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時節讀舊箋
落花時節讀舊箋 注釋標題 最初分別發表於2015年《上海文學》雜誌和《香港文學》雜誌。
自有了信息電子化，電話、電郵等正日益取代信函，投書遠方已成稀罕之事。不久前清理自家舊物，無意間從一抽屜裏翻出舊箋若幹，如掘出一堆出土文物，讓我驚喜，也不免驚惶：這也許就是此生我收到的最後幾許墨跡？
來信者多為同行故人。他們的墨跡有幾分模糊，但字如其人，或樸或巧，或放或斂，仍能喚醒一幕幕往事，曆曆在目。感謝紙墨這些傳統工具，雖無傳輸的效率優勢，卻能留下人們性格的千姿百態，亦無消磁、病毒、黑客、誤操作之虞，為我長久保存了往事的生動印痕。也感謝一個時代的風雲聚散，讓我得以與這些來信者有緣相識，無論是擦肩而過，是同路一時，還是曆久相隨，他們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讀書讀人讀世界的一部分，已悄悄潛入一個人的骨血。
於是一封封重新展開。
一
西西，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來信稱：
我剛從北京回來，看見莫言、李陀、史鐵生、鄭萬隆和張承誌，好極了。他們老說就欠少功一人。我臨走時遇上北京大雪，美極了，可仍然比不上你們這些美麗的人。我想，做一個寫好小說的人不太難，但難在做一個能寫好小說的好人。
如果我到湖南，我當然不想成為“抓稿人”，隻想跟你和有趣的朋友（是何立偉、彭見明他們吧）開心地聊聊，一如在北京那樣。不過，目前我又非做抓稿人不可，真可憐。事情是這樣，洪範書店再編三四冊，我就想到你的《女女女》。如果你不反對，請循例簽寫同意書寄回就行。據說你有一篇新作《棋霸》，不知刊在哪裏。
西西是香港作家，身居燈紅酒綠之地，仍有幾分藝術的高冷和狂野，《胡子有臉》《母魚》《我城》等作品變化多端，現代主義前衛風格天馬行空，相對於滿城花哨的地攤書，堪稱香港一大異數。內地開放之初，她是兩岸三地的文學交通中樞之一，將一大批內地作品引入繁體字，其規模和反響達一時之盛。但作品之外的她毫無先鋒造型，既不會目光直勾勾，也不會煙酒無度、滿口粗話、深夜海邊暴走，倒是質樸如一村婦。第一次在酒店相見，她衣著低調，張羅茶點，引見和關照幾個隨行青年，在茶座的一端幾乎沒說什麽話，似乎更願意讓她的學生們多說——文學班主任的服務十分體貼。
市場化經濟大潮撲來，新時期文學迅速轉入疲態和茫然，包括西西在內的很多人後來大多音訊寥落，相忘於江湖。二〇〇八年春，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待了兩個多月，好幾次打聽她，不料教授也好，作家也好，青年讀者也好，都說不出一二，甚至對這名字也不無陌生之感。我大吃一驚：這還是香港嗬？
還好，總算有一位頗費周折找來了她的電話號碼。我通話結果，是發現她竟然近在咫尺，與我同住在土瓜灣的一角。這個土瓜灣，靠近九龍城寨，即當年清政府嵌入殖民地的一處留守官署，亦即後來匪盜橫行的一塊法外真空，直到再後來才經陸港雙方簽約，將其改造成一個公園。我租房在此，常沿著港灣散步，看各類爭奇鬥異的市井食肆，看水麵倒影中的燈火萬家。我何曾想到，我可能早與她在此路遇多次，隻是已互不相識。
她由家人陪伴，偶爾還靠家人攙扶，前來與我見麵，看來身體已不是太好——這也可能是她多年來息交絕遊的原因之一。
我終於見到她，重新握住了她瘦弱而清涼的手。
二
張賢亮，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來信稱：
那天在侶鬆園門口，忙亂中還沒來得及告別，待我拿到房號鑰匙奔到門口，那輛破車已不見蹤影。我想你還會跟我聯係的，特地告訴了門房，但也沒能再聽到你的下落。
我試著寫這封信，也不知你能否收到。
在北京待了兩天，果然聽到啟立同誌在人民日報的一次會上，根據那位巴黎中新社記者唐某打的“內參”，批評了我們的代表團。使我痛心的不是打小報告，而是領導人慣於聽一麵之詞。幹脆走他娘的，躲進小樓寫小說。你年紀輕，望好自為之。我是覺得已經束手無策了。
可能的話，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寄本來讓我拜讀。
在很多人眼裏，張賢亮是一位風度過人的文學男神，曾以《綠化樹》《土牢情話》等小說折服包括我在內的大批讀者。他後來轉型為商界大亨，據說有錢便任性，曾以超長豪車接送朋友，路旁還有兩列黑衣保鏢一路隨車小跑，其排場儼如帝王。他的放浪也大尺度，發出邀請時總是宣告：“帶情人來的我就報銷頭等艙機票，帶老婆來的統統自費！”這一類話是玩笑，但也難免給他帶來爭議。
