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恒河
遠方
歲末恒河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7年《作家》，後收入散文集《精神的白天與黑夜》。
出訪印度之前，新德裏燒了一次機場，又爆發登革熱，幾天之內病死者已經過百，入院搶救的人則數以千計，當局不得不騰出一些學校和機關來當臨時的醫院。電視裏好幾次出現印度軍警緊急出動在市區噴灑藥物的鏡頭，有如臨大敵的氣氛。
我被這些鏡頭弄得有些緊張，急忙打聽對登什麽熱的預防辦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島以前也流行過這種病，直到近十來年才差不多絕跡，但對這種病較有經驗的醫生還算不少。一位姓淩的醫生在電話裏告訴我，登革熱至今沒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預防針，也沒有什麽預防口服藥品可言。考慮到這種病主要是靠一種蚊蟲傳染的，那麽唯一的預防之法，就是長衣長褲長襪，另外多帶點防蚊油。
新德裏的深秋，早晚氣溫轉涼，長衣長褲長襪已可以接受。但我沒有料到，緊緊包裹全身再加上隨身攜帶的各種防蚊藥劑，用來對付印度蚊子仍是防不勝防。星級賓館裏一切都很幹淨，隻要多給點小費，男性侍者的微笑也應有盡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臉，嗡嗡蚊聲仍然不時耳聞，令人心驚肉跳，令人心裏“登革”。有時，幾位同行者正在談笑，一些可疑的尖聲不知從何處飄忽而近，眾人免不了臉色驟變手忙腳亂地四下裏招架，好端端的一個話題不得不中止和失散。
出於一種中國式的習慣，我對眼前的飛蚊當然決不放過。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動作總是引來身旁印度人驚訝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錯了什麽。
中國大使館的官員給我們準備了防蚊油，並且告訴我們，印度是一個宗教國度，大多數人都持守戒殺的教規，而且將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驅趕，但斷斷不可打殺。對於我兩手拍出巨響的血腥暴行，他們當然很不習慣。
我這才明白了他們一次次驚訝和疑惑的回頭。
也明白了登革熱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們幸福了，那一百多條死於登革熱的人命怎麽說呢？人類當然可以悲懷，悲懷一切植物、動物乃至動物中的蚊子，但人類有什麽理由不悲懷自己的同類？為什麽可以把自己積善的紀錄看得比同類的生命更為重要？
在印度，不僅蚊子，人類以外的其他各種活物也很幸福。新德裏街頭常有呼啦啦的猴群跳踉而過，爬到樹上或牆上悠閑嬉耍。每一片綠蔭裏也必有鬆鼠到處奔竄，有時居然大搖大擺爬上你伸出的手掌。還有潮水般的雀鳴鴉噪，似乎從泰戈爾透明而夢幻的散文裏傳來，一浪又一浪拍打著落霞，與你的驚喜相遇。你無論走到哪裏，都似乎置身於一個天然的動物園，置身於童話。不必奇怪，你周圍的眾多公共服務機構也常有一些童話式的公告牌：“本展覽館日出開門，日落關門。”這時間表達方式與鍾表無關，隻與太陽有關，早已被新聞、法律、教材以及商務文件久違，大有一種童話裏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來是各種動物雜處的樂園，後來人類獨尊，人類獨強，很多地方的景觀才日漸單調。我在中國已經很少聽到鳥叫。那些兒時的啁啁啾啾一一熄滅，當然是流失到食客們的腸胃裏去了，流失到中國人花樣百出的冷盤或火鍋、蒸籠或烤爐裏去了，流失到遍布城鄉燈紅酒綠熱火朝天的各色餐館裏去了。中國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麽都敢吃，什麽都要吃。一個宗教薄弱的世俗國家，一個沒有素食傳統的嗜肉性大眾，紅光滿麵大快朵頤成了人際交往的普遍表情。人們正在吃得一個又一個物種幾近絕跡，隨著食文化的發達繁榮，眼看著連泥鰍、青蛙一類也難於幸免。我一位親戚的女兒，長到八歲，至今也隻能在畫冊上認識蝌蚪。
印度也是一個人口大國，但絕無中國這麽多對於動物來說恐怖萬分的餐館。這當然讓剛到此地的中國人不大習慣，有時候搜尋了幾條街，好容易饑腸轆轆地找到了一家有煙火味的去處，菜譜也總是簡單得讓中國食客們頗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聖物，不論野外有多少無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廚的。由於受伊斯蘭教的影響，豬肉也是絕大多數餐館的禁忌。菜譜上甚至極少見到魚類，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魚，兩地的習俗不知是否有些關聯？可以想見，光是有了這幾條，餐桌上就已經風光頓失，乏善可陳，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麽珍奇葷腥了。在這樣一個齋食和節食幾乎成為日常習慣的國家，我和朋友們不得不忍受著千篇一律的麵餅和麵餅和麵餅，再加上日複一日拿來聊塞枯腸的雞肉。半個月下來，我們一直處在半饑餓狀態，減肥的狀態，眼球也吧嗒吧嗒似乎擴張了幾分。
