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回退

  演講

  進步的回退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1年《天涯》雜誌，後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已譯成法文。


  時間：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地點：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當很多富裕起來的中國農民從鄉村進入城市的時候，我算是一個逆行者，兩年前開始階段性地離開城市，大半時間定居中國南方一個偏僻山區——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知識青年的地方，曾經進入過我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裏栽樹，種菜，喂雞；收獲的瓜果和雞蛋如果吃不完，就用來饋贈城市裏的親戚和朋友。這是一種中國古代讀書人“晴耕雨讀”的生活方式，我覺得沒有什麽不好。有一位報紙記者跑到這個地方找我，對我的選擇表示了懷疑：你這是不是回避現實？我說什麽是現實？難道隻有都市的高樓裏才有“現實”？而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農民和占中國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鄉村就不是“現實”？記者的另一個問題是：你這是不是要對抗現代化？我問什麽是“現代化”？我在這裏比你在都市呼吸著更清新的空氣，飲用更潔淨的水，吃著品質更優良的糧食和瓜果，還享受著更多的閑適和自由，為什麽這不是“現代化”而你被廢氣、髒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擾並且在都市的大樓、地鐵、公寓裏一天天公式化的疲於奔命倒成了“現代化”？

  問題很明顯：這裏有對“現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義。回顧我們剛剛告別的二十世紀，從歐洲推向全球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浪潮，都以“現代化”為目標，甚至都曾用經濟和技術的指標、甚至單純用GDP的數量，來衡量一個地區所謂“現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經濟和技術隻是我們生活內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實上，經濟和技術的活動也並不都體現為GDP，如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談到過的家務勞動，等等。在我這兩年中的鄉下生活裏，優質的陽光、空氣、水，這些生命體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構成GDP。自產自給的各種綠色食品因為不進入市場交換，也無法進入GDP的統計。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寧靜、勞動的樂趣、人際關係的和睦、時間的自由安排，等等，與GDP更沒有什麽關係。因此在我那位記者朋友看來，我是一個GDP競賽中的落後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經脫離了“現實”。在中國當代主流媒體的話語中，一個作家是不應該這樣自絕於“現實”的，而“現實”、“幸福”、“發展”、“文明”，等等，都是繁華都市的代名詞，僅僅與車水馬龍和燈紅酒綠相聯係。顯而易見，“現代”在這裏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而是發達經濟和發達技術的代用符號。於是很多人以美國的曼哈頓為“現代”的圖標，而把僅僅離都市十公裏或二十公裏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現代”之外，通常是聳聳肩，將這些明明是現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於他們身邊的事物，斥之為“傳統”或者“古老”，並且在思想視野裏予以完全地刪除。


  在一般語境之下，“現代”在中國是指十九世紀以後的歲月，在歐洲則是指十六世紀以後的歲月，可見這個概念不過是意指工業化、市場化、科學化乃至西方化的進程。這一進程帶來了經濟和技術的長足發展，無疑是人類極其值得自豪的偉大進步。依托這種偉大進步，我在鄉下也可以用衛星天線和電腦網絡來與外部世界溝通，可以獲得抵抗洪水、幹旱、野獸、疾病等自然災害的有效技術手段。這就是說，我的生活和我的寫作，都受益於經濟和技術的進步，因此我毫無理由對“進步”心存偏見。需要指出的隻是：經濟和技術的進步在曆史上並沒有常勝的紀錄，曾經“進步”的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米諾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間被所謂蠻族摧毀，同樣代表著“進步”的希臘、羅馬、印度、中國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紀以後也一一被所謂蠻族踐踏，包括中國的長城也無法阻擋北方遊牧強敵，朝廷一次次南遷乃至覆滅。那時候並沒有中國現在的流行說法：“落後就要挨打。”人們慘痛的教訓恰恰可說是“進步就要挨打”甚至“進步就要滅亡”。一直到冷兵器時代的結束，一直到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現，世界曆史的這一法則才得到改寫。即便是這樣，“進步”仍然隻是國家強盛和個人幸福的條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條件。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就充分證明經濟的技術的進步仍存在極大局限性：全世界擁有最大GDP的國家仍然無法保護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這個世界很多地區日益嚴重的貧困、環境破壞、教育危機等積弊，即便我們有十個或二十個美國，恐怕也無法真正靠高科技戰爭來鏟除恐怖主義，來鏟除所有的本·拉丹。事情很清楚，就在九一一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樣，這個世界的不發達地區有兩萬多兒童死於貧困下的饑餓和疾病，但沒有人為他們點上蠟燭，沒有人為他們獻上鮮花，更沒有人為他們組成國際戰爭同盟，沒收了我們視線的現代傳媒甚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死亡的存在。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暴力和恐怖？這種隱形的暴力與恐怖難道不是九一一襲擊最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發達地區的這種被傳媒漠視的絕望，正在演變成下一顆投向繁華都市的炸彈。一項調查表明，阿富汗極端勢力的出現與該國的教育狀況有直接聯係。由於世俗的、西方化的學校收費太高，大部分青少年無法去這樣的學校學習，而隻能進入各種免費的伊斯蘭宗教學校，接受一些極端宗教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灌輸。這正是本·拉丹的重要社會基礎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學費日益增高從而使貧困家庭子弟無法上學的現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樣廣泛存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這些年的教育事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由於某種向美國式教育市場化的“國際慣例”急切接軌，由於很多地方管理部門官員腐敗性地“搭車收費”，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門瘋狂追求壟斷性利潤，中國的很多社會公益性事業也在受到損害，很多鄉村學校的收費在近二十年來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輟學。在我居住的鄉村，初中輟學比例竟一度高達百分之四十。知識的階層分化正在比經濟的階層分化更為急劇和尖銳地出現。可以想象，如果這種趨向得不到製止和糾正，當這麽多青少年被拋出所謂現代化的進程之外，當他們有朝一日發現自己永遠無望分享所謂現代化成果，接受各種極端思潮難道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包括恐怖主義襲擊在內的各種犯罪難道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嗎？當我們譴責這些本·拉丹這種“反現代化”逆流的時候，那個“現代化”的市場利潤狂熱追求，那個受益於貧富差距擴大並且由官員、商人、知識精英等組成的社會主流，是否正在為自己埋下恐怖主義一類的隱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現代化”的騷動正是所謂“現代化”進程直接或間接的後果？