一位熟讀和盛讚《資本論》的熱血之士，一眨眼成了金光閃閃的資本家，這是當代中國故事中並非少見的個人命運軌跡。從信中看，他也有溫存的另一麵，竟為一次忙亂中尋常的不辭而去，馳函以圖追補，周到得讓我慚愧——他當時尚不知我的確切地址。至於信中提到的“內參”，是一九八八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法所引起的。那個代表團超大。其中有幾位在巴黎痛責中國的體製和文化，得到大批聽眾激情的鼓掌，卻與部分華裔人士暴發爭議——包括他提到的“中新社記者唐某”。這場爭執以“內參”或其他方式傳導國內，後來也成為文化界思想糾扯的案底之一。
其實，據我當時了解的情況，爭議雙方首先有背景的錯位，有語境的分裂，說的好像是一回事，但聯想空間、意涵所指、聽眾預設等遠不是一回事。剛出國門的中國人，滿腦子還是官本位、大鍋飯、鐵飯碗、冤假錯案，不發發牢騷，不冒點火氣，好像也不可能。不過長期生活在外的不少華裔對這一切感覺較為模糊，恰恰相反，他們的切膚之痛是不時蒙受某些西方人的白眼，一身黃膚黑發沒法改，最急的是沒有自尊本錢，最愁的是沒有自強後盾。好容易有了“兩彈一星”什麽的可供吹噓；再說說《論語》《道德經》，或紮個獅子舞個龍，圖的是在“多元化”中也擠進一席。他們如今聽中國作家反這反那，連傳統文化也要一股腦統統黑掉，那還不跟你急眼？
真正聽懂對方的意思，其實是不容易的。
三
劉賓雁，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來信稱：
江蘇的徐乃建寄來一本她譯的，昆德拉的《為了告別的聚會》。幾個外國人向我推薦過他的TheJoke（《玩笑》——引者注），那是八六年，讀了，並不覺得像他們說的那麽好。
三月十六日，我要赴美，先在UCLA講學二月，九月起去哈佛參加尼克森基金會的記者活動，到明年五月。
對於講學，我還全無準備，想得到你的幫助：一、想聽聽你對近幾年中國文學創作的看法，哪怕簡單幾十個字。王蒙化名“陽雨”在《文藝報》發的文字：關於轟動效應之後（一月三十日）你看了嗎？就此寫幾句看法給我也可。進一步的問題，告訴我你最喜歡或認為較好的青年作家是誰，哪個中短篇小說較好。二、你自己的短篇裏，你最滿意的是哪個？三、你近幾年談文學或談自己創作的文章，告訴我發表的刊物（記得前不久讀過《上海文學》上的一篇）。若能在三月十五日前寄我最好。
劉賓雁比我年長一大截，對文青們有忠厚大叔範兒，又有包青天打抱天下之不平的沸騰聲譽。我讀過他的不少報告文學，發現他不論寫到哪個地方，總是要寫出改革和保守的兩條路線、兩個陣營、兩個司令部……正邪相搏，聖魔對拚，煞是驚心動魄的精彩。但這種二元圖景的弱點，是不容易與我的生活經驗對接，似乎濾掉了太多複雜性，尖銳、痛快、正義凜然，卻有失真度的偏高。礙於一份對長者的尊敬，我一直猶猶豫豫，未能向他表達過自己的意見。每次見到他疲憊不堪，一臉憂思沉重，據說被家門外排成了長隊的上訪者輪番攪擾，被全國各地的冤情和苦水沒日沒夜地消耗，也有幾分於心不忍。
一位作家偷偷說過，大叔對文學界太失望，說除了少數幾個，其餘的都在走歪門邪道。這也許他是恨鐵不成鋼，痛惜同誌們寫得不像炸彈和旗幟，“尋根”嗬“先鋒”嗬什麽的，遠不解現實政治之渴。無疑，從《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我的筆下多了些古怪，在他眼裏也肯定是一條墮落的下行線。
但他還是來信征詢意見，不恥下問，尊重他者，一份溫厚令我感動。我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回複的，也不知他收到回複後是否對我更加疑惑了。一晃幾十年過去，我一直沒機會與他扯散了掰細了深談，直到他多年後客死他鄉。
想想這事，讓人揪心。
四
聶鑫森，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來信稱：
自你們走後，我們每每談及，常惆惻然，遙想你們頂嚴寒而去，人地生疏，為之懸懸，念念不已。那晚風雪飄飄，獨坐室內，遙想友人離散，頗多感慨，便寫一首五言詩：
少壯光陰迫，慨然走邊陲。
楚地多俊傑，星石強爭輝。
把酒論時勢，舉翼盡南飛。
衝開凜寒陣，何日再重歸？
建構新文化，從此不低回。
椰林緣案牘，荔枝紅書扉。
烈日灸眉宇，驚濤洗鬢灰。
