展比其他任何教科書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向來給我很大幫助的硬科學的治學方法，他能夠變得更加出色。


  我給曼昆這種借鑒其他學科知識卻不指明出處的方法起了一個名字。有時候我叫它“拿來主義”，有時候我叫它“吉卜林主義”（Kiplingism）。我之所以管它叫“吉卜林主義”，是因為吉卜林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當荷馬撥弄他燦爛的豎琴時，他早已聽過人們沿著陸地和海洋的歌唱；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擷自己用，和我一樣！”曼昆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他隻是拿過來。這比不拿好得多。但它比吸取所有學科的精華、指出借鑒內容的來源並盡可能化繁為簡地使用所有知識的方法差得多。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


  魯德亞德·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孟買，其父是當地一家藝術學校的教師。吉卜林在英國念了寄宿學校，回到印度之後，以通訊員的身份周遊了這個次大陸。他還創作小說和詩歌，其著作有《叢林之書》（1894）、《勇敢的船長》（1897）和《營房謠》（1892）等。190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3. 物理學妒忌。


  我把經濟學的第三個缺陷稱為物理學妒忌。當然，這個名詞參考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術語：“陰莖妒忌”。弗洛伊德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白癡之一，但他在他那個年代很受歡迎，而且陰莖妒忌這個概念也變得很流行。


  采用有效市場理論教條是物理學妒忌給經濟學造成的惡果之一。如果你們根據這種錯誤的理論進行推理，那麽你們將會得到的結論是，任何公司購買它自己的股票都是不正確的。因為按照這種理論的說法，股票的價格是完全有效的，不可能有便宜可以占。證明完畢。麥肯錫有個合夥人以前念的商學院采用了這種瘋狂的經濟學推理方式，把這種理論教給他。這位合夥人後來被《華盛頓郵報》聘請為顧問。當時《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價格特別低，就連大猩猩也能算出來每股的價格隻有其價值的五分之一。但他對自己在商學院學到的理論深信不疑，認為《華盛頓郵報》不該購買它自己的股票。幸運的是，沃倫·巴菲特當年是《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成員，他說服董事會回購了超過一半的流通股，這給剩下的股東帶來了超過十億美元的財富。所以至少有一個地方曾經很快地幹掉這種錯誤的學術理論。


  《華盛頓郵報》


  許多年來，《華盛頓郵報》出過大量重要的撰稿人，包括政治漫畫家赫爾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以及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ein）。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這兩位記者率先揭發了理查德·尼克鬆政府的水門醜聞。


  我認為經濟學可以避免許多由物理學妒忌引起的這種麻煩。我是希望經濟學采用硬科學的基本治學方法，養成指明其借鑒知識的來源的習慣，但我並不希望它由於物理學妒忌而渴望一種無法達到的準確度。大體上來說，那種包括波爾茨曼常數在內的準確而可靠的公式是不可能在經濟學中出現的。經濟學涉及的係統太過複雜。渴望做到物理學那麽精確不會給你們帶來任何好處，隻會讓你們陷入麻煩之中，就像麥肯錫那個可憐的傻瓜。


  我認為經濟學家要是多點關注愛因斯坦和莎朗·斯通，本應可以做得更好。要經濟學家關注愛因斯坦比較容易理解，因為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一切應該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單。”這句話有點同義反複，但是它非常有用；有個經濟學家——可能是赫伯·斯坦因（注：赫伯·斯坦因，1916——1999，美國經濟學家，曾任尼克鬆總統和福特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也說過一句同義反複的話，我很喜歡那句話：“如果一件事情無法永遠延續下去，它最後就會停下來。”


  經濟學家之所以應該關注莎朗·斯通，是因為有人曾經問她是否有過陰莖妒忌之類的煩惱。她回答說：“絕對沒有。我自己有的東西已經夠讓我煩惱的了。”


  當我說起經濟學這種虛假的精確，即追求可靠的、精神的公式的傾向，我想起了阿瑟·拉弗（注：阿瑟·拉弗，1940——，美國經濟學家，以拉弗曲線聞名，曾任裏根總統經濟顧問）。他的政治觀點跟我一樣，但在經濟學研究方麵，他有時采用了錯誤的方法。他的麻煩在於追求虛假的精確，那可不是一種研究經濟學的成熟方法。


  拉弗這些人遇到的情況讓我想起了一位來自鄉下的參議員——這件事情真的發生在美國。這些故事不是我捏造的。現實總是比我接下來要告訴你們的更加荒唐。反正這位鄉下參議員在他的州議會上提出了一項新法案。他想要通過一項法律，把圓周率π改為3.2，以便小學生更容易進行計算。你們可能會說這太荒唐了，拿拉弗之類的經濟學教授和這樣一個鄉下參議員相比太過份了。但我認為我算是給這些教授留了情麵的。至少那個鄉下參議員打算把圓周率確定為3.2的時候，他犯的錯誤比較小。但如果你們在經濟學這麽複雜的係統中試圖達到虛假的精確，你們引起的錯誤最終就會比那個不稱職的麥肯錫合夥人在擔任《華盛頓郵報》顧問時所犯的錯誤還要糟糕。所以呢，經濟學應該模仿物理學的基本治學方法，但是永遠不應該追求像物理學公式那麽準確的理論。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原來畢業於瑞士一所師範大學。1904年，在瑞士專利局工作期間，他撰寫了博士論文，主題是如何測量分子的大小。在那年和隨後一年，他寫下了幾篇奠定現代物理學基礎的論文。這些論文涉及的主題包括布朗運動、光電效應和狹義相對論。他後來還對量子力學、統計力學和宇宙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1921年，愛因斯坦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內布拉斯加家具城

  內布拉斯加家具城是由俄羅斯移民露絲·布盧姆金（注：露絲·布盧姆金，1893——1998，又被稱為“Mrs. B”，巴菲特倍加推崇的傳奇商人）在1937年創辦的，最早的經營地點是奧馬哈市的一個地下室。它的經營策略很簡單，就是“低價銷售和說真話”；顧客很支持這家商店，促使它迅速增長。到1994年，這家奧馬哈商店已經發展成占地27英畝、經營麵積多達幾十萬平方英尺的大商店。2003年，這家商店在堪薩斯市開設了麵積達到70萬平方英尺的新店；它可能是全美國最大的獨立家具店。


  4. 太過強調宏觀經濟學。


  我的第四點批評是，經濟學界太過強調宏觀經濟學，而對微觀經濟學的重視程度不夠。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這就像不懂解剖學和化學，卻想要掌握醫學一樣。除此之外，微觀經濟學是很好玩的。它能夠幫助你們正確地理解宏觀經濟學，它就像耍雜技那麽好玩。與之相反，我並不認為人們研究宏觀經濟學能夠得到那麽多樂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經常犯錯，因為他們想要理解的係統實在是太複雜了。


  為了讓你們領略微觀經濟學的魅力，我打算來解決兩個微觀經濟學問題。一個比較簡單，一個有點難。第一個問題是這個：伯克希爾·哈撒韋剛剛在堪薩斯州的堪薩斯市開了一家家具和電器商店。在伯克希爾開這家店的時候，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和電器商店也是伯克希爾·哈撒韋開的，它每年銷售3.5億美元的產品。這家開在一個陌生城市的新商店刷新了這個紀錄，每年銷售額高達5億美元。從它營業的那天起，3200個停車位總是滿的。女顧客不得不在女洗手間外麵排隊，因為建築師並不懂得生物學。那家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好了，現在我來向你們提問。請告訴我這家新商店迅速獲得成功、銷售額比全世界其他家具和電器商店都要高的原因？讓我來替你們解答吧。這是一家廉價商店還是一家高價商店？在陌生城市開設一家高價商店不會馬上獲得成功。那需要時間。第二，如果它每年流轉的家具高達5億美元，那麽它肯定是一家碩大無朋的商店，因為家具的體積都很龐大。大型商店的特點是什麽呢？它提供大量的選擇。所以除了是一家提供大量選擇的低價商店，這還能是什麽呢？


  勒斯·施瓦伯


  （Les Schwab，1917——2007）


  勒斯·施瓦伯出生在俄勒岡州的本德市。二戰期間，他在空軍服役，退役後回到俄勒岡州，買下了OK輪胎店。在他的經營之下，這家小店的銷售額從每年3.2萬美元提高到了15萬美元。在20世紀50年代，施瓦伯開始在靠近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區開設分店。通過一係列創新措施，包括利潤分成、“超市式”的產品選擇、獨立於輪胎製造商等政策，該公司目前開設的分店超過300家，每年銷售額超過10億美元。


  但你們可能會有疑問，為什麽以前沒人開這樣的商店，輪到它來當第一家呢？答案同樣很明顯：開這麽大的商店需要一大筆錢。所以呢，以前沒人開過。所以你們很快就知道答案。隻要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這些看起來很難的微觀經濟學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我喜歡這麽輕鬆而又能帶來許多回報的思考方式。我建議你們大家也應該更好地掌握微觀經濟學。


  現在我來給你們出那個有點難的問題。中西部地區有一家輪胎連鎖店，過去50年來，它慢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勒斯·施瓦伯輪胎連鎖店。它開始嶄露頭角，能夠與大型輪胎公司的直營店相互競爭。有些大公司生產所有型號的輪胎，就像固特異（Goodyears）等等。這些製造商當然會照顧它們自己的直營店。它們的“輪胎商店”擁有很大的成本優勢。後來呢，勒斯·施瓦伯又先後麵臨羅巴克·西爾斯（Roebuck Sears）、好市多和山姆會員店（Sam’s Club）等折扣商店的競爭。盡管有這麽多對手，現在施瓦伯每年的銷售額還是達到了幾億美元。勒斯·施瓦伯先生目前已經八十幾歲（注：勒斯·施瓦伯已於2007年5月18日去世），沒有受過教育，卻完成了這樣的壯舉。他是怎麽做到的呢？我看你們很多人想不明白吧。讓我們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施瓦伯趕上了什麽潮流嗎？你們剛提出這個問題，答案就冒出來了。日本人原來在輪胎行業毫無地位，現在他們做得很大。所以施瓦伯這個家夥肯定很早就趕上了賣日本輪胎的潮流。接下來呢，這種緩慢的成功必定有其他原因。很顯然，這個家夥能取得如此成就，肯定做了許多正確的事情。而在他所做的這些正確事情裏麵呢，他必定擁有曼昆所說的那種激勵機製帶來的超級力量。他肯定有一套非常棒的激勵機製來驅動他的員工。必定有一套很好的員工選擇係統。他必定非常善於做廣告。他確實是。他是個藝術家。日本人的輪胎生意做得那麽成功，他肯定是率先出售日本輪胎的。一個成功的生意人必須做對很多事情，並用良好的製度來保證不會犯錯。同樣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難得到。但這種特殊的成功背後還有其他原因嗎？


  我們聘請一些商學院畢業生，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不比你們出色。也許這就是我們很少聘用商學院畢業生的原因吧。


  我該怎麽解決這些問題呢？很明顯，我會利用我大腦裏的搜索引擎，核對我的檢查清單，我運用了某些在大量複雜係統中都非常有用的近似運算法則，這些運算法則的原理差不多是這樣的：極度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下麵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將一到兩個因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例如，好市多或者我們的家具電器商店。


  2. 增加一些成功的因素，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成效的提高通常是非線性的，讓人想起有關臨界點或者物理學中的臨界物質的理論。結果通常是非線性的。你們隻要再增加一點點物質，就能得到一種lollapalooza效應。當然，我這輩子都在尋找lollapalooza效應，所以我對那些能夠解釋這種效應如何發生的模型特別感興趣。


  3. 將幾個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豐田或者勒斯·施瓦伯。


  4. 順應某些重大的潮流。例如，甲骨文。順便說一句，我在今天的招待會上認識了甲骨文的財務總監傑夫·亨利，但我在認識他之前就說過甲骨文的好話了。


  總而言之，我建議你們在解決問題時使用一些快刀斬亂麻的運算法則，你們必須學會正向地和反向地使用它們。讓我來給你們舉個例子。我經常用一些難題來考我的家人。不久之前，我給家裏人出了一個難題，我說：“美國有一項運動，這項運動是一對一的，會舉辦全國冠軍比賽。有一個人獲得兩次冠軍，但是中間隔了65年。”“現在，”我說，“說出這項運動的名字。”我看你們許多人又是一臉茫然。我家裏人也大多被這個問題搞糊塗了。但我有個兒子是物理學家，他養成了我欣賞的思考方式。他馬上得出了正確的答案，以下是他的推理過程：


  這不可能是一項需要手眼協調的運動。沒有85歲的老人家能夠贏得全國台球巡回賽冠軍，贏得全國網球冠軍就更別提了。總之不可能。然後呢，他認為不可能是國際象棋——這位物理學家國際象棋下得很好——因為那太難了。國際象棋的規則太過複雜，而且下國際象棋需要很大的耐力。但西洋跳棋是有可能的。他想：“找到啦！隻要經驗足夠豐富，哪怕你已經85歲，也能成為這項運動最好的玩家。”


  西洋跳棋

  古城烏爾（位於今伊拉克境內）的廢墟出土了一種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和西洋跳棋非常相似的棋類遊戲。我們今天所玩的西洋跳棋最早出現在3400年前的埃及。


  奢侈品：提高價格能夠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銷量有時會因此而增加。顧客也有可能認為價格更高的產品質量更好。


  當然，他的答案是正確的。


  反正我推薦你們使用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遇到問題要進行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我還建議學院派經濟學要更好地研究我在這裏展示的這些非常細小的微觀經濟學問題。


  5. 經濟學的綜合太少。


  我的第五個批評是經濟學中的綜合太少了，不但沒有綜合傳統經濟學之外的知識，也沒有綜合經濟學內部的知識。我曾經向兩個不同的商學院班級提出下麵這個問題。我說：“你們已經學習了供給和需求曲線。你們懂得在一般情況下，當你們提高商品的價格，這種商品的銷量就會下跌；當你們降低價格，銷量就會上升。對吧？你們學過這個理論吧？”他們全都點頭表示同意。然後我說：“現在向我舉幾個例子，說明你們要是想提高銷量，正確的做法是提高價格。”他們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兩所商學院裏，也許50個人裏麵隻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一個例子。他們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人們會認為價格較高的商品質量也較好，所以提高價格能夠促進銷售。


  我的朋友比爾·伯爾豪斯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他曾經擔任貝克曼儀器公司（Beckman Instruments）的老總，那家公司生產的是一種複雜的產品，這種產品如果運轉失靈，就會給顧客帶來重大的損失。它不是油井底的泵，不過你們把它當成油泵就好理解啦。他的產品雖然比其他公司的產品更好，但是銷售情況很糟糕，他發現原因在於這種產品的售價太低了。這促使人們認為它是一種劣質的玩意。所以他把價格提高了大約20%，銷量立刻就上去了。


  但在這兩所現代的商學院，50個人裏麵居然隻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一個例子——其中一所還是很難考上的斯坦福商學院。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出我欣賞的主要答案。（查理對這個問題的完整解答可見“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第六篇。）假如你們提高價格，並用額外的錢來賄賂其他公司的采購經紀人呢？這麽做有效嗎？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裏麵還有其他辦法可以提高價格並用額外的銷售收入來促進銷量增長嗎？這樣的辦法當然有非常多，你們隻要開竅就能想得到。就是這麽簡單。


  最典型的例子來自投資管理行業。假如你們是某個開放式基金的經理，想要賣出更多的份額。人們通常會得出下麵的答案：你們如果提高傭金，最終的買家所得到的基金份額自然就會降低。所以你們要是提高每份基金的價格，就等於是在出賣最終的客戶。而你們可以利用額外收取的傭金來賄賂客戶的交易經紀人。你們通過賄賂使得經紀人背叛他們的客戶，用客戶的錢來購買高傭金的產品。這種做法至少為共同式基金增加了一萬億美元的銷量。


  大衛·李嘉圖


  （David Ricardo，1772——1823）


  大衛·李嘉圖出生在倫敦，14歲時開始跟隨他父親在倫敦股票交易所工作。他家財萬貫，所以很早就洗手不幹了，在英國議會謀得一個席位。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之後，他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對該領域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人們通常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李嘉圖提出來的。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為什麽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是有益的，哪怕其中一個國家製造的產品比另外一個國家便宜得多。這個道理最早是由羅伯特·托倫斯（注：羅伯特·托倫斯，1780——1859，英國經濟學家、軍人，1834年南澳大利亞殖民地開拓者之一）在1815年一篇談論小麥貿易的論文中提出來的，但李嘉圖在1817年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解釋得更加清楚。


  這種策略可不是人性美好的部分，我想告訴你們，我這輩子非常徹底地避開了這種策略。我認為你們在生活中並沒有必要去推銷那些你們自己永遠不會購買的東西。即使那是合法的，我也不認為那麽做是一個好主意。但你們不應該完全接受我的觀點，因為那會讓你們有找不到工作的風險。你們不應該接受我的觀點，除非你們甘願冒著隻能在少數幾個地方找到工作的風險。


  我認為我那個簡單的問題引起的反應足以表明人們很少綜合地去思考經濟學問題，哪怕他們受過高等教育。那些問題很淺顯，答案十分容易得出。然而，那些人上過四門經濟學課程，入讀商學院，智商都很高，寫了許多論文，但他們卻一點綜合能力都沒有。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那些教授知道如何綜合各種知識卻不傳授給學生，而是由於那些教授本身也沒有好好掌握綜合能力。他們接受的不是一種綜合的教育。我記得凱恩斯或者加爾布雷思（注：加爾布雷思，1908——2006，加拿大裔美國經濟學家，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兩次獲得總統自由勳章）說過一句話，經濟學教授的思想是最經濟的。他們終身使用的是他們在研究生院學到的一點點知識。


  第二個和綜合相關的有趣問題涉及經濟學中兩個最著名的範例。第一個是李嘉圖提出的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原理，另外那個是亞當·斯密的圖釘工廠。當然，這兩者都能極大地提高人均經濟產出，都能將各種職能分配到那些非常善於執行這些職能的人手裏。然而，它們也有很大的差別：前者——圖釘工廠——是中央計劃的極端典型，它的整個係統是由某個人設計出來的；而後者，也就是李嘉圖的相對優勢，則完全是自發的國際貿易自動產生的後果。


  亞當·斯密的圖釘工廠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記錄了他在一家圖釘工廠觀察到的現象。那家工廠隻有10個人，卻每天能生產48000顆圖釘，因為它實行了專門化的勞動分工。如果每個工人要獨自完成製造圖釘的所有工序，那麽他每天隻能製造20顆圖釘，整個工廠的總產量隻有每天200顆圖釘。斯密不吝讚美地指出，這家實行專門化勞動的圖釘工廠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代表了經濟發展的方向。


  當然，隻要體會到綜合的樂趣，你們就會立刻想：“這些事情相互影響嗎？”它們當然相互影響，相互之間有很大的影響。而這是現代經濟係統如此強大的原因之一。許多年前我就親眼見到過一個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的例子。伯克希爾當年擁有一家信貸公司，這家公司貸款給一家就在好萊塢公園賽馬場正對麵的酒店。後來那個地方發生了變化，到處充斥著流氓、強盜和毒販子。他們為了籌集毒資，甚至把牆壁上的銅管擰下來賣錢，酒店周邊有許多帶槍的人在晃蕩，沒有人敢到這家酒店住。我們前後兩三次沒收了這家酒店，貸款眼看是收不回來了。我們似乎遇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經濟學問題，一個微觀經濟學問題。


  羅納德·科斯


  （Ronald Coase，1910——2013）


  羅納德·科斯出生在倫敦的郊區，12歲就初中畢業，兩年後考進了倫敦大學。他獲得了法學和經濟學雙學位，開始研究交易成本。科斯1951年遷居美國，在布法羅大學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64年他跳槽到芝加哥大學，並在那裏擔任教授，一直到退休。1991年，科斯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獲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1937年發表的著作《企業的本質》。


  喏，我們原本可以去找麥肯錫，或者一群哈佛大學的教授，那樣的話我們將會得到一份十英寸厚的報告，闡述各種方法，建議我們如何讓這家位於糟糕城區的失敗酒店走出困境。但我們沒有那麽做，而是在酒店外麵拉了一條標語，上麵寫著：“出售或出租”。有個人看到標語，於是來找我們。他說：“你們要是能夠改變區域用途許可，讓我能夠把停車場改建為高爾夫球推杆練習場，我就願意花20萬美元來裝修你們的酒店，並通過貸款高價把它買下來。”“可是你總得讓旅館有停車場啊，”我們說，“你是怎麽想的呢？”他說：“不用。我的業務是從佛羅裏達用飛機把一些老年人送過來，讓他們住在機場附近（注：好萊塢公園離洛杉磯國際機場很近），然後用大巴將他們送到迪士尼樂園和其他地方，再把他們接回酒店。我不在乎周邊的環境有多麽糟糕，因為圍牆以內可以滿足客人的所有需求。他們隻需要早上坐大巴出發，傍晚再回來就可以了；他們不需要停車場，他們需要的是高爾夫球推杆練習場。”所以我們和這個家夥做成了這筆生意。這件事情運轉得非常順利，我們收回了貸款，什麽問題都解決了。


  很明顯，這是一個李嘉圖和圖釘工廠發生相互影響的例子。這個家夥設計用來娛樂老年人的奇怪係統純粹是圖釘工廠式的，而找到這個擁有這種方法的家夥則純粹是李嘉圖式的。所以這些事情發生了相互影響。


  這隻是一個綜合考慮問題的簡單例子。如果你們想要弄清楚私有企業應該承擔哪些職能，政府應該擁有哪些職能，哪些因素確定了這些職能分工，那就變得更難了。


  在我看來，每個高智商的經濟學專業畢業生都應該能夠坐下來，寫出一篇十頁長的、相當有說服力的、綜合這些思想的論文。我敢拿出一大筆錢來跟你們打賭，如果我在美國所有經濟學係進行這樣的測驗，考生們交上來的綜合論文肯定是一團糟。他們將會在文章中提到羅納德·科斯。他們將會談到交易成本。他們將會想起他們的教授教給他們的一點可憐知識，並把它寫出來。但說到真正能夠把各種知識綜合起來，我可以自信地預言，大多數人不會做得非常好。


  順便提一下，如果你們有人願意嚐試，那麽請加油。我想你們會發現這很難。我來告訴你們一件與此相關的有趣事情，那就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發現了普朗克常數的偉大物理學家普朗克曾經研究過經濟學。他後來放棄了。有史以來最聰明的人之一普朗克為什麽要放棄經濟學呢？答案是，他說：“經濟學太難了。你想盡辦法，得到的結果卻總是無序而不確定的。”這滿足不了普朗克追求有序的願望，所以他放棄了。如果普朗克早就明白他在經濟學裏麵永遠得不到完美的秩序，我敢自信地預言，你們也將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順便提一下，有個關於馬克斯·普朗克的虛構故事非常著名：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到處都有人邀請他去開講座，他有個司機，專門開車送他到德國各地演講。司機把講座的內容給背下來了，所以有一天，他說：“喂，普朗克教授，你何不跟我換個角色呢？”於是他走上講台，發表了演講。演講結束後，有位物理學家站起來，提出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但司機早已胸有成竹。“好吧，”他說，“慕尼黑這麽發達的城市，居然有市民提出如此簡單的問題，這讓我太吃驚了，所以我想請我的司機來回答。”


  6. 對心理學的極度無知及其造成的負麵後果。


  馬克斯·普朗克生於1858年，他父親是一位法學教授，他本人21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他早期研究的是熱力學，後來對輻射產生了興趣。有了這些研究做鋪墊，他自然而然地研究起輻射光譜中的能量分布。普朗克對能量放射的研究對物理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後來被稱為“量子物理”。1918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摩根·弗裏曼（注：摩根·弗裏曼，美國著名影星）在1989年的電影《為戴茜小姐開車》（Driving Miss Daisy）中飾演的霍克·科爾本是他扮演過的最著名的角色之一。弗裏曼在許多電影裏扮演了偉大的角色，特別是《肖申克的救贖》。2005年，由於在《百萬寶貝》中的精彩演出，他名副其實地獲得了奧斯卡獎。


  在現實世界，弄清楚你何時是“馬克斯·普朗克”、何時是“司機”是很關鍵的。如果無法合理地回答下一個問題，那麽你就缺乏真正的本領，非常有可能處在你的“能力圈”之外。


  好啦，現在我要來講第六個缺陷，這個缺陷其實也是由於對跨學科研究不夠重視而造成的：對心理學的極度無知及其在經濟學中造成負麵影響。在這裏，我想要給你們出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善於提出簡單的問題。


  假如你們在拉斯維加斯擁有一家小賭場。賭場裏麵有50台標準老虎機，它們的外表和功能都是相同的。它們的返還率是一模一樣的，需要返還硬幣的圖案組合也一樣。它們以同樣的比例出現。但這些老虎機裏麵有一台無論你把它擺到哪裏，當你每天營業結束檢查這些機器時，這台機器所贏的硬幣總是比其他機器多25%。我相信你們肯定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這台贏更多錢的機器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呢？有人能夠回答嗎？

  男生：更多人玩它。


  芒格：不，不，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麽會有更多人去玩它。這台機器的特別之處在於，人們利用現代的電子技術，使這台機器的“近似中獎”率（在玩老虎機時出現接近中獎的組合）更高。和正常的機器相比，這台機器會更多地出現bar、bar、檸檬，bar、bar、葡萄的情況，這會促使玩家下注下得更重。這個答案很難得到嗎？很容易的。明顯存在著一個心理因素：那台機器能夠引發某種基本的心理反應。


  如果你們了解各種心理因素，如果你們在頭腦中把它們列成一張檢查清單，那麽你們隻要核對這張清單，然後肯定會找出那個能夠解釋這種現象的因素。沒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夠有效地完成這項任務。那些沒有掌握這些解決問題方法的人不會得到這些答案。生活就像踢屁股比賽，如果你們想要成為一個獨腿人，那麽歡迎你們來找我玩。但如果你們想要像有兩條腿的壯漢那樣成功，就必須掌握這些方法，包括在了解心理學的前提下對宏觀和微觀經濟學進行研究。


  拉丁美洲的某個小國家：一個如何解決經濟問題的有趣案例，來自心理學刊物（參見“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最後一篇）。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下麵來談談某個拉丁美洲國家是如何整頓停滯不前的經濟的。那是拉丁美洲的一個小國家，這個國家偷盜成風，所有人都喜歡行竊。他們挪用公司的公款；他們偷走社區裏一切能弄到手的東西。經濟自然停滯不前。但這個問題被解決了。這個案例我是在哪裏看到的呢？我願意給你們一點提示。它並不在經濟學刊物上，我是在心理學刊物上看到這個案例的。那個國家出現了一些聰明人，他們使用了一些心理學方法，然後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戰神在諸位藝術女神的陪伴下消滅無知》


  (Mars，Surrounded by the Liberal Arts，Vanquishing Ignorance）


  安東·克拉森斯，1605年，油畫，格洛寧格博物館，布魯日。


  圓周率的發現

  圓周率（通常用希臘字母π來表示）是圓的周長和直徑之比。古希臘人證明了π是一個無理數，不能用分式來表達。如今，圓周率是個應用非常廣泛的特殊常數，建築、量子物理等眾多領域都需要用到它。


  我認為既然有了這些解決經濟問題的漂亮案例，還有這些能夠解決許多問題的簡單技巧，而假如你們是經濟學家，卻不知道如何解決和理解這些問題，那是說不過去的。你們為什麽要對心理學無知到不明白有些心理學方法能夠解決你們自己遇到的經濟問題呢？

  在這裏，我想要給你們一條極端的指令。這條指令甚至比硬科學的基本組織性治學方法還要嚴格。這是塞繆爾·約翰遜提出來的。實際上，他說如果一個學者能夠通過少量的工作輕輕鬆鬆地去掉自己的一個無知，卻不去做，那麽這個學者的行為就等於背叛。這是他的原話，“背叛”。所以你們能夠明白我為什麽喜歡這些東西。他說如果你們是學者，那麽就有責任努力讓自己別成為白癡，所以你們必須盡量完善你們的知識體係，盡可能地消滅自己的無知。


  7. 對二級或者更高級別的效應關注太少。


  接下來談談第七個缺陷：對二級或者更高級別的效應關注太少。這個缺陷是相當容易理解的，因為結果會產生結果，而結果的結果也會產生結果。這變得非常複雜。以前我是一名氣象學家，這種現象讓我感到非常苦惱。不過和經濟學相比，氣象學的問題太過簡單了。


  當年有些專家，包括一些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對最早的醫療保險法的成本進行了預測。他們表現得極其無知，隻是把以往的成本相加起來就完了。


  他們的成本預測的誤差達到了1000%。他們計劃的成本還不到實際發生的成本的10%。他們實行了各種新的激勵機製之後，人們的行為便會根據激勵機製發生變化，於是實際發生的醫療費用跟他們預測的完全不同。醫學界會發明一些昂貴的新療法，它向來如此。一大群專家怎麽會犯下如此愚蠢的錯誤呢？答案：他們為了輕鬆得到結果而把問題過度簡化了，那就像把圓周率改為3.2一樣！他們選擇了不去關注後果的後果的後果。


