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觀三錄
近觀三錄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5年《綠洲》，後收入散文集《海念》。
題解
近年來我不常見作家。因為作家們相見，大多愛談文學。而文學如鏡花水月，很難用詞語和理論來解說，差不多一談就是要錯的。我自己就一次次這樣後悔。那麽互相打啞謎繞圈子鬥機鋒吧，又太累，因此還是不談或少談為好，不見或少見為好。
更重要的是，世上很多東西宜遠看而不宜近觀，有些作家便是。
我們讀其作品，以時間與空間相隔，算是遠看；結交其人，當屬近觀。有些作家如月亮，遠看皎潔可人，一旦進入近距離細察，月球表麵的坑坑窪窪亂石荒沙難免讓人失望。有些作家則如太陽，我們遙遙承領他們的光明和溫暖，但誰想去接近他們，便無異於投火。他們內心猛烈焚燒的智慧和節操，可以灼毀接近者的尊嚴，燒焦接近者的才具，因此他們在周圍留下的常常不是盲從便是怨恨——雖然太陽的本意也許並非如此。於是，我們這些芸芸眾生還是遠離月亮和太陽吧，我們從作品中享受他們惠賜給大地的晝夜和春秋，不是已經夠了麽？
一九九一年秋我去巴黎參加一個國際作家會議，因此機緣認識了一些作家，又經曆了一次近觀的冒險。
以上稍微說得多了些。
班·哲倫
這位摩洛哥血統的作家獲一九八七年法國最高的文學獎——龔古爾獎。我見到他完全是一種偶然。那天我與A從出版社出來，頂著塞納河邊的陽光，覺得有點餓也有點累。A說這聖·米雪拉廣場附近有一家老字號的咖啡館，很時髦的，文人雅士都愛去光顧，你願不願意去看看？這樣我們就去了。
咖啡館十分熱鬧，人滿為患，座位皆狹小。我們把腿小心翼翼地依次插入難得的空隙之後，肩與背後和鄰座的陌生人摩擦擠壓了。A突然站起來，朝我身後的某個地方打望，說她發現了一個人，是十多年沒見的朋友。她朝那邊擠過去，片刻後又從那邊擠過來，身後就跟著這位哲倫大哥。這位阿拉伯漢子個頭魁偉，未刮胡子，麻色胡子便朝整個臉上猖狂蔓延開去。身上是一件廉價的化纖羽絨衣，領口和袖口各有一圈黑色汙垢，髒得有點出格。手中一份小報證明著他的悠閑。他說話很沉緩，喉音很渾厚，眼光老是越過我們投向大門。我第二次在咖啡館與他見麵時，發現他仍保持著目注大門的習慣。也許，這位客居巴黎的作家是在等待什麽人？在期待通向世界的大門口發生什麽奇跡？
後來我在歸途中讀他的《神聖夜晚》，才理解了他的孤獨。他也許就是自己筆下那個總是在暗夜裏的孩子，把目光投向親人們消失的大門。
他問了一些關於中國文學與出版的情況，在第二次見麵時，還送給我一本中文版的書，是台灣翻譯出版的。他說台灣沒有給他稿酬，而現在他沒有職業，完全靠稿酬為生。那一刻我頗為他抱不平，並分擔著台灣出版者的羞恥。我立刻送上我的法文書，摩拳擦掌想為他做點什麽，熱情參謀他訪華以及在中國出版著作的打算。在海南一家雜誌上發表他的短篇小說，也基本上有了定案和把握。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然後起身告辭。他把賬單翻過來瞟了一眼，摸出幾個硬幣叮當擱在桌上——在三份咖啡中他隻付了自己的一份錢。他毫不含糊，把你我他的責權利分得清清楚楚。
艾特瑪托夫
當我還是文學小青年的時候，對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崇拜得一塌糊塗。他的《查米莉亞》、《包紅頭巾的小白楊》等作品爛熟我心，有些精彩段落我甚至可以背誦如流。後來我眼睜睜地看著他越活越偉大了，《斷頭台》等長篇新作在蘇聯推出簡直隆重如節慶。有次我從報刊上讀到，他居然把戈爾巴喬夫及國際上一幫思想文化界名流邀請到他鄉間別墅去，討論新思潮、太空時代及全球和平，其胸懷和見識真是何等了得。
盡管我常常覺得他的言論大而不當，也太時髦，但最終還是懷疑譯者沒有譯好，不忍削弱我對他的崇拜。
他也來巴黎參加國際作家會議。主持人報過發言者姓名之後，我發現他已經顯眼地就座在主席台邊，濃眉大眼，虎背熊腰，至少占據了兩個人的空間。他搶先發言，頗有點當仁不讓的氣派。但他穿著太考究了，而且總是挺著自己渾身的威嚴和深刻，如首長在接受部屬的仰視。盡管大會安排了五種語言的同聲翻譯，他還是帶來了自己嬌小漂亮的女秘書和女譯員，左隨右從，前呼後擁——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總統委員會成員，蘇聯駐某國大使，文而優則仕，故有非同一般的權勢和排場。