嗟哉零落雁，斂羽難與隨。
京華久滯留，世事每相違。
推窗風打雪，遙祝酒一杯。
聶鑫森一張長黑臉，最重朋友情義，以至湖南文學界流傳一句話：誰要說聶哥壞話，那這家夥一定是壞人，轟出門去就是。
我與他分居兩個城市，幾乎每次相聚都是朋友們長談竟夜。有一次我找不到清代張潮的《幽夢三影》，他聽說後竟毛筆正楷抄來全本，厚厚一大遝，讓我大吃一驚。“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我差一點覺得這些句子的抄錄者就是原作者本人。
我手上最多他的來信。這裏挑出的一封，是寫在我和一些朋友“南飛”之後。當時海南建省辦特區，歡迎各地夢想者參與，力圖在一個雨林浩瀚天高地遠的邊陲海島，一張白紙隨便畫，迅速升起一片現代化奇觀。他因就讀“京華”且家事纏身，“斂羽難與隨”，無法與我們瘋瘋地南竄。聽說我們選在大年初一舉家登車，頂風冒雪，絕塵而去，他一腔愁緒自是難免。
幸好他沒來上車，否則也就沒這些詩了。
五
李亞偉，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來信稱：
信收到。我剛哼哼嗚嗚準備出發呢，夏天的山山水水讓人站立不穩。
這裏還未開除我，高考還叫我監了考，之前上了幾節音樂課，我使勁搖蕩著身子教學生們唱流行歌曲來著。但顯然我頭頂的天空不夠用，這些日子我不停地寫著海，我的句子成群結隊要往島上爬。
我強烈要求招聘！
但如果你那兒不太順利，我就使勁等些日子。我走來走去地等，抽煙，吹口哨。我不在乎招聘或是調動，隻要能來，我極不喜歡這兒的環境。幾年了，這兒的很多東西都在圍殲我，想幹掉我。我曾幾次離職，都因沒找到工作，餓，最後高舉雙手回單位投了降。
海南建省初期的條件十分艱苦。我租住的平房外，野火雞不時出沒，野香蕉隨手可摘，完全是一片荒野景象。因停電和煤氣斷供，三家人隻能合夥用樹枝或煤油做飯。有一天，我姐想好好犒勞一下家人，好容易做出一個大菜：蔥爆豬肚。沒料到突然冒出幾位不速之客，見一盤大菜上桌，手也不洗，也不要筷子，甚至未經主人同意，便樂滋滋爭相下手，三下五除二吃了個盆底朝天，嚇得幾個孩子躲得遠遠的。
我姐氣不打一處來，偷偷問：“哪來的這些王八蛋？”後來才知道來者都是詩人——嗬，詩人。她好一陣恍惚，把來客留下的兩冊油印詩讀到半夜，才漸漸消了氣，第二天早上說：“確實寫得好。”
算是認可了一桌飯菜的被迫捐贈。
這一詩界鬧事團夥中就有來信的李亞偉，一個四川小夥。他曾以“莽漢主義詩派”聞名，其語言的粗野、狂放、草根性、嬉皮風，可視為後來小說貧嘴化和網絡惡搞化之先聲。“夏天的山山水水讓人站立不穩”，“我頭頂的天空不夠用”，“我的句子成群結隊要往島上爬”……這一類野生詞語在他筆下信手拈來，蠻橫無理，爆破力強大，足以攪得文學禮崩樂壞。
我最終沒有能力招聘他入職。這一群爺在海南打過架，名聲遠播後，其他機構想必也隻能敬而遠之。
他後來招聘了自己，據說不久便成了一大富商。
六
陳映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來信稱：
海南是一個處女地，在“現代化”的政策下，她即將付出慘烈的人的代價、大自然的代價和文化的代價。依台灣的經驗，少數民族的淪落和社會的解體，女性的娼妓化，男性淪入底層勞動者。民族文化的解體，民族主體性的解體……如果中國共產黨和大陸知識分子容忍甚至鼓勵這種發展，對我是痛徹心扉的失望與絕望。
請STEVEN帶去《人間》雜誌十冊，表示我的友情與敬意。《人間》是站在“弱者”——民眾的立場去看人、生命、生活、自然和社會，特別要追究“發展”“現代化”所付出的不必付出的代價。大陸知識分子對西方謳歌太淺薄，太輕佻，對西方資本主義太無知，對中國開放改革的世界背景，即體係化的世界資本主義所加以的限製太無知，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評價太低，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太輕率。我們理解這是“文革”的反動，但反動與感情用事不是對待真理的態度。
他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又有一信稱：
接獲來信及影印頁，何其高興。那封信能刊在書上，說明大陸上言論也自由。這樣說，也覺得有一股辛酸的諷刺味。在共產黨支配的社會，左派意見反而難出頭，不一定官方要壓，反倒是一般知識分子會嘲笑——都什麽時候了，還要這樣提問題？此所以那封信多年後刊出，竟使我惶惑驚訝不已！
