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法散記（外一篇）
訪法散記（外一篇）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2年至1996年《海南日報》，後收入散文集《海念》。
舊夢巴黎
抵達巴黎的當天，主人引我們登上蒙巴拉斯最高的摩天大廈，俯瞰巴黎全景。此樓約七十層，在法國算是第一高樓。
腳下的巴黎，灰蒙蒙一片，多少顯得有些老舊和擁擠。若除去衛星城，真正的巴黎並不算大，至多相當於北京二環線以內的老城區，汽車用二十來分鍾可以穿城而過。絕大多數樓房高約四五層，保留著十八、十九世紀的建築風格，窄門窄窗，厚壁厚牆。磚鋪的小街，圓拱頂的門窗，帶黑鐵雕欄的小陽台，都使人想起高老頭之類人物的活動背景，也疑心雨果筆下的卡西莫多不知什麽時候會從某個教堂裏衝將過來。
巴黎之小，還體現在此地人愛用小桌、小椅、小樓道、小房間、小電梯等等。餐桌小若棋盤，咖啡杯小若酒盅，而我所住那個旅館的電梯間，如容兩人就有四壁的緊緊壓迫，最後必定模壓出我們對巴黎電梯古典美的深深恐懼。但法國主人洋洋得意地問我們對旅館感覺如何：“這可是巴黎的老旅館之一，我們精心為你們選定的！”
法國人有燦爛的昨天可以驕傲，常常看不起大模大樣的美國建築。蒙巴拉斯摩天大廈全是黑色玻璃牆麵，頗具現代風采和美國味，但很多法國人一直對其十分憤怒，認為這個怪物破壞市容，非炸掉不可，誓欲除之而後快。
埃菲爾鐵塔也有類似的故事。當初鐵塔是為一個博覽會而臨時搭建起來的，待博覽會結束，本該撤除。但有人覺得這傻大黑粗的鐵塔也別有風味，留下來作巴黎景觀之一如何？這個建議立刻引起輿論大嘩，很多市民投書報紙，認為巴黎乃著名高雅文化之都會，正人君子豈能與此等醜物共處共存？如若鐵塔不除，他們就永遠遷出巴黎移居別處，決不苟且偷生！這場爭吵熱熱鬧鬧好些年，吵累了也就算了，鐵塔總算還是保留下來，賺了不少遊客的錢。
如今，巴黎市政府還規定，以後的現代摩天大廈均隻能建在郊區指定的地域，不得隨便擠入老城區。他們沒法把可口可樂、搖滾樂和牛仔褲等等“文化入侵”擋在城外，至少還能守住建築，以維護法蘭西傳統的尊嚴。
巴黎人願意生活在一個舊夢裏，並不斷清洗和修補這個舊夢。生活在舊夢中的人通常是老人，他們懷舊；通常是女人，她們喜歡幻夢。巴黎是適於老人和女人待的城市。這是我最初的印象。
大排檔
在法國最痛苦不堪的事，就是與有些洋人共進晚餐。以我口味之褊狹和頑固，我實在嚐不出那些生白菜和生魚片有多好，怎值得在餐館裏從晚上八點坐到深夜一點？有時身旁被主人安插著既不懂中文也不能說英語的糧食商或中學教師，大家吃一吃又等一等，等一等又吃一吃，努力奉獻出微笑、手勢和禮貌的點頭，實在太累。到後來，我總是上身盡量後傾，讓左右兩邊的洋人能越過我大說法語，算是與人方便。
巴黎人又特別喜聚和惜別。尤其是在晚上，尤其是出席家宴，法國客人起身告別，中國人千萬不要傻乎乎地以為人家就會走——離出門時間還早著呢。即使已筋疲力盡哈欠滾滾，主客雙方還得忍著，還得繼續說嗬說，包括站在門口說上好一陣。在很多巴黎人看來，沒有這種馬拉鬆式的一別再別，友情就得不到文明的證明。
有一天我終於忍無可忍地宣布：從明天起我一定要獨自吃晚飯。
大多法國人天性閑散，不把時間太當錢，尤其是晚上泡餐館，吃當然在其次，主要是如北京人那般神“侃”。按他們餐館的規矩，坐客比站客要多付錢，坐在外麵要比坐在裏麵多付錢。坐在外麵就像坐在海南的大排檔了。一到下班時分，巴黎街頭的大排檔總是座無虛席，人滿為患。
巴黎的天氣一日三變多陰多雨，人們難得在太陽光下坐一坐，這大概是大排檔盛行的根據之一吧？不過沒有太陽的時候，人們也喜歡一排排坐著看街，那大概就別有原因了。我曾懷疑那裏的離婚率太高，曠男怨女鰥夫寡婦無處消閑，便來飽覽街頭風景，也算熱鬧一番以解心中的清寂？或者是閑適之姿已成了法國時尚，已成法國人某種精神圖騰儀式，不這樣就不能證明自己身上的貴族遺風以及高雅趣味？