  GDP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且ＧDP至上的新意識形態正在掩蓋這一類問題。包括很多歐洲知識分子左派，他們能夠看到跨國資本對發達國家內部弱勢階層帶來的損害，卻很難看到跨國資本正在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損害，很難看到現代化繁榮與廣大非受益地區各種極端思潮、專製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之間的共生關係。利益正在使人與人之間相互盲視，正在使階層與階層、民族與民族之間相互盲視。因此，我們需要高GDP，更需要社會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懷，來促成旨在緩解現代性危機的思想創新和製度創新。而所謂公正等，無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話題，沒有什麽進步可言。這就是我歡迎進步但懷疑“進步主義”的原因，是我熱愛現代但懷疑“現代主義”的原因。因為無論有多少偉大的現代進步，也隻是改變了生活的某些形態和結構，卻並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個古老的道德難題或政治難題。現代的殺人與原始的殺人都是殺人，難道有什麽區別嗎？現代的絕望與孤獨同樣是原始的絕望與孤獨，難道有什麽區別嗎？中國古代一個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過“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就是說在學習知識方麵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麵要做減法；也就是說，不斷的物質進步與不斷的精神回退是兩個並行不悖的過程，可靠的進步必須也同時是回退。這種回退，需要我們經常減除物質欲望，減除對知識、技術的依賴和迷信，需要我們一次次回歸到原始的赤子狀態，直接麵對一座高山或一片樹林來理解生命的意義。有幸的是，我們的文學一直承擔著這樣的使命，相對於經濟的技術的不斷進步，文學不會像電腦二八六、三八六、四八六那樣的換代升級；恰恰相反，文學永遠像是一個回歸者，一個逆行者，一個反動者，總是把任何時代都變成同一個時代，總是把我們的目光鎖定於一些永恒的主題：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識的公共交流。莫言先生的長篇小說《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間文學後退”的書，其戲曲唱詞般的敘事語言，使我們感受到無形的鑼鼓節奏，感受到古代舞台上的溫情和激情。餘華先生的長篇小說《活著》，李銳先生的長篇小說《無風之樹》，讓我們關切一些中國當代下層貧民的傷痛，延續了中國從屈原到杜甫、到魯迅的人道主義悲懷。我在這裏還沒有提到張承誌的《心靈史》和張煒的《九月寓言》，這兩部長篇小說在更早的時候，在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卷入經濟全球化的初期，就堅守著文學的民間品格和批判精神，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在一個迷茫時期最早的思想閃電和美學突圍。優秀的作品當然還不止這一些。作為“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品，它們都與爭當都市高級白領的中國某種現代流行心理構成了緊張與對抗。對於很多中國的評論家來說，對於很多讀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的批評家來說，這些作品都是“現代主義”的，應該貼上一個二八六、三八六、四八六之類的現代標簽。他們沒有看到，這些作品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在實現一種進步的回退，不過是古代《詩經》和《離騷》在今天的精神複活。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這頂流行的小帽子，無法恰當解釋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義。


  我一直是文學“現代主義”的擁護者，包括對法國尤奈斯庫、普魯斯特、加繆、羅伯葛裏葉等諸多現代作家的激進探索充滿崇敬和感謝——感謝他們拓展了文學領域裏想象、技巧、文體風格的廣闊空間，並且率先開始了對現代性的清理和批判。但他們被戴上一頂“現代主義”的小帽子，同樣是出於一種程度不同的誤解。我相信，一個真正成熟的現代主義者，同時也必定是一個古典主義者，因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斷變化的，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是沒有什麽變化的。生活不過是一個永恒的謎底在不斷更新著它的謎麵，文學也不過是一個永恒的謎底在不斷更新著它的謎麵，如此而已。因此當一個現代主義者還是當一個古典主義者，完全取決於我們從哪一個角度來看生活，比方取決於我們觀察一次屠殺，是觀察它的技術手段如飛機、炸彈、衛星定位係統呢？還是觀察這些技術手段之下我們已經在曆史上無數次重逢的鮮血、眼淚以及深夜的燭光？在離紐約十分遙遠的一個中國南方鄉村裏，麵對全世界悼念九一一遇難者的閃閃燭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們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偉大力量，與GDP所代表的經濟和技術進步沒有什麽關係，而是潛藏在幾千年曆史中永遠不會熄滅的良知和同情，是我們讀到一首詩或一篇小說時瞬間的感動。為了傳承這樣的感動，“現代主義”文學與曆史上所有的文學一樣，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明白這一點，是現代主義的死亡，也是現代主義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