少功兄，這個時代還需要作家寫出時代巨大變化下的人和生活，接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民眾文學與民族文學的大傳統，兄其勉哉！
對於“現代化”名義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陳映真也許是兩岸知識界中最早的質疑者和批評者，相對於九十年代中後期內地遲到的相關討論，差不多早了十多年。這當然得益於市場和資本在台灣先行一步，也離不開一個左翼作家的思想定力，還有某種基督教背景下的濟世情懷（台灣學者趙剛語）。他提到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文學大傳統，放到百年乃至千年曆史大框架裏看，還真是一件事：“空前”已無疑，是否還要“絕後”？
可惜他的《人間》雜誌未能堅持多久，其他努力也屢遭挫折，號召力在台灣日漸微弱，似乎被他所殷殷關切的“弱者”和“民眾”所無情叛離。取而代之的，卻是後來奶油散文、八卦故事、狗血寫作的呼風喚雨橫行天下。對於很多人來說，這當然是一種諷刺，也是一種尖銳逼問：說好的民眾呢，在哪裏？
換句話說，民眾是什麽？民眾如何區別於民粹雜群？民眾需要關切，是否也需要再造？如果這後一個問題沒法借助更多手段來加以解決，那麽前一個熱血版的精英問題是否還有意義？
這些事一想就要頭大。
感謝陳映真，能讓我們的腦神經無法懈怠。
七
鄧友梅，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來信稱：
前一段在深圳，聽說你參加《花城》的筆會，我盡力打聽你的地址，可是怎麽也打聽不到。似乎在保密，一會說在寶山，一會說在小梅沙，到底也沒找到，隻好作罷。
法國的事我知道。辦手續最好是由海南直接辦，不要通過作協，通過作協要麻煩得多。巴黎你大概去過了，很值得再去，唯一要稍加注意的是，那些民運精英大部分都在花都。有些是老朋友，見麵時稍有點分寸，別給任何人抓到可做文章的材料。
除此之外無可憂慮者。
海南情況似乎頗好。我是指你們幾個人，《天涯》（指兩期彩版大眾試驗刊——引者注）辦得很有生氣。見台灣報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已列入今年暢銷榜，我弟文運亨通，可喜可賀。
鄧友梅也是一位文學前輩，當年以《那五》《煙壺》等京味小說享譽文壇。後來有作家曾指其涉“左”，大概與他官居中國作協領導職務有關。不過，從信中看，他主管外聯部，與我素無私交，對一個小字輩的個人出訪還是很上心。不管是私下指導，小心叮囑，還是順便鼓掌拍肩送溫暖，都透出了長者的善意。
我後來很少見到他，但時常念及那一個政治氣氛相當緊張和敏感的時刻，一封信所送達的難得溫暖。
八
孔捷生，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來信稱：
我沒了你的消息，正如你沒了我的消息。我是你的朋友KONG，現英文名叫JASON。以你的英文功底已應聯想起我是誰。不錯，我就是孔某。去歲情況你當以略知。我現居三藩市，並任“中國現代文學”《廣場》總編輯。社長是陳若曦。此信除了向你報平安外，就是約稿。刊物背景是一個民間文教基金會，無特殊色彩更無與外間什麽組織有瓜葛。我本人亦無參加什麽團體。
陳本人七月返大陸組稿，亦可見本刊之包容性及純文藝色彩。
與孔捷生曾有一段熱絡交往，比如，一同去北師大參加什麽聯席會。與會者有北京幾個大學的文學社團代表，也有身著工裝的工廠詩人，或蓬頭垢麵的流浪文青。我們是由一位陌生女士引入的，先有電話約定，然後在某公交站會合，雙方各拿一張報紙以為暗號確認，頗有老電影裏地下黨的神秘氣氛。後來，我們又一同參加過《今天》雜誌的例會。北島主持會議。陳邁平參與張羅。有人朗誦詩，有人捧讀小說，都是各自的新作，然後席地而坐或靠門斜立的文青們投入熱烈討論，有一種群策群力聯合攻關的文學大生產勁頭。作為北島帶來的客人，孔捷生不把自己當外人，以粵式普通話噴了一通寫作經驗，要求把某篇小說至少砍掉一半，搞得作者臉上有點掛不住。
相對於二三十年後作家們見麵隻是談股票談古董談足球談豪車談版稅就是偏偏不談文學，當年的聯合攻關大生產不無喜感，卻也讓人懷念。
那一年政治風波後，他也是我的失聯者之一。好容易聯係上了，沒輪得上我投稿，那份“純文藝”新雜誌便已匆匆倒閉。
據說他後來成了舊體詩詞達人，又曾以化名在網上發表過不少時論，但這些飄忽傳聞都莫辨真偽。
九