魯迅先生說小說產生於閑逸，閑逸才會傳說故事。也許法國幾個世紀的文學繁榮，倒得益於這種大排檔。試想每天有數以萬計的“侃”爺來侃上半夜，能不“侃”出些巴爾紮克和薩特來？據說很多法國青年不願意當老板，情願進入工薪族，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讓自己太忙碌太有銅臭味，一定得騰出更多時間來容納休閑和藝術。這與美國或德國的主導信念真是大異其趣。很多法國女人更蔑視功利和貪欲，女子憂道不憂貧，天生麗質命係文藝，以天下文藝為己任，以至研究和翻譯外國文學的專家絕大多數為女性，開一個文學會，常常就像是開婦聯會。有留學生告訴我：一些研究文學的女子吃少睡少，也沒什麽正式職業，不知道她們是怎麽活的。我也見到一位攻漢學的女大學生，發現她裝了一肚子關於呂洞賓的真真假假傳說並自鳴得意。卻不知這呂洞賓將來能否換來飯錢——據說她給人家看護小孩的臨時職業就快沒有了。
閑逸之風自然無助於工商，這與中國的情況相仿。法國人約會，遲到十分鍾乃至半小時的現象十分常見。以此悠悠鬥美國或德國人之碌碌，自然經濟上要矮去一截。我到《世界報》印刷廠去參觀，車間設備多數陳舊，油墨紙張的世界裏居然還有好些人隨意抽煙，委實把我嚇了一跳。經理也沒把這當回事，跟著員工們三兩相聚，胡吹海侃，大概同樣把車間視為大排檔了——這樣的企業，拿到中國來也是該整頓和改革的吧？
大排檔是巴黎生活的一部分，是廢話生產之地也是妙語生產之地，甚至是很多孤獨法國人的精神家園。
藝術壓迫
假如說七十年代的北京像個大政府，八十年代的香港像個大百貨公司，那麽巴黎無論什麽時候都像個大博物館。數以萬計的人傑才俊進入這個世界藝術之都，成天胡思亂想爭奇鬥豔不讓巴黎安寧。數以千計的博物館和畫廊也藏龍臥虎，足令外來遊客看累、看蠢以及看瘋——據說有位詩人就是在凡·高自畫像麵前發作神經病的。
從名揚四海的盧浮宮、凡爾賽宮到默默無聞的某個小酒吧，經法國人藝術眼光幾個世紀來的精細雕琢，都勃勃輻射出美的熱能，烤灼觀賞後的感歎。法國人很在乎自己與別人活得不一樣。哪怕在一個小酒吧裏，一堵沒有粉刷的土牆，兩個粗糙的啤酒桶，幾把代替壁燈罩的草扇，也總要被處置得別出心裁不同凡俗，使你深深欣悅於法國人的創造性，感受到一個民族的藝術富有和藝術揮霍，乃至一種藝術無微不至和無處不在以後的壓迫，幾乎透不過氣來。
法國人玩生活。富有富玩，窮有窮玩。有一個破舊的電話機商店，櫥窗裏是用老式電話機和舊電線舊零件拚成的圖案，也別有趣味。另一個商店專營石頭，主人把各種色彩和各種形狀的石頭取來稍作加工，也就成了抽象藝術，成了或悲寂或幽默或熱烈的精魂，可為主人賣得銀錢。
最無用的地鐵廢票也被他們玩著。像中國一些民間藝人編織草蟲草鳥，常有法國人在地鐵站收集廢票，隨手編成飛禽或人臉什麽的，編好了，插在什麽地方就走了。你沒法找到這些不求報酬的匿名藝術家。
法國政府力圖充當藝術愛好者。與很多西方國家不一樣，法國設有文化部，而且是內閣第一大部，地位在國防部、外交部之前。盡管移民壓力沉重，管理當局仍然十分風雅地特許外籍藝術家滯留法國，優惠提供長期簽證，比其他西方國家要慷慨得多。又建造外籍藝術家大樓，免費或低費供一些瘋男女吃住，誇示其大庇天下寒士之雄心。巴黎的公共廁所收費，公園和某些博物館倒是免費，顯然需要政府狠狠心拿出錢來補貼。
盧浮宮的古典藝術肥厚得幾乎膩人，任何遊客都沒法將其完全消化。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抗德，法國人把盧浮宮的珍貴展品全搬上火車，依托鐵路與敵人躲迷藏，一直到戰爭結束才駛回巴黎。所有展品的包裝搬運都是由法國男女義務幹的。更重要的是，經戰爭劫難，護衛展品的不少人死了，而展品一件未損一件不少，也未被誰塞一點到腰包裏去。這真是一個奇跡。