  這種思考錯誤很常見，在學術界看來，生意人在微觀經濟學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更加愚蠢。商界也不乏類似於醫療保險成本預測的蠢事。比如說你們擁有一家紡織廠，有個家夥找上門來說：“哇，這難道不是很好嗎？我們發明了一種新型紡織機。它能夠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如果買下它，隻要紡織品價格維持不變，隻需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於是你在20年間不停地買進新型的紡織機，而你的利潤率依然隻有4%；你什麽好處也沒有得到。答案是這樣的：並不是新技術沒有發揮作用，而是經濟規律決定了，新紡織機帶來的好處隻會落到那些購買紡織品的人手裏，而不是落進擁有紡織廠的那個家夥的口袋。一個人隻要選修過大一的經濟學課程，或者曾經上過商學院，怎麽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呢？我認為教育機構是在誤人子弟。否則的話，這種蠢事就不會經常發生。


  我通常不會使用正式的可行性報告。我不讓人們幫我做可行性報告，因為我不喜歡辦公桌上亂糟糟的，但我總是看到有些人很愚蠢地去起草可行性報告，許多人覺得它們有用，不管它們有多麽愚蠢。在美國，丟一份愚蠢的可行性報告在辦公桌上是一種有效的銷售技巧。


  投資銀行家更是精於此道。我也從來不看投資銀行家的可行性報告。沃倫和我曾經收購過一家公司，賣方請一個投資銀行家做了詳細的研究。那份可行性報告有這麽厚。我們隻是把它扔到一邊，仿佛它是死屍。他說：“我們為它花了200萬美元。”我說：“我們不用這類報告。從來連看都不看。”


  不管怎麽說，正如醫療保險的例子所表明的，基於某些深層的心理學原因，所有人類製度都會被鑽空子，而且人們在鑽空子的博弈遊戲中表現出了高超的技巧，因為博弈原理有這麽大的潛力。社會製度的人並不懂得如何防止鑽營。加利福尼亞州的工傷賠償製度就是這樣。人們在利用製度漏洞的博弈遊戲上已經出神入化了。在利用製度漏洞的過程中，人們變得越來越狡猾奸詐。這對文明社會有好處嗎？這對經濟表現有好處嗎？當然沒有。那些設計了有漏洞可鑽的製度的人應該被打入地獄的最底層。


  我有個朋友，他的家族控製了大約8%的貨櫃拖車市場。他剛剛關掉了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最後一家工廠，他在得克薩斯州還有一家工廠，那家情況更糟糕。在他的得克薩斯州工廠，工傷賠償成本占到了總薪酬支出的10%以上。製造貨櫃拖車本來就沒什麽利潤。所以他把工廠關掉，遷到猶他州的奧格登市。奧格登市生活著大量需要養活一大家子的虔誠的摩門教徒，他們從來不鑽工傷賠償製度的漏洞。現在工傷賠償成本隻占到總薪酬支出的2%。


  難道和摩門教徒相比，在他的得克薩斯工廠上班的那些拉美人天生就不誠實和道德敗壞嗎？不是的。罪魁禍首是那些立法機構。這些機構的許多成員是從法學院畢業的，可是他們卻通過了鼓勵欺騙的法律；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對文明社會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因為他們並沒有考慮到說謊和欺騙造成的二級後果或者三級後果。所以呢，這種情況隨處可見，就像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樣，經濟生活中也充滿了欺詐。


  國際象棋，尤其是圖中斯波克先生（注：斯波克先生，美國科幻電視劇《星際迷航》中的外星人）正在玩的三維國際象棋，很好地展現了次級和更高級別的後果。每顆棋子的走動都會——有時候會極大地——影響到整個棋局的形勢。


  哈佛大學經濟學係的維克多·尼德霍夫的故事是一個利用製度漏洞的絕佳例子。維克多·尼德霍夫是一名警官的兒子，他必須在哈佛大學取得甲等成績。但他並不想在哈佛大學認真學習，因為他真正喜歡的事情有四件：一、和大師級的對手玩西洋跳棋；二、不分日夜地用他非常精通的撲克牌進行豪賭；三、繼續蟬聯他已經連續好幾年拿到的美國壁球冠軍；四、成為最好的業餘網球選手。


  這樣一來，他可以用於在哈佛大學拿到甲等成績的時間就不多啦，所以他選擇了經濟學係。你們原本可能以為他會選擇法國詩歌。但是別忘了，這個家夥能夠參加西洋跳棋冠軍賽。他覺得以他的智商，玩弄哈佛大學經濟學係根本不在話下。確實如此。他發現該係的研究生承擔了大部分原本應該由教授完成的乏味工作，他還發現，由於要成為哈佛大學的研究生特別難，所以這些研究生都非常聰明，做事有條不紊，而且十分勤奮。那些教授很需要他們，也對他們心存感激。


  所以，正如人們根據那種叫做“互惠傾向”的心理因素可以預料到的，在研究生上的高級課程中，教授們給出的分數總是甲等。所以維克多·尼德霍夫什麽課都不選，專門選哈佛大學經濟學係那些最高級的研究生課程，當然啦，他每門課程都得到了甲等的成績，而且幾乎沒有去上過一節課。當時哈佛大學的人還以為這學校又出了一個天才呢。盡管這個故事很荒唐，但這種辦法確實有效。尼德霍夫變得非常著名：人們管他這種方式叫做“尼德霍夫選課法”。


  這證明了所有社會製度都會被鑽空子。另外一個不考慮後果的後果的例子，是經濟學界對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法則的標準反應。李嘉圖認為比較優勢能讓貿易雙方都得益，他對這個法則的解釋非常具有說服力，所以人們都信服。人們直到今天仍為這個法則著迷，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有用的道理。經濟學界每個人都知道，如果隻考慮李嘉圖效應帶來的初始優勢，那麽比較優勢能夠讓貿易雙方獲得非常大的利益。但假如你們進行貿易的對象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族群，比如說中國人，他們現在特別窮，特別落後，你們則處在一個發達國家，你們和中國建立了自由貿易關係，這種關係持續了很長時間。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二級和更高級別的後果。如果美國和中國進行貿易，那麽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會得到改善，對吧？李嘉圖證明了這一點。但哪個國家的經濟會發展得更快呢？那顯然是中國。在自由貿易的推動之下，他們吸收了世界上各種現代科技，而且正如亞洲四小龍已經證明的，他們很快就會走到前麵去。看看中國的香港和台灣，看看早年的日本。所以最開始的時候，和你們進行貿易的是一個有十幾億落後農民的弱小國家，但到最後，這個國家變得比你們的國家更加強大，甚至可能還擁有更多和更好的原子彈。李嘉圖並沒有證明原來領先的國家會得到這麽美好的下場。他並沒有試圖去確定二級和更高級別的後果。


  維克多·尼德霍夫


  （Victor Nieder hoffer，1943——）

  維克多·尼德霍夫在哈佛大學念本科時讀的是統計學和經濟學，後來從芝加哥大學得到博士學位。他曾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教了五年書，在此期間他同時經營著尼德霍夫、克羅斯和薩克豪瑟有限公司(Niederhoffer, Cross and Zeckhauser, Inc. )，把一些私人企業賣給上市公司。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尼德霍夫開始從事期貨和期權交易；他在1980年創辦了尼德霍夫投資公司（Niederhoffer Investment），為機構客戶提供金融管理服務。他還曾多次贏得全國壁球冠軍。


  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通過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通常遭到忽略，在其1817年出版的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大衛·李嘉圖對此進行了揭示：

  “葡萄牙生產紅酒和毛呢的成本可能比英國低。然而，這兩個國家生產這兩種產品的相對成本是有差別的。在英國，生產紅酒很難，但生產毛呢的難度並不是很大。在葡萄牙，這兩者都很容易生產。因此，盡管葡萄牙生產毛呢的成本比英國低，但如果葡萄牙生產更多的紅酒，用來交換英國的毛呢，那麽葡萄牙的毛呢成本會更低。相反地，英國也從這種貿易中獲益，因為它生產毛呢的成本沒有變化，但它現在能夠用更接近於毛呢的成本來獲得紅酒。”


  國家之間相互“委派”任務能夠獲得比較優勢，同樣地，管理人員在安排工作時也可以利用李嘉圖的這個原理，而這是很多人都沒想到的。即使一個管理人員能夠親自更好地完成各種工作，把這些工作分散到各人手裏仍然是對大家都有利的做法。


  如果你們試圖與一些經濟學教授談論這個話題——這我已經做過三次——他們會吃驚地回避，好像你們冒犯了他似的，因為他們不喜歡這種討論。這種討論會讓他們的漂亮學科變得一團糟，因為如果你們忽略二級和三級後果，經濟學就會簡單得多。


  關於這個話題，在那三次嚐試中，我得到的最好答案來自喬治·舒爾茨。他說：“查理，我認為呢，就算我們停止和中國進行貿易，其他發達國家也會繼續的，我們無法抑製中國相對我們的上升勢頭，而且我們將會失去李嘉圖提出來的貿易優勢。”這當然是正確的。我說：“好吧，喬治。你剛剛創造了一種新的公用品悲劇。你身陷其中，卻無能為力。你將會遇到一種極其糟糕的情況，因為你的祖國原本是世界領袖，最後卻失去了對世界的領導權，被籠罩在其他國家的陰影之中。”他說：“查理，我不願意去想這個問題。”我想他是很明智的。他的年紀甚至比我還大，也許我應該向他學習。


  8. 對“撈灰金”的概念關注太少。


  好啦，下麵我要講經濟學的第八個缺陷：經濟學界對最簡單、最基本的數學原理的關注太少。居然說經濟學界不關注數學問題？這聽起來有點過分，對吧？我想舉個例子——我這個例子可能舉得不對，我已經老了，而且很頑固——但盡管這樣，我還是想說出來。我認為經濟學界對“撈灰金”（febezzlement）的概念關注太少。我的觀點派生自加爾布雷思的理論。加爾布雷思認為，尚未敗露的貪汙行為會對經濟產生很大的凱恩斯刺激效應，因為那個錢被貪汙的家夥以為他仍像從前那麽富裕，於是延續原來的消費方式，而那個貪汙的家夥則增加了購買力。我認為加爾布雷思的分析是正確的。他的觀點的問題在於，他描繪的是一種影響較小的現象。因為一旦貪汙行為敗露——它遲早會敗露的——那種效應很快會扭轉過來。所以那種效應很快就消失了。


  我猜想加爾布雷思對數學問題不夠關注，但假如你們對數學問題足夠關注的話，你們就會想：“有一條基本的數學定理是這樣的：‘如果A等於B，B等於C，那麽A等於C。’”明白這個數學原理之後，你們就會努力去尋找功能相等的東西。所以你們也許會問：“經濟學中有跟‘撈黑金’相同的行為嗎？”順便提一下，加爾布雷思生造了“黑金”（bezzle）這個詞，用來指尚未敗露的貪汙中涉及的金額，所以我生造了“撈灰金”這個詞，即它起到的作用跟撈黑金是相同的（al equivalent of embezzlement）。


  我提出了“經濟學中有跟‘撈黑金’相同的行為嗎？”這個問題，我想到了許許多多的答案，所以生造“撈灰金”這個詞匯。有些“撈灰金”行為就出現在投資管理業。畢竟我跟投資管理業的關係比較密切。我認為美國的股東在投資普通股的過程中，總共有數十億美元被浪費了。隻要股市繼續上漲，浪費掉這些錢的投資者就沒有感覺，因為他看到的是股票價格正在穩定上升。而在投資顧問看來，這些錢是正當的收入，因為那確實是他出售有害的投資建議換來的。這種行為無異於尚未敗露的貪汙。你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麽很少有人邀請我去演講了。


  喬治·舒爾茨


  （George Shultz，1920——）

  喬治·舒爾茨出生在紐約市，本科就讀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係，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工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在麻省理工學院執教幾年之後，他跳槽到芝加哥大學。他曾有兩年的時間擔任理查德·尼克鬆總統的財政部長，直到尼克鬆被迫辭職。羅納德·裏根總統在1982年任命他為國務卿；在裏根的兩個總統任期內，舒爾茨都身居國務卿的高位。他現在是胡佛研究院的成員，柏克德公司（Bechtel Corporation）、吉利德科技（Gilead Science）和嘉信理財公司（Charles Schwab & Company）的董事會成員。2003年，阿諾·施瓦辛格成功地贏得競選，取代格雷·戴維斯（注：格雷·戴維斯，1942——，前美國加州民主黨籍州長）成為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舒爾茨當時擔任施瓦辛格競選陣營的顧問。


  2000年8月9日，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在白宮接受美國公民的最高榮譽：總統自由勳章。


  所以我說，如果你們在經濟生活中尋找其作用跟“撈黑金”相同的“撈灰金”行為，你們將會發現一些非常強大的因素。它們創造出某些比原來的“財富效應”更為強大的新型“財富效應”。但實際上沒有人和我持相同的看法，如果有哪位研究生想要獨自進行研究，在他的畢業論文中證實這個假設，我願意把這個理論的發明權轉讓給他。


  9. 對美德效應和惡行效應不夠重視。


  好啦，經濟學的第九個缺點是：對經濟生活中的美德效應和惡行效應不夠重視。我很早就清楚地知道，經濟生活中有巨大的美德效應，也有巨大的惡行效應。但如果你們跟經濟學家談起美德和惡行，他們會感到渾身不自在。因為美德和惡行無法用大量的數據圖標來表示。但是我認為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很大的美德效應。在我看來，修道士盧卡·帕喬利發明的複式簿記法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美德效應。它讓商業變得更容易掌握，也讓它變得更加誠實。接下來是收款機。收款機對人類道德的貢獻比公理教會（注：Congregational Church，基督新派的宗派之一）還要多，它真的能夠極大地促使經濟係統更好地運轉。與之相反，一種容易被鑽空子的係統對文明社會有破壞作用；而一種讓人很難鑽空子的係統，比如說以收款機為基礎的收銀係統，可以通過減少惡行而讓文明社會的經濟有更好的表現。但經濟學界很少有人談論這些話題。


  我想進一步指出，極端的誠信精神能夠讓經濟係統運轉得更好。從前宗教能夠提供一種誠信精神，至少過去幾個世代的美國是這樣的。宗教灌輸負罪感。我們住的城區有一位很有魅力的愛爾蘭天主教牧師，他常常講：“負罪感可能是那些猶太人發明的，但我們完善了它。”這種來自宗教的負罪感極大地推動了誠信精神的發展，對提高人類的經濟產出非常有幫助。


  許多惡行造成的負麵效果是很明顯的。現在出現了許多虛假繁榮的景象和稀奇古怪的促銷手段——你們隻要翻翻過去六個月的報紙就能看到。這裏麵的惡行多到足以讓我們全部人都氣噎。順便提一下，每個人都對美國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拿那麽多薪水感到氣憤。人們應該感到氣憤的。我們看到許多律師和教授就如何解決薪酬不公平提出了各種瘋狂的管理辦法，但這些辦法毫無用處。其實好辦法就在眼前：如果董事會的成員都是不領薪水的大股東，那麽我們將會吃驚地發現，由於我們降低了互惠傾向引發的影響，公司高層管理人員領取太多薪酬的現象將會消失。


  很少有什麽東西比一個好例子更加令人惱火，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馬克·吐溫


  盧卡·帕喬利


  （Fra Luca de Pacioli，1445——1517）


  1494年，盧卡·帕喬利出版了他的巨著《算術、幾何、比與比例概要》。在這本著作中，帕喬利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複式簿記。這個發明改革了商業行為，讓帕喬利成了著名人物。他的這部著作是最早一批用古登堡雕版印刷術出版的圖書。


  有個奇怪的地方曾經采用的製度與這種無報酬的係統差不多。英國的地方刑事法庭有一些非專職的治安法官，他們有判處犯人入獄一年或者拘禁數月的權力。每個地方的刑事法庭有三名法官，他們並不領取薪水。他們的開支可以報銷，但有一定的限製。他們每年作為誌願者工作大約40個半天。這種製度很漂亮地運轉了大概七百年。那些有能力而且誠實的人爭先恐後地想成為法官，擔任這種要職，履行他們的義務，但沒有報酬。


  這也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在晚年時希望美國政府采用的製度。他認為政府的高官不應該領取薪水，而應該像他本人或者摩門教會的那些領袖，他們非常富裕，完全不領取薪水。當我看到現在加州的情況，我不敢說他錯了。反正現在的情況與富蘭克林的設想截然相反。其中一個現象是，許多教授——他們大多數需要錢——被各種企業委任為董事。


  人們往往沒有認識到，人世間大多數結果都是不公平的，而且道德規範有時候必須不公平，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過於追求公平，會給社會製度帶來嚴重的功能障礙。有些製度應該故意製定得對個體不公平，因為這樣的話它們整體上對我們大家會更加公平。我經常舉一個例子：在海軍，如果你的船擱淺了，即使那不是你的錯，你的軍旅生涯也會終結。我認為和追求對每個人都公平的製度相比，對那個沒有犯錯的家夥不公平的製度更能讓每艘艦艇的船長嘔心瀝血地確保他負責的艦艇不會擱淺。容忍對某些人有一點不公平，以便對所有人更為公平，這是我向你們所有人推薦的模式。但同樣地，如果你們想要得到好成績，那麽別把這個觀點寫進你們的作業，如果你們念的是那些過度熱衷於追求程序公平的現代法學院，那就更不能寫進去了。


  當然，惡行也給經濟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欺詐與愚蠢造成的經濟泡沫無所不在。泡沫破裂的結果通常令人非常不愉快，我們最近就深有體會。曆史上最早的大泡沫當然是英國那次可怕的南海大泡沫。它引發的餘波非常有意思。你們許多人也許不知道南海泡沫事件之後發生的情況，那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在隨後的數十年裏，除了少數特例，英國當局禁止企業公開交易股票。議會通過的法律說你們可以和幾位合夥人成立合夥製公司，但你們不能公開交易股份。順便提一下，英國盡管沒有公開的股票交易，但它的經濟也仍然有所發展。如果那些像賭徒般瘋狂地炒股票並因此而發財的人仔細研究這個案例，他們是不會喜歡它的。長時間禁止股票公開交易的做法並沒有讓英國衰落。


  房地產業的情況也一樣。我們過去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禁止公開交易房地產企業的股份，但我們照樣興建了那麽多我們所需要的購物中心、汽車專賣店等等。人們總是以為資本市場就應該像賭場那樣，能夠讓他們快速而有效地賺大錢。但資本市場並不是賭場。


  南海泡沫事件

  惡行效應引發的另一個有趣問題和妒忌有關。妒忌在摩西的律法中是飽受指責的。你們可能記得希伯來人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你們不能覬覦鄰居的驢子，你們不能垂涎鄰居的女仆，你們不能貪圖……這些古代猶太人知道妒忌的人們是什麽德性，也知道這些人會惹出什麽麻煩。他們對妒忌真的絕不姑息，他們這麽做是正確的。但曼德維爾（注：曼德維爾，1670——1733，荷蘭人，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曾因提出“私人惡德即公共利益”悖論而備受爭議）——你們記得他的《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嗎？他令人信服地——反正我是信服的——證明妒忌會極大地推動消費意欲。所以呢，妒忌既是摩西十誡嚴厲禁止的糟糕惡行，卻又是促使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經濟學中總有一些人們無法解決的悖論。


  南海泡沫事件

  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是英國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間發生的一次經濟泡沫，南海公司在1711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仍在進行時創立，它表麵上是一間專營英國與南美洲等地貿易的特許公司，但實際上是一所協助政府融資的私人機構，分擔政府因戰爭而欠下的債務。


  南海公司在誇大業務前景及進行舞弊的情況下被外界看好，到1720年，南海公司更通過賄賂政府，向國會推出以南海股票換取國債的計劃，促使南海公司股票大受追捧，股價由原本1720年年初約128英鎊急升至同年7月的1000鎊以上，全民瘋狂炒股。然而，市場上隨即出現不少“泡沫公司”混水摸魚，試圖趁南海股價上升的同時分一杯羹。為規管這些不法公司的出現，國會在6月通過《泡沫法案》，炒股熱潮隨之減退，並連帶觸發南海公司股價急挫，至9月暴跌回190鎊以下的水平，不少人血本無歸，連著名的物理學家牛頓爵士也蝕本離場。


  在其獲得1989年普利策獎的作品中，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注：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1945——，美國認知學學者）綜合了數學家戈德爾、圖形藝術家艾舍爾（注：艾舍爾，1898——1972，荷蘭圖形藝術家，錯覺藝術大師）和作曲家巴赫的成果。


  庫爾特·戈德爾

  （Kunt G del，1906——1978）


  庫爾特·戈德爾出生在奧匈帝國，是邏輯學家、數學家和數學哲學家。他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了兩條著名然而有點難懂的不完備定理。第一條定理是人們可以利用一個數學係統來構造一個在此係統中既不能被證明，也不能被證偽的命題。第二條定理是從第一條定理推斷出來的：沒有一個前後一致的係統能夠被用來證明其自身的前後一致性。


  在我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對戈德爾的發現感到十分興奮。戈德爾證明了數學係統必定有許多不完備之處。自那以後，那些優秀的數學家都說他們在數學中發現了更多無法消除的缺陷，他們終於明白，數學中如果沒有悖論，就不成其為數學了。如果你們是數學家，那麽再怎麽努力也好，總有一些悖論是無法破解的。


  好啦，如果連數學家都無法在他們自己創造的係統中消除悖論，那麽可憐的經濟學家將永遠無法擺脫悖論，我們這些人就更別說啦。那沒有關係。生活有悖論才有趣。每當遇到悖論的時候，我就會想，要麽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白癡，所以才覺得這是悖論，要麽我的研究已經很有成果，已到達到這個領域的前沿。光是弄清楚我到底屬於哪一類就能給生活增添很多樂趣。


  這次演講就要結束啦，我想再告訴你們一個故事，以證明人們從有限的知識庫存中得到錯誤的觀念並堅持到底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海曼·利伯維茨，他是從外國移民到美國來的。他們家族在移民之前開了一家鐵釘廠，來到美國之後，利伯維茨決定繼續製造鐵釘。他奮鬥啊，奮鬥啊，到最後呢，他的鐵釘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老婆對他說：“你年紀大啦，海曼，是時候去佛羅裏達享受生活，把鐵釘廠交給我們的兒子啦。”


  所以他就去了佛羅裏達，把鐵釘廠交給他兒子，但他每周都會收到財務報告。他在佛羅裏達沒住多久，這些財務報告就急轉直下。實際上，它們很糟糕。所以他登上了飛機，回到鐵釘廠所在的新澤西州。就在離開機場、前往工廠的路上，他看到一塊巨大的戶外燈箱廣告牌，廣告牌上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耶穌像下麵有一行文字：“他們使用了利伯維茨牌鐵釘。”他氣急敗壞地趕到工廠對他兒子說：“你這個白癡！你知不知道你在幹什麽？這家工廠花了我50年的心血！”“爸爸，”他兒子說，“相信我。我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所以他回到了佛羅裏達。在佛羅裏達期間，他收到了更多財務報告，鐵釘廠的經營業績繼續惡化。於是他又登上了飛機。離開機場、路過那塊廣告牌的時候，他抬起頭，看著這塊巨大的燈箱廣告牌，現在上麵是一個空的十字架。哇，快看，耶穌就趴在十字架下麵的地上，廣告語寫著：“他們沒有用利伯維茨牌鐵釘。”


  嗯，你們盡管笑吧。這個故事很荒唐，但人們執迷不悟地堅持錯誤觀念的做法也同樣荒唐。凱恩斯說：“介紹新觀念倒不是很難，難的是清除那些舊觀念。”愛因斯坦說得更好，他把他那些成功的理論歸功於“好奇、專注、毅力和自省”。他說的自省就是摧毀你們自己最熱愛、最辛苦才得到的觀念。如果你們確實能夠善於摧毀你們自己的錯誤觀念，那是一種了不起的才華。


  伯納德·曼德維爾


  （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


  《蜜蜂的寓言》


  哲學家和諷刺作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1705年發表了一首諷刺時局的詩歌，“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惡行，公共的利益”。曼德維爾的哲學觀是，利他主義損害了國家利益和學術進步，人類的自私心反倒是真正推動進步的引擎。因而他得到了“私心即是公益”的悖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凱恩斯男爵和麗蒂亞·洛波科娃（凱恩斯夫人）》


  （John Maynard Keynes，Baron Keynes and Lydia Lopokova）


  威廉·羅伯茨，1932年展出，油畫，現藏倫敦的國立肖像畫博物館。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父親是劍橋大學的經濟學講師，他本人是一名社會改良主義者，所以他似乎注定要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1936年，他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他認為政府應該在高失業的時期采取各種方法刺激需求，比如說增加對公共設施的投入。這本書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基礎。


  好啦，是時候來複習一下這次小演講中的大教訓啦。我呼籲大家熟練地掌握更多的跨學科知識，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生活和其他一切。我還呼籲大家別因為遇到無法消除的複雜性和悖論而喪氣。那隻會增加問題的樂趣。我的靈感同樣來自凱恩斯：粗略的正確好過精準的錯誤。


  最後我想重複我以前在相同的場合講過的一句話：如果你輕車熟路地走上跨學科的途徑，你將永遠不想往回走，因為那就像砍斷你的雙手。好啦，就講到這裏吧。下麵我來回答問題，直到沒人提問為止。


  男士：……衍生品合同交易會引發金融災難。巴菲特說過大禍即將臨頭，企業的衍生品規模越大，它們將要蒙受的損失就會越慘重。你可以替我們預測一下這場災難會有多嚴重嗎？（這個問題的前半部分被刪掉了，這個人問到的是衍生品——巴菲特稱之為“金融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芒格：當然可以。成功地對未來的災難進行預言向來是很難的。但我自信地預測，大麻煩就要來了。衍生品係統簡直是神經病，它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人們以為的固定資產並不是真正的固定資產。它太複雜了，我在這裏沒辦法說清楚——但你無法相信涉及的金額達到幾萬億美元那麽多。你無法相信它有多麽複雜。你無法相信衍生品的會計工作有多難。你無法相信到底激勵機製會讓人們對衍生品的價值以及對衍生品的清算能力產生多麽一廂情願的想法。


  核查衍生品賬本是很痛苦而且很浪費時間的。你看看人們在試圖核查安然公司的衍生品賬本時遇到的情況就知道了。它核準的淨值消失了。在美國的衍生品賬本上，有許多從來沒有被賺到的披露利潤和許多從來不曾存在的資產。


  衍生品交易產生了大規模的“撈灰金”效應和一些普通的“撈黑金”效應。這些效應一旦被逆轉，將會引起極大的痛苦。我沒有辦法告訴你這種痛苦有多大，以及將會被如何處理。但如果你是個頭腦正常的人，曾經用一個月認真鑽研大型的衍生品業務，你肯定會感到惡心。你會覺得它是劉易斯·卡洛爾（《愛麗絲漫遊仙境記》的作者）。你會覺得它是“瘋帽匠的茶話會”。這些人虛假的精確離譜得讓人難以置信。他們讓最糟糕的經濟學教授都看起來英明無比。而愚蠢之外還有貪婪在起作用。去看《誠信的背後：華爾街圈錢遊戲的真相》那本書，作者是做過衍生品交易員的法學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他揭露了華爾街規模最大、聲望最佳的公司之一的衍生品交易黑幕。這本書會讓你想吐。


  羅傑尼希·梅塔：最後一個問題啦。外麵還有個班級等著進來呢。請再提一個問題。


  男士：沃倫拿加州第13號提案開玩笑，引起了廣泛的批評。你能告訴我們沃倫對這些批評有什麽反應嗎？他感到震驚嗎？還是很意外？

  芒格：要讓沃倫震驚可沒那麽容易。他已經七十幾歲啦，什麽大風大浪沒見過？而且他的頭腦反應很快。在選舉之前，他通常會避開某些話題，這也是我在這裏想要做的。


  加州第13號提案


  1978年，將近2/3的加利福尼亞州選民投票通過了第13號提案。該提案規定，物業稅每年按應納稅物業的市場價值的1%征收，而且物業的增值率每年不能超過2%，除非該物業已經被出售。在第13號提案之前，加州並沒有真正的限定物業稅的稅率，也沒有規定物業每年增值的比例。第13號提案開了“納稅人革命”的先河，為羅納德·裏根贏得1980年的總統大選做出了貢獻。


  2003年，加州進行了州長罷免選舉（注：加州曆史上第一次成功罷免現任州長的選舉），阿諾·施瓦辛格當選為州長。競選期間，施瓦辛格的顧問沃倫·巴菲特建議廢除或者修改仍然受到廣大業主歡迎的第13號提案，以便平衡州政府的財政赤字。從政治層麵上來看，巴菲特的建議遭到了激烈的反對。下麵是施瓦辛格的反應。


  “沃倫，你要是再提一次第13號提案，你就欠我500個仰臥起坐。”


  “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第六篇

  問：我曾經向兩個不同的商學院班級提出下麵這個問題。我說：“你們已經學習了供給和需求曲線。你們懂得在一般情況下，當你們提高商品的價格，這種商品的銷量就會下跌；當你們降低價格，銷量就會上升。對吧？你們學過這個理論吧？”他們全都點頭表示同意。然後我說：“現在向我舉幾個例子，說明你們要是想提高銷量，正確的做法是提高價格。”他們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兩所商學院裏，也許50個人裏麵有一個能夠舉出一個例子。但在這兩所現代的商學院，50個人裏麵居然隻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一個例子——其中一所還是很難考上的斯坦福商學院。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出我欣賞的主要答案。