蔣子龍，一九九二年五月四日來信稱：
感謝你邀我南下，雖來去匆匆，但很愉快。
閣下保持了自己的品位，但又對這個複雜多變的社會和文壇應對自如，實屬難得。登機後拿出你的隨筆集，不料不是送給我的。連你這樣從容自定的人也被筆會搞昏了頭，可見筆會不可輕易辦。你的智慧陪我在飛機上度過了三個多小時，直送我到家，可謂圓滿。
蔣子龍算得上新時期“改革文學之父”，以小說寫遍國企、機關、鄉村的改革，寫遍了《喬廠長上任記》的自信和《農民帝國》的困惑。肯定是社會的碎片化和改革的歧義化，撐破了他的筆墨控製，讓他後來不再容易踩到朝野各方的共振點。但不少同行還是餘妒未消，說我們當年寫小說想得獎，同那姓蔣的寫小說想不得獎一樣難嗬。更大的獎牌當然是：八十年代曾有工人在廠門前貼出大標語：“歡迎喬廠長來我廠上任！”某省當局還曾以紅頭文件轉發過他的小說，以作為各地改革的思想動員和辦法參考——這些奇事，在文學史上一定絕無僅有。
他身上總是有一種大國企的金屬味，是有棱有角的堅硬體，比如每天堅持幾千米遊泳，一遊就是數十年不輟，每天都活得英風勃勃，精神抖擻，當當響漢子一條。
天津好幾位男作家似乎也有這股勁兒。
十
許覺民，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來信稱：
此次在武漢相聚並同遊三峽，十分高興。
《百人傳》是八九年出版的，樣書及稿費寄湖南，稿費被退回，但樣書未見退回。我寫信問周健明，因匆忙間把他的名字寫成了“周介民”，他大概動氣了，不給我回信。我與文學界素少往來，因此這事一直壓在我這裏。這次有幸見到您，先將這事做一了結——稿費：葉蔚林二十，韓少功十五；樣書：各一冊。稿費已由郵局匯去。樣書，按規定一人有兩冊，現在湊不齊，隻湊到兩本，也請諒！
附寄拙作兩冊，贈您與蔚林同誌各一，尚希教正。這是八十年代初寫的，出版社勉強印的，稿子壓了六年，甚不足觀。此後寫的，沒有一個出版社肯印了，放在抽屜裏，讓蟑螂去批判吧。
這封信富有傳統道德教育的價值。
誠信：事關一二十元小稿費，居然念念在懷，決不馬虎，哪怕事隔多年後一有機會就要細心辦妥辦實。謙和：對一個後輩晚生也和顏悅色，執禮如儀，恭請“教正”雲雲。曠達樂觀：能輕鬆麵對自己晚年的清冷，不惜公開自嘲一把：“讓蟑螂去批判吧”——這句話曾讓我笑出聲來。
來信者許覺民，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中共的老資格，老出版家和老評論家，傳奇性故事一大把，曾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和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按說有足夠的人脈資源和資曆本錢，給自己營造一點能見度。但他的書在九十年代居然“沒有一個出版社肯印”，可見時代變化之巨，令人唏噓。
十一
何士光，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來信稱：
這幾年由機緣牽引，確實也另外地體驗了一回生命。常悲切我糊糊塗塗地來到人世上，東零西碎的見聞似也有一些，但究其根底，卻仍是一片黑暗，亦必是糊糊塗塗地離去。因想倘能於根底處有所知曉，庶幾就不虛此生了。子曰形而下謂之器，形而上謂之道。由下而趨向於上，其勢亦是人生之必然。倒也省些蛛絲馬跡，見我輩中人也漸漸向此中轉。曾讀到你推薦《壇經》的文字，也以為是一種消息。
聽洪聲說起你在讀拙作《如是我聞》，深覺欣慰，盼能讀到你的意見。那當然還隻是初步地寫出一個頭緒，其間的幽密，自還十分渺茫。先寫下來，讓它去經受自己的緣分。由此以往，倘還有寫作，大體亦將依此線索。那麽當然把文壇種種都拋棄了，而經受自身的這一份因果。
貴州的文事同各處一樣，也十分寥落。但文事一如原先的文事，又焉得不寥落？寥落也是必然，也是因果。唯其寥落，心才漸漸有生機透出來。我在拙作中引過老子，那便是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禮，禮失而後義，這之後，便該是義失而後利了，而今正是唯利是圖之際。利也是要失的，利失之後，循環過去，則就是道了。眼下卻也能讓人感到道的悄然興起。
九十年代是新時期文學急劇分流之時，有的卷入政治，有的撲向市場，有的則投奔宗教。較之於有些人放眼《聖經》或《可蘭經》，何士光最終選擇了道與佛。