還有一種說法：當時法國人就是為了保護巴黎的建築藝術免遭轟炸，向德國侵略者不設防地敞開了城門，不惜俯首稱臣。藝術與氣節在轟炸機下不可兩全的時刻，法國人能做怎樣的選擇呢？
很多法國人沒有選擇氣節。問題是，如果因藝術而放棄氣節，那麽這種藝術是否比一片抗擊強暴的廢墟更讓我們感動？
諾曼底祭日
諾曼底海灘舉世聞名，因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聯軍大舉反攻時的登陸點。當地電台記者問張辛欣訪問此地的目的，我開了句玩笑：“讓中國新文學也在諾曼底登陸。”說得記者也笑了。
海灘靠近剛城。該城在戰火中被炸毀大半，僅有幾個古舊城堡和教堂得以幸存。遊客們現在還能看到一些大塊彈片在綠茵草地上兀然冒出，被人們小心保存下來，成為一座座紀念雕塑，成為戰爭釘入今日的黑色記憶。
剛城十二萬人口，整潔而寧靜，先輩大多葬身戰火，但不是遭納粹殺害而是死於美軍轟炸機之下。故剛城人民雖仇恨希特勒，但提起諾曼底之役另有複雜情感。戰爭就是戰爭。戰爭是否正義，是生者討論的問題，對死者來說沒有意義。隻有深深厭惡戰爭的人，才有資格代表正義。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便是正義戰爭的勝利似乎也不值得慶祝，不應該慶祝——這種勝利應充滿著沉痛和哀傷，充其量隻是一種非失敗的失敗。
但勝利者是熱衷於回憶和慶典的。時值諾曼底戰役四十四周年，很多英美老兵胸前掛滿繽紛勳章，來這裏舊地重遊，在街上挺著大肚子壯懷激烈牛氣得很。我向他們鼓掌，但也擔心他們會招來某些窗口射來的恨恨目光。
不少死者的後人居然也熱衷慶典——把慶典當作活躍當地經濟的發財機會。這幾天，剛城商賈們興高采烈，爭相傾售戰時的破鋼盔舊軍旗以及各種紀念品，搜刮旅遊者的腰包。他們不需要為死人活著，不需要向那些當年投來炸彈的美國老兵和德國老兵保持仇怨或同情，隻是興奮地點著鈔票。
六月六日，登陸戰役紀念館落成慶典隆重舉行，市長給我們送來請柬。兒童們在主席台前升起了所有戰勝國和戰敗國的國旗，各國軍樂團依次入場。顯得頗不正經的爵士樂如旋風卷來，給盛典注一劑牛仔風味，令全場嘻嘻哈哈地活躍，一聽便知道是美國佬入場了。蘇聯樂團則奏響激烈而嚴峻的《馬刀舞曲》，似乎不苟言笑，仍有蘇維埃的聲威。東德和西德均有樂團參與，受到全場熱烈的鼓掌和歡呼——此時已不計勝敗敵我，掌聲成了大家共同的語言，無須翻譯的世界語言，炫示著人類的寬厚、大度以及健忘。最後，有法國軍樂團壓軸，高奏著《馬賽曲》，於是觀眾席上很多白發老兵立刻自動地肅立舉刀，刀尖在陽光下爆出刺目的光芒。
密特朗總統和總理也來了，從巴黎坐直升機直抵會場，徐徐降落。大概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工作人員布置會場時，竟忘了給土坪大量灑水，結果噠噠噠的機翼卷起滿天黃塵，使恭候在停機坪的一大幫衣冠楚楚者，市長、將軍、大使以及其他達官顯貴什麽的，全被塵浪撲打得塵垢滿身，狼狽不堪。
總統隻好裝著全然不知道，抓住那些髒手照例握起來再說。
此時，一大片白色海鷗從海灘那邊遮天蓋地飛來，十分優美和壯觀。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當年諾曼底的四萬亡靈，在向故人們送來白色的傾訴和絕望——於啞默無聲的飛翔之中。
外省人
乘火車去聖·納賽爾市，法國西海的一個邊遠小城。獨自遠行，倒也沒什麽不方便，看各種告示牌，以英文度之也可猜出個七八成。很多法文詞與英文詞同源而近形。
列車十分整潔和舒適，整個車站似無人管理，自動訂票，自動檢票，人人都低聲說話，或各自看書報。尤其是頭等車廂裏集納著人們的尊嚴，誰都不苟言笑，一臉上流人物的傲慢持重，決不輕易開口向鄰座搭腔。這與小酒吧裏的情形迥異——小酒吧是脫去一切尊嚴感之後的男性精神浴室，誰都可以拍別人的肩膀，大講粗話，猛說隱私，哈哈大笑。
