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再認識
現代漢語再認識 注釋標題 演講整理稿最初發表於2005年《天涯》雜誌，後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
時間：二〇〇四年三月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麵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隻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裏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對等，但就翻譯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現實。以前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裏，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櫃。在這個書櫃裏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裏麵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韓少功，等等。很邊緣嗬。但現在出現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展以後，中國文學可能還會持續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範圍內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裏指的是漢語文，按通常習慣簡稱為“漢語”，在很多時候指涉漢文、華文或者中文，即中國最主要的文字。請你們注意這一點。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中文的，後來他們文字獨立了，與中文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麵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日文裏大約一半是漢字，其讀音大多接近漢語。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拚音文字。平假名的曆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拚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拚音，裏麵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後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夾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麵和用法方麵，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文逐漸與中文分家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麵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的曆史，是甲午戰爭以後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現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作與批評”，發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ɑpei 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聽懂了，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拚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音完全是外文；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音方麵或是在書寫方麵，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係。
我們環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是漢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後來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後，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曆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麵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由法國傳教士製訂方案，一步實現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拚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共產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多麽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語言文字改革的方向。隻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隻是公布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布以後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中文到底應不應該拚音化和拉丁化？中文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後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裏先不要下結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隻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據《紐約時報》統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合國用五種文字印製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造新字。“激光”，台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基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於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high tech，high 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他語種所不及，構成了一種獨特優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剛出現的時候，有人說中文的末日來臨，因為中文的鍵盤輸入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中文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文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中文這麽多字，要先轉換成數字編碼，再轉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是落後的東西，都應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中文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後發現中文輸入不但不比英文輸入慢，反而更快。據說現在還有更好的輸入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明的，什麽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中文輸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文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日文假名、韓文、越文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攏，但中文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做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麽壞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說，日文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音大致是den no；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puter的音譯。這個日本朋友說，他們現在越來越願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電的腦麽，很聰明的機器麽，還能是別的什麽東西？至puter，你隻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用詞就出現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麽最崇拜專家？為什麽最容易出現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隻有專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
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拚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裏，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隻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幹什麽？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是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一見麵，就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讓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後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麽樣？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裏就有語種規模對文化生產和文化積累的嚴重製約。同學們生活在一個大語種裏，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裏，怎麽寫作？怎麽出版？絕大多數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模這四個方麵來看，中文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中文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勢的文字。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生的典籍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幹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裏漏掉，非常有利於我們向外學習。這更不談中文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揚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嗬。第三個指標：經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質財富數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麵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了財的商人們都可能說幾句粵式普通話。後來香港有經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遊，開放購物，於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後麵，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三個量的指標，在我來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過去了，提倡拚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該打上句號了。
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麵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麵我們進入漢語內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代中文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麽辦？隻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定的、統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從關係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並不多見。為什麽會是這樣？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係。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〇五年，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現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聖經》，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麽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於昂貴。據說下埃及人發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麽沒有傳播開來，為什麽沒有後續的技術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麽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遊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麽可能保證文字的穩定、統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隻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耳曼語係，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沙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裏，我到了那裏，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們南邊是拉丁語係，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技術設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範圍內讀音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一也是不可能的，於是也隻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文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麵隻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曆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台灣去世。