  這個問題有四類答案。少數人知道第一類答案，但他們基本上不知道其他類。


  1. 奢侈品：提高價格能夠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例如，奢侈品提高價格之後，在某些存在炫耀心理的消費者看來，它的性能也隨之改善了。此外，人們往往認為價格高等於質量好，這有時也能促進銷量的增加。


  2. 非奢侈品：和上麵提到的第二個因素相同，消費者看到價格更高的商品，往往不是認為它賣貴了，而是認為更高的價格意味著更好的質量。這種辦法對那些耐用性的工業品而言尤為適用。


  3. 提高價格，把額外的利潤以合法的方式用於改善產品的性能或者改善銷售係統。


  4. 提高價格，把額外的利潤以非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來促進銷售，比如說通過賄賂交易經紀人，或者其他對終端消費者有害的做法——例如開放式基金的銷售回扣。（這個答案是我最喜歡的，但我從來沒有聽到。）

  “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第七篇

  下麵這個問題跟第九講的內容有關。


  問：你曾經說過，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演講的時候，你故意漏掉了“神秘的第十個缺陷”。那是什麽？

  哦，對。我應該把它也包括進去，但我沒有。我認為我們應該保留第九講的原貌。第十個缺點就是我說的“在微觀經濟學層麵對嵌入性龐氏騙局的效應不夠重視”。這個很容易證明：有些大型律師事務所用在職員工繳納的養老金來支付退休員工的養老金，他們明明知道這樣做將會造成可怕的後果，但還是這麽做了——而且是很高興地這麽做了。


  重讀第九講


  這次關於經濟學的俏皮演講發表於2003年，寫它的時候給我帶來了很多樂趣，它俏皮的語氣讓我感到很愉快。但我希望它提供的不僅僅是沒有惡意的玩笑而已。我甚至希望我的某些思想最終能夠進入學院派經濟學，倒不是因為我想要被認可，而是因為我覺得學院派經濟學需要一些改善。


  發表過這次演講之後，我看到一本書，是阿爾弗雷德·諾普夫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的。它的作者是傑出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本傑明·弗裏德曼。如我在演講中所希望的那樣，這本書討論了經濟學和道德之間的相互關係。這本書的名字是《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讀者從書名可以看出，弗裏德曼教授尤其感興趣的是經濟增長對道德的影響，而我感興趣的則與此相反，主要是道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區別關係不大，因為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能明白這兩者會相互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造成通常所說的“良性循環”或者“惡性循環”。弗裏德曼教授給這個主題增添了一句來自艾利沙·本·阿薩裏亞拉比（注：艾利沙·本·阿薩裏亞拉比，公元前1世紀左右第二代猶太密西拿學者）的名言：“沒有麵包就沒有法律，沒有法律就沒有麵包。”


  事關信任

  信任能讓資本主義運轉得更好。


  ——芒格


  可以說這本書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我們需要信任：我們需要信得過那些和我們共同生活與共同工作的人的性格、價值觀和人品。查理·芒格和沃倫·巴菲特向來以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著稱，他們像艾伯特·蓋瑞（1901——1927年任美國鋼鐵公司董事長）那樣，認為“正直的行為是好的，並不是因為它們能夠帶來好處；它們能夠帶來好處，是因為它們是好的”。


  查理說他許多年前曾在聖地亞哥參加過“本傑明·格拉漢姆小組”的會議。本傑明·格拉漢姆給他那些聰明的追隨者進行了一次“認知評估測驗”，其中有一些讓人極容易上當的問題。不出本傑明所料，參加考試的人紛紛中招，他借此發表了一通講話，點明了信任的重要性：

  查理和我是在1959年由戴維斯一家介紹認識的。我們是兩個傾向於掌握主導權的人。然而我們自從認識到現在從來沒有爭吵過。


  ——巴菲特

  這兩封信分別來自美國廣播公司的托馬斯·墨菲（注：托馬斯·墨菲，1925——，伯克希爾董事，前首都城市/美國廣播公司董事長），以及唐納德·柯歐孚（注：唐納德·柯歐孚，1927——，著名投資公司Allen & Company董事長），表達了他們對“論學院派經濟學：考慮跨學科需求之後的優點和缺點”的期待和喜歡。


  2007年暮春溫暖的一天，在南加州大學（USC）的校友公園，查理向剛獲得學位的194名法學博士、89名法學碩士和3名比較法碩士發表了演講。他告訴大家他是如何獲得成功，成為世界級大富豪的。他指出，獲得智慧是一種道德責任，並強調說，雖然他讀的是法學院，但若要在生活中和學習上取得成功，最好的辦法是掌握多門學科的知識。


  聽眾對這次演講的反響十分熱烈，之後南加州大學法學院院長愛德華·麥卡弗雷授予查理白帽協會（注：Order of the Coif，美國傑出法律學人協會，為法學院學生可獲得的最高榮譽獎之一）“榮譽”會員的稱號。白帽協會是一個旨在促進法學教育質量的學術組織。


  第十講 在南加州大學GOULD法學院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南加州大學


  2007年5月23日


  嗯，你們當中肯定有許多人覺得奇怪：這麽老還能來演講啊。（聽眾大笑。）嗯，答案很明顯：他還沒有死。（聽眾大笑。）為什麽要請這個人來演講呢？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學校的發展部跟這沒有什麽關係。


  不管怎麽樣，我想我來這裏演講是合適的，因為我看到後麵有一排年紀比較大並且沒有穿學位禮服的（家長）聽眾。我自己養育過許多子女，我知道他們真的比坐在前麵這些穿學位禮服的學生更感光榮。父母為子女付出了許多心血，把智慧和價值觀傳授給子女，他們應該永遠受到尊敬。我還很高興看到我左邊有許多亞洲人的麵孔。我這輩子一直很崇拜孔子。我很喜歡孔子關於“孝道”的思想，他認為孝道既是天生的，也需要教育，應該代代相傳。你們大家可別小看這些思想，請留意在美國社會中亞洲人的地位上升得有多快。我認為這些思想很重要。


  孔子

  （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論孝道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道——對父母及祖先的敬愛——是一種需要培養的美德。廣義的“孝道”包括照顧父母，聽父母的話，敬愛和贍養父母，對父母有禮貌，傳宗接代，兄弟之間相互扶持，給父母明智的建議，隱諱他們的錯誤，在他們生病和死亡時表達哀傷，在他們去世後進行祭祀等。


  孔子認為，如果人們能夠學會踐行孝道，他們就能夠更好地扮演他們在社會和政府中的角色。在孔子看來，孝道十分重要，甚至比法律還重要。實際上，在漢朝的某些時期，那些不按孝道祭祀祖先的人會遭到肉體上的刑罰。


  《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觀》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1961年，第一個英文版本，“閱讀革命”專項藏書，緬因州法明頓大學。


  好啦，我已經把今天演講的幾個要點寫下來了，下麵我就來介紹那些對我來說最有用的道理和態度。我並不認為它們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完美的，但我認為它們之中有許多具有普遍價值，也有許多是“屢試不爽”的道理。


  是哪些重要的道理幫助了我呢？我非常幸運，很小的時候就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樣東西，最可靠的辦法是讓你自己配得起它。這是個十分簡單的道理，是黃金法則。你們要學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我看來，無論是對律師還是對其他人來說，這都是他們最應該有的精神。總的來說，擁有這種精神的人在生活中能夠贏得許多東西。他們贏得的不隻是金錢和名譽。他們還贏得尊敬，理所當然地贏得與他們打交道的人的信任。能夠贏得別人的信任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有時候你們會發現有些徹頭徹尾的惡棍死的時候既富裕又有名，但是周圍的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死有餘辜。如果教堂裏滿是參加葬禮的人，其中大多數人去那裏是為了慶祝這個人終於死了，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故事。有個這樣的混蛋死掉了，神父說：“有人願意站出來，對死者說點好話嗎？”沒有人站出來，還是沒有人站出來，還是沒有人站出來。最後有個人站出來了，他說：“好吧，他的兄弟更糟糕。”（聽眾大笑。）這不是你們想要得到的下場。以這樣的葬禮告終的生活不是你們想要的生活。


  我很小就明白的第二個道理是，正確的愛應該以仰慕為基礎，而且我們應該去愛那些對我們有教育意義的先賢。不知道怎麽的我懂得這個道理，並且一輩子都在實踐它。薩默賽特·毛姆在他的小說《人性的枷鎖》中描繪的愛是一種有病的愛。那是一種病，如果你們發現自己有那種病，應該趕快把它治好。


  另外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可能會讓你們想起孔子——是，獲得智慧是一種道德責任，它不僅僅是為了讓你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而且有一個相關的道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你們必須堅持終身學習。如果沒有終身學習，你們大家將不會取得很高的成就。光靠已有的知識，你們在生活中走不了多遠。離開這裏之後，你們還得繼續學習，這樣才能在生活中走得更遠。


  就拿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來說，它的長期大額投資業績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出色的。讓伯克希爾在這個十年賺到許多錢的方法，在下個十年未必還能那麽管用。所以沃倫·巴菲特不得不成為一個不斷學習的機器。層次較低的生活也有同樣的要求。我不斷地看到有些人在生活中越過越好。他們不是最聰明的，甚至不是最勤奮的，但他們是學習機器。他們每天夜裏睡覺時都比那天早晨聰明一點點。孩子們，這種習慣對你們很有幫助，特別是在你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時候。


  有病的愛

  1915年，威廉·薩默賽特·毛姆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人性的枷鎖》，這本書通常被認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小說的主角菲利普遇到了倫敦的女服務員米爾德萊德。米爾德萊德瞧不起菲利普，但菲利普瘋狂地愛上了她。菲利普知道他自己很蠢，也很討厭自己。他把所有錢都給了米爾德萊德，而得到的回報卻是憎惡和羞辱。毛姆如此描繪這段關係：


  “愛情就如他腿上的寄生蟲，吮吸著他生命的熱血，維持其可惡的生存；它拚命地吸取他的精力，使他對別的一切都提不起興趣。”


  未來屬於那些能夠擺脫地球束縛而上升的人。


  ——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


  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曾經說過一句很正確的話，他說隻有當人類“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之後，人類社會才能夠快速地發展。他指的是人均GDP的巨大增長和其他許多我們今天已經習以為常的好東西。人類社會在幾百年前才出現了大發展。在那之前，每個世紀的發展幾乎等於零。人類社會隻有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之後才能發展，同樣道理，你們隻有學習了學習的方法之後才能進步。


  我非常幸運。我讀法學院之前就已經學會了學習的方法。在我這漫長的一生當中，沒有什麽比持續學習對我的幫助更大。再拿沃倫·巴菲特來說。如果你們拿著計時器觀察他，你們會發現他醒著的時候有一半時間是在看書。他把剩下的時間大部分用來跟一些非常有才華的人進行一對一的交談，有時候是打電話，有時候是當麵，那些都是他信任而且也信任他的人。仔細觀察的話，沃倫很像個學究，雖然他在世俗生活中非常成功。


  學術界有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東西。不久之前我就遇到一個例子。我是一家醫院的理事會主席，在工作中接觸到一個叫做約瑟夫·米拉的醫學院研究人員。這位仁兄是醫學博士，他經過多年的鑽研，成為世界上最精通骨腫瘤病理學的人。他想要傳播這種知識，提高骨癌的治療效果。他是怎麽做的呢？嗯，他決定寫一本教科書，雖然我認為這種教科書最多隻能賣幾千冊，但世界各地的癌症治療中心都買了它。他休了一年假，把所有X光片弄到電腦裏，仔細地保存和編排。他每天工作17個小時，而且每周工作七天，整整堅持了一年。這也算是休假啊。在假期結束的時候，他寫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兩本骨癌病理學教科書中的一本。如果你們的價值觀跟米拉差不多，你們想取得多大的成就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另外一個對我非常有用的道理是我當年在法學院學到的。那時有個愛開玩笑的教授說：“什麽是法律頭腦？如果有兩件事交織在一起，相互之間有影響，你努力隻考慮其中一件，而完全不顧另外一件，以為這種思考方式既實用又可行的頭腦就是法律頭腦。”我知道他是在說反話，他說的那種“法律”方法是很荒唐的。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因為它促使我去學習所有重要學科的所有重要道理，這樣我就不會成為那位教授描繪的蠢貨了。因為真正重要的大道理占了每個學科95%的分量，所以對我而言，從所有學科吸取我所需要的95%的知識，並將它們變成我思維習慣的一部分，倒也不是很難的事情。當然，掌握這些道理之後，你們必須不斷通過實踐去使用它們。這就像鋼琴演奏家，如果你們不持續練習，就不可能彈得好。所以我這輩子不斷地實踐那種跨學科的方法。


  這種習慣幫了我很多忙。它讓生活更有樂趣。它讓我能做更多事情。它讓我變得更有建設性。它讓我變得非常富有，而這無法隻用天分來解釋。我的思維習慣，隻要得到正確的實踐，真的很有幫助。但這種習慣也會帶來危險，因為它太有用了。如果你們使用它，那麽當你們和其他學科的專家——也許這個專家甚至是你們的老板，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傷害你們——在一起時，你們會常常發現，原來你們的知識比他更豐富，更能夠解決他所遇到的問題。當他束手無策的時候，你們有時會知道正確的答案。遇到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你們的正確讓其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覺得沒麵子，那麽你們可能會引發別人極大的報複心理。我還沒有找到避免受這個嚴重問題傷害的完美方法。


  醫學博士約瑟夫·米拉： 值得效仿的價值觀

  約瑟夫·米拉（Joseph M. Mirra）是洛杉磯錫達斯西奈醫學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病理學和醫驗醫藥部的骨科和軟組織病理學家。米拉醫生的研究領域是骨科病理學，他就這個領域發表了超過150篇論文，撰寫了16本書的部分章節，還主編了兩本著作。米拉醫生擁有解剖與臨床病理學的執業許可證，世界各地的醫學機構爭相邀請他去當訪問教授，傳授骨科病理學方麵的知識。在他整個從醫生涯中，他非常注重培養學生。他曾參加過數次骨腫瘤病理學研討會。


  伏爾泰


  （弗蘭索瓦·阿魯埃，1694——1778）


  法國啟蒙時代的作家和哲學家


  400年前，伏爾泰提出了和查理的建議相同的看法，他寫道：“Il est dangereux d’avoir rai son dan s de s cho se s où de s ho m me s ac c ré di té s on t to r t.”（“假如有權有勢的人錯了，而你是對的，那你就危險啦。”）

  阿魯埃在1718年采用了“伏爾泰”的筆名，後來他經常使用它，乃至無論在公開的作品還是在私人的生活中，這個名字完全取代了他的本名。曆史學家認為“伏爾泰”是其真名“阿魯埃”的諧音變體。


  盡管年輕時，我的撲克牌玩得很好，但在我認為我知道得比上級多的時候，我不太擅長掩飾自己的想法。我並沒有很謹慎地去努力掩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總是得罪人。現在人們通常把我當成一個行將就木的沒有惡意的古怪老頭，但是在從前，我有過一段很難度過的日子。我建議你們不要學我，最好學會隱藏你們的睿見。我有個同事，他從法學院畢業時成績是全班第一名，曾在美國最高法院工作過。他年輕時幹過律師，當時他總是表現出見多識廣的樣子。有一天，那位是他上級的高級合夥人把他叫進辦公室，對他說：“聽好了，查克，我要向你解釋一些事情。你的工作職責是讓客戶認為他是房間裏最聰明的人。如果你完成了這項任務之後還有多餘的精力，那麽你應該用它來讓你的高級合夥人顯得像是房間裏第二聰明的人。隻有履行了這兩條義務之後，你才可以表現你自己。”嗯，那是一種在大型的律師事務所裏麵往上爬的好辦法。但我並沒有那麽做。我通常率性而為，如果有人看不慣我的作風，那就隨便咯，我又不需要每個人都喜歡我。


  我想進一步解釋為什麽人們必須擁有跨學科的心態，才能高效而成熟地生活。在這裏，我想引用古代最偉大的律師馬爾庫斯·圖盧斯·西塞羅的一個重要思想（要了解更多西塞羅的思想，請參見第一章中的《歌頌長者》——英文版編者注）。西塞羅有句話很著名，他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他出生之前發生過什麽事情，那麽他在生活中就像一個無知的孩童。這個道理是非常正確的。西塞羅正確地嘲笑了那些愚蠢得對曆史一無所知的人。但如果你們將西塞羅這句話推而廣之——我認為你們應該這麽做——那麽除了曆史之外，還有許多東西是人們必須了解的。所謂的許多東西就是所有學科的重要思想。但如果你們對一種知識隻是死記硬背，以便能夠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那麽這種知識對你們不會有太大的幫助。你們必須掌握許多知識，讓它們在你們的頭腦中形成一個思維框架，在隨後的日子裏能夠自動地運用它們。如果你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我鄭重地向你們保證，總有一天你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意識到：“我已經成為我的同齡人中最有效率的人之一。”與之相反，如果你們不努力去實踐這種跨學科的方法，你們中的許多最聰明的人將隻會取得中等成就，甚至生活在陰影之中。


  《西塞羅發現阿基米德之墓》


  （Cicero Discovering The Tomb of Archimedes）


  馬丁·諾勒，1775年，私人收藏，德國曼海姆。


  西塞羅，古代最偉大的律師


  馬爾庫斯·圖盧斯·西塞羅生活在羅馬共和國走向衰亡的時代，他在他那個時代的許多重要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除了是演說家、政治家、哲學家之外，西塞羅更重要的身份是律師，而且非常重視曆史的教訓。


  他說：“曆史是時代的見證，真理的火炬，記憶的生命，生活的老師和古人的使者。”


  “如果你對自己出生之前的事情毫不了解，那麽你永遠都是一個無知的孩童。因為人生如果不是對於曆史密不可分的往事的記憶，又能是什麽呢？”


  代數：逆向思考之母


  英語中的“代數”（Algebra）來自阿拉伯單詞“al-jabr”。這個阿拉伯單詞最早出現於波斯數學家穆罕默德·本·穆薩·花拉子密（Muhammad ibn Ms al al-Khwrizm）在公元820年寫下的著作《代數學》中。這本書係統地論證了六種類型的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解法。


  我發現的另外一個道理蘊含在麥卡弗雷院長剛才講過的故事中，故事裏的鄉下人說：“要是知道我會死在哪裏就好啦，那我將永遠不去那個地方。”這鄉下人說的話雖然聽起來很荒唐，但卻蘊含著一個深刻的真理。對於複雜適應係統以及人類大腦而言，如果采用逆向思考，問題往往會變得更容易解決。如果你們把問題反過來思考，你們通常就能夠想得更加清楚。例如，如果你們想要幫助印度，你們應該考慮的問題不是：“我要怎樣才能幫助印度？”相反地，你們應該問：“我要怎樣才能損害印度？”你們應該找到能夠對印度造成最大損害的事情，然後避免去做它。也許從邏輯上來看這兩種方法其實是一樣的。但那些精通代數的人知道，如果問題很難解決，利用反向證明往往就能迎刃而解。生活的情況跟代數一樣，逆向思考能夠幫助你們解決正麵思考無法處理的問題。


  讓我現在就來使用一點逆向思考。什麽會讓我們在生活中失敗呢？我們應該避免什麽呢？有些答案很簡單。例如，懶惰和言而無信會讓我們在生活中失敗。如果你們言而無信，那麽就算有再多的優點，也將無法避免悲慘的下場。所以你們應該養成言出必行的習慣。懶惰和言而無信是顯然要避免的。


  另外一個要避免的是極端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會讓人們喪失理智。你們看到電視上有許多非常糟糕的宗教布道者，他們對神學中的細枝末節持有不相同、強烈的、前後矛盾的神學觀點，偏偏又非常固執，我看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腦袋已經萎縮成卷心菜了。（聽眾大笑。）政治意識形態的情況也一樣。年輕人特別容易陷入強烈而愚蠢的意識形態當中，而且永遠走不出來。當你們宣布你們是某個類似邪教團體的忠實成員，並開始倡導該團體的正統意識形態時，你們所做的就是將這種意識形態不斷地往自己的頭腦裏塞。這樣你們的頭腦就會壞掉，而且有時候是以驚人的速度壞掉。所以你們要非常小心地提防強烈的意識形態，它對你們寶貴的頭腦是極大的危險。


  每當我感到自己有陷入某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危險時，我就會拿下麵這個例子來提醒自己。有些玩獨木舟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征服了斯堪的納維亞的所有激流，他們認為他們也能駕駛獨木舟順利地征服北美洲的大漩渦，結果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大漩渦是你們應該避開的東西。我想強烈的意識形態也是，尤其當你們的同伴全都是虔誠的信徒時。


  我有一條“鐵律”，它幫助我在偏向於支持某種強烈的意識形態時保持清醒。我覺得我沒資格擁有一種觀點，除非我能比我的對手更好地反駁我的立場。我認為我隻有在達到這個境界時才有資格發表意見。迪安·艾奇遜（注：迪安·艾奇遜，1893——1971，美國著名政治家和律師，在製訂美國冷戰時期外交政策上扮演過重要角色）有一條“鐵律”，它來自奧蘭治的沉默者威廉（注：William the Silent of Orange，1533——1584，尼德蘭獨立戰爭中領導荷蘭人反抗西班牙人的統治，被尊為荷蘭國父）說過的一句話，那句話大概是：“未必要有希望才能夠堅持。”我的做法聽起來跟這條“鐵律”一樣極端。對大多數人而言，這麽做可能太難了，但我希望對我來說它永遠不會變得太難。我這種避免陷入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方法其實比迪安·艾奇遜的“鐵律”更容易，也值得學習。這種別陷入極端意識形態的方法在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們想要成為明智的人，嚴重的意識形態很有可能會導致事與願違。


  蘇聯時代的宣傳海報：“列寧、斯大林的共青團員預備隊——少年先鋒隊萬歲！”


  達爾文的鐵律

  達爾文早在19世紀30年代末期就形成了他的物種進化理論，但直到1859年，他才出版了他的巨著《物種起源》。達爾文認為，任何對人類起源提出新解釋的科學理論都將會遭遇廣泛的歧視，所以他在公開發表他的理論之前，先謹慎地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反駁進行了準備。因此，他花了整整20年，努力地完善他的理論，並為這種理論做好了辯護的準備。


  有一種叫作“自我服務偏好”的心理因素也經常導致人們做傻事。它往往是潛意識的，我們所有人都難免受其影響。你們認為“自我”有資格去做它想做的事情，例如，自我透支收入來滿足它的需求，那有什麽不好的呢？嗯，從前有一個人，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可是他大部分時間過得非常悲慘，原因之一就是他總是透支他的收入。那位作曲家叫做莫紮特。連莫紮特都無法擺脫這種愚蠢行為的毒害，我覺得你們就更不應該去嚐試它啦。（聽眾大笑。）

  總的來說，妒忌、怨憎、仇恨和自憐都是災難性的思想狀態。過度自憐可以讓人近乎偏執。偏執是最難逆轉的東西之一。你們不要陷入自憐的情緒中去。我有個朋友，他隨身攜帶一疊厚厚的卡片。每當有人說了自憐的話，他就會慢慢地、誇張地掏出那一大疊卡片，拿起最上麵那張，把它交給那個人。卡片上寫著：“你的故事讓我很感動。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像你這麽倒黴。”你們也許認為這是開玩笑，但我認為這是精神衛生。每當你們發現自己產生了自憐的情緒，不管是什麽原因，哪怕由於自己的孩子患上癌症而即將死去，你們也要想到，自憐是於事無補的。每當這樣的時候，你們要給自己送一張我朋友的卡片。自憐總是會產生負麵的影響，它是一種錯誤的思維方式。如果你們能夠避開它，你們的優勢就遠遠大於所有其他人，或者幾乎所有其他人，因為自憐是一種標準的反應。你們可以通過訓練來擺脫它。


  莫紮特——揮霍者？

  說作曲家莫紮特窮困的主要證據是他在1788年到1791年間寫給他的共濟會教友邁克爾·普克伯格借錢的信件。其他證據表明，莫紮特的收入雖然波動很大，但在音樂家裏麵算是非常高的，在某些年份，他的收入比90%的維也納居民要多。經濟學家威廉·鮑默爾和他太太希爾達經過計算得出，莫紮特在生命最後十年的收入處於中產階級的水平，每年有3000——4000弗羅林（相當於1990年的3——4萬美元）。


  莫紮特這麽多錢都到哪裏去了呢？莫紮特的太太康斯坦茲疾病纏身，需要定期進行溫泉療法，而當時的溫泉隻有富人才能泡得起。在收入較低的時期，莫紮特夫婦依然按照他們習慣的方式生活，這使他們的現金流出現了問題。他們在收入高的時期又不儲蓄，而且在1791年，莫紮特打官司輸給了卡爾·裏希諾夫斯基親王，這使他們的財務狀況雪上加霜。有些學者還引用證據表明莫紮特經常利用台球和紙牌進行賭博。


  《本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戴維·馬丁，1772年，費城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


  “如果你想要說服別人，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


  你們當然也要在你們的思維習慣中消除自我服務的偏好。別以為對你們有利的就是對整個社會有利的，也別根據這種自我中心的潛意識傾向來為你們愚蠢或邪惡的行為辯解，那是一種可怕的思考方式。你們要讓自己擺脫這種心理，因為你們想成為智者而不是傻瓜，想做好人而不是壞蛋。你們也必須在你們自己的認知和行動中允許別人擁有自我服務的偏好，因為大多數人將無法非常成功地清除這種心理。人性就是這樣。如果你們不能容忍別人在行動中表現出自我服務的偏好，那麽你們又是傻瓜。


  所羅門兄弟公司的法律總顧問曾經做過《哈佛法學評論》的學生編輯，是個聰明而高尚的人，但我卻親眼看到他毀掉了自己的前途。當時那位能幹的CEO說有位下屬做錯了事，總顧問說：“哦，我們在法律上沒有責任匯報這件事，但我認為那是我們應該做的，那是我們的道德責任。”從法律和道德上來講，總顧問是正確的，但他的方法卻是錯誤的。他建議日理萬機的CEO去做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而CEO總是把這件事往後一推再推，因為他很忙嘛，這完全可以理解，他並不是故意要犯錯。後來呢，主管部門責怪他們沒有及時通報情況，所以CEO和總顧問都完蛋了。


  遇到這種情況，正確的說服技巧是本傑明·富蘭克林指出的那種。他說：“如果你想要說服別人，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人類自我服務的偏好是極其強大的，應該被用來獲得正確的結果。所以總顧問應該說：“喂，如果這種情況再持續下去，會毀掉你的，會讓你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我的建議能夠讓你免於陷入萬劫不複之地。”這種方法會生效的。你們應該多多訴諸利益，而不是理性，即使當你們的動機很高尚的時候。


  另外一種應該避免的事情是受到變態的激勵機製的驅動。你們不要處在一個你們表現得越愚蠢或者越糟糕，它就提供越多回報的變態激勵係統之中。變態的激勵機製具有控製人類認知和人類行為的強大力量，人們應該避免受它影響。你們將來會發現，有些律師事務所規定的工作時間特別長，至少有幾家現代律師事務所是這樣的。如果每年要工作2400個小時，我就沒法活了，那會給我帶來許多問題，我不會接受這種條件。我沒有辦法對付你們當中某些人將會麵對的這種局麵。你們將不得不自行摸索如何處理這些重要的問題。


  變態的工作關係也是應該避免的。你們要特別避免在你們不崇敬或者不想像他一樣的人手下幹活，要不然那是很危險的。我們所有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權威人物的控製，尤其是那些為我們提供回報的權威人物。要正確地對付這種危險，必須同時擁有才華和決心才行。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的辦法是找出我尊敬的人，然後想辦法調到他手下去，但是別批評任何人，這樣我通常能夠在好領導手下工作。許多律師事務所是允許這麽做的，隻要你們足夠聰明，能夠做得很得體。總之在你們正確地仰慕的人手下工作，你們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將會更加令人滿意。


  避免變態的工作關係


  弗蘭克·卡普拉導演的經典電影《美好人生》在1946年上映，在影片中，喬治·拜利（吉米·斯圖亞特飾）對黑心的銀行家亨利·波特（萊昂納爾·巴裏莫爾飾）說，盡管有免費的雪茄，但是他不會接受聘任：“我不需要24小時。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我現在就知道，答案是不！不！你他媽的休想！”


  約翰·伍登的非平等主義

  1968年，安迪·希爾是洛杉磯市大學高級中學的出色後衛。他平均每場比賽能夠得到27分，許多籃球強校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他選擇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大一的隊伍中打出了極佳的表現。他平均每場比賽能拿到19分和8個助攻，和亨利·畢比一起被評為球隊最有價值球員。


  然而，安迪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灰姑娘故事很快就結束了。該校校隊剛剛獲得七年內的第六個全國冠軍，希爾很快就發現他自己達不到伍登教練對首發球員的要求。和其他在大學校隊期間坐板凳的替補隊員一樣，在伍登教練手下，希爾也深刻地體會到體育運動的非平等主義本質。在他那本令人愉快的《要快，但別趕！》中，希爾敘述了那段痛苦經曆，他和伍登最後的和解，以及他從這段經曆中學到的寶貴經驗。