到車站來接的是C。法國人初識時須稱對方的姓，熟了才可以呼名。C即是名。他胡子未修理，衣裝亂而舊，愛喝酒，英語有點爛，如Place總是發言為base。你須張耳細聽，才可慢慢猜出他的意思。為了讓他聽懂我的話，我常常不得不按照他的習慣也把音發錯，真是冤枉。看來這裏能說英語的人，比巴黎少多了。
不能多說，隻好多喝。C領著我一家家酒吧串過去，進去就座，坐下就喝，弄得我有些緊張而且暈頭，頭重腳輕地踉踉蹌蹌。小地方的人通常比較熱情。電影院給我免費入場證，汽車公司給我免費搭乘證，我醉醺醺地一一笑納。
聖·納賽爾隻有七萬人口，街市總是很清靜。第二天，C來看我，能說出我與他分手之後獨自幹了些什麽，去了哪些地方，令我大吃一驚。他說他是早上坐咖啡館時聽來的，似乎各咖啡館裏都在議論這個新來的中國人，全城人都在交換和總結著有關我的情況——我暗自慶幸還不曾去過下流場所也不曾幹壞事。C又介紹我去認識一個個既不懂英語更不懂中文的警察、酒店老板、卡車司機，敲定一個個吃飯的計劃。我苦於酒量有限，對這種熱情的“吃喝風”頗為恐懼，隻能把“NO”字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堅定，使C不免有些掃興。
後來，他還是讓我見識了他的幾位文學朋友。一位是右腳有點跛的阿根廷老頭，教授拉美曆史，寫過不少小說，隻是總要在廁所裏耗去很長時間，大概是腿不靈便的緣故。但他的眼光極亮，溫和而善良，一看就是那種善解人意的好老頭。還有位女記者叫安娜，總是在義務性張羅各種文化活動。據說她與朋友們籌資出版一些文學作品，但大半是賠本，因此得花百分之八十的時間來討錢，拉讚助。
C醉了，說的英語更不可解了。他又說了很多，我隻能木然。我調侃他：“你別跟我說法語，別跟我說意大利語！”他哈哈大笑：“你不懂法語是好事，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麽，可能覺得人家很聰明。要是聽懂了，你就會發現法國人說很多蠢話和廢話。”——他說自己在南美洲旅遊時，就有過這種類似的經驗。
他說這些話倒是很聰明，而且讓我聽得懂。
他說他更願意住在小城市，不願意長久待在巴黎。巴黎人有什麽呢？與你分手時常常熱情洋溢，約定再見，就是不約定具體時間和地點。你對這種模糊空洞的約定切切不可太認真——他一再瞪大眼睛警告我。
C還多次在我麵前表示，他的生活中至少有八位女人。但他瞧不起婦女，抱怨現在每一天都似乎成了婦女節，抱怨巴黎那些解放婦女簡直同男的一樣，無論遇到什麽事都要占個強，那叫男人還活不活嗬？話頭一轉，他吹噓自己在家裏什麽活也不幹，可後來我到他家裏去時，發現他酒醒之後其實什麽都幹，包括做飯和涮碗，包括給妻子點火抽煙，包括為妻子拿鞋子尋襪子拍灰什麽的，對妻子的每一文學觀點都熱烈擁護並加以深入論證。他實在不願讚同妻子的共產主義信念，但也不敢怎麽爭辯。
他妻子D是本地人，幼兒園的教師，曾開車帶我去看她的娘家，訪問小河邊的一個村莊。我們在小河裏撐船，看周圍的沼澤地，蘆葦蕩以及野鴨子。她驚訝我居然會撐船，我說這沒什麽奇怪，我下鄉六年，是個鄉下人。
她總是提心吊膽注意著遠處一匹馬，擔心那匹馬突然衝過來。我這才發現，這裏有很多野馬，威嚴挺立，昂首四顧，守護著西海岸的寧靜。
男人的風度
不記得是哪一張報紙載文稱，從整體上說，法國男人的風度在世界上該算首屈一指。與這些高盧人的後裔相比，美國人太過粗放，英國人略嫌拘謹，德國人的目光有些冷漠，日本人和中國人則難掩浮躁。法國男人出門前總要刮臉梳頭，即便是巴黎的乞丐，也時常有衣著光鮮風度翩翩者。法國的男人尤愛展示自己對女性的寬容體諒。他們開車，有偶爾違反一下交通法規的癖好，自娛自得於自由不羈的國民性，但隻要見女士橫過馬路，便遠遠地減速、停車，無論豪華奔馳或破爛卡車一律如此。排隊買電影票，從未見過男士插隊，“夾塞子”的隻會是女流。她們也從不會招致男士的指責。從隊列中發出不滿噓聲的，隻會是女子。如果這些心懷不滿的女子旁邊恰好有男伴，那男伴必定將她摟近身旁，溫存地哄著，直到前麵那女“塞子”買到票離去為止。
