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變與不變
文學的變與不變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啟示錄》，2016年。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地點：武漢華中科技大學
主持人蔣濟永：請來韓老師，我們很榮幸。我們這個“人文基地”的創建，就是緣於九十年代，當精神失落的時候，現已成為國家的人文素質教育基地了。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作家群裏麵，有三位很顯著的人物，一個是張承誌，另一個是張煒，還有一個就是韓老師，他們高舉人文精神的大旗，而且是以自己的實踐，這差不多二十年來，紮根在中國這個土地上，以文化尋根和人文精神堅守的姿態，由他們自己建構起來的根來向中國也向世界傳達了這種精神。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聆聽他，把他的東西跟我們現身說法。
好，我們歡迎。
韓少功：向各位青年朋友們學習，我們今晚上做一個簡短的交流。題目在屏幕上已經有了。說實話，我剛才有一點吃驚，發現來的人特別多，讓我聯想到八十年代，中國有一個叫“文學的井噴時期”。那時候文學期刊動不動就發行幾十萬甚至百多萬，作家走到哪裏都很吃香，如同歌壇的“天王”“天後”，可以聽到粉絲們的尖叫。當時很多青年廣告征婚，都標榜自己“愛好文學，愛好哲學”。但也就是幾十年過去，現在如果還有人那樣征婚，肯定被好多人看成神經病。在網絡上，“文青”似乎已是一個負麵用詞。江蘇電視台有一檔征婚節目，相親男士們如果在那裏宣稱自己是文學青年，通常被相親女士們叭叭叭滅燈最快。國外似乎也好不了多少。有時候我們在那裏做講座，來了十來個人，主持人卻喜不自勝，說“今天來的人很多了”。
十來個人就算“很多”，這文學未免也太慘了點吧？到底發生了什麽情況？
據實而言，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文學確實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至少可以注意到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文學的認知功能弱化。在沒有互聯網、電視、廣播、報紙的時代，作家幾乎是最重要的社會信息報告人，文學是主要的信息工具。那個時候的文學家很幸運，怎麽寫都有人看，都讓人覺得新鮮、珍貴、很有用。思想家荀子說：“天下不治，請陳詩。”這就是說，中央要了解情況，要安邦治國，要發動文學家來寫詩，相當於寫現在的國情調查報告。漢代出現了一種叫“賦”的文學品種，其特征就是鋪陳白描，如果寫到華科大，必定是其上如何如何，其下如何如何，其左如何如何，其右如何如何，日月山川，木石蟲魚，麵麵俱到，不厭其詳。歐洲人也差不多。巴爾紮克寫一條街道，托爾斯泰寫一個修道院，也可以有幾頁甚至十幾頁的靜態細節描寫，使文學具有某種百科全書的性質，含生物學、地理學、建築學、民俗學等各科知識，有一點“漢賦”的風格。現代讀者可能會覺得那些作家過於囉嗦，差不多是話癆，讓人不耐煩。其實那時的文學就相當於今天的電視黃金時段，報紙的頭條新聞，作家們的“囉嗦”自有正當的理由。當然，時至今日，我們有了文學之外的各種新興信息工具，了解彼得堡，不一定要通過托爾斯泰的小說；了解巴黎，不一定要通過波德萊爾的詩歌。雖然文學還是多種信息工具之一，還有個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虛構化等不可替代的長處，但它的壟斷地位或霸權地位確實一去不返。電視、互聯網的出現，可能給文學書刊的發行量今年劃掉一個零，明年再劃掉一兩個零。強大的新聞業呼風喚雨，已經使文學的認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轉移給了其他的信息工具。