  養成一些讓你能夠保持客觀公正的習慣當然對認知非常有幫助。我們都記得達爾文特別留意相反的證據，尤其是在他證偽的是某種他信奉和熱愛的理論時。如果你們想要在思考的時候盡量少犯錯誤，你們就需要這樣的習慣。人們還需要養成核對檢查清單的習慣。核對檢查清單能夠避免很多錯誤，不僅僅對飛行員來說是如此。你們不應該光是掌握廣泛的基礎知識，而是應該把它們在頭腦中列成一張檢查清單，然後再加以使用。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取得相同的效果。


  另外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將不平等最大化通常能夠收到奇效。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約翰·伍登提供了一個示範性的例子。伍登曾經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籃球教練。他對五個水平較低的球員說：“你們不會得到上場的時間——你們是陪練。”比賽幾乎都是那七個水平較高的球員在打的。嗯，這七個水平高的球員學到了更多——別忘了學習機器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獨享了所有的比賽時間。在他采用非平等主義的方法時，伍登比從前贏得了更多的比賽。我認為生活就像比賽，也充滿了競爭，我們要讓那些最有能力和最願意成為學習機器的人發揮最大的作用。如果你們想要獲得非常高的成就，你們就必須成為那樣的人。你們不希望在50個輪流做手術的醫生中抓鬮抽一個來給你們的孩子做腦外科手術。你們不希望你們的飛機是以一種太過平等主義的方式設計出來的。你們也不希望你們的伯克希爾·哈撒韋采用這樣的管理方式。你們想要讓最好的球員打很長時間的比賽。


  我經常講一個有關馬克斯·普朗克的笑話。普朗克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到德國各地作演講，每次講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關於新的量子物理理論的，時間一久，他的司機記住了講座的內容。司機說：“普朗克教授，我們老這樣也挺無聊的，不如這樣吧，到慕尼黑讓我來講，你戴著我的司機帽子坐在前排，你說呢？”普朗克說：“好啊。”於是司機走上講台，就量子物理發表了一通長篇大論。後來有個物理學教授站起來，提了一個非常難的問題。演講者說：“哇，我真沒想到，我會在慕尼黑這麽先進的城市遇到這麽簡單的問題。我想請我的司機來回答。”（聽眾大笑。）

  約翰·伍登

  好啦，我講這個故事呢，並不是為了表揚主角很機敏。我認為這個世界的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普朗克知識，它屬於那種真正懂的人。他們付出了努力，他們擁有那種能力。另外一種是司機知識。他們掌握了鸚鵡學舌的技巧；他們可能有漂亮的頭發；他們的聲音通常很動聽；他們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其實他們擁有的是偽裝成真實知識的司機知識。我想我剛才實際上描繪了美國所有的政客。（聽眾鼓掌。）如果你們在生活中想努力成為擁有普朗克知識的人，而避免成為擁有司機知識的人，你們將會遇到這個問題。到時會有許多巨大的勢力與你們作對。


  “司機知識”


  上圖是2004年夢工廠出品的電影《主持人：羅恩·勃艮第傳奇》的劇照。威爾·費雷爾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個無知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這個角色是馬克斯·普朗克的司機在現代的化身：發型很漂亮，聲音很動聽，除了“鸚鵡學舌”之外什麽都不懂。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我這代人辜負了你們，我們給你們留了個爛攤子，現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立法機構裏麵大多數議員是左派的傻瓜和右派的傻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被請走的。這就是我這代人為你們做的事情。但是，你們不會喜歡太過簡單的任務，對吧？

  另外一件我發現的事情是，如果你們真的想要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出色，那麽你們必須對它有強烈的興趣。我可以強迫自己把許多事情做得相當好，但我無法將我沒有強烈興趣的事情做到非常出色。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你們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你們要想辦法去做那些你們有強烈興趣的事情。


  還有就是，你們一定要非常勤奮才行。我非常喜歡勤奮的人。我這輩子遇到的合夥人都極其勤奮。我想我之所以能夠和他們合夥，部分原因在於我努力做到配得起他們，部分原因在於我很精明地選擇了他們，還有部分原因是我運氣好。我早期的生意上曾經有過兩位合夥人，他們倆在大蕭條期間合資成立了一家建築設計施工公司，達成了很簡單的協議。“這是個兩個人的合夥公司，”他們說，“一切平分。如果我們沒有完成對客戶的承諾，我們倆要每天工作14個小時，每星期工作7天，直到完成為止。”不用說你們也知道啦，這家公司做得很成功。我那兩位合夥人廣受尊敬。他們這種簡單的老派觀念幾乎肯定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結果。


  另外一個你們要應付的問題是，你們在生活中可能會遭到沉重的打擊，不公平的打擊。有些人能挺過去，有些人不能。我認為愛比克泰德的態度能夠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反應。他認為生活中的每一次不幸，無論多麽倒黴，都是一個鍛煉的機會。他認為每一次不幸都是吸取教訓的良機。人們不應該在自憐中沉淪，而是應該利用每次打擊來提高自我。他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影響了最優秀的羅馬帝國皇帝馬庫斯·奧勒留，以及隨後許多個世紀裏許許多多其他的人。你們也許記得愛比克泰德自擬的墓誌銘：“此處埋著愛比克泰德，一個奴隸，身體殘疾，極端窮困，蒙受諸神的恩寵。”嗯，現在愛比克泰德就是這樣被銘記的：“蒙受諸神的恩寵。”說他蒙受恩寵，是因為他變成智者，變成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而且教育了其他人，包括他那個時代和隨後許多世紀的人。


  我還有個道理想簡單地說說。我的爺爺芒格曾是他所在城市惟一的聯邦法官，他擔任這個職位長達40年之久。我很崇拜他。我的名字跟他相同。我對他非常孝順，我剛才還在想：“芒格法官看到我在這裏會很高興的。”我爺爺去世許多年啦，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接過火炬，傳達他的價值觀。他的價值觀之一是，節儉是責任的仆人。芒格爺爺擔任聯邦法官的時候，聯邦法官的遺孀是得不到撫恤金的。所以如果他賺了錢不存起來，我奶奶將會變成一個淒涼的寡婦。除此之外，家有餘資也能讓他更好地服務別人。由於他是這樣的人，所以他終生量入為出，給他的遺孀留下了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


  愛比克泰德的道德觀

  控製你的情欲，以免它們報複你。


  別根據你的願望來要求現實，應該依據現實來確定你的願望。


  說話之前，先理解你要說的話。


  智者不為他缺少的東西悲哀，而為他所擁有的東西高興。


  如果你想要進步，別在意別人覺得你很愚蠢。


  自以為什麽都懂的人不可能開始學習。


  你遇到什麽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出了什麽反應。


  凡事盡力而為，別計較結果。


  人若控製不了自己，自由便無從談起。


  唯有受過教育的人是自由的。


  困擾人們的並非事物，而是他們對事物的看法。


  要和那些比你優秀的人為伴，他們能促使你做到最好。


  富裕並非擁有許多財產，而是擁有很少需求。


  查理·芒格法官

  （1861——1941）


  托馬斯·查理·芒格於美國內戰前夕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弗萊切。他的父母是居無定所的農民和學校教師，過著非常貧窮的日子。芒格法官小時候有一次去肉店買肉時，口袋裏隻有五分錢，隻能從肉販那裏買到動物身上最差的部位。盡管出身貧寒，但是在父母的努力之下，也在他自己的勤奮學習之下，芒格法官獲得了很好的教育。1907年，他被塞奧多·羅斯福總統任命為美國聯邦地區法官，以不懈鑽研法律、簡潔而清晰的司法觀點而聞名。


  但這並非是他節儉的全部功效。我爺爺尚在人世的時候——那是20世紀30年代的事情了——我叔叔的小銀行倒閉了，如果沒有外力的幫助，將無法重新開業。我爺爺用他的優質資產的三分之一去交換那家銀行的劣質資產，從而拯救了它。我一直記得這件事情。這件事情讓我想起豪斯曼（注：A. E. Housman，1859——1936，英國古典文學學者、詩人）的一首短詩，那首詩好像是這樣的：

  別人的想法


  是飄忽不定的，


  他們想著和戀人幽會


  想走大運或出大名。


  我總是想著麻煩，

  我的想法是穩重的，


  所以當麻煩來臨時


  我早已做好準備。


  你們很可能會說：“誰會在生活中整天期待麻煩的到來啊？”其實我就是這樣的。在這漫長的一生中，我一直都在期待麻煩的到來。現在我已經84歲啦。就像愛比克泰德，我也擁有一種蒙受恩寵的生活。我總是期待麻煩的到來，準備好麻煩來臨時如何對付它，這並沒有讓我感到不快樂。這根本對我沒有任何害處，實際上，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要把豪斯曼和芒格法官的道理傳授給你們。


  由於在你們將要從事的行業中有大量的程序和繁文縟節，最後一個我想要告訴你們的道理是，複雜的官僚程序並不是文明社會的最好製度。更好的製度是一張無縫的、非官僚的信任之網。沒有太多稀奇古怪的程序，隻有一群可靠的人，他們彼此之間有正確的信任。那是瑪約醫療中心手術室的運作方式。如果那裏的醫生像律師那樣設立許多像法律程序那麽繁瑣的規矩，更多的病人會死於非命。所以當你們成為律師的時候，永遠別忘記，雖然你們在工作中要遵守程序，但你不用總是被程序牽著鼻子走。你們在生活中應該追求的是盡可能地培養一張無縫的信任之網。如果你們擬定的婚姻協議書長達47頁，那麽我建議你們這婚還是不結為妙。（聽眾大笑。）

  好啦，在畢業典禮上講這麽多已經夠啦。我希望這些老人的廢話對你們來說是有用的。最後，我想用《天路曆程》中那位真理劍客年老之後惟一可能說出的話來結束這次演講：“我的劍傳給能揮舞它的人。”（聽眾鼓掌。）

  “我的劍傳給能揮舞它的人。”


  1678年出版的《天路曆程》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所著的寓言故事，它被認為是英語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天路曆程》記錄的是敘事者在夢中跟隨一個基督徒，走過許多虛構的地方：萬念俱灰之沼澤、美不勝收之宮殿、卑賤低下之山穀、死神陰影之山穀、虛榮浮誇之市集和猶疑猜忌之堡壘，最終到達他要尋找的天空之城。真理劍客是一位武功高強的朝聖者，獨自打敗了三個匪徒，在那位基督徒快要到達終點的時候加入了他的朝聖之路。


  就在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候，查理說他想對我們選中的很重要的一講——“人類誤判心理學”——進行“細微的修改”，讓這篇文章能夠反映出他對這個主題的最新想法。我們沒有料到查理的“細微”修改其實差不多是徹底重寫，增加了大量的新材料，而且他改完的時候離本書預定的出版時間已經非常近了。這一講全麵呈現了查理在“行為金融學”方麵的原創理論，現在這門學科已經蓬勃發展成為一門自成一體的學科。正如參加講座的唐納德·霍爾所說的，“查理早在行為金融學這個名稱被發明之前，早已提出了這門學科的主要觀點。”


  查理還強調了各種認知模型的重要性，這些模型可以用來理解人們的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他和我們分享了他列出的導致人類作出錯誤判斷的25種標準成因清單，其中不乏令人意想不到的創造性的真知灼見，正如查理所欽佩的曆史上偉大的思想家一樣。他還強調了各種心理性誤判成因結合起來所產生的lollapalooza的力量。


  查理的這篇傑作探討了我們某些行為的成因，它是專為《窮查理寶典》而寫的。我們希望你在個人生活和經商活動中成功地運用這些道理。


  第十一講 人類誤判心理學


  查理將三次演講的內容合並起來，寫成一篇從來沒有發布過的講稿，2005年又進行了修訂，增加了大量新的材料。


  這三次演講分別是：


  1. 1992年2月2日，在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員俱樂部布雷（Bray）講座上的演講；

  2. 1994年10月6日，受劍橋行為研究中心邀請，在哈佛大學教職員俱樂部發表的演講；


  3. 1995年4月24日，受劍橋行為研究中心邀請，在波士頓港酒店發表的演講。


  2005年，在沒有任何研究助理的情況下，查理全憑記憶，對這篇講稿作了大刀闊斧的修改。查理認為81歲的他能夠比10年前做得更好，原因有兩個：1. 當時他的知識沒有如今豐富，而且當時因為生活的忙碌而過於匆忙定稿；2. 當時他是依據粗略的筆記進行演講，而現在是對講稿進行修改。


  前言

  當我閱讀我在15年前做過的心理學講座的講稿時，我覺得我現在可以寫一篇邏輯性更強但是篇幅也更長的“講稿”，將我以前講過的大部分內容都囊括在內。


  但我立刻發現這麽做有四個缺點。


  第一，由於我在撰寫這篇更長的“講稿”時更為追求邏輯的完整性，所以在許多人看來，和早前的講稿相比，它會顯得更加枯燥和難懂。這是因為我給那些心理傾向所下的定義會讓人想起心理學教科書和歐幾裏得。誰會在閱讀教科書或者重讀歐幾裏德中找到樂趣呢？


  第二，我隻在15年前瀏覽過三本心理學教材，我對正式的心理學的了解就這麽多，所以後來學院派心理學取得了什麽進展我基本上是不了解的。然而，在這篇更長的講稿中，我將會對學院派心理學提出許多批評。這種班門弄斧的做法肯定會引起許多心理學教授的反感，若是發現我有錯誤之處，他們將會非常高興，說不定還會寫文章來批評我，以此回應我對他們的批評。我為什麽會在意新的批評呢？嗯，誰喜歡與那些擁有信息優勢的尖銳批評家結下新的梁子呢？

  第三，這篇更長的文章肯定會讓某些本來喜歡我的人感到不滿。他們不但會對我的文風和內容提出異議，而且還會覺得我是個目中無人的老頭，對傳統的智慧不夠尊敬，“大言不慚”地談論一門他從來沒有上過課的學科。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老同學艾德·羅思柴爾德（Ed Rothschild）總是把這種大言不慚稱為“鞋扣情結”。這個名字來自他的一位世交，那人在鞋扣行業取得領先地位之後，不管聊到什麽話題總是一副無所不知的口氣。


  第四，我也許會讓自己顯得像個傻瓜。


  盡管考慮到這四個缺點，我還是決定發表這篇內容增加甚多的文章。這幾十年來，我基本上隻做那些我有把握能夠做好的工作和事情，而現在我卻選擇了這樣的行動，它非但不會給我個人帶來重大的好處，而且有可能讓我的親人和朋友感到痛苦，更有可能讓我自己丟人現眼。我到底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這也許跟我的性格有關，我向來喜歡指出和談論傳統智慧中的錯誤。雖然這些年來我因為這種脾氣而吃了不少苦頭，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並沒有因為吃了生活中的苦頭而改掉自以為是的性格。


  我作出這個決定的第二個原因是，我讚成第歐根尼（Diogenes）的說法。第歐根尼說過：“從來不得罪人的哲學家有什麽用呢？”


  第三個原因是最重要的。我愛上了我這種編排心理學知識的方法，因為它一直以來對我很有用。所以呢，在去世之前，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效仿三位人物，給世人留點東西。這三位人物分別是：約翰·班揚的《天路曆程》的主角、本傑明·富蘭克林，以及我的第一位雇主恩尼斯特·巴菲特。班揚筆下的人物，也就是那位外號“真理劍客”的騎士，在臨終時留下了這樣的遺囑：“我的劍留給能揮舞它的人。”跟這個人一樣，隻要我曾經試圖正確地對待我的劍，我並不在乎我對它的讚美是對還是錯，也不在乎許多人並不願意使用它，或者使用之後發現它對他們來講完全沒有用。對我幫助極大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給世人留下了他的自傳——《窮理查年鑒》——和其他許多東西。恩尼斯特·巴菲特也盡他最大的努力，同樣留下了“如何經營雜貨店（的知識），以及我了解的一些垂釣知識”。他的遺贈發揮的作用是不是最大，我在這裏就不說啦。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認識恩尼斯特·巴菲特的四代後裔，我對他們的了解促使我決定效仿他們的先人。


  人類誤判心理學


  我早就對標準的思維錯誤非常感興趣。


  然而，在我受教育的年代，非臨床心理學在理解錯誤判斷方麵的貢獻完全遭到了主流社會精英的漠視。當時對心理學進行研究的人非常少，隻有一群自娛自樂的教授。這種固步自封的情況自然會造成許多缺陷。


  所以呢，當我從加州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時候，我對心理學是完全無知的。這些教育機構並沒有要求學生掌握這門學科。它們根本就不了解心理學，當然更無法將心理學和其他學科整合起來。此外，這些機構就像尼采筆下那個以瘸腿為傲的人物，它們為能刻意避開“混亂的”心理學和“混亂的”心理學教授而感到光榮。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也持有這種無知的想法。其他許多人也是。例如，加州理工學院常年隻有一位心理學教授，他自稱“心理分析研究教授”，為學生開設“變態心理學”和“文學中的心理分析”，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會怎麽想呢？


  離開哈佛不久，我開始了漫長的奮鬥，努力去掌握一些最有用的心理學知識。今天，我想要描述我這次追求基本智慧的漫長奮鬥，並簡要地說出我最終的心得。之後，我將會舉例——其中許多例子在我看來是形象而有趣的——說明心理學知識的用處，以及如何解決那些跟人類的心理相關的問題。最後我將針對我講過的內容提出一些普遍問題，並進行回答。這將會是一次很長的演講。


  當我開始當律師的時候，我很相信基因進化論，也知道人類與認知能力較為低下的動物和昆蟲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這是物種進化造成的。我明白人是“社會動物”，他會觀察周圍人們的各種行為，並自動地受到他們的影響。我還知道人類就像被馴養的動物和猴子，也生活在一種等級結構中，他傾向於尊重當權者，喜歡和同階層的成員合作，同時對處於下層並與之競爭的人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和不喜歡。


  但這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理論結構太過粗略，不足以讓我正確地應付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很快，我發現自己身邊出現了各種我無法理解的現象。於是我終於明白，若要順利地解決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我必須擁有更好的理論結構，這樣才能夠解釋我的所見和經驗。那時，我渴望更多理論的曆史已經很長了。這部分是因為，我總是喜歡把理論當作破解難題的工具和滿足我那像猴子般的好奇心的手段；部分是因為，我發現理論結構非常有用，能夠幫助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這個道理是我小時候在學校發現的，當時我在理論的指導之下，輕輕鬆鬆地取得了好成績，而其他許多人由於沒有掌握理論，花了很大力氣去學習，卻總是不及格。我認為更好的理論對我來說總是有用的，如果我能掌握它，就能夠更快地獲得財富和獨立，能夠更好地幫助我所熱愛的一切。所以我慢慢地培養了我自己的心理學體係。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靠的是自學，這多少有點像本傑明·富蘭克林，還有那個保育院故事展現出來的決心：“‘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在我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有兩種思維習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我總是試圖通過偉大的代數學家雅各比提倡的逆向思維來考慮問題。雅各比說：“反過來想，總是反過來想。”我得到正確判斷的辦法，通常是先收集各種錯誤判斷的例子，然後仔細考慮該怎樣避免得到這些下場。第二，我非常熱衷於收集錯誤判斷的例子，所以我完全無視不同行業、不同學科之間的界線。畢竟，既然其他行業有許多重大的、容易發現的愚蠢事例，我為什麽還要在自己的領地上搜尋某些無足輕重的、難以發現的新蠢事呢？除此之外，我已經明白，現實世界的問題不會恰好落在某個學科的界線之內。它們跨越了界線。如果兩種事物存在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我認為那種試圖考慮其中一種事物而無視另一種事物的方法是很值得懷疑的。我擔心的是，如果我試圖用這種方法去解決問題，最終我將會——用約翰·劉易斯（John L. Lewis）的不朽名言來說——“沒有腦袋，隻有一個頂上長著頭發的脖子。”


  後來，純粹的好奇心驅使我去思考邪教的問題，那些毀形滅性的邪教通常隻需要一個長周末就能夠將完全正常的人轉變為被洗過腦的行屍走肉，並永遠讓他們保持那種狀態，它們是怎麽做到的呢？原因是什麽呢？我覺得如果我通過大量的閱讀和反複的思考，應該能夠完滿地解決這個關於邪教的問題。


  我也對社會性的昆蟲很好奇。有生育能力的雌蜂和有生育能力的雌收獲蟻的壽命相差很多，但它們隻要在空中進行一次群交，就都能將壽命延長整整20倍。我對這樣的事情感到著迷。螞蟻的極大成功也讓我著迷——螞蟻的進化極其成功，它們形成了幾種簡單的行為規範：繁殖群體之內的螞蟻精誠無間地合作，而對繁殖群體之外的螞蟻，哪怕是同類的螞蟻，則幾乎總是表現出致命的敵意。


  像我這麽熱愛學習的人，到了中年本來應該翻開心理學教材，但是我沒有，這證明了那句德國諺語所言非虛：“我們老得太快，聰明得太遲。”後來我發現，沒有接觸到當時大多數教科書上記載的學院派心理學，對我來說可能是件幸運的事情。那些教科書無助於我理解邪教，而那些收集心理實驗的教科書作者就像收集蝴蝶標本的小男孩——他隻想收集更多的蝴蝶，和其他收集者有更多的接觸，根本不想對已經擁有的標本進行綜合研究。當我最終看到那些心理學教科書的時候，我想起了偉大的經濟學家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說過的一句話。他說許多學者就像尋菇犬，人們喂養和訓練這種動物來尋找地下的塊菌，除了這項專長，它別的什麽都不會。那些教科書花了長達數百頁的篇幅來探討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對人的影響，可是它們所用的思考方式是極其不科學的，這也讓我很吃驚。我發現大多數入門級的心理學教科書並沒有正確地處理一個基本問題：心理傾向為數眾多，而且它們在生活中會產生相互影響。但那些入門級教材的作者通常對如何弄清楚相互交織的心理傾向造成的複雜後果避而不談。這有可能是因為那些作者不希望把教材寫得太複雜，以免沒有新人敢投身於他們的學科。他們做得不夠好，也有可能是出於塞繆爾·約翰遜說過的原因。曾經有位女士問約翰遜，是什麽原因導致他的詞典把“pastern”（馬蹄腕）這個詞的定義給弄錯了。


  約翰遜的回答是：“純粹的無知。”最後，那些教科書作者也沒有興趣去描寫該用哪些標準的辦法去對付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標準蠢事，所以他們恰恰避開了我最感興趣的話題。


  學院派心理學雖然有許多缺點，但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優點。我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看到一本叫做《影響力》（Influence）的書。這是一本通俗讀物，作者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教授，羅伯特·西奧迪尼（Robert Cialdini），他在規模很大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西奧迪尼設計大量巧妙的實驗，在實驗中，人們利用人類思維中內在的缺陷，操縱別人做出了損害自身利益的事情。西奧迪尼對這些實驗進行了描述和解釋，並因此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榮任終身董事講座教授。


  我立刻給我的每個孩子寄了一本西奧迪尼的著作。我還送給西奧迪尼一股伯克希爾的A級股票（2015年3月的市值大約為22萬美元——譯者注），感謝他為我和公眾作出的貢獻。西奧迪尼這本社會心理學著作賣出了幾十萬冊，這是很了不起的，因為西奧迪尼並沒有宣稱他的書將會改善你的性生活或者讓你發財。


  許多讀者購買西奧迪尼這本書是因為他們跟我一樣，也想知道怎樣才能不經常被推銷員和環境欺騙。然而，令非常正直的西奧迪尼意想不到的是，大量的銷售員也買了他的書，他們想要了解怎樣才能更有效地誤導顧客。下麵我會講到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我希望不會有人將我的理論用於變態的目的。


  在西奧迪尼這本書的驅動之下，我很快瀏覽了三本最流行的心理學入門教材。在此期間，我還進行了周全的考慮，想把我以前的訓練和經驗綜合起來。芒格的非臨床、非先天後天對立的非發展心理學就這樣誕生了。許多理論是從它們的發現者（其中大多數人的名字我甚至還不知道）那裏借用來的，但我通常會給它們配上新的表述和標題。因為我沒有去查證資料，而是怎樣容易回憶起來就怎麽寫，然後再進行修改，以便我能夠很方便地使用這些理論來避免錯誤。


  在開始綜述我的理論之前，我想先來講一個有助於理解以下內容的普遍觀點。這個觀點是從我們對社會性昆蟲的了解中提煉出來的。這些昆蟲很漂亮地證明了神經係統細胞在進化過程中固有的局限，它們整個神經係統通常隻有10萬個左右的細胞，而人類光是大腦的細胞就有上百億個。


  螞蟻和人類相同，都是由活體結構加上神經細胞中的行為程序組成的。就螞蟻而言，其行為程序隻有少數幾種，而且幾乎完全來自遺傳。螞蟻能夠根據經驗學到新的行為，但大多數時候，它隻能根據遺傳的神經係統中設定好的程序，對十種左右的神經刺激作出幾個簡單的反應。


  螞蟻簡單的行為係統自然有很大的局限，因為它的神經係統的功能很有限。例如，有一種螞蟻，當它在巢穴裏嗅到螞蟻屍體散發出的外激素時，它就會和其他螞蟻合作把屍體運出巢穴。偉大的哈佛大學教授E. O. 威爾遜（E. O. Wilson）做過一個非常出色的心理學實驗，他將死螞蟻分泌的外激素塗在一隻活螞蟻身上。很自然，其他螞蟻把這隻有用的活螞蟻拖出了巢穴，盡管它在整個過程中不斷地踢腿和掙紮。這就是螞蟻的大腦。它擁有的反應程序特別簡單，平時運轉是沒有問題的，但在許多情況下，螞蟻隻會生搬硬套地根據這個程序作出機械反應。


  另一種螞蟻證明，螞蟻有限的大腦不但容易受環境欺騙，而且還會遭到其他生物的操控。這種螞蟻的大腦裏麵包含了一種簡單的行為程序，引導螞蟻在爬行的時候跟著前方的螞蟻走。如果在這種螞蟻爬行時把它們弄成一個圓圈，它們有時候會不停地走啊走，直到死亡為止。


  有一個我看來很明顯的道理是：由於存在許多過度簡化的思維程序，人類大腦的運轉必定常常出現問題，就像螞蟻的大腦那樣，盡管它試圖解決的問題通常比那些無需設計飛機的螞蟻麵對的問題困難得多。


  人類的知覺係統清楚地證明了大腦確實會失靈。人是很容易受到愚弄的，無論是人類精心設計的騙局，還是偶然出現的環境因素，抑或人們刻苦練習而掌握的非常有效的控製術，都能夠輕而易舉地讓人們上當。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人類感知中的微量效應。如果刺激被維持在一定水平之下，人類便察覺不到它的存在。由於這個原因，魔術師能夠在黑暗中做一通虛張聲勢的動作之後讓自由女神像消失。觀眾並不知道他們坐在一個慢慢旋轉的平台之上。這個平台轉得非常慢，沒有人能夠察覺出來。當平台上的簾幕在原來自由女神像出現的地方掀開時，它看起來像是不見了。


  人類的大腦即使在有所知覺的時候，也會錯誤地估量它感知到的東西，因為大腦隻能感知到鮮明的對比，而無法像精密的科學儀器那樣以科學的單位來估算感知的變化。


  魔術師證明人類神經係統確實會因為這種對比而出現錯誤。魔術師能夠在你毫不察覺的情況下摘掉你的手表。他摘你的手表時，如果他隻跟你的手腕發生接觸，那麽你肯定會感知到手表被他摘掉了。但他同時還觸碰了你身體的其他地方，而且通過施加更大的力道把你手腕感受到的力道給“淹沒”了。這種高對比讓你感覺不到手腕受到的力道。


  有些教授喜歡用實驗來證明對比引起的感知缺陷。他們會讓學生把一隻手放在一桶熱水裏，另外一隻手伸進一桶冷水。然後他們會突然要求學生把雙手放進一桶常溫的水中。學生雖然兩隻手是放在同一桶水裏麵，但一隻手感覺好像剛放進冷水，一隻手感覺好像剛放進熱水。當人們發現在溫度計不會出錯的地方，單純的對比就能輕易地讓感知受騙，並意識到認知和感知是相同的，也會受到單純的反差的欺騙，那麽他不但能夠懂得魔術師是如何愚弄人們的，還能明白生活是如何作弄人的。人類的感知和認知係統中那些總體上很有用的傾向往往會出錯，如果不對此加以小心提防，就會很容易受到別人故意的操控。


  人類的——經常出錯但總體上很有用——心理傾向相當多，而且相當不同。大量的心理傾向的自然結果就是社會心理學的重要原理：認知往往取決於情景，所以不同的情景通常會引起不同的結論，哪怕是同一個人在思考同一個問題的時候也是如此。


  有了螞蟻、魔術師和這條社會心理學的重要原理做鋪墊，接下來我想簡單地列出那些雖然總體上很有用但經常誤導人的心理傾向。後麵我們再來詳細討論每種傾向引發的錯誤，同時描述如何防止犯這樣的錯誤，並進行一些總體的討論。以下是這些傾向：