好男不與女人鬥，好男不計女人過，這種對女人的優寵是否也隱含著一種居高臨下的照顧甚至蔑視？某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正是這樣提出疑問的。“女士優先”之類的法則常常寵出她們的惱怒。她們甚至還指責現存語言是男人的語言，因此她們很難用言語來真正表達她們的感受和主張。
法國男人對這種指責仍然微笑以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想想看，男人當到了這份上，還要怎麽辦？
他們立如柱，坐如鍾，不辱“男士”這一個詞——英語中，“男士”與“紳士”同為gentle man，詞義源於優雅、高貴、溫和、耐心等等。法國男人大概算得上歐洲這一文化傳統最精致的體現。
報紙上還說了一件事。前不久，一個黑大漢喝醉了，在某地鐵站無故打人，從這個車廂鬧到那個車廂，連勸解者也挨了幾記亂拳。幾個車廂的法國男人皆立如柱坐如鍾，似乎沒看見，繼續關心著自己手中書報的藝術或哲學。唯一北歐男子路見不平，去與黑大漢論理，結果被對方打得頭破血流。眼看著司機也不敢管，最後還是一些婦女忍無可忍，組成人牆，保護了那位北歐人，把事情了結。比起某些法蘭西先生們來，那位北歐人知其不可而為之，勞而無功，鼻青臉腫，狼狽不堪，在脂粉們的救護下一跛一跛離去，自然是十分缺乏風度的。
我當然喜愛那些法國男人的風度——在沒有醉鬼向我暴力攻擊的時候；正如我激賞中國士大夫傳統的閑適、飄逸、超脫和虛淨——在沒有外敵橫行和暴政肆虐的時候，沒有人血橫流的時候。美一不留神就成了醜。美不可凝固為一種儀態和一種時尚，人們是否明白這個道理？
我相信法國男人們也明白這個道理——那些創造了《馬賽曲》和《國際歌》的男人，在革命和戰爭中流汗流血的男人。他們可能有種種女人不能原諒的毛病，但如果出現在這一天的地鐵站，至少不會在暴行麵前優雅地袖手。
發民主財
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唐人街吃飯。飯後付款，餐館女老板麵帶愧色，合掌鞠躬，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今天收了你們的錢。我有些奇怪。吃飯埋單，天經地義，她何出此言？
朋友出門後告訴我：這位女老板是被國內來的一些民主派吃怕了。那些人領了法國政府的生活費，但今天在這個餐館開民主討論會，明天在那個餐館開民主研究會，統統吃飯不給錢，好像是從浴血奮戰的前線歸來——老子吃你幾餐鳥飯還要給錢？
原來如此。這使我想起自己當年在某林業局掛職副局長，常跟著書記或局長到下麵去開會，白吃白喝不算，飯後每人還白拿一條煙。你如果想潔身自好又不得罪同行，不拿煙可以，但千萬別拒絕，最好是含含糊糊去上廁所，等他們把煙塞進皮包後才返回來裝聾作啞。老百姓把這種會叫作“現場（嚐）會”、“常（嚐）委會”。有意思的是，執政黨中有人熱衷此道，反對派中也有人“會”術高超，隻是把會名稍改，開到外國的唐人街來了。
我這位朋友旅法多年，也算是一個民主派，每每對許多同誌的表現痛心疾首。他又說起一件事。前不久鬧了一場“民主廣播船”的風波。其實，台灣當局早就通過很多渠道，表示不容許這條船去台灣近海對大陸廣播，不願意因此添麻煩。旅法的很多中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一直瞞著洋人們，仍然到處慷慨激昂，準備勇敢獻身，一種壯士一去不複返的模樣，騙得洋人們紛紛掏錢讚助。結果，少數人把洋錢賺足了，但隆重的起航誓師大會上，隻有傻乎乎的外國各界要員前來致辭歡送，隻有一些受雇的洋水手登船出發，但汽笛一拉響，船上清一色的洋麵孔，連一個中國猛士也沒有。