咽下麵餅的時候，不得不生出一個疑問：印度的軍隊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們衝鋒陷陣的時候是否有點力不從心？印度的運動員們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證他們必要的營養和熱量？如何能保證他們的體能，足以抗衡其他國家那些牛排和豬排喂養出來的虎狼之師？難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奧運會上，偌大一個印度，居然隻得了一塊獎牌。這一可悲的紀錄原來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倒讓我覺得順理成章。
也許，素食者比較容易素心——相當多數的印度人與競技場上的各種爭奪和搏殺，一開始就沒有緣分。
他們看來更合適走進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寺廟，在那裏平心靜氣，無欲無念，從神主那裏接受關切和家園。當他們年邁的時候，大概就會像我所見到的很多印度老人，成為一座座哲學家的雕像，散布在城鄉各地的簷下或路口。無論他們多麽貧窮，無論他們的身體多麽枯瘦衣著多麽襤褸，無論他們在乞討還是在訪問鄰居，他們都有自尊、從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們的目光裏有一種對世界洞悉無餘的明亮。
一塊奧運獎牌的結局在印度引起了爭論，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對體育政策、管理體製、文化傳統的分析和批評。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對我不無自豪地說：“我們不需要金牌。”
“為什麽？”
“你不覺得金牌是體育墮落的表現？你不覺得奧運會已充滿銅臭？這樣的體育，以巨額獎金為動力，以很多運動員的傷殘為代價，越來越新聞化和商業化了，不是墮落是什麽？”他再一次強調：“我們不需要金牌，隻需要健康和諧的生活。”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正在班加羅爾一個劇院門口，等待著一個地方傳統劇目的演出開始。由於一九九六年度的世界小姐選美正在這個城市舉行，他們也七嘴八舌抗議這種庸俗的西方鬧劇。
我們用英語交談。說實話，英語在這裏已經印度化，對於中國人來說很不好懂，其清輔音都硬邦邦地濁化，與英美式英語的差別，大概不會小於普通話與湖南話的差別。我們代表團的譯員姓紐，英語科班出身，又在西北邊陲與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交道多年，聽這種英語也有些緊張，臉上不時有茫然之態。我比起小紐來說當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聽我們的英語毫無障礙，收支失衡的語言交流大體還可以進行下去。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印地語譯員，很難深入這裏的社會底層，很難用手勢知道得更多。
英語在這裏僅僅是官方語言之一，隻屬於上流人士以及高學曆者，普通百姓則多是講印地語或其他本土民族的語言——這樣的“普通話”在印度竟多達二十幾種。換句話說，這個國家一直處在語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語言分裂，也有階級的語言分裂。他們曆史上沒有一個秦始皇，主體社會至今人不同種，書不同文。他們也沒有諸如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大手術，貴族與賤民的分離製度至今存留如舊。這就是說，他們沒有經曆過文化的大破壞，也沒有文化的大一統。我沒法知道的，是社會的裂痕阻礙了他們語言的統一，還是語言的裂痕阻礙著他們階級的鏟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著英語的引導，你當然隻能進入某種英國化的印度：議會、報館、博物館、公務員的美滿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學，還有獨立、博學、優雅並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國電視和閱讀美國報紙的知識階層。但就在這些英語島嶼的周圍，就在這些精英們的大門之外，卻是殘破不堪的更廣闊現實。街道衰老了，汽車衰老了，棚欄和港口衰老了，陽光和落葉也衰老了，連警察也大多衰老了。這些白發蒼蒼的老人抄著木棍，活得沒什麽脾氣，看見哪一輛汽車大膽違章，隻是照著車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時候，他們摟著木棍或老掉牙的套筒槍，在樹影下昏昏大睡，任街麵上汽車亂竄，任塵土蔽天日月無光。所有的公共汽車居然幹脆拆掉了門，裏麵的乘客們擠不下了，便一堆堆擠在車廂頂上去，迎風遠眺，心花怒放。乘著這樣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車駛入加爾各答市恒河大橋廣場，你可能會有世界轟的一聲塌下來的感覺。你可以想象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廢墟，任何汽車都是破銅爛鐵，還可以想象街上擁動著的不是市民，是百萬遊牧部落正在浩浩蕩蕩開進城市並且到處安營紮寨。這些部落成員在路旁搭棚而居，壘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積著太多的陽光。他們似乎用不著穿什麽，用不著吃什麽，隨便塞一點麵渣子入口，就可以混過一天的時光，就可以照樣長出身上的皮肉。他們當然乞討，而且一般來說總是成功地乞討。他們的成功不是因為印度有很多餐館，而是因為印度有很多寺廟。他們以印度人習慣施舍的道德傳統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為自己衣食的穩定來源。