他首先談及他的日文譯者最近在日本慘遭暗殺，卻未說明原委。接著闡述蘇聯文學及他的作品在世界上遭受敵意的排斥，目光凶狠地環顧四周。這多少使我覺得有點誇張。他老艾已經活得這般風光，如何還做出受迫害的姿態？《查米莉亞》之類是否值得敵對勢力以暗殺方式來予以排斥，也大可存疑。他論述著翻譯的重要，曆數蘇聯政府促進翻譯方麵的諸多數據，曆數蘇聯政府熱情接待外國作家的諸多事實，與會議議題沾不上邊，其口氣也完全不像一個作家，倒像一個政府發言人。把常識當創見，把大話當妙語，漸漸引起會場上一片嗡嗡嗡的議論聲，失望不滿情緒在聽眾的眼中漲湧。連他的女譯員也覺得尷尬了，譯得畏畏怯怯並越來越偷工減料。但他竟無知覺，仍把工作報告作下去。他無視發言時間限製的自傲，最後使主持人忍無可忍，終於公開請他結束發言，鬧了個大沒趣，引起會場上一片笑聲。
我出國前，作家王蒙曾請我向艾特瑪托夫轉達問候，並就未能接受對方邀請出任蘇聯《世界文學》編委一事作些解釋和表示歉意。會議休息期間，我幾次鼓足勇氣也未能完成王蒙托付的事。對不起，我的脾氣不好。我非常厭惡在蘇聯人連麵包都吃不飽的日子裏，去對某個揮霍公款排場十足的蘇聯官員主動獻上笑臉，去說勞什子“你好”——我隻是寫了一個字條請別人轉給他。
人們端著酒杯在三三兩兩聚談。艾特瑪托夫大使在角落裏形單影隻，沒有什麽人去搭理他。他可能再一次認為自己受到迫害了。
喬治·阿瑪多
巴西作家喬治·阿瑪多是一個不錯的老頭，年過花甲卻很不服老地穿著牛仔褲和跑鞋，鶴發童顏，愛說愛笑，一頭發白得晶瑩雪亮，真是白得純粹而高貴。他的太太據說是音樂家，給我們端來咖啡以後，聽說我是中國人，立刻自告奮勇要為我們唱一支中國“土改歌”。她唱的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四十年前的歌詞，仍被她唱得清楚準確。我愣了一下，隻好將就將就：“對，算是土改歌吧，是土改那時候的歌。”
他們對中國比較熟悉，一九五二年就來過中國。一九五七年第二次訪華，結識了艾青、丁玲等中國作家，但離開北京時他們已經不能來送行了，後來才知道他們全成了“右派”，受到嚴厲的政治整肅。一九八七年他們第三次到中國，照相簿上留有他們與很多文化官員的合影，有他在中國很多地方的留影。他們的女兒原擬與肖三的兒子聯姻，後來陰差陽錯，那小夥子成了劉少奇的女婿——這是他夫婦倆一大遺憾。
阿瑪多喜歡中國，尤其喜歡昆明與西安。據他說，他有一次甩掉陪同人員，晚上偷偷潛入西安的小街小巷，看市民們怎樣做菜，怎樣吃飯，十分有味道。他說他也想學著做羊肉泡饃，可惜沒有學會。
談到法國，他的核心話題還是吃。他說下次見我時一定要請我吃法國飯，但千萬不要去大飯店，要去小巷深處那種雞毛飯和大排檔，那裏才有真正的法國飯。為了證明他所言不虛，他嘰嘰哇哇比畫著說了一大堆關於菜名，實在難為了譯員，使她一直在菜譜裏掙紮奮鬥，隻差額頭冒出汗來。老頭看著她笑了笑，遞給她紙巾，遺憾地說：“反正是十分好吃的東西！”
他是巴西人，基本上定居法國。是不是法國的飯店吸引了他？還是巴黎的文化開放度使他更方便關注全世界的飯菜？小孩子通常好吃。一個好吃者也許就是童心猶在的人，是生活中的幸運兒。這一天我剛與法國某作家深刻了兩小時，每一個手勢都操練著哲學與文學，練得有點精疲力竭。感謝同行者把我拉到這裏來，與阿瑪多老頭談吃，漸覺活絡舒筋，怡然自得，身上有了幾分活氣。
幾個月後，總統蓬比杜請作家們吃飯，我在愛麗舍宮聚會時見到阿瑪多，與他握手和笑談。他似乎完全忘記了請吃的許諾，隻說他要送一本書給我，還說要去香港和東南亞旅遊，然後去別人那裏握手。這個狡黠的老頭，還想把這一餐賴掉麽？我暗暗好笑，心想下次專擇個吃飯的時候去見他，看他怎麽辦。
當然，我還是更願意在床頭燈下走進他的《下流坯》，看他與同胞們一起，在殖民主義和專製暴政的壓迫之下，如何屈辱、窮困以及瘋狂，如何饑餓得眼珠發綠，放出絕望的光芒。
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