船至非洲某港口，有一位台灣記者登船采訪，算是船上唯一的中國種。
這條二手船踉踉蹌蹌，一路上又是輪機有毛病，又是冰箱不製冷，走得十分艱難。好容易到了中國海域，船上人才知台灣方麵早有禁令，不免大呼上當。回頭看去，當時慷慨激昂的中國人裹脅讚助款，早已無影無蹤。
“唉，”我這位朋友歎氣，“外國人幼稚得像中學生，哪是中國人的對手？”
在他看來，很多外國人確實顯得幼稚、簡單、書生氣、一根筋，即使叛逆得吸大麻或裸體上街，仍不失歐洲人文傳統的種性，比方說他們經常會認真地對待宣言口號。其實，時代漸入世紀末嚴冬，信念越來越多地成為利欲的麵具。在好些人那裏，錢就像數學中的零：零乘以任何數都等於零，那麽錢乘以任何宣言口號都等於錢——這是隱藏在一切政治演算之後的基本公式。故專製能發財，民主亦能發財。不懂得這一點的人，實在沒有資格來談論宣言口號，尤其沒有資格與某些中國政客打交道。
我們多少懂得這一點，但這種國產世故是值得我們深感榮耀還是深感恥辱？
我與朋友坐在盧森堡公園裏，不知道該幹點什麽好。落葉飄零，石頭椅子很冷，很冷。巴黎正一寸寸融入金色的夕陽。
我心歸去
我在聖·納塞爾市為時一個月的“家”，是一幢雅靜的別墅。兩層樓的六間房子四張床三個廁所全屬於我，怎麽也用不過來。房子前麵是藍海，旁邊是綠公園。很少看見人——除了偶爾隔著玻璃窗向我嘰裏哇啦說些法語的公園遊客。他們無一例外是來找公共廁所的，這幢公園邊孤零零的房子，隻可能被他們誤認為廁所。
我向這個友好的民族一次次聲明：這裏不是廁所。
最初幾天的約會和采訪熱潮已經過去，任何外來者都會突然陷入難耐的冷清，恐怕連流亡的總統或國王也概莫能外。這個城市不屬於你，除了所有的服務都要你付錢，這裏的一切聲響都棄你而去，奔赴它們既定的目標，與你沒有什麽關係。你拿起電話不知道要打向哪裏，你拿著門鑰匙不知道出門後要去向何方。電視廣播以及行人的談話全是法語法語法語，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語的監獄無處逃遁。從巴黎帶來的華文報紙和英文書看完了，這成了最嚴重的事態，因為在下一個鍾頭，下一刻鍾，下一分鍾，你就不知道該幹什麽。你到了懸崖的邊緣，前麵是寂靜的深穀——不，連深穀也不是。深穀還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頭破血流，使你感觸到實在。那裏不是深穀，那裏什麽也沒有，因此你跳下去不會有任何聲音和光影，隻有虛空。
你把吊燈作第六次或第六十次研究，這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開始發瘋了。移民的日子是能讓人發瘋的。
我不想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氣也缺乏興趣。C曾問我想不想留在法國，他的市長可以辦成這件事，他父親與法國總理也是好朋友。我說我非常熱愛和羨慕法國，但我在這裏能幹什麽？守倉庫或賣家具？當文化盲流變著法子討飯？即使能活得好，我就那麽在乎法國的麵包和雷諾牌汽車？
很想念家裏——似乎是有點沒出息。倒不是特別害怕孤寂，而是惦念親人。我知道我對她們來說是多麽重要，我是她們的愉快和安定感。我坐在柔和的燈霧裏，聽窗外的海濤和海鷗的鳴叫，想象母親、妻子、女兒現在熟睡的模樣，隔著萬裏守候她們睡到天明。電話就在身邊，隨時可以通話。市長說政府可以為我付費。當然，電話太多會對不起法國的納稅人，隔著大洋談談怎麽做麵條的事，她們聽了也會覺得滑稽和奢侈。我要女兒從電話裏爬過來看看大西洋，她說我沒有那麽小，怎能從電話線裏爬過來？
