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心情
燈下心情 注釋標題 以上最初分別發表於1995年《今日名流》雜誌、2005年小說集《報告政府》以及2004年《韓少功自選集》，為三本作品集的代序或代跋。
南方的自由
海南島地處中國最南方，孤懸海外，天遠地偏，對於中國文化熱鬧而喧囂的內地舞台來說，它從來就像一個後排觀眾，一顆似乎將要脫離引力墮入太空的流星，隱在遠遠的天邊暗處。而這一點，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時心中的喜悅——盡管那時的海南街市破敗，缺水缺電，空蕩蕩道路上連一個像樣的紅綠燈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處誘惑著我。
我喜歡綠色和獨處，向往一個精神意義上的島。
事實上，這個海島很快也不那麽安靜，因為建立經濟特區，因為一個時代的發展機遇，它雲集商賈，吞納資財，霓虹徹夜，高樓競起，成了中國市場經濟一個新的生長點，聚散著現代化的熱能和民族的欲望。但是，作為一種代價，在很多地方，這種經濟高熱似乎總是以某種文化的低俗化為其代價。公眾的目光投向了金錢，無暇投向心靈。港式明星掛曆和野雞小報成了精神淪陷區的降旗紛紛飄揚。流行話題灼幹了拜金者們的閑暇和判斷力，甚至起碼的正義感。很多文化同行對此不能不慌，不能不開始內心深處高精度的算計和權衡。
在身邊人影越來越少的時候，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裏，我還有多少使自己免於渴斃的生力。我討厭大勢所趨之類的托詞。我相信一個人即使置身四麵楚歌彈盡糧絕的文化困境，他也還能做點什麽，也完全可以保持從容不迫——何況事情還沒有這麽糟，不需要你預付悲壯。
初上島的兩年時間沒有寫作，為了生存自救也為了別的一些原因，我主持了一本雜誌的俗務。我不想說關於這個雜誌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隻說說我對它的結束，惋惜之餘也如釋重負。這不是因為別的什麽，隻是因為太累，因為它當時發行冊數破百萬，太賺錢。錢導致人們的兩種走向：有些人會更加把錢當成回事，有些人則更加有理由把錢看破。在經曆了一係列越來越令人擔心的成功以後，在一群憤世嫉俗者也誌得意滿之後，在一群清高文士也要靠利潤來撐起話題和談興的時候，在環境迫使人們必須靠利欲遏製利欲靠權謀抵禦權謀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須放棄，必須放棄自己完全不需要的勝利——不管有多少正當的理由可以說服你不應當放棄，不必要放棄。
一個人並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經常需要自甘認輸地一次次回歸到零，回歸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無所有——隻為了守衛心中一個無須告人的夢想。為了這個夢想，人們有時候需要走向人。為了這個夢想，人們有時候也需要離開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書桌前。我拔掉了電話線把自己鎖入書頁上的第一個詞。事情其實就這麽簡單。一念之間，寂靜降臨了，曾經傾注熱情寄寓心血的產業就可以與你沒有關係。一些斷斷續續的文章就是這樣寫出來的。這些文章不是美文，也沒有什麽高深，尤其在時下的文化淡市，甚至連標題也很難招引什麽讀者。我完全知道。因為種種原因，嚴肅的寫作在當前差不多確實已經成了一種夕陽產業，甚至是氣喘籲籲的掙紮。我也完全知道。但這些絲毫也不妨礙一個人在遙遠的海島上繼續思考，繼續憑一支筆對自己的愚笨作戰，對任何強大的潮流及時錄下斥偽的證詞。
這是我在南方的自由。
什麽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條件下做出相同的選擇，是限定而不是自由。隻有在相同的條件下做出不同的選擇，在一切條件都驅使你這樣而你偏偏可以那樣，在你敢於蔑視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則，在你可以違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規逆勢而動不可而為的時候，人才確證自己的選擇權利，才有了自由。今天，大街上的自由都有太多的口香糖味而引人生疑。比如“免費”，比如“閑暇”，比如“奢侈”，比如“不負責任”……這些樂事在英文中確實都與“free（自由）”共名，都分享著“自由”的含義。這個詞條中恰恰沒有諸如“獨立思索”之類的地位。但人們終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認識到這個英語詞的淺薄。人的自由是這些，但不隻是這些，更重要的不是這些。正好相反，自由常常表現為把自己逼入絕境，表現為對這些詞義的熠熠利誘無動於衷。
自由也許意味著：做聰明人不屑一顧的事——如果心靈在旅途上召喚我們。
1993年10月
重新生活
寫小說是重新生活的一種方式。小說作者與其他人一樣，經曆著即用即廢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說作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可以在紙上回頭再活一遍，可以讓時間停止和倒回，在記憶的任意一個落點讓日子重新啟動，於是年邁者重曆青春，孤獨者重曆友愛，智巧者重曆幼稚，消沉者重曆豪邁。