麵對著這些驚心動魄的景象，老警察們不睡覺又能怎麽樣？再多幾倍或幾十倍的警力又能怎麽樣？
幸好，這裏的一切還沒有理由讓人們絕望。交通雖混亂，但亂中有序；街市雖破舊，但破中無險。他們的門窗都沒有鐵籠子一般的防盜網，足以成為治安狀況良好的標誌並且足以讓中國人慚愧。外人來到這裏，不僅不會見到三五成群賊眉鼠眼的人在街頭滋事，不僅不會遭遇割包和搶項鏈，不僅不會看到公開的色情業和強買強賣，甚至連爭吵的高聲也殊為罕見。印度人眼裏有出奇的平和與安詳，待人謙謙有禮。最後，人們幾乎可以相信，這裏的老警察們睡一睡甚至也無關緊要。
一個不需要防盜網的民族，是一個深藏著尊嚴和自信的民族。也許，印度教的和平傳統，還有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最可能在這個民族的清潔和溫和裏生長。我曾看過一部名為《甘地傳》的電影，一直將甘地視為我心中謎一般的人物。這個幹瘦的老頭，總是光頭和赤腳，自己紡紗，自己種糧，為了抗議不合理的鹽稅，他還曾經帶領男女老少拒食英國鹽，一直步行到海邊，自己動手曬鹽和濾鹽。說來也有趣，他推翻英帝國殖民統治的曆史性壯舉，不需要軍隊，不需要巨資，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門就行。和平大進軍——他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從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於是他身後的隊伍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壯大，直至覆蓋在整個地平線上，幾乎是整整一個民族。碰到軍隊的封鎖線，碰到刺刀和大棒，他們寧願犧牲決不反抗，隻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讓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鮮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場的新聞記者都閉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鎮壓者的目光和雙手都在發抖，直至他們驚恐萬狀地逃離這些手無寸鐵的人並且最終交出政權。
甘地最終死於同胞的暗殺。他的一些親人和後繼者也死於暗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頻頻得手的暗殺並不能說明別的什麽，倒是恰恰證明了這個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經驗和能力。他們既然不曾反抗軍警，那麽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對付暗殺。
作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彈不發地完成了印度的獨立，堪稱二十世紀的政治奇跡和政治神話之一。也許，這種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處，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處：一種印度教的政治，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來自甘地對印度的深切了解。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不過是政治天才給一個貧困和散弱到極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種最可能強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種最切合民情也最容易操作的鬥爭方法——比方在軍警麵前一片片地坐下來或躺下來就行。
在尚武習兵的其他民族看來，這簡直不是什麽鬥爭，不過是丐群的日常習慣。但正是這種日常習慣迫使英國政府和議會低頭，使西方世界很多男女對天才的甘地夾道歡迎崇敬有加。
現在，很多印度人還坐在或躺在街頭，抗議危及民族工業的外國資本進入，抗議舊城區的拆遷，抗議水災和風災以及任何讓人不高興的事，或者他們也無所謂抗議，並沒有什麽意思，隻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發，坐著或躺著已成了習慣。時過境遷，他們麵對的已不再是英國軍警，而是一項項舉步維艱的現代化計劃。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點燃的時候，他們個個都成了赤腳長衫的聖雄，個個都強大無比。但這種坐著或躺著的姿態一旦繼續向未來延伸，也許便成為一份曆史的沉重負擔，甚至會輪到每一屆印度政府頭痛不已。二十世紀末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正在鐵壁合圍，沒有一個大陸可以逃避挑戰。那麽，哪一個政府能把眼前這個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壓壓人海組織進來，管理起來，向他們提供足夠的住房、食品、教育以及工作機會？從更基本的一點來說，哪一個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競逐、而流浪者都服從紀律？如果不能的話，即便甘地還能活到現在，他能否像創造當年的政治神話一樣，再一次創造出經濟神話？