  一、獎勵和懲罰

  超級反應傾向

  二、喜歡/熱愛傾向

  三、討厭/憎恨傾向

  四、避免懷疑傾向


  五、避免不一致性傾向


  六、好奇心傾向

  七、康德式公平傾向

  八、豔羨/妒忌傾向

  九、回饋傾向


  十、受簡單聯想影響的傾向


  十一、簡單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認

  十二、自視過高的傾向

  十三、過度樂觀傾向

  十四、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

  十五、社會認同傾向


  十六、對比錯誤反應傾向


  十七、壓力影響傾向


  十八、錯誤衡量易得性傾向


  十九、不用就忘傾向


  二十、化學物質錯誤影響傾向


  二十一、衰老——錯誤影響傾向


  二十二、權威——錯誤影響傾向


  二十三、廢話傾向


  二十四、重視理由傾向


  二十五、lollapalooza傾向——數種心理傾向共同作用造成極端後果的傾向


  一 獎勵和懲罰 超級反應傾向

  我最先討論這個傾向，是因為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完全明白激勵機製和懲罰機製在改變認知和行為方麵有多麽重要。但其實往往不是這樣子的。例如，我覺得自我成年以來，在理解激勵機製的威力方麵，我比95%的同齡人要好，然而我總是低估那種威力。每年總會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我對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有更深的體會。


  說到激勵機製的威力，在所有案例中，我最欣賞的是聯邦快遞的案例。聯邦快遞係統的核心和靈魂是保證貨物按時送達，它必須在三更半夜讓所有的飛機集中到一個地方，然後把貨物快速轉發到各架飛機上。如果哪個環節出現了延誤，聯邦快遞就無法把貨物及時地送到客戶手裏。曾經有一段時間，聯邦快遞的夜班工人總是不能按時完成工作。他們對工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們嚐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但就是沒效果。最後有個人終於想通了：公司並不希望職員工作的時間越長越好，而是希望他們快速地、無差錯地完成某項任務，所以按照小時來支付夜班薪水的做法是很傻的。也許，這個人想，如果他們按照班次來支付薪水，並允許夜班工人在把所有貨物裝上飛機之後提前回家，那麽這個係統會運轉得更好。你瞧，這種方法果然奏效了。


  施樂公司（Xerox Corporation）早期的時候，喬·威爾遜（注：喬·威爾遜，1909——1971，美國施樂公司創辦人、慈善家）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他那時已離開公司進入政府部門，但不得不辭職又回到施樂公司，因為他無法理解為什麽施樂的新機器總是賣得不如那些性能低下的舊機器好。回到施樂之後，他發現根據公司和銷售員簽署的銷售提成協議，把舊機器賣給客戶，銷售員能得到很高的提成；在這種變態激勵機製的推動下，劣等的舊機器當然賣得更好。


  然後還有馬克·吐溫那隻貓的案例。那隻貓被熱火爐燙過之後，再也不願意坐在火爐上了，不管火爐是熱的還是冷的。


  我們還應該聽取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建議。富蘭克林在《窮理查年鑒》中說過：“如果你想要說服別人，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這句睿智的箴言引導人們在生活中掌握一個重要而簡單的道理：當你該考慮動用激勵機製的威力時，千萬千萬別考慮其他的。我認識一個非常聰明的法律顧問，他在一家大型投資銀行任職，從來沒犯錯，卻丟失了工作，因為他忽略了富蘭克林這句箴言中蘊含的教訓。這位顧問沒能成功地說服其客戶。這位顧問對客戶說，你有道德責任去做某件事，在這一點上，顧問是正確的。可是他沒有告訴客戶的是，如果不按照他的建議去做，客戶將會陷入萬劫不複之地。結果，這位顧問和他的客戶都丟掉了工作。


  我們還應該記得蘇聯共產黨得到的下場。蘇聯共產黨對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完全無知，結果造成什麽情況呢？有個蘇聯工人這麽說：“他們假裝給薪水，我們假裝在工作。”也許最重要的管理原則就是，“製定正確的激勵機製。”


  但是太過強調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也有缺陷。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B. F. 斯金納就因為過度強調激勵機製而鬧了笑話。斯金納曾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學教授。他能夠取得這種如日中天的地位，部分原因在於，他早年別出心裁地利用老鼠和鴿子做實驗，得出了令人意外的重要結果。和其他方法相比，他利用的激勵法能夠引發更多的行為變化，也能夠更有成效地讓他的老鼠和鴿子養成條件反射。他揭示，獎勵兒童或者員工已經厭倦的行為是極其愚蠢的。利用食物作獎勵，他甚至如願以償地讓他的鴿子養成了強烈的迷信。他再三證明自然界存在一種重複出現的、普遍的偉大行為算法：“重複有效的行為”。他還證明即時的回報在改變和延續行為方麵遠遠比延後的回報有效。他的老鼠和鴿子在食物獎勵的作用下養成條件反射之後，他發現了那種能夠使反射行為保持最長時間的獎勵撤銷模式：隨機分布模式。得到這個研究結果的斯金納認為他已經完全能夠解釋人類明知道十賭九輸卻還是忍不住要賭博的原因了。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麵討論其他導致濫賭行為的心理傾向時將會發現的，斯金納隻說對了一部分。斯金納的個人聲譽後來江河日下，是因為一來，他過度地強調了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乃至認為利用激勵機製就能夠創建出一個人間烏托邦；二來，他幾乎沒有認識到心理學其他部分的威力。因而他就像雅各布·維納的尋菇犬，隻會用激勵效應來解釋一切。但話又說回來，斯金納的主要觀點是正確的：激勵機製是超級有用的。他那些基本實驗的結果將會在實驗科學的史冊上流芳千古。在他死後數十年裏，他那種完全依賴獎勵的方法在治療兒童自閉症方麵比其他任何療法都有效。


  當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念書的時候，教授們有時會談起耶魯大學法學院某個像斯金納那麽死心眼的教授。他們常常說：“埃迪·布蘭夏德這老兄真可憐，他還認為宣告式判決能夠治療癌症呢。”嗯，極其強調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的斯金納跟這位耶魯法學院的教授差不多。我總是把這種降低了斯金納聲譽的思維習慣稱為“鐵錘人傾向”，因為有句諺語說：“在隻有鐵錘的人看來，所有問題都特別像釘子。”“鐵錘人傾向”並沒有放過布蘭夏德和斯金納這麽聰明的人。如果你們不注意的話，它也不會放過你們。在這篇講稿中，我將會好幾次提到“鐵錘人傾向”，因為正好有一些辦法能夠有效地減少這種令斯金納教授聲名掃地的心理傾向所造成的破壞。


  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所造成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我所說的“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有的人因為受過教育而變得道德高尚，然而在激勵機製的驅動之下，他可能會有意或者無意地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為，以便得到他想要的東西，而且他還會為自己的糟糕行為尋找借口，就像施樂公司那些為了得到最高提成而不惜損害顧客利益的銷售員。


  我很早就學到這個道理。故事發生在我祖父的故鄉，內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當地有個外科醫生，他年複一年地將大量的正常膽囊送到該市最好的醫院的病理學實驗室。眾所周知，社區醫院的管理體係很糟糕，所以這位醫生如此亂來了許多年才被革除職務。那位負責開除這個人的醫生是我們家的世交，我問他：“難道這名外科醫生心裏想，‘這麽做能夠展示我的醫術很高明？’——這家夥手術做得非常好——‘而且每年通過把正常膽囊切掉來謀害幾個病人能讓我過上高質量的生活？’”我的朋友說：“不是這樣子的啦，查理。他認為膽囊是所有疾病的禍根，而且如果你真的愛護病人，就應該盡快把這個器官切除掉。”


  這個例子很極端，但每個專業人士和每個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會有這名外科醫生的認知傾向。它能引發極其可怕的行為。就拿那些推銷商業地產和企業的經紀人來說吧。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哪怕稍稍客觀的經紀人。在我這漫長的一生中，我遇到過的管理顧問沒有不在他們的報告結束時寫上這個相同的建議的：“這個問題需要更多的管理顧問服務。”由於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非常普遍，所以人們往往必須懷疑或者有保留地接受其專業顧問的建議，哪怕這個顧問是一名工程師。一般的對策如下：（1）如果顧問提出的專業建議對他本身特別有利，你就應該特別害怕這些建議；（2）在和顧問打交道時，學習和使用你的顧問所在行業的基本知識；（3）複核、質疑或者更換你得到的建議，除非經過客觀考慮之後這些建議看起來是合適的。


  激勵機製能夠導致人們在做壞事的時候覺得自己是正當的，國防部的采購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前國防部采購時簽署的都是成本保利合同（以成本再加一個比例的利潤作價），從而產生了許多貪汙受賄的事情，這促使美國政府作出決定，國防部負責采購的官員簽署這樣的合同是違法的，而且犯的不是輕罪，是重罪。


  順便說一聲，雖然政府部門簽署成本保利合同已經被正確地定為重罪，但其他地方，包括許多律師事務所和大量的企業，依然采用了一種成本保利的獎勵係統。在這種普遍的激勵模式之下，有些人受到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的驅使，做出了許多極其可怕的事情。而這些行為不軌的人當中有許多原本正派得足讓你們會很樂意和他們成為親家。


  人類大腦就是以這種方式運轉的，這裏麵蘊含著幾個大道理。比如，收款機的發明能夠使不誠實的行為難以得逞，所以它對文明社會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正如斯金納十分清楚地知道的，得到獎勵的壞行為特別容易形成習慣。所以收款機是一種偉大的道德工具。順便說一下，收款機的發明者帕特森對此深有體會。他曾經擁有一家小商店，店裏的員工經常趁他不注意的時候偷錢，所以他從來沒賺到什麽錢。後來有人賣給他兩台收款機，他的商店馬上開始盈利。他很快把商店關掉，進入了收款機行業。他創辦的公司就是那家在當時叱吒風雲的國民收款機公司。帕特森把“重複有效的行為”作為行為指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他脾氣很古怪，但熱衷於做善事（不過他對競爭對手冷酷無情，他把所有競爭對手都看作是潛在的專利盜竊者）。帕特森的口頭禪是“壽衣沒有口袋”，他和卡內基一樣，在離開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財產都捐作善款了。帕特森的收款機對文明的貢獻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廣收款機方麵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羅馬詩人賀拉斯自撰的墓誌銘：“我並沒有徹底地死去。”


  由於職員存在這種為了獲取回報而給糟糕的行為尋找正當理由的強烈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發明的控製現金的手段之外，企業還需要其他許多對策。也許最重要的對策是采用合理的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西屋電器的案例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西屋電器屬下有一家信貸公司，這家子公司放出了許多和西屋電氣其他業務毫無關聯的貸款。西屋電器的管理人員也許是因為妒忌通用電氣，所以想要從對外貸款中獲取更多利潤。西屋電器的會計實踐是這樣的，它主要根據從前為下屬子公司提供貸款的經驗來為這些對外貸款提取未來的貸款壞賬準備金，而它原來貸款給子公司則不太可能出現巨額的貸款損失。


  有兩類特殊的貸款理所當然地會給借款人造成大麻煩。第一類是麵向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額為建設費用的95%的貸款，第二類是麵向酒店的建築貸款。正常來講呢，如果有人願意按照酒店實際建築成本的95%貸款給開發商，那麽貸款利率應該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為貸款損失的風險比一般貸款高出很多。所以按照合理的會計方法，在發放大量占到實際建築成本95%的貸款給酒店開發商時，西屋電器應該在財務報表中將所有這些貸款記為零利潤，甚至記為損失，直到許多年後把貸款收回來為止。但是西屋電器並沒有這麽做，而是把大量發放給酒店開發商的貸款等同於以前那些很少產生損失的貸款，把賬做得很漂亮。這讓負責放貸的管理人員顯得很優秀，因為財務報表顯示出那些對外貸款帶來了極高的收入。國際和外部的會計師認可了西屋電器這種糟糕的做賬方法，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誰給我麵包吃，我就給誰唱歌。”


  結果西屋電器損失了數十億美元。這該怪誰呢？怪那個從電冰箱部門調到公司高層並突然決定貸款給酒店開發商的家夥嗎？還是怪那些會計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他們對一種幾乎肯定會使信貸管理人員產生偏激行為的激勵機製坐視不管。）我認為最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創造出這種會計係統的會計人員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無異於運鈔公司突然決定不用武裝車輛押運現金，而改讓手無寸鐵的侏儒用敞開的籃子提著現金走過貧民窟。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們，這種事情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西屋電器東窗事發之後，通用電氣旗下的投資銀行基德爾·皮博迪采用了一種愚蠢的電腦程序，致使債券交易員能夠利用這種程序虛構出巨額利潤。從此以後，許多公司的會計工作變得更加糟糕了，也許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


  所以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有很重要的對策），比如說收款機和合理的會計係統。但是當我在幾年前翻閱心理學教科書的時候，我發現那些教科書雖然有1000頁那麽厚，卻很少談到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對帕特森或者合理的會計係統更是隻字不提。反正不知道怎麽回事，心理學的概論課程完全沒有提到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及其對策，盡管世界各地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繪了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盡管企業界早就有了應付這種偏見的對策。到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極為明顯，但很難通過容易做的、可重複的學術實驗得到證明，那些心理學的尋菇犬就會忽略它。


  有時候，其他學科對各種心理傾向表現出的興趣，至少比心理學教科書中體現的要濃厚。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場考慮問題的經濟學家早就為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所產生的後果取了一個名字：“代理成本”。從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經濟學家知道，就像稻穀總是被老鼠吃掉一樣，雇主的利益總是因為雇員不正當地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而受損。雇主可以采用的對策包括製定嚴格的內部審計製度，對敗露的不軌行為進行嚴厲的公開懲處，使用防止鑽營的規章製度和收款機等機器。而站在雇員的立場來看，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自然會促使雇主對他們進行壓迫：血汗工廠、危險的工作場所等等。若要解決職員遇到的這些糟糕問題，不但工會要給雇主施加壓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動，包括製定關於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法律、工作場所安全規章製度，采取一些便於工人組織工會的措施，還有完善工人的薪酬係統。考慮到勞資雙方由於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而相互對峙，我們就不會奇怪中國人為什麽會提出陰陽對立的理論了。


  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無所不在，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後果。例如，與有底薪的銷售員相比，單純靠提成過日子的銷售員更難保證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從另一方麵來說，無底薪的銷售員的工作績效會更加突出。因此，企業在製定銷售員的薪酬製度時往往會麵臨兩難的選擇。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種經濟體係取得極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許多由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造成的不良影響。在自由市場經濟活動的巨網中，絕大多數能夠在殘酷競爭中幸存下來的資本家均非等閑之輩，他們會防止企業中出現任何浪費的行為，因為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畢竟，他們要靠競爭性價格和他們的總體成本之間的利差來過日子，如果總體成本超過了銷售額，他們就難逃滅亡的厄運。如果用那些從政府支取薪水的職員來取代這些資本家，那麽市場經濟的總體效率將會大大降低，因為每個取代資本家的職員在考慮為領取他的薪水應該提供什麽樣的服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於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現得更好的同事的壓力時會受到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的影響。


  激勵機製引起的偏見的另外一個常見後果是，人們傾向於鑽各種製度的空子，他們往往在損人利己方麵表現得極有創意。因此，幾乎所有製度設計都必須具備防止鑽空子的重要屬性。製度設計還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則：盡量避免獎勵容易作假的事情。然而我們的議員和法官，通常包括許多在優秀大學受過教育的律師，往往會忽略這個原則。社會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道德風氣敗壞，效率下降，出現的不公平的成本轉嫁和財富轉移。如果高等學府提高教育質量，傳授更多的心理學知識，而學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學知識，那麽我們的立法機構和法院將會設計出更好的製度。


  當然，現在驅使人們行動的主要獎勵是金錢。隻要一個毫無實質價值的籌碼能夠固定換到一根香蕉，那麽人們就可以對猴子進行訓練，讓它為了籌碼而工作，仿佛籌碼就是香蕉一樣。同樣道理，人類也會為了錢而工作——而且會為了錢而更加賣命地工作，因為人類的金錢除了可以換到食物之外，還能換到許許多多美好的東西，擁有或花掉金錢通常也會讓人顯得有身份。此外，富人往往會出於習慣，更加努力地為金錢而工作，盡管他們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錢。總的來說，金錢是現代文明的主要驅動力，這在非人類動物的行為中是沒有先例的。金錢獎勵也跟其他形式的獎勵混合在一起。例如，有些人花錢買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撈錢，而有些人同時做這兩件事。


  雖然在各種獎勵中金錢是最主要的，但它並非是惟一有效的獎勵。人們也會為了性、友誼、伴侶、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錢因素而改變他們的行為和認知。


  “祖母的規矩”也證實了獎勵是非常有用的。它的效果特別突出，所以我在這裏必須提到它。你可以用這個規矩來成功地控製自己的行為，哪怕你使用的獎勵品是你已經擁有的！實際上，許多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的顧問經常要求商業組織教會管理人員用“祖母的規矩”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日常行為，借此改善它們的獎勵係統。具體來說，祖母的規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點之前先把他們的胡蘿卜吃掉。把它應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員每天強迫他們自己先完成他們不喜歡然而必要的任務，再獎勵他們自己去處理那些他們喜歡的任務。考慮到獎勵的超級威力，這種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此外，這個規矩也可以被用於生活中非商業的部分。那些顧問強調在日常生活中采用這種做法並不是無意的。根據斯金納的教導，他們知道即時的獎勵是最有效的。


  當然，懲罰也強烈地影響到行為和認知，盡管它的彈性和效果不像獎勵那麽好。例如，非法操縱物價的行為以前在美國很常見，因為遇到這種行為，政府往往是罰款了事。後來有幾個重要的企業高管被革職還被送往聯邦監獄服刑。此後，操縱價格的行為就大大減少了。


  陸軍和海軍部隊在利用懲罰來改變行為方麵做得很極端，這可能是因為它們需要士兵的絕對服從。大約在愷撒的年代，歐洲有個部落，每當集結號角吹響時，最後一個到達的士兵就會被殺死，於是沒有人願意跟這個部落打仗。喬治·華盛頓則把那些當逃兵的農場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來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二 喜歡/熱愛傾向

  在遺傳因素的作用之下，剛孵出來的小鵝在破殼而出後將會“熱愛”並跟隨第一個對它和善的生物，那幾乎總是它的母親。但是，如果小鵝孵出來那一刻，出現的並不是母鵝，而是一個人，那麽小鵝將會“熱愛”並跟隨這個人，把他當作自己的母親。


  類似的是，剛出生的人類也會“天生就喜歡和熱愛”對他好的人。也許最強烈的天生的愛——隨時準備好被誘發——就是人類的母親對其孩子的愛。從另外一方麵來說，老鼠同樣也有“愛護孩子”的行為，但隻要刪除某個基因，老鼠的這種行為就會消失。這意味著母老鼠和小鵝一樣，體內都有某種誘發基因。


  就像小鵝一樣，每個孩子不僅會受天性的驅使去喜歡和愛，而且也會在其親生父母或者養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會群體中去喜歡和愛。現在這些極端的羅曼蒂克之愛在人類的遠古時代是不可能出現的。我們早期的人類祖先肯定會更像猿類，以一種非常原始的方式來挑選伴侶。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還有什麽是人類天生就喜歡和熱愛的呢？人類喜歡和熱愛被喜歡和被熱愛。許多在情場上的勝負皆因他/她能否表現出額外的關懷和愛護，而一般來講，人類終身都會渴望得到許多和他毫無關係的他人的憐惜和欣賞。


  喜歡/熱愛傾向造成的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後果就是，它是一種心理調節工具，促使人們：（1）忽略其熱愛對象的缺點，對其百依百順；（2）偏愛那些能夠讓自己聯想起熱愛對象的人、物品和行動（這一點我們將會在“受簡單聯想影響的傾向”中討論）；（3）為了愛而扭曲其他事實。


  喜歡/熱愛會引發傾慕，反之亦然。傾慕也會引起並且強化喜歡/熱愛傾向。這種“反饋模式”一旦形成，通常會造成極端的後果，有時候會促使人們為了幫助自己心愛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毀滅。


  喜歡/熱愛和傾慕交織在一起並相互作用往往在許多和男女情感無關的領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例如，一個天生熱愛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擁有巨大的優勢。巴菲特和我自己在這方麵就很幸運，有時候讓我們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有一個人對我們兩人都起到激勵作用，他就是沃倫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他在雜貨店有幹不完的活，但幹活的時候總是很快樂，沃倫和我對他特別佩服。即使到今天，在我認識了這麽多人之後，我仍然認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讓我變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極度的熱愛和傾慕的人往往能夠發揮榜樣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這對社會政策有極大的借鑒意義。例如，吸引許多令人敬愛、值得傾慕的人進入教育行業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三 討厭/憎恨傾向

  在一種與“喜歡/熱愛傾向”相反的模式中，剛出生的人類也會“天生就討厭和憎恨”對他很壞的人。猿類和猴類的情況也是如此。


  因此，戰爭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中幾乎是持續不斷的。例如，大多數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無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爾會把俘虜帶到家裏的婦女麵前，讓她們也享受把俘虜折磨致死的樂趣。盡管有了廣為流布的宗教和發達先進的文明製度，現代社會的戰爭依然非常野蠻。但我們也觀察到，在當今的瑞士和美國，人類巧妙的政治製度將個體和群體的討厭與仇恨“引導”到包括選舉在內的非致命模式當中。


  但討厭和仇恨並沒有徹底消失。這些心理傾向是天生的，它們依然很強烈。所以英國有這樣的格言：“政治是正確地處理仇恨的藝術。”我們還看到美國非常流行那些對政敵進行詆毀的廣告。就家庭的層麵而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隻要負擔得起相關費用，他就會不停地起訴他們。有個很風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複地向我解釋，“窮人和富人的主要區別是，富人能夠一輩子起訴他們的親戚。”我父親在奧馬哈當律師的時候也處理了許多這種家庭內部的仇恨。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念書時，那裏的教授教我“物權法”，然而絲毫沒有提及家庭內部的兄弟爭端。那時我就稱這所法學院是一個非常脫離現實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車的馬那樣蒙上了“眼罩”。我估計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在上物權法課程的時候依然沒有提到兄弟之爭。


  討厭/憎恨傾向也是一種心理調節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們：（1）忽略其討厭對象的優點；（2）討厭那些能夠讓自己聯想起討厭對象的人、物品和行動；（3）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實。


  這種扭曲往往很極端，導致人們的認知出現了極大的偏差。當世貿中心被摧毀的時候，許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認為是印度人幹的，而許多穆斯林則認為是猶太人幹的。這種致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視的雙方很難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很難和解，因為一方曆史中記載的事實與另外一方曆史中記載的事實大相徑庭，很少有相同之處。


  四 避免懷疑傾向

  人類的大腦天生就有一種盡快作出決定，以此消除懷疑的傾向。


  這很容易理解，進化在漫長的歲月中促使動物傾向於盡快清除懷疑。畢竟，對於一隻受到進攻者威脅的獵物來說，花很長時間去決定該怎麽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類的遠祖也是動物，這種避免懷疑傾向與其遠祖的曆史是很相符的。


  人類通過盡快作出決定來消除懷疑的傾向十分明顯，所以法官和陪審團必須采用抵製這種傾向的行為。他們不能立刻作出判決，而是必須經過慎重的考慮。人們在做決定之前，必須讓自己習慣於戴上一個客觀的“麵具”。這個“麵具”能夠讓人們客觀地看待問題，這一點我們將會在下麵討論“避免不一致性傾向”時看出來。


  當然，明白人類具有強烈的避免懷疑傾向之後，邏輯上我們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麵，人們對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這種傾向的驅使。即使有人認為他自己的信仰來自神的啟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與此不一樣的信仰。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避免懷疑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麽引發了避免懷疑傾向呢？如果一個人沒有受到威脅，又無需考慮任何問題，他是不會急於通過作出決定來消除懷疑的。正如我們在後麵談到“社會認可傾向”和“壓力影響傾向”時將會看到的，引發避免懷疑傾向的因素通常是：

  （1）困惑；（2）壓力。在麵對宗教問題的時候，這兩種因素當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數人的自然狀態就是需要有某種宗教信仰。這是我們觀察到的事實。


  五 避免不一致性傾向


  為了節省運算空間，人類的大腦會不願意作出改變。這是一種避免不一致性的形式。在所有的人類習慣中，無論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我們都能看到這種情況。沒幾個人能夠列出許多他們已經改掉的壞習慣，而有些人哪怕連一個都列舉不出來。與此相反，幾乎每個人都有大量持續很久的壞習慣，盡管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習慣不好。考慮到這種情況，在許多時候我們說三歲看老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狄更斯的《聖誕歡歌》中，可憐的雅各布·馬裏的鬼魂說：“我戴著我在生活中鍛造的鎖鏈。”他說的鎖鏈就是那些起初輕微得難以察覺，在察覺之後又牢固得無法打破的習慣。


  在生活中維持許多好習慣，避免或者戒除許多壞習慣，這樣的生活才是明智的。能夠幫助人們過上明智生活的偉大原則同樣來自富蘭克林的《窮理查年鑒》：“一盎司的預防比一磅的治療更值錢。”富蘭克林這句話的部分含義是，由於避免不一致性傾向的存在，防止一種習慣的養成要比改變它容易得多。


  大腦的抗改變傾向還使得人們傾向於保留如下幾種東西的原樣：以前的結論、忠誠度、身份、社會認可的角色等等。人類大腦在進化的過程中為什麽會產生出這種伴隨著快速消除懷疑傾向的抗改變模式，現在還不是很清楚。我猜想這種抗改變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當人類的遠祖還是動物的時候，迅速作出決定對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抗改變的模式有助於更快地作出決定。


  （2）它使得我們的遠祖能夠通過群體協作而獲得生存優勢，因為如果每個人的反應總是不停地改變，那麽群體協作就會變得很困難。


  （3）從人類剛開始識字到今天擁有複雜的現代生活，中間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它是進化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辦法。


  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來，如果任由避免懷疑傾向引發的快速決定和拒絕改變這種決定的傾向相結合，將會使現代人的認知出現大量的錯誤。而且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我們所有人都曾和許多冥頑不靈的人打過交道，那些人死抱著他們在小時候形成的錯誤觀念，直到進了墳墓還不肯放手。由於避免不一致性傾向引起的糟糕決定所造成的問題特別嚴重，所以我們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來對付它。例如，在作出決定之前，法官和陪審團必須先聆聽辯方的長篇大論，讓辯方列舉證據為自身辯護。這有助於防止法官和陪審團在判決的時候犯“第一結論偏見”的錯誤。同樣地，其他現代決策者通常要求各種團體在作出決定之前考慮反方的意見。


  正確的教育應該是一個提高認知能力的漫長過程，以便我們變得足夠有智慧，能夠摧毀那些因拒絕改變傾向而被保留的錯誤想法。正如在世界頂尖大學任教的凱恩斯爵士談及他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同事時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難被接受，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太過複雜。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為它們與原有的舊思想不一致。凱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類頭腦和人類卵子的運作方式非常相似。當一個精子進入卵子，卵子就會自動啟動一種封閉機製，阻止其他精子的進入。人類頭腦強烈地趨向於與此相同的結果。


  所以人們傾向於積累大量僵化的結論和態度，而且並不經常去檢查，更不會去改變，即便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它們是錯誤的。


  社會科學院係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比如說，曾經有人認為弗洛伊德應該是加州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的惟一人選。但自然科學院係也有人堅持錯誤的舊觀點，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也沒那麽嚴重。在這方麵，諾貝爾獎得主、普朗克常數的發現者馬克斯·普朗克最有發言權。普朗克不但以科學研究聞名，而且他還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他說，甚至在物理學領域，激進的新思想也很少被舊衛士所接受。與此相反，普朗克說，唯有新的一代成長起來，較少受到舊理論毒害的他們才能接受新理論。實際上，這種“腦梗阻”的情況也曾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於愛因斯坦身上。處在巔峰期的愛因斯坦非常善於摧毀他自己的思想，但是愛因斯坦晚年卻從沒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學。查爾斯·達爾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結論偏見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訓練自己努力考慮任何有可能證偽他的假說的證據，尤其是在他認為他的假說特別出色時更是如此。與達爾文相反的做法現在被稱為“確認偏見”，這是一個貶義詞。達爾文采用這樣的做法，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人類會由於天生的避免不一致性傾向而犯認知錯誤。他本身是一個偉大的例子，證明了心理學洞見一旦被正確地使用，就能夠對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思想有所貢獻。


  避免不一致性傾向給文明社會帶來了許多良好的影響。例如，大多數人在生活中不會表現出與他們的公共責任、新的或舊的公共認同等不一致的行動，而是會忠於職守，扮演好牧師、醫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師、職員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傾向造成的結果之一是，人們在獲取新身份的過程中作出的重大犧牲將會提高他們對這種新身份的忠誠度。畢竟，如果他們認為某樣東西並不好，卻又為之作出重大犧牲，那他們的行為將會顯得和他們的思想很不一致。所以文明社會發明了許多莊嚴肅穆的入會儀式，這些儀式通常是公開舉行的，能夠讓新成員更加忠心。


  莊嚴的儀式能夠強化好的關係，也能夠強化壞的關係。黑手黨新成員因為“投名狀”而對組織更加忠誠，德國軍官因為“血誓”而對希特勒更加忠心，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傾向引發的後果。


  此外，這種傾向通常會使人們成為被某些有心機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夠通過激發別人潛意識中的避免不一致性傾向而博取對方的好感。很少有人比本傑明·富蘭克林更精於此道。本傑明·富蘭克林原本是費城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當時他想得到某個重要人物的垂青，於是經常設法請那個人幫他一些無關緊要的小忙，比如說借一本書給他之類的。從那以後，那個大人物就更加欣賞和信任富蘭克林了，因為一個不值得欣賞、不值得信任的富蘭克林與他借書給富蘭克林的行為中暗示的讚許並不一致。