在世俗化傳統超強的中土，佛和道保留了中華文明對永恒和遼闊的一線遠望，指向一份安放靈魂的幽深。一旦滿世界“義失而後利”，物質化大潮逼壓，宗教也許就是比抑鬱症、狂躁症更積極一些的解決方案。毫無疑問，當一張張麵孔嘩變成唯利是圖，寡廉鮮恥，無惡不作，遠古的終極之問總是會及時歸來，進入有些人睡前或醒後的片刻惶惑——這些惶惑無疑值得尊敬。
一位當紅作家因此而突然銷聲匿跡，從人多聲雜的地方抽身而去，其內心諸多痛感，我們大概也不難想象。
但宗教也有風險。特別是在“利益+”或“利益×”的時代，偽宗教、邪宗教、爛宗教也斷不會少。我給何士光寫過書評《佛魔一念間》，載於一九九四年《讀書》雜誌，曾指出求術也可能“執迷神秘之術”，求道也可能“誤用超脫之道”，兩個層麵都不是那麽保險的。這話的意思是：宗教若能讓強者清心節欲，讓弱者得到心靈安撫和互助實惠，那麽不管折騰出多少離奇神話和誇張的形式感，都算得上人間功德，可彌補社會管理之不足。很多無神論者對此可能缺少應有的理解。另一方麵的道理：如果郢書燕說，讓“隨緣”成了繞開難事走，“破執”成了胡說八道全有理，“無為”被理解成坐等白吃不臉紅，“超脫”被理解成對壓迫者、侵淩者、欺詐者一律裝聾和袖手……那就不知有多少昏昏男女要被荼毒了去。很多“法師”“上師”“仁波切”為何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說實話，我身邊有不少例子證明，很多人得宗教之益少，得宗教之害多，看上去更像是用神神道道給一己私利換上個精致包裝，能否給自己加分，還很難說。
何士光不會沒看到這種複雜性。他在貴州與我有過討論，還說曾有一長信與我，隻是這封信我一直沒收到。
他笑了笑，說既如此，那便是因果，不必另寫了。
大師拈花一笑，已隨說隨掃。
十二
李建彤，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來信稱：
我的紀實長篇《現代文字獄》，你是知道的。你們雜誌上載過我的第三章，其餘未露過麵。我本想交給香港的繁榮出版社，誰知該社長來北京開政協會，傳給他的朋友們，弄得風風火火。中央的領導人又派人去香港取回來，交給我。一位朋友說：慢點發吧。
現在我又該找你的麻煩了，你還願不願出版我的書？現在是一、二、三卷都改出來了，你如想用，我一本一本寄給你。
我很想找你聊聊。海口見麵，我覺得我們說得來。歡迎你來我家做客，帶上你的愛人。
來信者是中國著名紅軍將領劉誌丹的弟媳，六十年代曾寫長篇小說《劉誌丹》，被最高領導層定性為“利用小說反黨”因而聞名全國。其丈夫劉景範，還有習仲勳、賈拓夫等老友，都受到這一政治錯案的株連和影響。《現代文字獄》就是她獲得平反後，對這一風波始末的親曆性回憶錄。
記不清是九十年代初的哪一天，她由一位女士陪同，敲響了我家房門。這位七十多歲的老太身體較胖，如沉沉一袋砂石，爬上五樓時早已氣喘籲籲，兩膝不時顫抖。那一天恰逢停電，我在蝸居鬥室點上蠟燭，聽她說明來意，聽她介紹新書寫作過程等。想到她從北京找到海口，再從海口找到我的居所，一個公交車都沒通的遠郊之地，一幢黑洞洞的舊樓房，真是讓人過意不去。我主編《海南紀實》雜誌時，與朋友們編發過她這本書的幾萬字，不過是職責所係，做了件小事，不值得老人家如此客氣和辛苦的遠程來訪。
我和妻子送她下樓時已是深夜。
《海南紀實》停刊後，我為她找過幾個出版界朋友，探尋她這本書完整出版的可能，但最終未能幫上忙，隻能扼腕一歎。
十三
張承誌，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來信稱：
有一本安徽的散文集《清潔的精神》，幾乎全是新作品，無奈印時不校，錯字有三百多處。香港林先生若回信應承，我便把書稿和勘誤表一並寄去，俟書出後，再呈你批評。
我母親於九月二十八日去世。至今都在忙著喪事，感慨萬千，但我有了基本想法，即不願籍母喪而作文章。
此外，我在聯係著一些老同誌，編一套批評和介紹西方文化政治源流以及六十年代以來各西方國家左翼的叢書，盼用它普及新的世界觀點。此事剛剛起步，俟明年書成後，我們幾個人都談到你，盼你發表意見。
正如你所說，右的大潮尚在澎湃，左的投機已經開始。這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毫無恥的觀念的中國智識階級。不過我更覺得與之區別的必要。作家中具備區別和分庭抗禮能力的人並沒有幾個，你應當站出來，得更靠前一些。
想象中，張承誌是一個策馬走天下的獨行遊俠。但他似乎活得比同行們都要大，上下五千年，東西數萬裏，都是他心中沉甸甸的塊壘。他是學考古的，對東亞、中亞、西亞、南歐、南美的一路人文深探，使他無法再回到文學圈的沙龍和酒會。他重新戴上白帽子，從中體會“清潔的精神”，體會民間的“口喚”和“舉意”，但這也給他引來了不少誤會。我曾向他請教過伊斯蘭的問題，發現他對極端暴恐勢力的痛恨，其實比我們這些非伊斯蘭教徒還要更強烈，更焦急，更沉重，也更多一些學識支持。