因為有小說，過去的時光還可以提速或者緩行，變成回憶者眼裏的匆匆掠過或者流連忘返；往日的身影和場景還可以微縮或者放大，在回憶者心裏忽略不計或者纖毫畢現。從這一點上來說，重新生活也是修改和再造生活，是回憶者們不甘於生命的一次性，不甘於人生草圖即人生定案的可惡規則，一心違抗命運的草草從事，力圖在生活已經結束以後，再造生活的另一種可能，就像拿著一張廢車票，在始發站再一次混進車廂裏始發。
捏著廢車票再一次獲準登車旅行，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廢車票在一個想象的世界裏多次生效——這就是小說寫作及閱讀的特權。
我翻翻自己的小說，不過是進入重新生活時不得不多看兩眼和多待一刻的驛地。這裏隻有過一些凡人小事，有過一些平淡的年月日，在這個浮囂時代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但如果筆者在這裏補上一些端詳或者一些遠眺，添入一些聆聽或者一些觸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經上路。哪怕是一條隱沒在大山裏的羊腸小路，也可能在這裏煥然一新和別有風光，其陌生的光彩和氣味讓自己嚇一大跳。
小說於我有什麽特別重大的意義嗎？比方說小說能夠果腹和暖身嗎？能夠取代政治、經濟、法律、宗教、哲學以及新聞嗎？恐怕不能，恐怕很難。但小說至少能彌補過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說，至少能洞開一種新的過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於心的發現，增收一種更加有意義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對此已感激不盡。如果讀者們能從中分享到一絲微笑或一聲歎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滿意足。
2005年6月
鏡中的陌生人
這些作品都署有我的名字，但相當一部分在我看來已頗為陌生。往事依稀，恍若隔世，我難以回憶起這些作品是怎樣寫出來的。它們的缺點和優點，似曾相識卻令我驚訝。它們來自什麽樣的生活經驗？來自什麽樣的知識啟迪？其中有些句子，因何種愚鈍或何種機靈竟成了這等模樣？這都讓我有幾分茫然。
一個問題是：如果它們確實是我寫的，那我現在就是另外一個人；如果我眼下決心堅持自己的姓名權，那麽他們就不應與這個姓名有什麽關係，純屬其他人的言說。
出於一種好奇，我想知道這個同名者的一切，很想知道他在短暫而倉促的人生中，怎樣在車站出發，怎樣在雨夜裏發病，怎樣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怎樣曾把日子揮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經心，直至某一天看到鏡子裏的成年滄桑大吃一驚——我對他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心酸和抱歉。以我現在的閱曆，我肯定還能挑剔出他的諸多幼稚、輕率、浮淺以及盲目，在很多問題上甚至會與他展開激烈的辯論。歐洲作家齊奧蘭（E·M·Cioran）想必就是在自己的舊作前，寫下了那句話：經過一段特定的經曆之後，我們應該給自己改名，因為我們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人（After certain experience, he same）。
很不幸，我們很難給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賜予的胎記和基因。這樣，我們與我們的過去，有一點同名而異實，不像是一個人，更像是勉強共享一個姓名的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我們身上的細胞一直在高速地更新換代，在生理微觀層麵萬世悠悠；我們身上更流動著一群複數的自我，在不同的生活處境和文化譜係中各行其是，隻是一旦時過境遷，就在遺忘中成為單數的這一個，定格於當下的孤立肉身。
時間的不可逆性，使我們不可能回到從前。時間的不可逆性，同樣使我們不可能駐守現在。在這一過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沒有葬禮的死亡經常發生，沒有分娩和啼哭的誕生經常進行。我們在不經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人即眾生，眾生即一人，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轉世，並且在回憶中習慣性地冒領一個個同名者——正像我們也會習慣性地排拒一個個異名者，以為他們真的與我了無幹係。
作為時間的證據，文學寫作將這一切記錄在案，讓一個人身上眾多的自我別後相逢，讓這個同名者俱樂部成員們有相互打量和審視的可能：他們是誰？他們為什麽這樣？
這不是說我們彼此可以不負責任，重要的是，我們彼此之間可能多一份旁觀的清醒——在現在，也在將來。
作品就是這樣一麵奇怪的鏡子，讓我從鏡中看見了陌生人。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