愛國主義有時成為政客的騙術。是愛國土（country），是愛國族（nation），還是愛國府（state）？中國的“國”字多義，常常含糊以用。而且從邏輯上說，如果愛國主義是成立的話，那麽下延愛省主義乃至愛縣主義，上延愛洲主義乃至愛球主義，也是可以成立的。沒有道理不讓人愛他縣、他省、他國的土地，比方說愛一把日內瓦或亞馬遜河。但我相信，即便歐洲的“祖國”這個詞幾乎成了納粹“光頭黨”的標誌，即便有人因此而特別反感這個詞，但他或她也沒法不時常感懷身後遠遠的一片熱土——因為那裏有他的親友，至少也有他的過去。
時光總是把過去的日子衝洗得熠熠閃光，引人回望。
我這才明白，為什麽各種異國的旅遊景區都不能像故鄉一樣使我感到親切和激動。我的故鄉沒有繁華酥骨的都會，沒有靜謐侵肌的湖泊，沒有悲劇般幽深奇詭的城堡，沒有綠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緒的大森林。故鄉甚至是貧瘠而髒亂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陽中聽到舒伯特的某支獨唱曲，使你熱淚突然湧流的想象，常常是故鄉的小徑、故鄉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著銀色的光澤，一隻小羊還未歸家，或者一隻犁頭還插在地邊等待明天。這哪裏對呀？也許舒伯特在歌頌宮廷或愛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渾的男聲獨唱都應該是獻給故鄉的。就像我相信所有的中國二胡都隻能演奏悲愴，即便是賽馬曲與趕集調，那也是帶淚的笑。
故鄉存留了我們的童年，或者還有青年和壯年，也就成了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們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遊的去處，不是按照一定價格可以向任何顧客出售的往返車票和周末消遣節目。故鄉比任何旅遊景區多了一些東西：你的血、淚，還有汗水。故鄉的美中含悲。而美的從來就是悲的。中國的“悲”含有眷顧之義，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憐，這已把美學的真理揭示無餘。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旅遊景區的美都多少有點不夠格，隻是失血的矯飾。
我已來過法國三次，我得心虛地供認，這個風雅富貴之邦，無論我這樣來多少次，我也隻是一名來付錢的觀賞者。我與這裏的主人碰杯、唱歌、說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卻在一次次偷偷歸去。我當然知道，我將會對故鄉浮糞四溢的墟場失望，會對故鄉擁擠不堪的車廂失望，會對故鄉陰沉連日的雨季失望，會對故鄉辦公室裏的陰謀和新聞廣播中的虛假失望。但那種失望不同於對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種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將真正生長出金麥穗和趕車謠。
故鄉意味著我們的付出——它與出生地不是一回事。隻有艱辛勞動過奉獻過的人，才真正擁有故鄉，才真正懂得古人“遊子悲故鄉”的情懷——無論這個故鄉烙印在一處還是多處，在祖國還是在異邦。沒有故鄉的人身後一無所有。而萍漂四方的遊子無論怎樣貧困潦倒，他們聽到某支獨唱曲時突然湧出熱淚，便是他們心有所歸的無量幸福。
1989年至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