  富蘭克林這種操縱別人幫自己忙、從而令別人對自己產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過來使用，也會產生非常變態的效果。如果有個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傷害另外一個人，那麽他就會傾向於貶低甚至憎恨那個人。這種避免不一致性傾向造成的效應解釋了那句諺語所含的道理：“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做過的壞事。”這種效應也解釋了監獄中的看守和囚犯勢不兩立的現象。許多看守會虐待囚犯，這種做法使他們更加討厭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當作畜牲一樣的囚犯又會反過來仇視看守。若要消除監獄中囚犯和看守之間相互敵視的心理，獄方應該持續不斷地致力於：（1）從一開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現象出現時要立刻予以製止，因為它會像瘟疫那樣蔓延擴散。如果在更有遠見的教育的幫助下，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獲得更多的心理學認知，那麽我們也許能夠提高美國軍隊的整體效率。


  避免不一致性傾向是如此強大，乃至一個人隻要假裝擁有某種身份、習慣或者結論，他自己通常就會信以為真。因而，許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麥王子。許多裝好人的偽善者的道德水平確實得到了提高；許多假裝公正無私的法官和陪審團確實會做到公正無私；許多辯護律師或者其他觀點的鼓吹者最後會相信他們從前隻是假裝相信的東西。


  避免不一致性傾向造成了“維持現狀傾向”，給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它也帶來了許多好處。避免不一致性傾向導致教師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識教給學生。所以臨床醫學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先看，後做，再教”的原則，隻有自己看過和做過的，才能教給別人。當然，教育過程有能力影響教師認知，這未必總是對社會有益。當這種能力流入政見傳播和邪教教義傳播時，通常會給社會造成糟糕的影響。


  例如，當年輕的學生被灌輸了值得懷疑的政治理念，然後熱誠地將這些理念推銷給我們其他人時，現代教育就會給社會造成很大的破壞。這種推銷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但是學生會把他們所推銷的東西變成他們自己的思維習慣，從而受到了永久的傷害。我認為那些有這種風氣的教育機構是很不負責任的。在一個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給他的頭腦套上一些鎖鏈，這是很重要的。


  六 好奇心傾向


  哺乳動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類的哺乳動物裏麵，好奇心最強烈的是猿類和猴類。而人類的好奇心又比他的這些近親強烈得多。在發達的人類文明中，文化極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進知識發展方麵的效率。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亞曆山德裏亞）人的純粹好奇心推動了數學和科學的發展，而羅馬人則對數學或科學幾乎沒有貢獻。羅馬人更專注於礦藏、道路和水利等“實用”工程。最好的現代教育機構（這樣的機構在許多地方都為數甚少）能夠增強人們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則能幫助人們防止或者減少其他心理傾向造成的糟糕後果。好奇心還能讓人們在正式教育結束很久之後依然擁有許多樂趣和智慧。


  七 康德式公平傾向


  康德以其“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又譯為定言令式）而聞名。所謂絕對命令是某種“黃金法則”，它要求人們遵守某些行為方式，如果所有人都遵守這些方式，那麽就能夠保證社會製度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好的。應該說，在現代社會，每個有文化的人都表現出並期待從別人那裏得到康德所定義的這種公平。


  美國一些規模不大的小區裏麵通常會有隻能供一輛車通過的橋梁或者地道，在這些小區裏麵，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禮讓的情況，盡管那裏並沒有交通標誌或者信號燈。許多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司機，包括我自己在內，通常會讓其他想要超車的司機開到自己前麵，因為那是一種當他們想超車時也希望得到的禮貌行為。此外，在現代的文明社會中，陌生人之間有文明排隊的習慣，這樣所有人都能按照“先來後到”的規矩得到服務。


  此外，陌生人往往會自願平分飛來橫財，或者平攤意外損失。作為這種“公平分配”行為的自然後果，當人們期待然而沒有得到公平分配時，往往會表現出不滿的情緒。


  過去300年來，奴隸製度在世界各地基本上被廢除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在此之前，奴隸製度已經和各大宗教共存了幾千年。我認為康德式公平傾向是促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因素。


  八 豔羨/妒忌傾向

  如果某個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經常挨餓，那麽這個物種的成員在看到食物時，就會產生占有那食物的強烈衝動。如果被看到的食物實際上已經被同物種的另外一個成員占有，那麽這兩個成員之間往往會出現衝突的局麵。這可能就是深深紮根在人類本性中的豔羨/妒忌傾向的進化起源。


  兄弟姐妹之間的妒忌明顯是非常強大的，並且兒童往往比成年更容易妒忌自己的兄弟姐妹。這種妒忌通常比因陌生人而發的妒忌更加強烈。這種結果也許是康德式公平傾向造成的。


  各種神話、宗教和文學作品用一個又一個的事例來描寫極端的豔羨/妒忌是如何引起仇恨和傷害的。猶太文明認為這種心理傾向是極其邪惡的，摩西誡律一條又一條明令禁止妒忌。這位先知甚至警告人們不要去貪圖鄰人的驢子。


  現代生活中的妒忌也無所不在。例如，當某些大學的資金管理人員或者外科手術教授拿到遠遠超過行業標準的薪水時，校園裏會一片嘩然。而現代的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等地方的豔羨/妒忌效應通常比大學教職員工中的此效應更加極端。許多大型律師事務所擔心豔羨/妒忌會造成混亂，所以它們曆來給所有高級合夥人提供的薪酬都是差不多的，完全不管他們對事務所的貢獻有多大的差別。我同沃倫·巴菲特一起工作，分享對生活的觀察已經幾十年了，聽到他不止一次明智地指出：“驅動這個世界的不是貪婪，而是妒忌。”


  由於這句話基本上是正確的，人們可能會認為心理學教科書會用大量的篇幅來談論豔羨/妒忌。但我翻讀那三本心理學教科書的時候，並沒有看到這樣的內容。實際上，那些教科書的索引上根本就找不到“豔羨”和“妒忌”這兩個詞。


  毫不提及豔羨/妒忌的這種現象並不局限於心理學教科書。在你們參加過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上，有人把成年人的豔羨/妒忌心理視為某些觀點的原因嗎？似乎存在一條普遍的禁忌，禁止人們做出這樣的聲明。如果確實如此的話，是什麽導致這條禁忌的出現呢？


  我的猜想是，這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說某種立場是由豔羨/妒忌促成的，是對采取那種立場的人的極大侮辱，如果那個人所持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那就更是如此。說某種立場受到妒忌的驅動被視為等同於說采取那種立場的人像兒童般不成熟，那麽這種對妒忌避而不談的禁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這種普遍的禁忌就應該影響心理學教科書，導致心理學無法對一種普遍的重要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九 回饋傾向

  人們早就發現，和猿類、猴類、狗類和其他許多認知能力較為低下的動物相同，人類身上也有以德報德、以牙還牙的極端傾向。這種傾向明顯能夠促進有利於成員利益的團體合作。從這方麵來講，它跟許多社會性動物的基因程序很相似。


  我們知道，在有些戰爭中，以牙還牙的心理傾向是很厲害的，它會讓仇恨上升到很高的程度，引發非常野蠻的行為。許多戰爭中沒有活的俘虜，交戰雙方非把敵人置於死地不可，而且有時候光是把敵人殺死還不夠，比如說成吉思汗，他就不滿足於隻把敵人變成屍體。他堅持要把敵人的屍體剁得粉碎。


  拿成吉思汗和螞蟻來作對比是很有意思的。成吉思汗對別人殘暴無度，動輒加以殺戮，而螞蟻對其繁殖群體之外的同種類螞蟻也表現出極端的、致命的敵意。如果和螞蟻相比，成吉思汗簡直太和藹可親了。螞蟻更加好鬥，而且在打鬥中更加殘忍。實際上，E.O.威爾遜曾經開玩笑地說，如果螞蟻突然得到原子彈，所有螞蟻將會在18個小時之內滅亡。人類和螞蟻的曆史給我們的啟發是：（1）大自然並沒有普遍的法則使得物種內部以德報怨的行為能夠推動物種的繁榮；（2）如果一個國家對外交往時放棄以牙還牙的做法，這個國家是否有好的前景是不確定的；（3）如果國與國之間都認為以德報怨是最好的相處之道，那麽人類的文化將要承擔極大的重任，因為人類的基因是幫不上多少忙的了。


  接下來我要談談戰場之外的以牙還牙。現代有許多“路怒”（注：英文為road rage，是指汽車駕駛人在行車時對別的汽車駕駛人所做出的攻擊性的或過激的行為）事件，或者運動場上也有因為受傷而引起的情緒失控事件，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出來，在和平時代，人們之間的敵意也可能非常極端。


  化解過激的敵意的標準方法是，人們可以延遲自己的反應。我有個聰明的朋友叫做托馬斯·墨菲（注：托馬斯·墨菲，首都城市/美國廣播公司前董事長和CEO），他經常說：“如果你覺得罵人是很好的主意，你可以留到明天再罵。”


  當然，以德報德的心理傾向也是非常強烈的，所以它有時能夠扭轉以牙還牙的局麵。有時候，在戰火正酣時，交戰雙方會莫名其妙地停止交火，因為有一方先做出了細微的友善的舉動，另外一方則投桃報李，就這樣往複下去，最後戰鬥會停止很長一段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戰雙方在前線的戰壕不止一次地這樣停戰，這令那些將軍感到非常惱火。


  很明顯，作為現代社會繁榮的主要推動因素，商業貿易也得到人類投桃報李的天性的很大幫助。利己利人的原則和回饋傾向相結合，會引起許多有建設性的行為。婚姻生活中的日常交流也得到回饋傾向的幫助，如果沒有回饋傾向的幫助，婚姻會喪失大部分的魅力。


  回饋傾向不但能夠和激勵機製的超級威力結合起來產生好的結果，它還跟避免不一致性傾向共同促成了以下結果：（1）人們履行在交易中作出的承諾，包括在婚禮上作出的忠於對方的承諾；（2）牧師、鞋匠、醫生和其他所有職業人士恪守職責，做出正確的行為。


  與其他心理傾向和人類翻跟鬥的能力相同，回饋傾向很大程度上是在潛意識層麵發揮作用的。所以有些人能夠把這種傾向變成強大的力量，用來誤導他人。這種情況一直都有發生。


  例如，當汽車銷售員慷慨地把你請到一個舒服的地方坐下，並端給你一杯咖啡時，你非常有可能因為這個細小的禮節性行為當了一回冤大頭，買車的時候多付了500美元。這遠遠不是銷售員用小恩小惠所取得的最成功的銷售案例。然而，在這個買車的場景中，你將會處於劣勢，你將會從自己口袋裏額外掏出500美元。這種潛在的損失多少會讓你對銷售員的示好保持警惕。


  但假如你是采購員，花的錢來自別人——比如說某個有錢的雇主，那麽你就不太會因為要額外付錢而反感銷售員的小恩小惠，因為多付出的成本是別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銷售員通常能夠將他的優勢最大化，尤其是當采購方是政府時。


  因此，聰明的雇主試圖壓製從事采購工作的職員的回饋傾向。最簡單的對策最有效：別讓他們從供應商那裏得到任何好處。山姆·沃爾頓（注：山姆·沃爾頓，1918——1992，美國零售商沃爾瑪公司的創辦人）讚同這種徹底禁止的思想。他不允許采購員從供應商那裏接受任何東西，哪怕是一個熱狗也不行。考慮到大多數回饋傾向是在潛意識層麵發揮作用，沃爾頓的政策是非常正確的。如果我是國防部的負責人，我會在國防部實行沃爾頓的政策。


  在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中，西奧迪尼出色地證明“實驗員”有能力通過誘發人們潛意識的回饋傾向來誤導他們。


  展開實驗的西奧迪尼吩咐他的實驗員在他所在的大學校園裏閑逛，遇到陌生人就請他們幫忙帶領一群少年犯去動物園參觀。因為這是在大學校園裏發生的，所以在他們抽中的大量樣本中，每六個人有一個真的同意這麽做。得到這個1/6的統計數據之後，西奧迪尼改變了實驗的程序。他的實驗員接下來又在校園裏閑逛，遇到陌生人就要求他們連續兩年每周花大量時間去照顧少年犯。這個荒唐的請求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拒絕。但實驗員跟著又問：“那麽你願意至少花一個下午帶那些少年犯去參觀動物園嗎？”這將西奧迪尼原來的接受率從1/6提高到了50%——整整3倍。


  西奧迪尼的實驗員所做的是作出小小的讓步，於是對方也作出了小小的讓步。由於西奧迪尼的實驗對象在潛意識中作出了這種回饋式的讓步，所以有更多的人非理性地答應帶領少年犯去參觀動物園。這位教授發明了如此巧妙的實驗，如此強有力地證明了某個如此重要的道理，他理應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實際上，西奧迪尼確實得到了這種認可，因為許多大學向他學習了大量知識。


  回饋傾向為什麽如此重要呢？假如有許多法學院學生畢業後走進社會，代表客戶到處去談判，卻完全不了解西奧迪尼的實驗所展現的潛意識思維過程的本質，那該是多麽愚蠢的事。然而這種蠢事在世界各地的法學院已經發生了好幾十年，實際上，是好幾個世代。這些法學院簡直就是在誤人子弟。它們不知道也不願意去傳授山姆·沃爾頓了解得十分清楚的東西。


  回饋傾向的重要性和效用也可以從西奧迪尼對美國司法部長批準偷偷進入水門大廈的愚蠢決定的解釋中看出來。當時有個膽大包天的下屬提議為了謀取共和黨的利益，不妨使用妓女和豪華遊艇相結合的手段。這個荒唐的請求遭到拒絕之後，那下屬作出了很大的讓步，隻要求得到批準，以便偷偷摸摸地去盜竊，於是司法部長默許了。西奧迪尼認為，潛意識的回饋傾向是導致美國總統在水門醜聞中下台的重要因素。我也持相同的觀點。回饋傾向微妙地造成了許多極端而危險的結果，並且這種情況絕不少見，而是一直以來都有很多。


  人類對回饋傾向的認識，在被付諸實踐數千年之後，已經在宗教領域幹了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壞事。特別令人發指的例子來自腓尼基人（Phoenicians）和阿茲台克人（Aztecs），他們會在宗教儀式上將活人殺死，作為犧牲品供奉給他們的神靈。我們不應該忘記近如在迦太基之戰（注：英文為PunicWars，也稱布匿戰爭，是羅馬人在向地中海擴張中於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46年同迦太基人之間的三次戰役）中，文明的羅馬人由於擔心戰敗，重操了幾次殺人獻祭的舊業。從另外一方麵來說，人們基於回饋心理，認為隻要行為端正，就能從上帝那裏得到幫助，這種觀念有可能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


  總的來說，我認為無論是在宗教之內還是在宗教之外，回饋傾向給人類帶來的貢獻遠遠比它造成的破壞要多。而就利用心理傾向來抵消或者防止其他一種或多種心理傾向引起的糟糕後果而言，比如說，就利用心理幹預來終止化學藥物依賴（戒毒或酒）而言，回饋傾向往往能夠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人類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也許就是情感關係，情感關係中的雙方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取悅對方，而非如何被取悅——在回饋傾向的作用之下，這樣的情況並不算罕見。


  在結束離開回饋傾向的討論之前，我們最後要討論的是人類普遍受到負罪感折磨的現象。如果說負罪感有其進化基礎的話，我相信最有可能引起負罪感的因素是回饋傾向和獎勵超級反應傾向之間的精神衝突。獎勵超級反應傾向是一種推動人們百分百地去享受好東西的心理傾向。當然，人類的文化通常極大地促使這種天生的傾向受到負罪感的折磨。具體地說，宗教文化通常給人們提出一些很難做到的道德要求和奉獻要求。我家附近住著一位很有個人魅力的愛爾蘭天主神父，他經常說：“負罪感可能是那些猶太人發明的，但我們天主教徒完善了它。”如果你們像我和這位神父一樣，都認為負罪感總體上是利多於弊的，那麽你們就會和我一樣對回饋傾向存有感激之心，無論你們覺得負罪感是多麽地令人不愉快。


  十 受簡單聯想影響的傾向

  斯金納研究過的標準條件反射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條件反射。在這種條件反射中，創造出新習慣的反射行為是由以前得到的獎勵直接引起的。例如，有個人買了一罐名牌鞋油，發現這種鞋油能把鞋擦得特別亮，由於這種“獎勵”，下次他需要再買鞋油時，還是買了這個牌子。


  但條件反射還有另外一種，反射行為是由簡單的聯想引發的。例如，許多人會根據從前的生活經驗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有幾種同類產品同時在出售，價格最高的那種質量最好。有的普通工業品銷售商明白這個道理，於是他通常會改變產品的外包裝，把價格提得很高，希望那些追求高質量的顧客會因此而上當，純粹由於他的產品及其高價格引起的聯想而成為購買者。這種做法通常對促進銷量很有幫助，甚至對提高利潤也很有作用。例如，長期以來，定價很高的電動工具就取得了很好的銷售業績。如果要銷售的產品是油井底下用的油泵，那麽這種高定價的做法起到的作用會更大。提高價格的銷售策略對奢侈品而言尤其有效，因為那些付出更高價格的顧客因此而展現了他們的良好品味和購買力，所以通常能夠獲得更高的地位。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聯想，隻要加以仔細的利用，也能對產品購買者產生極端的特殊影響。鞋油的目標購買者或許很喜歡漂亮女孩。所以他選擇了那種外包裝上印著漂亮女孩的鞋油，或者他最近看到由漂亮女孩做廣告的那種鞋油。


  廣告商了解單純聯想的威力。所以你們不會看到可口可樂的廣告中有兒童死亡的場麵；與之相反，可口可樂廣告畫麵中的生活總是比現實生活更加快樂。


  同樣地，軍樂團演奏的音樂那麽動聽也絕對不是偶然的。人們聽到那種音樂，就會聯想起部隊生活，所以它有助於吸引人們入伍，並讓士兵留在軍隊裏。大多數軍隊懂得如何用這種成功的方法來使用簡單聯想。


  然而，簡單聯想造成的最具破壞性的失算往往並不來自廣告商和音樂提供者。


  有的東西碰巧能讓人聯想起他從前的成功，或者他喜歡和熱愛的事物，或者他討厭和憎恨的事物（包括人們天生就討厭的壞消息）。有些最嚴重的失算是由這樣的東西引起的。


  若要避免受到對從前之成功的簡單聯想誤導，請記住下麵這段曆史。拿破侖和希特勒的軍隊在其他地方戰無不勝，於是他們決定侵略俄羅斯，結果都是一敗塗地。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事例跟拿破侖和希特勒的例子差不多。例如，有個人愚蠢地去賭場賭博，竟然贏了錢。這種虛無縹緲的關聯促使他反複去那個賭場，結果自然是輸得一塌糊塗。也有些人把錢交給資質平庸的朋友去投資，碰巧賺了大錢。嚐到甜頭之後，他決定再次嚐試這種曾經取得成功的方法——結果很糟糕。


  避免因為過去的成功而做蠢事的正確對策是：


  （1）謹慎地審視以往的每次成功，找出這些成功裏麵的偶然因素，以免受這些因素誤導，從而誇大了計劃中的新行動取得成功的概率；（2）看看新的行動將會遇到哪些在以往的成功經驗中沒有出現的危險因素。


  喜歡和熱愛會給人們的思想帶來傷害，這可以從下麵的事例看出來。在某樁官司中，被告人的妻子原本是一名非常值得尊敬的女性，可是卻做出了明顯錯誤的證詞。那位著名的控方律師不忍心攻擊這位如此可敬的女士，然而又想摧毀其證詞的可信性。於是他搖搖頭，悲傷地說：“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的證詞呢？答案就在那首老歌裏麵：


  丈夫是什麽樣，


  妻子就會是什麽樣。


  她嫁給了小醜，


  小醜的卑鄙無恥，

  拖累了她。”


  法官因此沒有采信這位女士的證詞。他們輕而易舉地看出她的認知已經受到愛情的強烈影響。我們常常看到，有些母親受到愛的誤導，在電視鏡頭麵前聲淚俱下，發自內心地認為她們那些罪孽深重的兒子是清白無辜的。


  關於這種被稱為愛的聯想在多大程度上會令人盲目，人們的意見不盡相同。在《窮理查年鑒》中，富蘭克林提議：“結婚前要睜大雙眼看清楚，結婚後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許這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方法是正確的，但我喜歡一種更難做到的辦法：“實事求是地看清現實，可還是去愛。”


  憎恨和討厭也會造成由簡單聯想引起的認知錯誤。在企業界，我常常看到人們貶低他們討厭的競爭對手的能力和品德。這是一種危險的做法，通常不易察覺，因為它是發生在潛意識層麵的。


  有關某個人或者某個討厭結果的簡單聯想也會造成另外一種常見的惡果，這可以從“波斯信使綜合症”中看出來。古代波斯人真的會把信使殺掉，而這些信使惟一的過錯是把真實的壞消息（比如說戰敗）帶回家。對於信使來說，逃跑並躲起來，真的要比依照上級的心願完成使命安全得多。


  波斯信使綜合征在現代生活中仍然很常見，盡管不再像原來那樣動輒出人命。在許多職業裏，成為壞消息傳遞者真的是很危險的。工會談判專家和雇主代表通常懂得這個道理，它在勞資關係中引發了許多悲劇。有時候律師知道，如果他們推薦一種不受歡迎然而明智的解決方案，將會招來客戶的怨恨，所以他們會繼續把官司打下去，乃至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即使在許多以認知程度高而著稱的地方，人們有時候也會發現波斯信使綜合征。例如，幾年前，兩家大型石油公司在得克薩斯的審判庭打起了官司，因為它們合作開發西半球最大油田的協議中有含糊的地方。我猜想他們打官司的起因是某位法律總顧問先前發現合同有問題，卻不敢把壞消息告訴一位剛愎自用的CEO。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其巔峰期行將結束的時候就以波斯信使綜合征聞名，因為董事會主席佩利（注：William Samuel Paley，1901——1990，CBS前董事長及執行長，他將CBS從一個小廣播公司發展成為美國三大廣播電視網之一）特別討厭那些告訴他壞消息的人。結果是，佩利生活在謊言的殼子之中，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錯誤的交易，甚至用大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股票去收購一家後來很快被清盤的公司。


  要避免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樣因波斯信使綜合征而自食其果，正確的對策是有意識地，養成歡迎壞消息的習慣。伯克希爾有一條普遍的規矩：“有壞消息要立刻向我們匯報。隻有好消息是我們可以等待的。”還有就是要保持明智和消息靈通，那就是讓人們知道你有可能從別處聽說壞消息，這樣他們就不敢不把壞消息告訴你了。


  受簡單聯想影響的傾向通常在消除以德報德的自然傾向方麵有驚人的效果。有時候，當某個人接受恩惠時，他所處的境況可能很差，比如說窮困潦倒、疾病纏身、飽受欺淩等等。除此之外，受惠者可能會妒忌施惠者優越的處境，從而討厭施惠者。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施惠的舉動讓受惠者聯想起自身的不幸遭遇，受惠者不但會討厭那個幫助他的人，還會試圖去傷害他。這解釋了那個著名反應（有人認為是亨利·福特說的）：“這人為什麽如此憎恨我呢？我又沒有為他做過什麽事情。”我有個朋友，現在姑且叫他“格羅茲”吧，樂善好施的他有過一次啼笑皆非的遭遇。格羅茲擁有一座公寓樓，他先前買下來，準備將來用那塊地來開發另外一個項目。考慮到這個計劃，格羅茲對房客非常大方，向他們收取的租金遠遠低於市場價。後來格羅茲準備拆掉整座大樓，在舉行公開聽證會的時候，有個欠了許多租金沒有交的房客表現得特別氣憤，並在聽證會上說：“這個計劃太讓人氣憤了。格羅茲根本就不需要更多的錢。我清楚得很，因為我就是靠格羅茲的獎學金才念完大學的。”


  最後一類由簡單聯想引起的嚴重思維錯誤出現在人們經常使用的類型化思考中。因為彼得知道喬伊今年90歲，也知道絕大多數90歲的老頭腦袋都不太靈光，所以彼得認為老喬伊是個糊塗蛋，即使老喬伊的腦袋依然非常好使。或者因為阿珍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而且彼得知道沒有老太太精通高等數學，所以彼得認為阿珍也不懂高等數學，即使阿珍其實是數學天才。這種思考錯誤很自然，也很常見。要防止犯這種錯誤，彼得的對策並非去相信90歲的人腦袋總的來說跟40歲的人一樣靈活，或者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女性和男性一樣多。與之相反，彼得必須認識到趨勢未必能夠正確地預測終點，彼得必須認識到他未必能夠依據群體的平均屬性來準確地推斷個體的特性。否則彼得將會犯下許多錯誤，就像某個在一條平均水深18英寸的河流中被淹死的人那樣。


  十一 簡單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認

  我最早遇到這種現象，是在二戰期間。當時我們家有位世交的兒子學習成績非常出色，在體育運動方麵也非常有天賦，可惜他乘坐的飛機在大西洋上空失事，再也沒有回來。他母親的頭腦十分正常，但她拒絕相信他已經去世。那就是簡單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認。現實太過痛苦，令人無法承受，所以人們會扭曲各種事實，直到它們變得可以承受。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毛病，而這經常會引發嚴重的問題。這種傾向造成的最極端的後果經常跟愛情、死亡和對化學物質（酒精、毒品等）的依賴有關。


  當否認是被用來讓死亡更容易接受時，這種行為不會遭到任何批評。在這樣的時刻，誰會忍心落井下石呢？但有些人希望在生活中堅持下麵這條鐵律：“未必要有希望才能夠堅持。”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是非常可敬的。


  對化學物質的依賴通常會導致道德淪喪，成癮的人傾向於認為他們的處境仍然很體麵，仍然會有體麵的前途。因此，他們在越來越墮落的過程中，會表現得極其不現實，對現實進行極端的否認。在我年輕的時代，弗洛伊德式療法對逆轉化學物質依賴性完全沒有效用，但現在酒癮戒除組織通過造成數種心理傾向一起來對抗酒癮，能夠把戒除率穩定在95%。然而整個治療過程都很難，很耗費精力，而且50%的成功率也意味著50%的失敗率。人們應該避免任何有可能養成化學物質依賴性的行為。由於這種依賴性會造成極大的傷害，所以哪怕隻有很少的概率會染上，也應該堅決避免。


  十二 自視過高的傾向


  自視過高的人比比皆是。這種人會錯誤地高估自己，就好像瑞典有90%的司機都認為他們的駕駛技術在平均水平之上。這種誤評也適用於人們的主要“私人物品”。人們通常會過度稱讚自己的配偶。人們通常不會客觀地看待自己的孩子，而是會給出過高的評價。甚至人們的細小私人物品也一般會得到過度的稱讚。人們一旦擁有某件物品之後，對該物品的價值評估就會比他們尚未擁有該物品之前對其的價值評估要高。這種過度高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現象在心理學裏麵有個名稱：“稟賦效應”。人們作出決定之後，就會覺得自己的決定很好，甚至比沒作出這種決定之前所認為的還要好。


  自視過高的傾向往往會使人們偏愛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有些心理學教授們用很好玩的“丟錢包”實驗證明了這種效應。他們的實驗全都表明，如果撿到錢包的人根據錢包裏的身份線索發現失主跟自己很相似，那麽他把錢包還給失主的可能性是最高的。由於人類的這種心理特性，相似的人組成的派係群體總是人類文化中非常有影響的一部分，甚至在我們明智地試圖消除其最糟糕的效果之後仍是如此。


  現代生活中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派係群體，它們被一群自視過高的人把持，並隻從那些和他們非常相似的人中挑選新成員，現代生活可能就會出現一些非常糟糕的結果。因此，如果某個名牌大學的英語係學術水平變得很低下，或者某家經紀公司的銷售部門養成了經常詐騙的習慣，那麽這些問題將會有一種越來越糟糕的自然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很難被扭轉。這種情況也存在於那些變得腐敗的警察部門、監獄看守隊伍或者政治群體中，以及無數其他充滿了壞事和蠢事的地方，比如說美國有些大城市的教師工會就很糟糕，它們不惜傷害我們的兒童，力保那些本該被開除的低能教師。因此，我們這個文明社會中最有用的成員就是那些發現他們管理的機構內部出問題時願意“清理門戶”的負責人。


  自然了，各種形式的自視過高都會導致錯誤。怎麽能不會呢？


  讓我們以某些愚蠢的賭博投注為例。在買彩票時，如果號碼是隨機分配的，下的賭注就會比較少，而如果號碼是玩家自己挑選的，下的賭注就會比較多。這是非常不理性的。這兩種選號法中獎的概率幾乎是完全相同的，玩家中獎的機會都是微乎其微的。現代人本來不會買那麽多彩票的，但國家彩票發行機構利用了人們對自選號碼的非理性偏好，所以他們每次都很愚蠢地買了更多的彩票。


  那種過度稱讚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稟賦效應”強化了人們對自己的結論的熱愛。你們將會發現，一個已經在商品交易所購買了五花肉期貨的人現在愚蠢地相信，甚至比以前更加強烈地相信，他的投機行為具有許多優點。


