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加法與減法

  經典：加法與減法 注釋標題 此文為《香港文學》雜誌2015年7月號卷首語。


  文學經典是一個彈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響長存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具有典範、指標、基石的意義。


  其實，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識精英的物權印痕，切合曆史上中（產）等階級的總體心理需求——因為隻有讀書人才可能掌控評說、課堂、圖書館、文學史，以及向公眾傳導文學信號的職能。這樣說的意思是，草民對民間迷信插得上手，對文學卻不大夠得著。權貴對公文插得上手，對文學也不大夠得著。因此，經過一段不太長的歲月，迷信與公文不知何處去，很多文學作品卻依賴眾多讀書人的齊心合力，仍能頑強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書架。


  讀書人五花八門，並非統一的整體。有的白皮膚，有的黑皮膚；有的信基督，有的歸佛門；有的敢擔當，有的頗頹廢；有的傍權貴，有的走江湖……於是產生不同的文學標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們之間差別多大，既然都讀書，既然都在書裏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對棋藝還是會形成大致相近的規則。這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經典性”也許跨不出政治紅區的邊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經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區有效；但《羅密歐與朱麗葉》《西廂記》《紅樓夢》之類就不一樣了。這些讀書人共有的美人夢、精英悶騷、憤世糾結，能引起更廣泛和更持久的共鳴，成為興奮的更大公約數。


  這印證了一種後現代主義的說法：凡經典都是建構之物，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常常取決於什麽人、為了什麽、憑借什麽來上下其手。


  在這裏，較小的公約數常常離不開政治、宗教、經濟等方麵的特定推力；而較大的公約數則有賴於知識界更為廣泛的通則和共鳴。


  不過，這並非事實的全部。地攤上那些花哨的暢銷讀物能不能成為經典？那麽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撓到了很多人的癢癢肉，不脛而走，呼風喚雨，為什麽就很難碰上什麽“經典化”的好運氣？甚至撈不到一個較小公約數？可見，建構並非無條件的，無法由知識話語權一類來隨心所欲。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筆下，葡萄酒是法蘭西人建構出來的一種文化圖騰，不一定天經地義。這也許沒錯。但法蘭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沒法把陰溝水建構成什麽至尊國寶。這裏的區別在於：與陰溝水不同，葡萄酒具備了基礎條件，具備了候補圖騰的可能性，在營養、口感、氣味、色澤等方麵顯示出無可替代的價值優勢。這就是後現代主義者不應忘記的另一半真相：思想與藝術終究是硬道理。


  天不變道亦不變，道不變文亦不變。隻要人還沒有變成機器人，隻要這個最大的“天（自然）”還沒變，那麽某種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說人類較為廣泛和持久的價值共約，就會構成經典化的隱秘門檻，把泡沫逐漸淘汰。托爾斯泰作為一個“思想大戶”（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時代焦點），喬伊斯作為一個“藝術大戶”（竟然發現、開發、釋放出意識流這等奇物），就這樣跨入了門檻。還有一些“資源大戶”，比如《西遊記》（佛教文化資源）、《聊齋誌異》（道教文化資源）、《三國演義》（王侯文化資源）、《水滸傳》（江湖文化資源）等，也是各得先機，各成氣象，成為不易繞過去的大塊頭——至少在中國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馬、張恨水一類超級寫手，再熱鬧也還是偏輕偏小，在大指標上不給力，最可能就被建構者們的目光跳過去。


  不難看出，經典化是一個動態過程，卻是一種有限界的分布函數。換句話說，“建構”是文化權重者們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遺忘則取決於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歲月裏操作的減法，一種力度更大的減法。


  前者有偶然性；後者有必然性。


  換句話說，前者是運之所成，靠機緣；後者則是命之所限，靠實力和品質。在這個意義上，大部分文學史其實皆可半信半疑，因為任何一個文學作品，都是在這種加法與減法的雙向對衝之下，進入一種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無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學史的再度檢驗。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