他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定的信息網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聯係，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係。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現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曆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於共同體的統一，還有利於文化的曆史傳承。我們現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據某些語言學家研究，一個“吃（喫）”字，上古音讀qiɑ，現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讀qi，現保留在西南官話中；現代音讀chi，進入了北方話。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喫）”。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喫）”。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在的英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並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英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征，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的曆史裏。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後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麵。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於繼承，但可能不利於創新和追新；可能有利於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於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於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生了什麽情況呢？
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適合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侖”，“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裏揚諾夫伊裏奇”，你怎麽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於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並不是現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麵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係。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那麽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隻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台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後，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老的階級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後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麵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麵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現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徐誌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像趙樹理先生，老舍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出來的一些工農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了虎虎生氣和勃勃生機。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漢語文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麽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麽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匯、語法、語氣、句型結構等，都脫胎於西文。“觀點”，point of vieher side；“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麽，這就是我們中國話麽。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裏的洋話，現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
當然，大規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文，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村。這是事實。我在農村，覺得很多農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與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製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中文係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時代的陳詞濫調。“在黨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後那一段，我們經曆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現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台”，建立一個“機製”，來一個“係統工程”，完成一個“動態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生的病變。老百姓並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裏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語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範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麵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皇帝出來打仗，國與國之間的開戰，叫“征”，皇上禦駕親“征”嗬。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隻能叫“蕩”，有本書不是叫《蕩寇誌》嗎？就是這個用法。“征”、“伐”、“討”、“平”、“蕩”，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嗬。但現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台獨，是“打”；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該叫“征”；打台獨隻能叫“平”，頂多隻能叫“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鬆，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做“克”。力克輕取麽。雖然隻是兩個動詞，但動詞裏隱含了形容詞。但現在白話文經常不注意這個區別，一律都“打”。打石家莊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鬆，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搞”教學，“搞”衛生，還有其他的“搞”，不說了（眾笑）。總而言之，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文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出現了。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麽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麵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記錄，普通話霸權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麽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麵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語言學原理，也事關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言學家對我說過：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製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麵化的權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忍不住要生造漢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麵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麵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麵上的統一，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隻能學到滄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隻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並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製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
創造優質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希臘人眼裏，語言是文明的標誌——我們如果沒有優質的漢語文，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麽什麽是優質的漢語文？在我看來，一種優質語言並不等於強勢語言，並不等於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後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這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麽意思？什麽是“好”？什麽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隻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台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於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麽區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麽文明可言，還隻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該善於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文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種責任，使漢語文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大功告成。白話文發展到今天，也許隻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麵目，更缺乏自己的創造。現代漢語語法奠基於《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以及其他西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麵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邏輯規製的不足，把西語的一些優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麵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隻腳，並不完全適用西語語法這隻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道：“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塗：“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裏怎麽成了同義詞（眾笑）？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象，在漢語裏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裏，“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麽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眾笑），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應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隻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說粵語裏還有九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後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麽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麵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麵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該說，其他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他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鄰人偷斧”，“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麽主義，不看重抽象的規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係，隻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囉嗦？