隻是這一切，同某些時尚人士不大容易溝通。那些人不知黎凡特與古希臘的關係，不知阿拉伯與歐洲文藝複興的關係，不知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忌言秘史，不知其他宗教背景下同樣可能的血跡斑斑（如美國、英國、德國等地大比例的“非穆”恐襲事件，包括挪威一基督徒二〇一一年那次一口氣殺掉七十六人）。當然，他們更沒見過伊斯蘭世界裏同樣隨處可見的微笑、憂傷、禮讓、清澈雙眸……一句話，他們哪怕花十分鍾翻翻書的興趣也沒有，更願意在流行媒體的標題中找真相。
張承誌早就放棄了小說，多年來隻寫散文，甚至是接近詩的散文。這大概是一個十分合適的選擇。小說是一種不那麽“清潔”的形式，至少就材料層麵而言，需包容形形色色的人與生活，總是不避泥沙俱下的蕪雜，因此不那麽鮮明，不容易決絕。這種大眾讀物也不可能偏離大眾思想情感的中值均線太遠。相比之下，張承誌似乎被對抗逼成了對抗，誌在純粹，行事苛嚴，總是在生活中高度苛嚴地挑選朋友、讀物、活動、立場、表情、話題、場合、詞句、飲食、著裝、文體句法……以對抗心目中那些卑汙勢力的侵害或利用。這種無時不在的警覺，這種時時緊繃的排除法，與小說倫理和小說美學當然格格不入——至少是差別甚大。
他前期的小說《黃泥小屋》《海騷》《心靈史》等，其實已早有詩的趨向，相當於一種外人不易聽懂的“舉意”與“口喚”。
十四
心水（黃玉液），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來信稱：
接觸不少中國來澳的朋友，他們的浮誇、虛假、胡亂的男女關係，假學者、假教授都有，尤其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更令人心寒。對大陸人的一般評價，海外華僑都有看法。我認為完全是環境造成的。你宏願重新喚起國人對優良傳統文化的重視，挽救民族性步向正途，這份心腸就已是佛心。可惜中國文人大多忙於“下海”追逐名利，少有憂民憂國的作家。有緣認識，真有相識恨晚之感。
心水是澳大利亞華裔作家，不一定認識張承誌，卻與後者幾乎不約而同，對眾多中國智識精英痛心疾首，出言便是一劍指胸，刀刀入骨。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這些看法與官方“洗腦”無關。恰恰相反，他隻是祖籍福建，自己出生於越南巴川省，一九七八年攜妻子及五名兒女乘漁船倉皇出逃，以躲避越南共產黨新政權的打擊浪潮，在海上漂流了十三天，又在荒島上苦鬥自救了十七天，最後才轉道印度尼西亞，進入澳大利亞難民收留地。他似乎是最無具體理由要“憂民憂國”的一個受苦人——至少也是一個局外人。
十五
薜憶溈，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來信稱：
我們的輿論通常為技術主義和經注主義大唱讚歌。它們注意不到現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懷疑的，是有問題的。無論是舊式的文人還是共產黨傳統中的文人，都容易在物質的繁榮中醉生夢死。有誰能提醒人類這個蹩腳的司機在遭遇坎坷的時候應該降低檔位呢？
冷戰結束之後，人類的去向已經不很明確。中國社會恰好在秩序混亂的時候鑽進商業的旋渦。它的命運可想而知。在這個可悲的時刻，在這個不斷生產出犧牲品的大變動的前夕，我們也許可以用一點冷靜來保護我們的森林，我們的河流，我們的空氣，我們的尊嚴。這一切已經遠不如二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那樣了。技術的進步為人類潛伏下毀滅的隱患，經濟的發展將個人模型為謀生的工具。這兩種趨向又都以對自然的破壞和對精神的歪曲為代價。其實，沒有冷戰時代強烈意識形態的遮掩，人類的去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人是在朝向災難拚命努力的動物。
我當過薜憶溈的責任編輯，不曾與他見麵，隻有些書信往來。一代年輕人的寫作，好像大多數更願意“去思想化”，更相信“跟著感覺走”，小清新一點，無厘頭一點，玩high（爽）了就行。但他似乎不一樣，在信中展現出人類史的大視野，對技術崇拜和發展迷狂深懷憂患，對現代化“文明”決無小資們那種粉色噴香的全心膜拜。他的這些看法寫在一九九五年，放到思想界也是一種難得的及時發聲。