二是文學的娛樂功能弱化。我小時候逃學和曠課，常常是因為迷上了一本《水滸傳》或《林海雪原》。那時候的娛樂方式不多，因此詩歌就成了美酒，戲劇就成了節日，小說就成了快樂大本營。在《紅樓夢》的大觀園裏，幾個富二代偷偷摸摸讀《西廂記》，在正人君子眼裏就算“不正經”，是“玩物喪誌”。詩歌的地位也很低下。宋代學者朱熹曾經誓言“決不寫詩”。陸遊是大詩人，卻需要經常自我慚愧，說自己的詩不過是“閑言語”，大概大家都覺得詩歌屬於不正當場所，高大上人士在那裏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就有失體麵。戲劇、歌星、笑星一類的地位就更低了，一直被列入“倡優”之列、“三教九流”之列，從業者的身份很low（低），更別說去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但時至今日，據說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正在到來。娛樂的方式和裝備五花八門日新月異，娛樂業成了呼風喚雨牛皮哄哄的朝陽產業。相比之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和唐詩宋詞等突然都成了“嚴肅”文學，“嚴肅”得像數學，連某些文科學子也覺得這是一種苦差事，一點都不爽。如果不是為了應考升學，他們何必認識魯迅這種老頭子？他們可能更願意去打電遊、蹦迪、K歌、旅遊、看走秀、看球賽……再不濟也要玩玩手機。世界各地都有孩子們在抱怨：你看我老爸老媽多壞，周末還要在家裏讀小說！在這種情況下，文學還有娛樂性嗎？還會有粉絲嗎？當然還會有。隻是沒有經過一定訓練和教育的人，對文學不一定樂得起來，因此它越來越像一種“小眾”產品，其娛樂性正在大量流失，向其他娛樂方式轉移而去。
三是文學的教化功能弱化。“教化”這個詞可能讓很多人不以為然。不過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類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說，你叫他親爹，他給你十塊錢，恐怕多數人都不會幹；如果這個價碼提到一百萬，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個事實，無非是證明絕大多數人還是有道德準則。後一個事實，則證明道德準則高的人不會太多。這個或高或低的彈性準則，顯然就是文明教化的結果，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古代歐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國除了西藏、新疆等地，漢區的宗教傳統偏弱，其替代工具就是四書五經，其中有《詩經》，“詩”也成了“經”，成了最高指示。鄉下老百姓講道理，動不動就會拿關公、嶽飛、孫悟空、諸葛亮、包公來說事，實際上去戲劇和小說裏找根據，找天經地義和“心靈雞湯”。這就是學者錢穆所說：中國人“倫理是藝術化的”。也是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所說：中國宗教力量不夠強大，因此得“以美育代宗教”。這個美育主要指文藝，當然包括文學。
自進入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宗教或儒學逐漸衰頹，文學的教化功能就更被放大了。“上帝死了”，雨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等應運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以後，魯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學家的作品，曾是一兩代人的精神路標，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命運。作家在那時候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想想看，能管理靈魂的，不就是上帝或準上帝嗎？不過，這種情況並不是曆史常態，至少在眼下，就總體而言，價值觀的迷茫和混亂倒好像是首先從文學家那裏開始。作家阿來說過：打開你們的手機，查一下各大文學網站排名前十的小說吧，恐怕大多數都是吃喝玩樂，甚至男盜女娼。在很多時候，鼓不鼓勵自己的孩子們讀小說，已經讓很多父母十分糾結。很多人說，這是一個物質化和個人化的“小時代”，文學家根本不必要、也無能力充當精神教主的角色。因此，每一年都有所謂作家財富排行榜炒作得熱鬧非凡。作為一個作家，我當然希望同行們都吃香喝辣，但財富如果能夠成為評價作家成功的一個標準，那麽按照同一邏輯，我們是否也該評選最富的公務員、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最富的新聞記者？……如果這些評選顯得荒唐，那麽有關炒作是否都在向人們發出可疑的價值信號？
綜上所述，認知、娛樂、教化三種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實。其中哪些屬於不可逆的變化，哪些屬於可逆的變化，不容易看明白。由此產生的困境不全是因為文學界無能，而是因為文化生態正在出現劇烈變化，我們適應也許還需要一個過程。