換句話說，他能否找到一種印度教的經濟，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質繁榮，並且再一次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我們將要離開印度的時候，正趕上加爾各答地區某個民族的新年日，即這個國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個。一排排點亮的小油燈排列台階，零星禮花不時在遠方的空中閃爍。節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麗五彩繽紛，一朵朵在節日的暗香中遊移和綻放。隻是這種沙麗長於遮蓋，纏結繁複，是一種女神而非女色的裝束，有一種便於遠觀而拒絕親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裝那樣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風格來引誘衝動。
這裏的節日也同中國的不一樣：街上並無車水馬龍，倒有點出奇的燈火闌珊和人跡寥落；也沒有觥籌交錯，倒是所有的餐館和各家各戶的廚房一律關閉——人們以禁食一天的傳統習俗來迎接新的歲月。他們不是以感官的放縱而是以欲望的止息來表示歡慶。可以想象，他們的饑餓是神聖，是幸福，也是緬懷。這種來自漫長曆史的饑餓，來自漫長曆史中父親為女兒的饑餓、兄長為妹妹的饑餓、兒子為母親的饑餓、妻子為丈夫的饑餓、主人為客人的饑餓、朋友為朋友的饑餓、人們為樹木和土地的饑餓，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神秘儀禮，成為他們隆重的節日。
母親，你回來吧，回來吧，
你從恒河的滾滾波濤裏回來吧，
你從樹上的每一片葉子裏回來吧，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裏回來吧，
你從我的睡夢裏和眼淚裏回來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這就是恒河，在印地語裏發音“剛嘎”，浩浩蕩蕩地流經加爾各答。
這使我聯想起西藏的“貢嘎”機場，與之聲音相近，依傍恒河的上遊，即雅魯藏布江。“剛嘎”與“貢嘎”是否有什麽聯係？是否就是一回事？司機給我翻譯著歌詞的大意，引我來到這裏觀看人們送別嘉麗——恒河兩岸億萬人民的母親，他們在每一個新年都必須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著身子，年輕而秀麗，在神位上的標準造型倒有點怪：驚訝地張嘴懸舌，一手舉劍，另一隻手提著血淋淋人頭。由於語言的障礙，我沒法弄明白關於這位女神的全部故事，隻知道在一次為人間掃除魔鬼的著名戰鬥中，她殺掉了二十幾個敵手，也最終誤殺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顆人頭。
直到這個時候，她才如夢初醒地伸長了舌頭。
從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遠的驚訝和孤獨。
已經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間慶典即將結束。人們拍著鼓，吹著號，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載歌載舞結隊而來，在恒河岸邊匯成人海，把各自製作的嘉麗送入河水，讓大小不等色彩紛呈的驚訝和孤獨隨流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處。這是他們與恒河年複一年的約定。
看得出來，這些送神者都是窮人，衣衫不整，塵土仆仆，頭發大多結成了團，或者胡亂披散。他們緊張甚至恐慌地兩眼圓睜手忙腳亂大喊大叫，一旦亂了腳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搖搖晃晃。他們發出呼嘯，深一腳淺一腳踩得水花四濺，從河裏返回時便成了一個個癲狂的水鬼，渾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閃耀著亮珠。但他們仍然迷醉在鼓聲中，和著整齊或不夠整齊的聲浪大唱，混在認識或不太認識的同胞身旁狂舞——與其說這是跳舞，倒不如說他們正折磨自己的每一個骨節，一心把自己粉碎和溶化於鼓聲。
一個撐著拐杖的跛子也在跳躍，拐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裏回來吧，母親；
你從我的睡夢裏和眼淚裏回來吧，母親。
恒河的對岸那邊，幾柱雪亮的射燈正照亮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照亮了那個風靡全球的紅色大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遠去的嘉麗高揚血刃回眸一瞥，她永遠伸長舌頭所驚訝的，也許不是丈夫的人頭落地，而是一個我們完全無法預知的新世紀正悄悄來臨。
我抬起頭來看彼岸急速地遠退，留給我無限寬闊的河麵。
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