  有些人熱愛體育運動，自以為對各個隊伍之間的相對優勢十分了解，這些人會愚蠢地去買體育彩票。和賽馬博彩相比，體育彩票更容易上癮——部分原因就在於人們會自動地過度讚賞他自己得出的複雜結論。


  在講究技巧的比賽——比如說高爾夫球賽或者撲克賭牌比賽——中，人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挑選那些水平明顯比自己高得多的玩家作對手，這種傾向同樣會產生極端的事與願違的後果。自視過高的傾向降低了這些賭徒在評估自己的相對能力時的準確性。


  然而更具有負麵作用的是，人們通常會高估自己未來為企業提供的服務質量。他們對這些未來貢獻的過度評價常常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自視過高往往會導致糟糕的雇傭決定，因為大部分雇主高估了他們根據麵試印象所得結論的價值。防止這種蠢事的正確對策是看輕麵試的印象，看重求職者以往的業績。


  我曾經正確地選擇了這種做法，當時我擔任某個學術招聘委員會的主席。我說服其他委員別再對求職者進行麵試，隻要聘用那個書麵申請材料比其他求職者優秀很多的人就可以了。有人對我說，我沒有尊重“學術界的正常程序”，我說我才是真正尊重學術的人，因為學術研究表明，從麵試中得來的印象，其預測價值很低，我正在應用這個成果。


  人們非常有可能過度地受到當麵印象的影響，因為從定義上來講，當麵印象包括了人們的主動參與。由於這個原因，現代企業在招聘高層管理人員時，如果遇到的求職者能說會道，那麽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險。依我之見，惠普當年麵試口齒伶俐的卡莉·菲奧裏納（注：卡莉·菲奧裏納，1954——，1999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惠普公司CEO），想任命她為新總裁時，就麵臨著這樣的危險。我認為：（1）惠普選擇菲奧裏納女士是一個糟糕的決定；（2）如果惠普懂得更多的心理學知識，采取了相應的預防措施，它就不會作出這個糟糕的決定。


  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顯示了自視過高的威力。在托爾斯泰看來，那些惡貫滿盈的罪犯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有那麽壞。他們或者認為（1）他們從來沒有犯過罪；或（2）考慮到他們在生活中遭遇的壓力和種種不幸，他們做出他們所做過的事，變成他們所成為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原諒的。


  “托爾斯泰效應”的後半部分，也就是人們不去改變自己，而是為自己那些可以改變的糟糕表現尋找借口，是極其重要的。由於絕大多數人都會為可以改變的糟糕表現尋找太多荒唐的理由，以此來試圖讓自己心安理得，所以采用個人和機構的對策來限製這種愚蠢的觀念造成的破壞是非常有必要的。從個人層麵來說，人們應該試圖麵對兩個事實：（1）如果一個人能夠改正糟糕的表現，卻沒有去改正，而是給自己找各種各樣的借口，那他就是品德有問題，而且將會遭受更多的損失；（2）在要求嚴格的地方，比如說田徑隊或者通用電氣，如果一個人不做出應有的表現，而是不停地找借口，那麽他遲早肯定會被開除。而機構化解這種“托爾斯泰效應”的對策是：（1）建設一種公平的、唯才是用的、要求嚴格的文化，外加采用能夠提升士氣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法；（2）開除最糟糕的不守規矩者。當然啦，如果你不能開除，比如說你不能“開除”你的孩子，你必須盡最大努力去幫助這個孩子解決問題。我聽過一個教育孩子的故事特別有效，那個孩子過了50年還對學到的教訓念念不忘。那孩子後來變成了南加州大學音樂學院的院長。他小時候曾經從他父親的老板的倉庫裏偷糖果吃，被他父親發現之後辯解說，他打算過會就放回去。他父親說：“兒子，你還不如想要什麽就拿什麽，然後在每次這麽做的時候，都把自己稱為小偷。”


  避免因為自視過高而做傻事的最佳方法是，當你評價你自己、你的親人朋友、你的財產和你過去未來的行動的價值時，強迫自己要更加客觀。這是很難做到的，你也無法做到完全客觀，但比起什麽都不做，放任天生的心理傾向不受約束地發展，卻又好得多。


  雖然自視過高通常會給認知帶來負麵的影響，但也能引起某些離奇的成功，因為有時過度自信剛好促成了某項成功。這個因素解釋了下麵這句格言：“千萬別低估那些高估自己的人。”


  當然，有時候高度的自我稱讚是正確的，而且比虛偽的謙虛要好得多。此外，如果人們因為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或者擁有美好的人生而感到驕傲，那麽這種自我讚賞是一種非常有建設性的力量。如果沒有這種自豪感，會有更多的飛機墜毀。“驕傲”是另外一個被大多數心理學教科書漏掉的詞匯，這種疏漏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把《聖經》中那個關於法利賽人和稅吏的寓言解讀為對驕傲的譴責也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在所有有益的驕傲中，也許最值得欽佩的是因為自己值得信賴而產生的驕傲。此外，一個人隻要值得信賴，哪怕他選的道路崎嶇不平，他的生活也會比那些不值得信賴的人要好得多。


  十三 過度樂觀傾向

  大約在基督出生之前300年，古希臘最著名的演說家德摩斯梯尼說：“一個人想要什麽，就會相信什麽。”


  從語法上來分析，德摩斯梯尼這句話的含義是，人們不但會表現出簡單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認，而且甚至在已經做得非常好的時候，還會表現出過度的樂觀。


  看到人們興高采烈地購買彩票，或者堅信那些刷卡支付、快遞上門的雜貨店將會取代許多現金付款、自提貨物的高效超市，我認為那位希臘演說家是正確的。人們就算並不處在痛苦之中，或者遭到痛苦的威脅，也確實會有過度樂觀的心理。解決愚蠢的樂觀主義的正確方法是通過學習，習慣性地應用費馬和帕斯卡的概率論。在我年輕時，高二的學生就會學到這種數學知識。自然進化為你們的大腦提供的經驗法則是不足以應付危機的。就好比你們想成為高爾夫球員，你們不能使用長期的進化賦予你的揮杆方式，而必須掌握一種不同的抓杆和揮杆方法，這樣才能成為好的高爾夫球員。


  十四 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


  一個人從10美元中得到的快樂的分量，並不正好等於失去10美元給他帶來的痛苦的分量。也就是說，失去造成的傷害比得到帶來的快樂多得多。除此之外，如果有個人即將得到某樣他非常渴望的東西，而這樣東西卻在最後一刻飛走了，那麽他的反應就會像這件東西他已經擁有了很久卻突然被奪走一樣。我用一個名詞來涵括人類對這兩種損失經驗（損失已有的好處和損失即將擁有的好處）的自然反應，那就是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


  人們在表現出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的過程中，經常會因為小題大做而惹來麻煩。他往往會對眼前的損失斤斤計較，而不會想到那損失也許是無關緊要的。例如，一個股票賬戶裏有1000萬美元的人，通常會因為他錢包裏的300美元不小心損失了100美元而感到極端的不快。


  芒格夫婦曾經養過一條溫順而善良的狗，這條狗會表現出犬類的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隻有一種辦法能讓這條狗咬人，那就是在給它喂食的時候，把食物從它嘴裏奪走。如果你那麽做的話，這條友善的狗會自動地咬你。它忍不住。對於狗來說，沒有什麽比咬主人更愚蠢的事情。但這條狗沒辦法不愚蠢，它天生就有一種自動的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


  人類和芒格家的狗差不多。人們在失去——或者有可能失去——財產、愛情、友誼、勢力範圍、機會、身份或者其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時，通常會做出不理性的激烈反應，哪怕隻失去一點點時也是如此。因此，因為勢力範圍受到威脅而發生的內耗往往會給整個組織造成極大的破壞。正是由於這個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存在，傑克·韋爾奇長期致力於掃蕩通用電氣中的官僚作風是很明智的行為。很少企業領袖在這方麵做得比傑克·韋爾奇更好。


  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通常能夠保護意識形態觀點或者宗教觀點，因為它能夠激發直接針對那些公開質疑者的討厭/憎恨心理傾向。這種情況會發生，部分原因在於，這些觀點現在高枕無憂，並擁有強大的信念維護體係，而質疑者的思想若是得到擴散，將會削弱它們的影響力。大學的人文社科院係、法學院和各種商業組織都表現出這種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團體意識，他們拒絕幾乎所有和它們自身的知識有矛盾的外來知識。當公開批評者是一位從前的信徒，那麽敵意會更加強烈，原因有兩個：（1）遭到背叛會激發額外的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因為失去了一名同誌；（2）擔心那些矛盾的觀點會特別有說服力，因為它們來自一個先前的同誌。前麵提到的這些因素有助於我們理解古代人對異教徒的看法。數百年來，正統教會基於這樣的理由殺害了許許多多異教徒，而且在殺死他們之前通常還會施以酷刑，或者幹脆就將他們活活燒死。


  極端的意識形態是通過強烈的方式和對非信徒的極大敵意得到維護的，這造成了極端的認知功能障礙。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我認為這種可悲的結果往往是由兩種心理傾向引起的：（1）避免不一致性傾向；（2）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


  有一種辦法能夠化解這種受到刻意維護的團體意識，那就是建設一種極端講禮貌的文化，哪怕雙方的意識形態並不相同，但彼此之間要保持彬彬有禮，就像現在美國最高法院的行為那樣。另外一種方法是刻意引進一些對現在的團體意識抱懷疑態度而又能力突出、能言善辯的人。德雷克·伯克（注：德雷克·伯克，1930——，美國律師和教育家，哈佛大學前校長）曾經成功地改變了一種造成糟糕後果的團體思維。他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期間，否決了不少由哈佛法學院那些意識形態很強的教授所推薦的終身教職人選。


  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景觀哪怕損失了一度，有時候也足夠引起讓鄰居反目成仇的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我買過一座房子，原來的房東和他的鄰居因為他們之中一人新種了一顆小樹苗而結下深仇大恨。


  正如這兩個鄰居的事例所展現的，在某些規劃聽證會上，有些鄰居為了某些細枝末節的事情而吵得不可開交，表現出非理性的、極端的被剝奪超級反應，看到這樣的事情可不會令人愉快。這種糟糕的行為促使有些人離開了政府規劃部門。我曾經向一位工匠買過高爾夫球杆，他原本是個律師。當我問他以前從事哪方麵的法律工作時，我以為我會聽到他說“婚姻法”，但他的答案是“規劃法”。


  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對勞資關係的影響是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發生的勞資糾紛中的死亡事件，絕大多數是在雇主試圖削減工資時造成的。現在出人命的情況比較少見，但更多的公司消失了，因為激烈的市場競爭隻提供兩種選擇，要麽工資降低——而這是不會得到同意的——要麽企業死掉。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促使許多工人抵製降薪計劃，而往往工人接受降薪對他們本身更有好處。


  在勞資關係以外的地方，剝奪人們原本擁有的好處也是很難的。因此，若是人們能夠更加理性地思考，在潛意識層麵上更少受到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的驅使，許多已經發生的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也是導致某些賭徒傾家蕩產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它使得賭徒輸錢之後急於扳平，輸得越多，這種不服輸的心理就越嚴重。其次，最容易讓人上癮的賭博形式就是設計出許多差點就贏的情況，而這些情況會激發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有些老虎機程序設計者惡毒地利用了這個人性弱點。電子技術允許這些設計者製造出大量無意義的“BAR-BAR-檸檬”結果，這些結果會促使那些以為自己差點贏得大獎的蠢貨拚命地繼續加注。


  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常常給那些參加公開競拍的人帶來很多損失。我們下麵就要討論到的“社會認可”傾向促使競買者相信其他競買者的最新報價是合理的，然後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就會強烈地驅使他去報一個更高的價格。要避免因此而在公開報價拍賣會上付出愚蠢的價格，最佳的辦法是巴菲特的簡單做法：別去參加這些拍賣會。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和避免不一致性傾向通常會聯合造成一種形式的經營失敗。在這種形式的失敗中，一個人會耗盡他所有的優質資產，隻為徒勞地試圖去挽救一個變得很糟糕的投資項目。要避免這種蠢事，最佳的辦法之一是趁年輕的時候好好掌握打撲克牌的技巧。撲克牌的教育意義在於，並非全部有效的知識都來自正規的學校教育。


  在這裏，我本人的教訓可能很有示範意義。幾十年前，我曾犯過一個大錯誤，而犯錯的部分原因就是我在潛意識中受到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的影響。當時我有個股票經紀人朋友給我打電話，說要以低得離譜的價格賣給我300股交易率極低的貝爾裏奇石油（Belridge）公司的股票，每股隻要115美元。我用手頭的現金買下了這些股票。第二天，他又想以同樣的價格再賣給我1500股。這次我謝絕了，部分原因是我沒那麽多現金，隻能賣掉某些東西或者舉債才能籌到所需的173000美元。這是個非常不理性的決定。當年我生活很好，也不欠債，買這隻股票沒有賠本的風險，而同樣沒有風險的機會並不是經常有的。不到兩年之後，殼牌收購了貝爾裏奇石油公司，價格是大約每股3700美元。如果我當時懂得更多心理學知識，買下那些股票，我就能多賺540萬美元。正如這個故事所展示的，人們可能會由於對心理學的無知而付出昂貴的代價。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對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的定義太寬泛，把人們失去即將得到的好處的反應也包括在內，比如說那些老虎機玩家的反應。然而，我認為我對這個傾向的定義還應該更加寬泛一些。我提議為這種傾向下更寬泛定義的理由是，我知道有許多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在公司市值獲得巨大增長之後從來不賣掉或者送掉哪怕一股股票。這種反應有些是由理性的計算引起的，而有些肯定是由如下幾種因素引起的：（1）獎勵超級反應；（2）避免不一致性傾向造成的“維持現狀偏見”；（3）自視過高傾向造成的“稟賦效應”。但我相信他們這麽做最主要的非理性原因是受到某種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的驅使。這些股東之中有許多人無法忍受減持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的想法。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這隻股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減持它無異於自貶身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擔心把股票賣掉或者送掉之後，他們就無法分享未來的收益。


  十五 社會認同傾向

  如果一個人自動依照他所觀察到的周圍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去思考和行動，那麽他就能夠把一些原本很複雜的行為進行簡化。而且這種從眾的做法往往是有效的。例如，如果你在陌生城市想去看一場盛大的足球比賽，跟著街道上的人流走是最簡單的辦法。由於這樣的原因，進化給人類留下了社會認同傾向，也就是一種自動根據他看到的周邊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去思考和行動的傾向。


  心理學教授喜歡研究社會認同傾向，因為在他們的實驗中，這種傾向造成了許多可笑的結果。例如，如果一名教授安排10名實驗員靜靜地站在電梯裏，並且背對著電梯口，那麽當陌生人走進電梯時，通常也會轉過身去，擺出相同的姿勢。心理學教授還能利用社會認同傾向促使人們在測量東西時出現很大、很荒唐的誤差。


  當然，家有兒女的父母經常無奈地了解到，青少年特別容易由於社會認同傾向而出現認知錯誤。最近，朱迪絲·瑞奇·哈裏斯對這種現象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朱迪絲證明，年輕人最尊重的是他們的同齡人，而不是他們的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輕人的基因決定的。所以對於父母來說，與其教訓子女，毋寧控製他們交往朋友的質量。後者是更明智的做法。哈裏斯女士在新發現的理由支持之下，提供了一種如此優秀和有用的見解，像她這樣的人，真是沒白活。


  在企業的高管層中，像青少年一樣有從眾心理的領導人也並不少見。如果有家石油公司愚蠢地買了一個礦場，其他石油公司通常會很快地加入收購礦場的行列。如果被收購的是一家化肥廠，情況也是如此。實際上，石油公司的這兩種收購曾經蔚然成風，而它們收購的結果都很糟糕。


  當然，對於石油公司來說，找到和正確地評估各種可以用來使用現金的項目是很困難的。所以和每個人一樣，石油公司的高管人員也因為遲疑不決而感到煩躁，所以匆匆作出了許多錯誤的決定。跟隨其他石油公司的行動所提供的社會認同自然能夠終止這種遲疑不決。


  社會認同傾向在什麽時候最容易被激發呢？許多經驗給出了下麵這個明顯的答案：人們在感到困惑或者有壓力的時候，尤其是在既困惑又有壓力的時候，最容易受社會認同傾向影響。


  由於壓力能夠加強社會認同傾向，有些卑鄙的銷售機構會操縱目標群體，讓他們進入封閉和充滿壓力的環境，進行一些像把沼澤地賣給中小學教師之類的銷售活動。封閉的環境強化了那些騙子和率先購買者的社會認同效應，而壓力（疲憊通常會增加壓力）則使目標群體更容易受到社會認同的影響。當然，有些邪教組織模仿了這些欺詐性的銷售技巧。有個邪教組織甚至還使用響尾蛇來增強目標群體的壓力，威逼他們加入該組織。


  由於壞行為和好行為都會通過社會認同傾向而得到傳播，所以對於人類社會而言，下麵兩種措施是非常重要的：（1）在壞行為散播之前阻止它；（2）倡導和展現所有的好行為。


  我父親曾經對我說，他剛在奧馬哈當上律師之後不久，和一大幫人從內布拉斯加州去南達科他州獵殺野雞。當時南達科他州的打獵許可證是要收錢的，比如說南達科他州本地居民要繳納兩美元，而非本地居民要繳納五美元。在我父親之前，所有內布拉斯加居民都用偽造的南達科他州地址去申領南達科他州打獵許可證。我父親說，輪到他的時候，他禁止自己仿效其他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違法的做法。


  並非所有人都能抵製壞行為的社會傳染。因此，我們往往會遇到“謝皮科綜合征”：它指的是弗蘭克·謝皮科所加入的那個紐約警察局極其腐敗的情況。謝皮科因為拒絕和警察局的同事同流合汙，差點遭到槍殺。這種腐敗現象是由社會認同傾向和激勵機製引起的，這兩種因素共同造成了“謝皮科綜合症”。我們應該多多宣講謝皮科的故事，因為這個可怕的故事向人們展示了社會認可傾向這種非常重要的因素會造成一種非常嚴重的邪惡現象。


  而就社會認同而言，人們不僅會受到別人行動的誤導，而且也會受到別人的不行動的誤導。當人們處在懷疑狀態時，別人的不行動變成了一種社會證據，證明不行動是正確的。因而，許多旁觀者的不行動導致了凱蒂·季諾維斯（注：凱蒂·季諾維斯，1935——1964，全名為Catherine Susan Genovese，因在紐約皇後區，她所住的公寓附近被暴徒刺死時鄰居反應冷漠而引起美國社會對“旁觀者效應”社會心理現象的廣泛關注）之死——這是一個心理學入門課程中討論的著名的故事。


  在社會認同的範圍之內，企業的外部董事通常不會采取任何行動。他們不會反對任何比拿斧頭殺人程度輕的事情，隻有出現了某些令董事會在公眾麵前難堪的情況他們才會幹預。我的朋友喬伊·羅思柴爾德（注：喬伊·羅思柴爾德，1904——2000，美國律師、商人和慈善家）曾經很好地描述了這種典型的董事會文化。他說：“他們問我是否願意擔任西北貝爾公司（North Bell）的董事，那是他們問我的最後一個問題。”


  而在廣告和商品促銷中，社會認同發揮的重要作用簡直超乎人們的想像。“有樣學樣”是一句老話，它指的是這種情況：約翰看到喬伊做了某件事，或者擁有某樣東西，於是強烈地希望自己也去做那件事，或者擁有那樣東西。這造成的有趣結果就是，廣告商願意支付大量的錢，就為電影某個一閃而過的喝湯鏡頭中出現的湯罐頭是其生產的牌子，而非其他廠家生產的牌子。


  社會認同傾向通常以一種變態的方式和豔羨/妒忌傾向、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結合在一起。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許多年前曾發生了一件讓我們家裏人後來想起來就忍俊不禁的事情。當時我的表弟羅斯三歲，我四歲，我們倆為了一塊小木板而爭奪和喊叫，而實際上周圍有許多同樣的小木板。


  但是如果成年人在維護意識形態的心理傾向的影響之下做出類似的舉動，那就一點都不好笑了，而且將會給整個文明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中東現在的情況就有這樣的危險。猶太人、阿拉伯人和所有其他人為了一小塊有爭議的土地而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其實他們隨便把那塊地分掉對每個人都好，而且還能大大降低爆發戰爭——可能是核戰爭——的危險。


  現在人們很少用包括討論心理傾向造成的影響在內的技巧來解決家庭以外的糾紛。考慮到這樣做會讓人覺得太過天真，而且目前學校傳授的心理學知識也有許多不足，所以這種結果也許是合情合理的。但由於當今世界存在核戰爭的危險，而有些重要的談判持續十幾年仍未取得進展，我經常想，也許在將來的某天，人們會以某種形式采用更多的心理學理論，從而得到更好的結果。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麽正確的心理學教育將會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年紀大的心理學教授比年紀大的物理學教授更難以接受新的知識（這一點幾乎是肯定的），那麽我們也許會像馬克斯·普朗克預言的那樣，需要等待思想開放的新一代的心理學教授成長起來。


  如果我們隻能從各種涉及社會認同傾向的教訓中挑選出一個，並將其用於自我提高的話，我會選擇下麵這個教訓：學會如何在其他人犯錯的時候別以他們為榜樣，因為很少有比這個更值得掌握的技能。


  十六 對比錯誤反應傾向

  因為人類的神經係統並不是精密的科學儀器，所以它必須依靠某些更為簡單的東西。比如說眼睛，它隻能看到在視覺上形成對比的東西。和視覺一樣，其他感官也是依靠對比來捕捉信息的。更重要的是，不但感知如此，認知也是如此。結果就造成了人類的對比錯誤反應傾向。


  很少有其他心理傾向能夠比這種傾向對正確思維造成更大的破壞。小規模的破壞如下麵的例子：一個人花1000美元的高價購買了皮質儀表盤，僅僅是因為這個價格和他用來購買轎車的65000美元相比很低。大規模的破壞經常會毀掉終身的幸福，比如說有的女性很優秀，可是她的父母特別糟糕，結果她可能會嫁給一個隻有跟她父母比起來才算不錯的男人。或者說有的男性娶的第二位妻子隻有跟第一位妻子比起來才算過得去。


  某些房地產經紀公司采用的推銷方法尤其應該受到譴責。買家是外地的，也許急於把家搬到這座城市，於是匆匆來到房地產經紀公司。經紀人故意先帶著這位顧客看了三套條件十分糟糕而且價格貴得離譜的房子，然後他又帶著顧客去看一套條件一般糟糕、價格也一般貴的房子。這樣一來，經紀人通常很容易就能達成交易。


  對比錯誤反應傾向常常被用於從購買商品和服務的顧客身上賺取更多的錢。為了讓正常的價格顯得很低，商家通常會瞎編一個比正常價格高很多的虛假價格，然後在廣告中把他的標準價格顯示為其偽造價格的折扣價。人們即使對這種操縱消費者的伎倆心知肚明，也往往忍不住會上當。這種現象部分地解釋了報紙上有那麽多廣告的原因。它還證明了這個道理：了解心理操縱伎倆並非就是一種完美的防禦措施。


  當一個人逐步逐步走向滅亡時，如果他每一步都很小，大腦的對比錯誤反應傾向通常會任由這個人走向萬劫不複的境地。這種情況會發生，是因為每一步和他當前位置的對比太小了。


  我有個牌友曾經告訴我，如果把青蛙丟到熱水裏，青蛙會立刻跳出來，但如果把青蛙放到常溫的水裏，然後用很慢很慢的速度來燒這些水，那麽這隻青蛙最終會被燙死。雖然我的生理學知識不多，但我還是懷疑這種說法是不是真實。但不管怎麽樣，有許多企業就像我朋友提到的青蛙那樣死去。在前後對比度細微的變化誤導之下，人們經常無法認識到通往終點的趨勢。


  我們最好記住本傑明·富蘭克林那句最有用的格言：“小小紕漏，能沉大船。”這句格言的功效是很大的，因為大腦經常會錯失那些類似於沉大船的小紕漏之類的東西。


  十七 壓力影響傾向

  每個人都知道，突然的壓力，比如遭遇威脅，會導致人體內部的腎上腺素激增，推動更快、更極端的反應。每個上過心理學概論課的人都知道，壓力會使社會認可傾向變得更加強大。


  有一種現象知道的人不少但還沒有被充分認識：輕度的壓力能夠輕微地改善人們的表現，比如說在考試中；而沉重的壓力則會引發徹底失調。


  但是除了知道沉重的壓力能夠引起抑鬱症之外，很少人對它有更多的了解。例如，大多數人知道“急性應激性抑鬱症”（acute stress depression）會使人們的思維出現紊亂，因為它引起極端的悲觀態度，而且這種悲觀態度往往會持續很長時間，導致人們身心俱疲，什麽都不想做。幸運的是，正如大多數人所知道的，這種抑鬱症是人類較容易治愈的疾病之一。甚至早在現代藥物尚未出現的時候，許多抑鬱症患者，比如塞繆爾·約翰遜和溫斯頓·丘吉爾等人，就在生活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大多數人對受到沉重壓力影響的非抑鬱性精神問題了解無多。但至少有個例子不在此列，那跟巴甫洛夫在七八十歲時所做的研究有關。巴甫洛夫很早就獲得了諾貝爾獎，因為他利用狗成功地闡述了消化功能的生理機製。後來他由於讓狗養成單純聯想喚起的反應而聞名於世，今天人們通常把各種由單純聯想喚起的反應，包括狗聽到鈴聲就流口水，以及大多數現代廣告引起的行為，稱為“巴甫洛夫條件反射”。


  巴甫洛夫後來所做的研究特別有趣。在20世紀20年代的列寧格勒大洪水期間，巴甫洛夫有很多狗被關在籠子裏。在“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和標準的獎勵反應的共同作用之下，這些狗在洪災之前已經養成了一些特殊的、各不相同的行為模式。在洪水上漲和消退期間，這些狗差點被淹死，有一段時間它們的鼻子和籠子的頂部隻有一點點空間可供呼吸。這導致它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洪水退去後，巴甫洛夫立刻發現那些狗的行為變得跟過去不一樣了。例如，有隻狗原來喜歡它的訓練師，現在不喜歡了。這個結果不由讓人想起現代某些人的認知轉變：有的人原本很孝順，但突然皈依邪教之後，便會仇視他們的父母。巴甫洛夫的狗這種突兀的極端轉變會讓優秀的實驗科學家產生極大的好奇心。那確實是巴甫洛夫的反應。但沒有多少科學家會采取巴甫洛夫接下來的行動。


  在隨後漫長的餘生中，巴甫洛夫給許多狗施加壓力，讓它們的精神崩潰，然後再來修複這些崩潰。所有這些他都保存了詳細的實驗記錄。他發現：（1）他能夠對這些狗進行分類，然後預測具體某隻狗有多麽容易崩潰；（2）那些最不容易崩潰的狗也最不容易恢複到崩潰前的狀態；（3）所有狗都可以被弄崩潰；（4）除非重新施加壓力，否則他無法讓崩潰的狗恢複正常。


  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會抗議拿狗這種人類的朋友來做實驗。


  除此之外，巴甫洛夫是俄羅斯人，他晚年的研究工作是在共產黨執政期間完成的。也許正是由於這些原因，現在絕大多數人才會對巴甫洛夫晚年的研究一無所知。許多年前，我曾經跟兩個信奉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學家討論這個研究，但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實際上，幾年前有個主流醫學院的院長問我，巴甫洛夫的實驗是否可以被其他研究人員的實驗“重複”。很明顯，巴甫洛夫是當今醫學界被遺忘的英雄。


  我最早看到描述巴甫洛夫最後研究成果的文字，是在一本平裝版的通俗作品中，作者是某個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精神病學家。當時我正在試圖弄清楚：（1）邪教是如何造成那些可怕的禍害的；（2）如果父母想讓被邪教洗過腦、變成行屍走肉的子女重新做人，法律應該作出什麽樣的規定。當然，現在主流的法律法規反對父母把這些行屍走肉抓起來，給他們施加壓力，以便消除邪教在威逼他們皈依時所施加的壓力的影響。


  我從來沒想過要介入目前關於這個問題的法律爭議。但我確實認為，如果要以最理智的態度來處理這個爭議，那麽雙方必須借鑒巴甫洛夫最後的研究成果：施加大量的壓力可能是治療最糟糕的疾病——喪失心智——的惟一方法。我在這裏談到巴甫洛夫是因為：（1）我對社會禁忌向來很反感；（2）我的講稿涉及壓力，這能讓它更加合理、更加完整；（3）我希望有些聽眾能夠繼續我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


  十八 錯誤衡量易得性傾向


  這種傾向和一句歌詞相互呼應：“如果我愛的女孩不在身邊，我就愛身邊的女孩。”人類的大腦是有限和不完美的，它很容易滿足於容易得到的東西。大腦無法使用它記不住或者認識不到的東西，因為它會受到一種或幾種心理傾向的影響，比如說上述歌曲中那個家夥就受到身邊女孩的影響。所以人類的大腦會高估容易得到的東西的重要性，因而展現出易得性——錯誤衡量傾向。