世界上的變化有兩種：一種是可逆的變化，比如秋天過去了，春天還會再來；另一種是不可逆的變化，比如人死了沒法複生，腦袋割了沒法接上去。一個電子數碼化技術的時代，看來就是典型的不可逆變化，就像人類有了紙張以後，無法再回到沒有紙張的時代；有了印刷術以後，無法再回到沒有印刷術的時代。不過，當這種不可逆變化與可逆變化兩相交錯，我們又該怎樣小心地辨析和把控？事情常常是這樣，變中有常，變中有恒，變中有不變。傳統形式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看來正在相對收縮，但換一個角度看，作為廣義的文字之學，文學似乎反而進入了一個瘋長階段，正在迅速地擴張和繁榮。手機段子不是新的小品？博客是不是新的隨筆？流行歌曲是不是新的詩詞？電視連續劇是不是新的長篇小說？……這些新產品雖然跨媒體或多媒體，但都富含文學元素，離不開文學的支撐和推動，幾乎就是改頭換麵的文學大升級。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得來看一看，有關文學的哪些基礎性命題還值得再提一提。
其一，人類永遠需要語言文字。多年前，電話普及的時候，很多人擔心大家都不寫字了，但一旦博客、微博出現，網友們寫字其實更多。到後來，電視、視頻出現的時候，很多人又認定“讀圖時代”到來，文字還是可能要作廢。不過這種算命仍然不一定靠譜。我們都相信音像技術及其產品將在未來的文化生活中越來越重要，這沒錯，但錢鍾書先生很早以前就說過，任何比喻都沒法畫出來。比如說愛情，說“愛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麽畫？畫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髒嗎？用“放電”來比喻愛情，同樣是不可畫，你畫一些插頭、插座、電線，還是畫電閃雷鳴金光四射？文學的修辭之妙，常常表現詞語的錯接、重組、巧配、虛擬，超越實體原貌和物理邏輯，因此不可畫，也不可拍攝，是“讀圖”夠不著的地方。不僅如此，“窗含西嶺千秋雪”，這裏的窗、嶺、雪都可以入圖，但“千秋”沒法入圖。“門泊東吳萬裏船”，這裏的門、吳、船可以入鏡，但“萬裏”同樣沒法入鏡。抽象功能一直是語言文字的優勢，是人類智能的最大動力和基本支撐。“社會”“思想”“文化”“代溝”“生產關係”“存在”……這一切抽象概念更無法圖像化，隻能交付給語言文字來管理。我們無法想象，如果缺少了這些概念，回到一個隻有畫麵和聲響的世界，人類社會會是一個什麽樣子，會不會回到老鼠和猴子的思維狀態？
其二，人類永遠需要有情有義的價值方向。一個紙醉金迷的物質化時代，是很多特殊原因造成的，不會是人類曆史的終點。錢當然很重要，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麽，但是在溫飽線以上，對於個人幸福感來說，錢的邊際效應其實會逐步減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並不全是貧困的產物，恰恰相反，到常常是物質財富增多時的伴生現象。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們已經宣布，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傳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這當然與全球性的價值觀混亂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繼續警惕偽善，警惕各種有害的意識形態強製，確保人的精神自由。但二十世紀以來幾乎失控的惡搞上癮，無論右派左派的造反成癖，並不能改變這樣一種事實：人終究是一種群居生物，需要共存和互助；終究是一種高智能生物，需要文明和精神。在這個意義上，“有情有義”不過是人之為人的一條價值底線。有一次，我在家門口遇到一場車禍，看見一輛高檔豪車撞倒一輛自行車，受傷者是那種穿著破舊的農民工。當時圍觀者議論紛紛，大體上分為兩種。一種是說這個開車一看就是有錢人，這次不被狠狠地訛一筆，恐怕脫不了身。另一種是說這個受傷者肯定倒黴，沒看見人家範兒足來頭大嗎，撞了你肯定隻能是白撞！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兩種議論者都隻關心錢，卻不關心地上的流淌的血，沒想到首先要去打一二〇急救電話！在座各位中有過鄉村生活經驗的肯定知道，一隻雞看到另一隻雞被宰殺時也會顫抖的，一頭牛看到另一頭牛被宰殺時也會流淚的，為什麽人看到人血時反而麻木不仁？這是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洗腦的結果？如果連人的動物性本能都被統統洗掉了，這種大規模、高強度的洗腦離社會危機還會有多遠？