是不是過於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象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後現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於英語，不可能同於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新來解放自己和發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隻是取了西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辭典裏麵，“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麽不應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浩如煙海的語言經驗總和從何說起？但我更願意相信：要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驗。中國曆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是個小國，但有四種官方語言，差不多每個人都得習慣多語種的交際。這個地方是最應該出語言學家的，後來果然就出了一個，叫索緒爾，Saussure。此人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代語言學有開創性貢獻，包括創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餘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語言；在談語言的共時性和曆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那麽世界上最守恒的文字是什麽？當然是中文。如果中文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隻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後，中國人最應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並沒有什麽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他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係總和來決定的。“他”在“它”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之後，就隻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之後，就隻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他棋子的增減而發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裏，棋局體現共時性關係，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曆時性關係。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麽漢語眼下處於一個什麽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後，在經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以後，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化的組合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
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爆炸式的規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語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嗬”，“我好好感動嗬”。這是從港台電視片裏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好好”是什麽意思？“好好”有什麽好？還有什麽“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時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雲雨”（眾笑）。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麵包，“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a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眾笑）？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裏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後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麽了，思緒紛紛之際，隻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實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附錄：對金立鑫批評的簡要回應 注釋標題 演講整理稿最初發表於2005年《天涯》雜誌，後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對金立鑫批評的簡要回應》發表於2006年百度網等。
朋友傳來網上一篇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金立鑫先生對拙說《現代漢語再認識》的批評。我很高興又一場關於漢語的討論可以展開。看得出來，金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其專業知識給我啟發，但很多問題可能還需心平氣和的討論：
約定任何對話都需要基本語義約定，否則就會打亂仗。比如我們說人是能勞動的，就一定暫時排除了重殘者、嬰兒，等等；我們說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暫時排除了植物人、癡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說到“人”，才不會說岔。同樣的道理，我們說“語言”，有時獨指口語，有時兼指語言與文字，而且以後種情況為多。“漢語寫作”、“漢語閱讀”、“華語文學”、“華語媒體”、“語言學家”、“語言學界”等通行說法即為其例。我的演講從此例，恐聽眾大意，還特別在開始處約定：“漢語，在這裏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無視這一約定，批評我多處混淆了漢語與漢字的區別，我隻能感到無奈。其實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裏，他也大量使用“日語”、“韓國語”、“英語”、“語言學家”、“漢語的發展”一類，幾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語代文，或者以語兼文的，豈不是自己也在參與“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規矩，“日語”怎麽可以借用漢字？應該是“日文”吧？兩種語言之間字同音異的現象是不是被說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評我演講的“全文”，這不是事實。他所提到的《文匯報》刊載部分，隻是編輯做的演講摘要。演講的全文發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雜誌，收入我的《大題小作》（二〇〇五年）一書，並在很多網站刊載。如果金先生看過全文，有些問題可能就不會提出來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強調英語中也有成語，這其實是我早已說過的。我在演講全文中隻提到漢語（再次約定：指漢語文，主要指漢文）曆史悠久，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成語的存量特別巨大，形成了漢語的相對特色之一。其實這是譯員和譯家們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實。
否定漢語金先生斷言：“從來沒有人說過漢語不好。”意思是我說很多中國人對漢語失去自信心純屬事實編造。可是，知名語言學家潘文國先生證明：“在中國出現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舉國上下對本民族文字（往往還波及本民族的語言）大張撻伐，必欲去之而後快，以‘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拚音方向’這種世界曆史上罕有其匹的現象。”（二〇〇二，括號內為原文——引者注）直到幾年前，讀書界知名的《書屋》雜誌還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長文，宣布漢語是一種腐朽的、落後的、愚昧的語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歐化與半歐化金先生說：“韓少功說他們（指東亞各民族國家的文字）‘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不是事實。”那麽事實是什麽？我說的歐化與半歐化，意思很明顯，是指那種向歐洲表音文字靠攏的拚音化與拉丁化。這有越文的拉丁化為證，韓文的拚音化為證，日文的拚音化成分大增為證，漢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拚音化、拉丁化”方向為證——這裏還暫不說詞匯、語法等方麵援歐入亞的大量現象。難道這一係列變化不是變化？不是“歐化或半歐化”？而是非洲化？中東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讀音金先生說：“‘喫’在曆史上是後起的，沒有上古音，隻有中古音……”這一說法也許有據。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語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讀音在中古以後有變，為什麽變化之前就一定無變？上古人誠然可以說“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說“食”？……這些至少可以存疑。筆者在大學時代師從的知名語言學家吳啟主先生等根據湘方言的田野調查，發現讀音為qiɑ2的“喫”在南方民間大量分布（即很多寫作人書錄的“呷”），曾推論“喫”有上古音，為qiɑ2，到中古才書麵化。這一說可能有點大膽，但至少不是完全無稽。金先生隻是依據至今不無爭議的擬音成案，斷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學術容異之量。更重要的是，我舉“喫”為例，隻是要證明音變字不變的漢語一大特色，證明“文字不一定跟著語音走”的另類規律，那麽有中古和現代的兩音為證已經足夠。這才是不應避開的討論重點。
語言霸權金先生搬出了索緒爾，強調口語先於文字，“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等等。這可說是部分的真實。但據我這個行外人所知，索緒爾隻是針對歐洲的語言狀況做出理論總結，曾明智地指出漢字是另一碼事，“這個符號（指漢字）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一九一六）從那以後，著名哲學家德裏達（J·Derrida）、著名語言學家哈裏斯（R·Harris），等等，都對索緒爾的語言中心論進行過激烈批評，更反對僅僅把文字當作語言的書麵符號。我國的第一部普通語言學著作的作者胡以魯先生，對中西文字的區別也有清醒看法：“（漢字）緣何而自然發生乎？曰繪畫也而適於用，習用之而形態簡略，遂發達而為文字耳。故吾國文字發生之當時，代表事物之本體，非直接代表聲音也。”（一九二三）再舉個日常語言的身邊例子，就說一、二、三、四吧，這些字在全中國各方言區範圍內一字數音，一字數十音，那麽這些字是對哪一種語音的記錄？能記錄得過來嗎？中國人常見的讀“別字”現象，難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導”法則（筆者語）在顯現？
語法霸權金先生稱：“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社團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語言中會存在非語法或反語法的結構存在！”（似刪除最後兩字才較為通順——筆者注）這種語法中心論的強硬傳統立場，雖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但他仍有堅持的權利。不過，“不容忍”的標準是什麽？誰是語法的最高立法者？僅就漢語語法而言，馬建忠、王力、呂叔湘、趙元任、高名凱等語言學權威從來意見有異，各法不一。力求達成共識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一九五〇年代的全國“暫擬係統”，一九八〇年代的全國“試用提要”，都遭到較為廣泛的懷疑和爭議。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據哪門哪派之法來裁決“不容忍”的對象？包括裁決上述他那句話最後兩個字的是否合理、應否刪除？即便今後有某種絕對統一之法（其實永不可能），從動態和發展的辯證觀點來看，成法也並非一成不變，不可一勞永逸，總是被各種“超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筆者語）的語言實踐所推動，得到一再的調整和改寫。那麽在新法達成之前，所有為舊法不容的語言新現象（不包括無謂的胡言亂語），不就是“超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的創新有理嗎？沒有這種創新，不斷發展的語法何來？天上掉下來的？
資格金先生認為談語言理論“不該是文學家的義務”，這可能過於傲慢。文學家天天寫字，隻能在個別語言學家的指揮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麽？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家可以對語言學界很多主流性說法搖頭，文學家就隻能緊跟和擁護這些說法麽？當今非西方的各種本土經驗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論描述。即便在西方，經過幾個世紀以來對邏各斯主義傳統的反思，現代科學成果和現代人文成果大量湧現，理性至上主義、邏輯至上主義、語法至上主義（語法是理性與邏輯在語言中的體現）等神位已經動搖。很多學術成規，包括語言學的成規，不再自動有效。可惜的是，諸多思想新營養倒是一直被某些語言學家拒之門外。金先生說“專業外人士談專業問題免不了要被專業人士笑”，又說“外行領導內行也請虛心、慎重”。這都是有益的提醒。我並沒有想要“領導”他，更知道像這樣的討論不可能短期內形成共識，誰都不可能輕易說服對方。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語言學界的情況，就可知道他並不能代表語言學界（再約定：指語文學界），而且他麵對著一個行內和行外大大的“他們”，不光是韓少功式的幾個“外行”。
所以批評應冷靜說理，應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對手，不必一口惡氣撒到他大為不屑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和媒體”身上來。
以上拙見，僅供金立鑫先生參考。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