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向人的還原
主義向人的還原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7年《天涯》雜誌。
以前隻聽說過“文學是人學”，似乎其他學問就與人沒有什麽關係。這一點當然大可懷疑。
世界上存在過沒有角色的演出麽？存在過人不在場的主義麽？有一個美國學者庫恩（Thomas Sammual Kuhn），是研究自然科學史的。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裏，發現日心說取代地心說，廣義相對論取代牛頓引力論，如此等等，並非僅僅取決於客觀邏輯過程——當時的新理論並不比舊理論多一些實證根據。事實上，科學革命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受製於整個社會文化心理環境的變化，甚至受製於科學家的個人經曆和個性因素。
這樣，他把科學的革命歸因於人心演變，差不多就是把科學也當成了“人學”或半個“人學”。既如此，與人、人性、人生血緣更為親近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還有什麽理由目中無“人”和筆下無“人”？社會科學是一種又一種抽象，具體地說，是對一些大活人身上某些現象的抽象。但抽象的同義語也就是不同程度的簡化，就是去象而得義、去義而得言、去小言得大言的不斷簡化過程。比如把中國的痞子、西方的痞子、古代的痞子、現代的痞子、學術的痞子、市井的痞子、盜亦有道的痞子、窮凶極惡的痞子……統統拿來取同而去異，抽象出一個“痞子主義”或“玩世主義”或“虛無主義”。在近年來文化界有關討論中，有人以此來指涉一切反道統、反體製的文化態度，於是我們便常常聽到所謂“痞子”的合理性。有些人的立論是：與專製主義比較而言，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寧要痞子不要貪官；我們並不讚成痞子，但所謂痞子們對極“左”的顛覆和瓦解作用卻不可否定。
這種說法也許不無學理價值，不乏一定的現實根據。可惜的是，一旦把主義還原為人，“痞子主義”這個籠統的概念就大而無當，不大管用了。一旦我們到九十年代中國隨便嗅一嗅，隨便瞥一眼，就可以發現九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更不是以前老一輩的年代，就可以發現今天現實中大凡痞子，既與貪官有所區別，但更多時候又與貪官是一回事而不是兩回事。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兩害相權”雲雲純屬書生們的虛構。
今天的痞子已經不大有草寇羅賓漢和竊賊時遷的道義（他們非利而不為），也少有美國嬉皮士們的邊緣性（他們正在或已經學會了走門子攀上官家）。在專製主義遺毒猶存的社會土壤裏，痞子和貪官的作惡，在大多數情況下離不開相互勾結，利益上有驚人的一致性；而且俗稱“官匪一家”更體現於他們文化心理上的同質：一個沒有流氓心態的官員決不會成為貪官，一個沒有貪官心態的平民也決不會成為流氓。貪官隻不過是在朝的流氓，流氓不過是在野的貪官。如此而已。
一個欲“痞”心切的青年曾公開宣稱：“要是現在‘四人幫’上台，我肯定要投靠上去！”在這一類可愛的坦白麵前，所謂痞子/貪官的二元對立論，所謂二元格局裏孰高孰低的百般計較，有多少現實依據可言？有多少學問的智慧可言？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是所謂世俗主義。世俗主義的傳統內涵，來源於歐洲幾個世紀以前世俗社會對宗教專製的反抗，恰恰是人文精神的題中之義，閃耀著啟蒙的光輝，是今人值得借鑒的思想遺產之一。針對中國“文革”對人性的禁錮，重新肯定世俗人生以及人的正當欲望，也是社會走向進步和開明的重要標誌。但如果以世俗主義來打殺人文精神，來譏嘲道義、理想以及知識分子的精神承擔，這就好比自己同自己的影子大打出手決一死戰，學理上的邏輯混亂已讓人生疑。