  避免受易得性——錯誤衡量傾向影響的主要對策通常是按程序辦事，包括使用幾乎總是很有幫助的檢查清單。


  另外一種對策就是模仿達爾文那種特別重視反麵證據的做法。應該特別關注的是那些不容易被輕易量化的因素，而不是幾乎隻考慮可以量化的因素。還有另外一種對策，那就是尋找並聘請一些知識淵博、富於懷疑精神、能言善辯的人，請他們扮演現有觀點的反方角色。


  這種傾向的一個後果就是，那些極其鮮明的形象，由於便於被記住，因而更容易被認知，因此在實驗中，應有意低估它們的重要性，而有意高估那些不那麽形象的證據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那些極其鮮明的形象在影響大腦方麵的特殊威力可以被建設性地用於：（1）說服其他人得到正確的結論；或者（2）作為一種提高記憶的工具，把鮮明的形象一個接一個地和人們不想忘記的東西聯係起來。實際上，古希臘和古羅馬那些偉大的演說家正是使用鮮明的形象作為記憶輔助手段，才能夠在不用筆記的情況下滔滔不絕而有條有理地發表演講。


  應付這種傾向時所需要記住的偉大原理很簡單：別隻是因為一樣事實或者一種觀念容易得到，就覺得它更為重要。


  十九 不用就忘傾向

  所有技能都會因為不用而退化。我曾經是個微積分天才，但到了20歲之後，這種才能很快就因為完全沒有被使用而消失了。避免這種損失的正確對策是使用一些類似於飛行員訓練中用到的飛行模擬器那樣的東西。這種模擬器讓飛行員能夠持續地操練所有很少用到但必須保證萬無一失的技能。


  明智的人會終身操練他全部有用然而很少用得上的、大多數來自其他學科的技能，並把這當作是一種自我提高的責任。如果他減少了他操練的技能的種數，進而減少了他掌握的技能的種數，那麽他自然會陷入“鐵錘人傾向”引起的錯誤之中。他的學習能力也會下降，因為他需要用來理解新經驗的理論框架已經出現了裂縫。對於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而言，把他的技能編排成一張檢查清單，並常常將這張清單派上用場，也是很重要的。其他操作模式將會讓他錯過許多重要的事物。


  許多技能唯有天天練習，才能維持在非常高的水平。鋼琴演奏家帕德雷夫斯（注：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1941，波蘭鋼琴家、作曲家、外交家和政治家，曾任波蘭總理）基曾經說過，如果他有一天不練琴，他就會發現自己的演奏技巧下降，如果連續一個星期不練，那就連聽眾都能察覺了。


  人們隻要勤奮就能降低不用就忘傾向的影響。如果人們能夠熟練地掌握一種技能，而不是草草學來應付考試，那麽這種技能將會較難以丟失，而且一旦生疏之後，隻要重新學習，很快就能夠被重新掌握。這些優勢可不算小，聰明人在學習重要技能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做到真正精通這種技能，他是不會停下來的。


  二十 化學物質錯誤影響傾向

  眾所周知，這種傾向的破壞力極大，常常會給認知和生活帶來悲劇性的結果，所以在這裏不需要多說了，請參見前麵“簡單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認”那一節裏的相關內容。


  二十一 衰老——錯誤影響傾向


  年齡的增長自然會造成認知衰退，而每個人認知衰退的時間早晚和速度快慢不盡相同。基本上沒有年紀非常大的人還善於學習複雜的新技能。但有些人即使到了晚年，也能夠得心應手地運用原來就掌握的技能，這種情況在橋牌比賽中屢見不鮮。


  像我這樣的老年人無須刻意，也非常善於掩飾和年齡有關的衰退，因為諸如衣著打扮之類的社會習俗掩蓋了大多數衰老的痕跡。


  帶著快樂不斷地思考和學習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延緩不可避免的衰退過程。


  二十二 權威——錯誤影響傾向


  和其所有祖先相同，人類也生活在等級分明的權力結構中，所以大多數人生下來就要跟隨領袖，能夠成為領袖的則隻有少數人。因此，人類社會被正式組織成等級分明的權力結構，這些結構的文化則增強了人類天生就有的追隨領袖的傾向。


  但由於人類的反應大多數是自動的，追隨領袖的傾向也並不例外，所以當領袖犯錯的時候，或者當領袖的想法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傳達、被大眾所誤解的時候，追隨領袖的人就難免會遭受極大的痛苦。所以我們看到的許多例子都表明，人類的權威——錯誤影響傾向會造成認知錯誤。


  有些錯誤影響是很可笑的，就好像西奧迪尼講過的一個故事。美國有個醫生給護士留了手寫的字條，吩咐她如何治療病人的耳痛。紙條上寫著“Two drops,ice a day, r.ear。”（“每天兩滴，右耳。”）護士把r.ear（右耳）看成了rear（屁股），於是讓病人翻過身，把滴耳液滴進了病人的肛門。


  錯誤地理解權威人物的吩咐有時會造成悲劇性的後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部隊給某位將軍安排了新的飛行員。由於將軍就坐在副機長的位子上，這個新的飛行員感到特別緊張，他很想取悅這位新老板，乃至把將軍在座位上挪挪身體的細微動作誤解為某種讓他去幹傻事的命令。於是飛機墜毀了，飛行員落得了半身不遂的下場。


  當然，像巴菲特老板那樣深謀遠慮的人會注意到這類案例，他坐在飛行員旁邊時總是表現得像一隻過於安靜的老鼠。


  在飛行模擬訓練中，人們也注意到這類情況。副機長在模擬訓練中必須學會忽略機長某些真正愚蠢的命令，因為機長有時會犯嚴重的錯誤。然而，即使經過這種嚴格的訓練，副機長在模擬飛行中仍然非常頻繁地讓模擬飛機由於機長某些極其明顯的嚴重錯誤而墜毀。


  飛黃騰達的陸軍下士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之後，帶領大批虔誠的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倒行逆施，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種族大屠殺和其他大規模的破壞活動。後來有個聰明的心理學教授，也就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決定做一個實驗來弄清楚權威人物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普通人去做罪大惡極的壞事。在這個實驗中，有個人假扮成權威人物，一個主導這次正規實驗的教授。這個人能夠讓許許多多普通人將他們完全信以為真的假電刑用來折磨他們的無辜同胞。這個實驗確實證明權威——錯誤影響傾向能夠造成可怕的結果，但它也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的心理學界是極其無知的。


  隻要拿著我的心理傾向清單，然後逐項對照，幾乎每個聰明人都能明白，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涉及六種強大的心理傾向，它們共同發揮作用，造成了他那極端的實驗結果。例如，那個按下米爾格拉姆的電擊按鈕的人肯定從在場無動於衷的旁觀者那裏得到許多社會認可，那些人的沉默意味著他的行為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在我討論米爾格拉姆之前，心理學界發表了上千篇相關論文，可是這些論文對米爾格拉姆實驗的意義，至多理解了90%。而任何聰明人隻要做到下麵兩點，就能立刻完全理解這個實驗的意義：（1）按照我在這篇講稿中談到的方法合理地組織心理學知識；（2）使用核對檢查清單的做法。這種情況說明那些早已謝世的心理學教授思考方法紊亂，對此需要一種更好的解釋。下麵我會不情願地談談這個話題。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一個有權威——錯誤影響傾向的垂釣者的故事。我們應該慶幸上一代的心理學家頭腦沒有錯亂到這個垂釣者的地步。


  我曾經去哥斯達黎加的科羅拉多河垂釣，當時我的向導在震驚中告訴了我一個垂釣者的故事。那垂釣者比我早到科羅拉多河，他之前從來沒有釣過海鰱魚，像我一樣請了一位垂釣向導。那向導既負責開船，也提供許多垂釣建議。在這個背景下，向導豎立了絕對權威的身份。那個向導的母語是西班牙語，而垂釣者的母語則是英語。垂釣者釣上了一條很大的海鰱魚，於是開始遵從這位被他當成權威人物的向導的各種指示：抬高點，放低點，收線等等。到最後，魚上鉤了，垂釣者需要把竿往上提才能把魚釣起來。但是向導的英語並不好，把收竿說成了“給它杆，給它杆”。哇，垂釣者居然把他那根昂貴的釣竿扔給了魚，最後那釣竿沿著科羅拉多河漂向大海去了。這個例子表明，跟隨權威人物的心理傾向是很強大的，而且能夠使人們變得非常糊塗。


  我最後的例子來自商界。有個心理學博士當上某家大公司的總裁之後就發狂了，花很多錢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蓋了新的總部大樓，還修了很大的酒窖。後來，他的下屬匯報說資金快用完了。“從折舊準備金賬戶提，”這位總裁說。那可不太容易，因為折舊準備金賬戶是負債賬戶。


  對權威人物不應該的尊敬造成了這種情況：這位總裁和許多甚至比他更糟糕的管理人員明明早就該被革除職務，卻繼續擔任一些重要商業組織的領導人。內中蘊含的意義不言自明：選擇將權力交給誰時要很謹慎，因為權威人物一旦上台，將會得到權威——錯誤影響傾向的幫助，那就很難被推翻。


  二十三 廢話傾向

  作為一種擁有語言天賦的社會動物，人類天生就有本事囉裏囉唆，說出一大堆會給正在專心做正經事的人造成許多麻煩的廢話。有些人會製造大量的廢話，有些人則廢話很少。


  曾經有個很好玩的實驗向人們展示了蜜蜂說廢話引起的麻煩。在正常的情況下，蜜蜂會飛出去找蜜源，然後飛回蜂巢，跳起一種舞蹈，以此來告訴其他蜜蜂蜜源的位置。然後其他蜜蜂就會飛出去，找到蜜源。某個科學家——他像B.F.斯金納那麽聰明——決定要看看蜜蜂遇到麻煩之後會怎麽辦。他把蜜源放得很高。非常高。大自然中並沒有那麽高的蜜源，可憐的蜜蜂缺乏一種足以傳達這個信息的基因程序。你也許認為蜜蜂將會飛回蜂巢，然後縮到角落裏，什麽也不做。但情況不是這樣的。蜜蜂回到蜂巢，開始跳起一種莫名其妙的舞來。我這輩子總是在跟那些很像這隻蜜蜂的人打交道。聰明的行政機構應該采取一種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讓那些囉裏囉唆、喜歡說廢話的人遠離嚴肅的工作。加州理工學院有個名副其實的著名工程學教授，他有深刻的見解，然而說話比較魯莽。他曾經直言不諱地說：“學術管理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讓那些無關緊要的人不要去幹預那些有關緊要的人的工作。”我引用這句話，部分原因在於，我跟這位教授一樣直言不諱，經常得罪人。雖然做了大量的努力，我還是沒能改掉說話魯莽的積習，所以我引用這位教授的話，是希望至少和他比起來，我將會顯得比較委婉。


  二十四 重視理由傾向

  人，尤其是生活在發達文化中的人，天生就熱愛準確的認知，以及獲取準確認知過程中得到的快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填字遊戲、橋牌、象棋、其他智力遊戲和所有需要思維技巧的遊戲才會如此廣受歡迎。


  這種傾向給人們的啟發不言而喻。如果老師在傳授知識時講明正確的原因，而非不給任何原因，隻是高高在上地把知識羅列出來，那麽學生往往會學得更好。因此，不僅在發布命令之前要想清楚原因，而且還應該把這些原因告訴命令的接受者，沒有比這更明智的做法了。


  說到對這個道理的了解，沒有人比得上卡爾·布勞恩。他為人正直，以過人的技巧設計了許多煉油廠。他掌管的那家德式的大企業有一條非常簡單的規矩：你必須講清楚何人將在何時何地因何故做何事。如果你給屬下寫紙條，吩咐他去做事情，卻沒有交待原因，布勞恩可能會解雇你，因為他非常清楚，人們隻有一絲不苟地把某個想法的原因都擺出來，這個想法才最容易被接受。


  總的來講，如果人們畢生致力於將他們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懸掛在一個解釋“為什麽”的理論框架之上，那麽他們對知識的吸收和使用就會變得更加容易。實際上，“為什麽”這個問題是一塊豎在精神寶庫門外的羅塞塔石碑（注：Rosetta Stone，古埃及石碑，因石碑上用希臘文字、古埃及文字和當時的通俗體文字等三種不同語言版本刻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的詔書而成為今天人們研究古埃及史的重要曆史文物）。


  不幸的是，重視理由傾向是如此強大，乃至一個人給出的理由哪怕是毫無意義的或者是不準確的，也能使他的命令和要求更容易得到遵從。有個心理學實驗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實驗中，實驗人員成功地插隊到排在複印機前麵的長隊前頭，他給出的理由是：“我要複印幾份東西。”重視理由傾向這種不幸的副作用其實是一種條件反射，會出現這樣的條件反射，是因為大多數人都認為有理由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自然地，某些商業機構和邪教組織經常利用各種有噱頭的理由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十五 lollapalooza傾向——數種心理傾向共同作用造成極端後果的傾向


  這種傾向在我翻閱過的那幾本心理學教科書裏是找不到的，至少沒有得到係統的介紹，然而它在現實生活中卻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解釋了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結果為什麽會那麽極端，也解釋了某些邪教組織為什麽能夠極其成功地通過各種手段將許多心理傾向引起的壓力施加在傳教目標身上，從而迫使他們皈依。被邪教盯上的目標跟巴甫洛夫晚年研究的那些狗是相同的，他們的抵抗力因人而異，但有些被盯上的人在邪教的壓力之下頓時變成了行屍走肉。實際上，有些邪教管這種皈依現象叫做“哢嚓”（snapping）。


  從前的心理學教科書作者極其無知，對此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呢？哪個曾經在高等學府上過物理學或者化學入門課的人，會不去考慮各種心理傾向如何結合並產生什麽結果嗎？為什麽有些人對各種心理傾向之間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毫無所知，卻自以為他的心理學知識已經足夠多了呢？那些心理學教授研究的是大腦使用過度簡單的運算法則的傾向對認知產生的糟糕影響，而他們本身卻使用一些過度簡單的概念，還有什麽比這更具諷刺意味呢？


  我將會提出幾個初步的解釋。也許很多早已謝世的心理學教授想要通過一種狹隘的可重複的心理學實驗來撐起整個心理學學科；這種實驗必須能夠在大學的校園中進行，而且每次隻針對一種心理傾向。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早期的心理學教授以這樣拘束的方法來研究自己的學科就犯了巨大的錯誤，因為他們封死了許多走近心理學的道路。這就好像物理學忽略了（1）天體物理學，因為它的實驗不可能在物理實驗室中進行，（2）所有的複合效應。是哪些心理傾向導致早期的心理學教授采用一種非常狹隘的方法來研究他們自己的學科呢？其中一個候選的答案是偏好容易控製的資料引發的錯誤衡量易得性傾向。然後這些對研究方法的限製最終將會創造出一種極端的鐵錘人傾向。另外一個候選的答案可能是豔羨/妒忌傾向：早期的心理學家誤解了物理學，並對物理學懷有一種怪異的妒忌心態。這種可能性證明學院派心理學完全不研究妒忌絕對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現在我想把所有這些曆史謎團交給比我優秀的人去解決。


  好啦，我對各種心理學傾向的簡短描述就到這裏為止。


  問與答


  現在，正如前麵承諾過的，我將會自問自答幾個普遍被問到的問題。


  第一個是複合問題：和歐幾裏得的係統相比，這份心理傾向列表是不是顯得有點重複？這些傾向之間是否有重疊之處？這個係統能用其他同樣令人信服的方法排列出來嗎？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這些缺點並不算嚴重。進一步提煉這些傾向的做法雖然是可取的，但卻會使它們的實用性受到限製，因為對於像心理學這樣的軟科學來講，有許多含糊之處是沒辦法弄清楚的。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能否舉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事例，而不是米爾格拉姆式的受到控製的心理學實驗，然後用你的係統來令人信服地對各種心理傾向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答案是肯定的。我最喜歡的事例是麥道公司的飛機乘客撤離測試。政府規定，新型飛機在銷售之前，必須通過乘客撤離測試。測試要求滿載的乘客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撤出機艙。政府的指示是，這種測試應該和現實的情況貼近。所以你撤離的乘客如果是一些隻有20歲的運動員，那麽肯定是通不過測試的。於是麥道安排在某個陰暗的停機庫進行撤離測試，請了許多老年人來扮演乘客。飛機客艙離停機庫的水泥地麵大概有二十英尺高，而撤離的通道是一些不怎麽結實的橡膠滑梯。第一次測試在早晨進行。有二十個人受了重傷，而且整個撤離過程耗時超過了測試規定的標準。那麽麥道接下來怎麽辦呢？它在當天下午進行第二次測試，這次也失敗了，多了二十名嚴重受傷的人，其中有一個還落得終身癱瘓。


  哪些心理傾向對這個可怕的結果作出了貢獻呢？把我的心理傾向列表作為一張檢查清單，我將會作出如下的解釋。獎勵超級反應傾向驅使麥道迅速采取行動。它隻有通過乘客撤離測試才能開始銷售新飛機。同樣驅動該公司的還有避免懷疑傾向，這種傾向促使它作出決定，並依照決定去行事。政府的指示是測試應該和現實的情況貼近，然而在權威——錯誤影響傾向的驅動之下，麥道過度遵守政府指示，采用了一種顯然太過危險的測試方法。到這個時候，整個行動的過程已經被確定下來，於是避免不一致性傾向使得這種近乎無腦的計劃得以繼續進行。當麥道的員工看到那麽多老人走進陰暗的停機庫，看到飛機客艙是那麽高，而停機庫的水泥地麵是那麽硬，他們肯定覺得非常不安，但發現其他員工和上級對此並沒有表示反對。因而，社會認可傾向消除了這種不安的感覺。這使得行動能夠依照原定的計劃進行；而計劃能夠得以延續，也是受到權威——錯誤影響傾向。接著出現了災難性的結果：當天早晨的測試失敗了，還有許多人受了重傷。由於確認偏見，麥道忽略了第一次測試失敗中強大的反麵證據；而失敗則激發了強烈的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促使麥道繼續原初的計劃。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使麥道就像賭徒，在輸掉一大筆錢之後急於扳平，狠狠地賭了最後一把。畢竟，如果不能按期通過測試，麥道將會蒙受許多損失。也許還能提出更多基於心理學的解釋，但我的解釋已經足夠完整，足夠證明我的係統在被當作檢查清單來使用時是很有用的。


  第三個也是複合問題：這份心理傾向列表中體現的思想係統在現實生活中有什麽用呢？廣義的進化（包括基因的進化和文化的進化）早已將這些心理傾向深深地植根在我們的大腦裏，這些我們無法擺脫的心理傾向能帶來什麽實際的好處呢？我的答案是，這些心理傾向帶來的好處可能比壞處多。不然的話，它們就不會存在於人類容量有限的大腦中，而且還對人類的處境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這些傾向不能，也不該，遭到自動地清除。盡管如此，上文描繪的那種心理思考係統，如果得到正確的理解和應用，將有助於智慧和端正行為的傳播，並且有助於避免各種災難。心理傾向是可以改變的，認識各種心理傾向和防範它們的對策通常能夠防患於未然。下麵列出的這些例子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基本的心理學知識是非常有用的：


  一、卡爾·布勞恩的交流方法。


  二、飛行員訓練中對模擬器的使用。


  三、酒癮戒除組織的製度。


  四、醫學院中的臨床培訓方法。


  五、美國製憲大會的規則：絕對保密的會議；最終投票之前所有的投票都不記名；大會結束前選票隨時可以重投；對整部憲法隻投一次票。這些是非常聰明的、尊重心理學的規則。如果那些開國元勳當時使用的是另外一種表決程序，那麽許多人將會受到各種心理傾向的影響，從而采用那些互不一致的、僵化的立場。那些英明的開國元勳讓我們的憲法順利通過表決，因為他們摸透了人們的心理。


  六、使用祖母的激勵機製（注：前文所述“祖母的規矩”），讓人們約束自己，從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七、哈佛大學商學院對決策樹的強調。在我年輕而愚蠢的時候，我經常嘲笑哈佛大學商學院。我說：“他們居然在教那些28歲的人如何在生活中應用高中的代數知識？”但後來我變得聰明了，終於明白他們的做法是很重要的，有助於預防某些心理傾向引起的糟糕後果。雖然明白得有點晚，但總比始終不明白好。


  八、強生公司所用的類似於屍檢的做法。在絕大多數公司，如果你進行了並購，而這次並購成為災難的話，所有造成這次愚蠢並購的人、文件和演說都會很快被忘記。沒有人願意提起這次並購，因為害怕聯想到其糟糕的結果。但是強生公司規定每個人都要審視已完成的並購，將預測和結果進行比較。這麽做是非常聰明的。


  九、查爾斯·達爾文在避免確認偏見方麵作出的偉大榜樣。美國藥品管理局（FDA）效仿了達爾文的做法，很明智地要求在開發新藥物的研究中必須采用反確認偏見的“雙盲試驗”（Double Blind）方法。


  十、沃倫·巴菲特關於公開競拍的原則：別去。


  我的第四個問題是：在你的列表所展現的思維係統中隱藏著什麽特殊的知識問題？


  嗯，答案之一就是悖論。在社會心理學裏麵，人們對這個係統了解得越多，它的真實性就越低，而這恰恰使得這個係統在防止糟糕後果、推動良好結果方麵具有很大的價值。這個結果是悖論式的，讓人沒辦法把心理學和基礎物理學聯係起來，但這有什麽關係呢？就連純數學都無法擺脫所有的悖論，心理學裏麵有些悖論值得大驚小怪嗎？


  這種認知轉變中還有一個悖論：被操控的人即使明知道自己正在被操控，也會心甘情願地被對方牽著鼻子走。這在悖論中創造了悖論，但還是那句話，這有什麽關係呢？我曾經非常享受這種情況。許多年前，我在晚宴上遇到某位漂亮的女士。我以前並不認識她。她先生是洛杉磯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她坐在我旁邊，仰起那張美麗的臉龐，對我說：“查理，你能用一個詞來說明你在生活中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嗎？”我明知道她肯定對許多人都這麽說，但我還是覺得很高興。我每次見到這位美女都會精神一振。順便說一聲，我跟她說的答案是我很理性。至於這個答案是不是對的，你就自己判斷啦。我可能展現了某些我原來不想展現的心理傾向。


  我的第五個問題是：我們需要將經濟學和心理學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好像已經有人開始這麽做了。我聽說過一個這樣的例子。加州理工學院的科林·卡米瑞爾（注：科林·卡米瑞爾，1959——，美國行為經濟學家）研究的是“實驗經濟學”。他設計出一個有趣的實驗，讓一些智商很高的學生用真錢來模擬炒股票。結果有些學生為某隻“股票”付出了A+B的價格，盡管他們明知道該“股票”當天的“收盤價”是A。這種愚蠢的行為會發生，是因為那些學生被允許在一個流動市場上自由買賣那隻股票。有些學生付出A+B的價格，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在當天收盤之前以更高的價格賣給其他學生。現在我敢自信地預言，大多數經濟學教授和公司理財教授將會無視卡米瑞爾的實驗結果，繼續堅定地信奉他們原來那種“嚴格的有效市場假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這種情況將再次證明聰明人在受到心理傾向影響之後會變得多麽不理智。


  我的第六個問題是：這些有關心理傾向的知識難道不會帶來道德問題和審慎問題嗎？我的答案是會的。例如，心理學知識能夠用來提高說服力，而說服力和其他力量一樣，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庫克船長曾經用心理學花招耍了他的水手，讓他們吃酸泡菜來防治壞血病。在我看來，盡管庫克船長有故意操控那些水手之嫌，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是道德的，也是明智的。但更為常見的是，你會利用有關心理傾向的知識來操控別人，以便獲取他們的信任，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一來，你就犯了道德的錯誤和不夠審慎的錯誤啦。道德錯誤很明顯，不用多說。這麽做之所以犯了不夠審慎的錯誤，是因為許多聰明人在成為被操縱的目標之後，會發現你正在試圖操縱他們，反過來憎恨你的行為。


  我最後的問題是：這篇演講稿存在事實上和思考上的錯誤嗎？答案是肯定的，幾乎是肯定的。這篇稿件是一個81歲的老人憑記憶花了大概50個小時改定的，而且這個老人從來沒有上過一節心理學課，在過去將近15年的時間裏，除了一本發展心理學的著作，沒有看過任何心理學的書。即使如此，我認為我這篇演講稿整體上是非常站得住腳的；我希望我的後代和朋友將會認真地考慮我所說的話。我甚至希望會有更多的心理學教授和我一起致力於（1）大量地采用逆向思維；（2）詳盡地描繪心理學係統，讓它能夠像檢查清單那樣發揮更好的作用；（3）特別強調多種心理傾向共同發揮作用時產生的效應。


  我的演講到這裏就結束啦。如果你在思考我所講的內容的過程中得到的快樂，有我寫下它的時候得到的快樂的十分之一那麽多，那麽你就是一名幸運的聽眾。


  “彼得，你和沃倫騙我重寫這篇東西，它占用了我太多時間啦。”（2005年2月）

  重讀第十一講


  在2000年發表的這次演講中，我稱讚了朱迪絲·瑞奇·哈裏斯那本非常暢銷的《教養的迷思》（The Nuture Assumption）。你們應該記得，這本著作證明了同輩群體的壓力對年輕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而以往普遍認為很重要的父母的教養反而沒那麽重要。這本具有極大實際意義的成功作品背後的故事很有趣：早在這本書出版之前，現年67歲的哈裏斯女士在哈佛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但卻被開除了，因為哈佛大學認為她缺乏從事心理學研究必備的理想素質。由於罹患了某種無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哈裏斯女士成年之後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家裏。疾病纏身、默默無聞的她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教養的迷思》就是根據這篇論文的基本觀點寫成的。這篇論文讓她獲得了某個聲譽很高的大獎，這個獎項由美國心理學協會每年頒發給那些已發表的優秀論文，它恰恰是以那個將她開除出哈佛大學的人的名字命名的。


  從她那本令人難忘的作品中得知這件荒唐的事情之後，我寫信給哈佛大學——我的母校，敦促它授予我並不認識的哈裏斯女士以名譽博士學位，或者授予她真正的博士學位，那就更好啦。我引用了牛津大學的例子。這所偉大的大學曾經開除了它最優秀的學生——塞繆爾·約翰遜，因為他窮得沒辦法繼續繳納學費。但牛津大學後來作出了體麵的改正。在約翰遜戰勝疾病，從窮困潦倒中逐漸成為著名人物之後，牛津大學授予了他博士學位。我試圖說服哈佛在這方麵效仿牛津的努力完全失敗了。但哈佛大學後來確實從麻省理工學院挖來了當世最著名的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而平克則十分景仰哈裏斯女士。從這個舉措中我們能明白哈佛人文社科學部的聲譽為什麽比其他大學的要高。該學部的底蘊極其深厚，能夠部分地改正某些在別的地方放任自流的愚蠢錯誤。


  2006年，在與不治之症作鬥爭中前行的哈裏斯女士出版了第二部作品，《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這個書名很貼切，因為作者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同卵雙胞胎最終在性格方麵為什麽會截然不同。帶著好奇心周詳地探討這個問題的她讓我想起了查爾斯·達爾文和歇洛克·福爾摩斯。她從心理學文獻中收集和解釋了許多資料，提出了一種非常可信的答案。她引用了一個有趣的案例，有一對同卵雙胞胎，其中一個人在生活和事業上都取得了成功，而另外一個人則淪落到貧民窟。哈裏斯女士對這個核心問題作出了極具概括性的解答，在這裏我不想透露她的答案，因為對《窮查理寶典》的讀者來說，先猜測答案，然後再去閱讀她的書會更好。如果哈裏斯女士大致上是正確的——在我看來非常有可能如此——那麽處境十分不利的她已經兩次提出了在培養教育兒童和其他許多方麵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學術理論。


  朱迪絲·瑞奇·哈裏斯

  （Judith Rich Harris，1938——）

  朱迪絲·瑞奇·哈裏斯是一名獨立的研究人員和作家。她的重要學術成就包括一種視覺語言的數學模型、幾本發展心理學教科書和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專業論文。她最著名的作品是1998年出版的《教養的迷思》和2006年出版的《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哈裏斯女士和她的丈夫生活在美國新澤西州。


  寫完這篇之後，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了。


  2006年3月7日


  這種罕見而值得欽佩的結果是怎麽出現的呢？用哈裏斯女士自己的話來說，她“為人傲慢而多疑，甚至從小時候起就是這樣”，這些性格特征加上耐心、決心和技巧，明顯讓她直到67歲還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很順利。毫無疑問的是，熱衷於摧毀自己的觀念也是促使她成功的因素之一。我這麽說，是因為她現在還在為以前撰寫教科書時重複了某些錯誤的理論而道歉。


  在這一講中，我也展示了我的傲慢，因為我對自己所說的話非常有信心。這一講無非就是宣稱：（1）學院派心理學是非常重要的；（2）盡管如此，這門學科中那些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的心理學理論和他們對心理學的表述往往是有毛病的；（3）和絕大多數教科書相比，我對心理學的表述方式在實用性方麵往往擁有巨大的優勢。自然，我相信這些極度自負的宣言是正確的。畢竟我收集這一講中所包含的材料是為了幫助我在實踐思維方麵取得成功，而不是為了通過公布一些貌似聰明的理論來獲取好處。


  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確的，哪怕隻有部分是正確的，未來這個世界理解心理學的方法，將會跟這一講所用的辦法差不多。如果是這樣，我自信地預言，這種實踐的改變將會普遍地提高人們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