如果文學與一般的娛樂還有所區別的話，價值觀的真偽、高下、清濁當然是鮮明的分野，有情有義當然是最重要的識別標誌。其實做到這一點並不難，並不需要多少新觀念和新技巧，更不需要高成本和高科技。遠古人能做到的，現代人沒理由做不好。奇怪的是，眼下有些專家對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不惜砸重金，不惜拚老命，一個勁地拚浮華、拚奇異、拚明星陣營、拚三D和聲光電……偏偏對情和義用心太少，對當代生活中情和義的觀察、體驗、表現、創造用心太少。戲不夠，鬼來湊。戲不夠，錢來堆。由此產生的文化空心化和快餐化，與這個時代人們普遍的精神空虛正好構成了一體兩麵。
其三，好作家永遠需要經驗和學養兩種資源。眼下有一些投資文藝創作的“公司”，以為文學生產可以工業化，是一些可能的吸金項目，因此雇一些槍手，包幾間套房，收羅一些資料，搞幾次策劃，再簽合同下定金，似乎就可以像流水線一樣炮製精品力作了。有些政府首長也相信這種生產方式，動不動就建園區和賞重金，對這種文化建設“大手筆”感覺特舒坦。要說服他們，說文藝不能如此急功近利，靠錢砸不出來，說好多“神劇”和“雷劇”就是這樣鬧出來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文學從來沒法大躍進，不可能工業化，要不然華爾街為何沒有包攬文學獎？一度富得流油的海灣各國，為何也沒冒出幾打托爾斯泰或曹雪芹？……文學繁榮有賴於各種條件的因緣聚合，特別是依賴作家們的素質，依賴他們親曆性的生命痛感以及刻骨銘心的人生體悟。一般來說，好作家並不是篇篇都好，好作品也不是句句都好，真正構成核心競爭力的，構成作品之魂的那些所謂“詩眼”“文眼”“戲眼”，其實就那麽一點點。但正是這個“一點點”，是開花結果的種子，即使在好作家那裏也極為稀缺，而且都是一次性消耗，沒法用工業化的手段來加以複製，更沒法靠金錢來速成和助長。
這種稀缺資源隻能靠作者“行萬裏路”慢慢熬出來的，靠“讀萬卷書”慢慢釀出來的。“萬裏路”不是指旅遊，是指經驗資源的積累。“萬卷書”不等於文憑，是指學養資源的積累。這兩種資源互生互動，意味著一個係統性的成長過程，甚至“國家不幸詩人幸”，“文章憎命達”，是一個在困頓和危機中的成長過程。眼下，中國正在邁向小康，作家很容易當了——其實也不那麽好當了，因為很多人都都市化、精英化、甚至職業化，靠國家供養和市場龐大這雙重福利，日子越過越滋潤，越過越熱鬧。我們肯定不忍心再把他們關進“牛棚”，或逼他們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頭，甚至混進流寇海盜……但如果他們對生活的體察，僅僅依靠餐桌上刷的幾個段子，靠街頭幾張八卦小報，靠觀光式的若幹次“下基層”，恐怕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他們隻是眼紅紅的要成功，一開始就沒想當一個好作家，不願接受“萬裏路”和“萬卷書”的長期苦熬，那我們就隻能幹著急。我們就算砸下成千上萬的項目經費，恐怕也還是拔苗助長。
據最新的消息，人工智能已經被引人文學創作，比如日本、美國就有人嚐試用機器人寫詩和寫劇本。這有何不可？特別是對那些配方化的、套路化的、類型化的寫作而言，眼下的不少“槍手”——以前叫做“文匠”的，差不多就像肉質的機器人，為什麽不能機器來替代他們？為什麽機器人不可以幹得更好、更快捷？機器人既然可以下棋，幹掉一個個棋手，當然也可以生產文學，幹掉一個個作家。也許可以相信，在各個生產領域，大部分中、低端勞動將來都可能逐步被人工智能接管，文學沒有理由例外。但事情有另一麵，人類各個生產領域都永遠需要高端勞動，需要創造性奇跡，文學同樣沒有理由例外。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如果機器人不能活得像人一樣豐富，不能像人一樣生老病死、生離死別、沉浮冷暖、恩怨情仇，那就沒法提供這種源泉，就隻能“聰明”地翻新一些二手貨、三手貨、四手貨，永遠停留在快餐化的低端產能。經驗和學養這兩種資源意味著特定人生的充分蓄積，是生長某種精神奇跡的長期功課，是文學領域裏高端勞動的必備前提。至少到目前為止，謝天謝地，機器人對此還力所不及。而人之所以區別於機器人的最終價值和最高價值，用任何邏輯程序不足以模擬的價值，也許正是在這裏昭然若揭。
我就說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