把主義還原成人以後，更可看得幾分明白：在今天的現實裏哪有什麽老少鹹宜奸忠共享的“世俗”！以權謀私是“世俗”，打工謀生也是“世俗”；車匪路霸是“世俗”，守法經商也是“世俗”；嫖娼納妾是“世俗”，談情說愛也是“世俗”；弄虛作假爾虞我詐是“世俗”，勤奮工作發明創造也是“世俗”……一句話，有掠奪者的“世俗”，也有勞動者的“世俗”，不可混為一談。提倡道義、理想以及知識分子的精神承擔，正是要抗擊前一種有害社會亦即有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小“世俗”，而保護後一些有利於社會亦即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世俗”，這一道理難道還需要費盡口舌地反複嘮叨嗎？還有什麽特別費解之處似乎須有博士或博士後的文憑才能明了嗎？
可以設想，在一個連道義原則和精神尺度都在知識分子眼裏被視為羞恥、禁忌、廢物的社會裏，在一個無序狀態因此而愈演愈烈的社會裏，堂皇而籠統的“世俗”論會遮蔽什麽？社會權力和利益的分配結果，將會有利於廣大勞動者，還是將有利於少數掠奪者？
勞動者與掠奪者雲雲，這樣原則上說說，比籠統的“世俗”論多了幾分清醒，但事情還沒有這麽簡單，有關學理即使到了這一步仍會有隔靴之虞。是的，把掠奪者與勞動者兩分，是一種必要而有益的抽象。然而在今天的現實情境裏，如此抽象兩分的事物，在很多人那裏常常兼備於一身——這也是我們並不少見的現實經驗。所謂“掠奪”，所謂“搶”，是以權謀利的俗稱。貪官如王寶森者流的“搶”，當然很好理解。但一個普通教師也是可以“搶”的，比如亂收學費並且索要學生家長厚禮——雖然他在另一方麵卻是辛辛苦苦的勞動者，甚至被醫院裏的什麽人“搶”過。一個普通的個體攤販也是可以“搶”的，比如造假販假並買通監管人員而逍遙法外——雖然他在另一些方麵也可能是一個守紀守法的勞動者，甚至被供電部門、交通部門的什麽人“搶”過。權有大小之分，惡有重輕之別。這是事情的一方麵。但抽象兩分的事物，在大活人們那裏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對腐敗現象的義憤指責，常常掩藏著內心深處的羨慕。對社會公道的熱情呼喚，又常常不過是最虛無、最實惠、最虛偽地將其為我所用以售其私。很多勞動者一有掠奪的機會並不心慈手軟，而很多掠奪者在掠奪之外也常常有勞動的酸甜苦辣。
這是九十年代中國的重要國情的另一麵。
把人分成左、中、右的方法並非時時都有合理性。社會之善，不僅僅是指標準善人，而是指大多數人善心善行的一麵；社會之惡，不僅僅是指標準惡人，而是指大多數人惡心惡行的一麵。如果隻是在書本上改造社會，把學理上的概念兩分構想為現實中的隊列兩分，進而把抗擊掠奪的正義僅僅理解為“階級鬥爭”，雖然可能打掉幾個貪官，大快人心於一時，緩解社會矛盾於一時，但治標並不能治本，除病並不能斷根，仍然可能留下無數貪官再生的後患。這是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經驗教訓所在。
主義還原到人之前，主義是滿好論（掄）的，落到具體的人身上，情形就十分複雜了，問題也就叢生不絕了。
半個世紀以前，中國人為了自救引入了各種各樣的主義，隻有在一批革命者清理了教條束縛之後，真正認清了中國的國情之後，才有理論與實踐的有效結合，才獲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功。自那以後，半個世紀以後的中國，“立國、立人”（魯迅語）的任務仍未完成。可以相信，這片土地上的很多知識分子，眼下正在再一次麵臨著如何有效利用各種思想資源的問題，麵臨著如何克服教條混戰而成為一個實踐者的問題，麵臨著在實踐中獲得把握問題、解決問題的學術智慧的問題。要談主義，更要談問題，要把主義從天上請到地上，在不斷問題化的過程中變成有血有肉的真知。
毫無疑問，人是一切問題的問題，是最大、最深刻的國情。主義如不能向人還原，就隻能永遠是華麗的文字遊戲。
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