接觸這樣的後生多了，我對“代溝”之說便不以為然。
我後來說過，我們讀幾千年前的孔子、老子、孫子等，都沒覺出多大的“溝”，讀幾百年前的施耐庵、曹雪芹等也沒覺出多大的“溝”，怎麽一二十年偏偏成了“溝”？
十六
陳建功，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來信稱：
我已經在四月份到全國作協來了，到這兒來的事，據說何誌雲已告訴你了，你在電話裏說的，何誌雲也轉告了。
當初你到海南闖蕩，有一來信使我頗為感奮，就是你說你是“為了多一點經曆”，“老了多一點回憶”。我之所以答應他們，也是想起你那封信才決定的。
最近發現你的創作狀態很好，看了幾篇文章，很棒，為你感到高興。特別是《世界》，我很感動。你的長篇我還沒有見到，待見到後一定好好看。不過我覺得有些評論家和某些小報記者很討嫌，把張承誌、張煒和你“神化”，其實是把他們神化。我心想什麽時候承誌或你最好踹他們一腳。因為不踹他們的話，不定什麽時候他們覺得“神話”夠了，用完了，就該踹你了。當然這是玩笑，其實你根本不用理他們。我最近為了清理自己的思路，和王蒙、李輝對談了一次，登在《讀書》上，據說也有理論家要“爭一爭”。我根本不想爭，對理論不感興趣。前幾年被批評界拖著鼻子走了幾年，連小說都不會寫了，好不容易才下決心不看批評了。
很早就認識陳建功。在他進入官場前，我們交往較多，像他這樣說說內心話，哥們兒之間相互提醒、相互鼓勵、相互通氣的便函多見。
作家們大多牛氣哄哄，自以為不乏拜將入相之才，治國安邦舍我其誰。其實這基本上是自戀的錯覺。能真正帶好一個村民小組或一個小公司的，我在生活中也沒見到多少。說起來，論聰明資質、知識準備、協調能力等條件，陳建功倒算得上進入管理層的一個合適人選。隻是他進入得不是時候——如果他想幹什麽大事的話。
這一點日後才可逐漸看個明白。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學，已在經濟、政治、文化各種變局的猛擊之下有點暈頭轉向。較之此前“傷痕文學”“先鋒文學”的一路匆匆補課，輸血似已完成，前麵一切自便。個人主義的最遠思想裏程差不多就在這裏了。麵對利益和思潮多元化的歧路縱橫，很多人頓時失去了方向感。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缺乏方向感的作家協會，如同失去靈魂的一個龐然大物，還能幹點什麽？既然思想和藝術的話題已沒人說，沒人願說，甚至沒幾個能說得上，剩下的當然就隻有利益。作戰部變成了總務處。辯論台改成了菜市場。如果不是獎項、席位、版麵、出國機會、項目經費、五星級招待等，恐怕很多人都打不起精神去湊熱鬧。
給作家分配利益當然不算壞事。但這等事與文學混搭在一起，畢竟有點怪怪的。華爾街很有錢，海灣石油國家也很有錢，曆代朝廷和豪門貴族都不差錢……在那裏辦一兩個作協就定能推出驚世之作？好吧，即使官家幹部們都忍得住，不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人情交易什麽的，而且見什麽人都微笑都握手都噓寒問暖親如一家——問題是：這世界什麽時候用利益砸出過文學？好比一個又醜又惡的渣女郎，哪怕嫁妝再多，全身披金戴玉，能用錢砸出她的愛情？
很可能，砸來的都是些混混。比如拿十萬元扶助一長篇小說項目，這事不能說是出於壞心，但肯定是一種培養混混和團結混混的有效機製——寫小說（除非是殘障或特困作家），竟要靠官費來出版和宣傳，這種小說還用得著寫？
這種官費護駕的溫室小說印出來又有何用？
可惜我當時也看不到這一點，沒法在複信中對他有所建言。
十七
劉再複，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來信稱：
今年能在洛磯山下見到您，實在難得。您走後，我又重讀了《馬橋詞典》，更深信這是一部傑作。今年六月《亞洲周刊》評選“二十世紀小說一百強”（我也是評委），《馬橋詞典》被排在第二十二部，屬優秀者的前列。
謝謝你回國後還關心我，實實在在地向上“進言”。不管他們有沒有反應，您的努力使我感到故國仍有心靈的跳動。也謝謝你和子丹發了《獨語天涯》的自序部分。有你們和其他朋友開個頭，以後的路子會越走越寬。我們的讀者畢竟在國內，大陸讀者的熱情在海外是看不到的。
劉再複是資深評論家。其文章單篇來看不覺奇，全部合起來看方覺厚；不像有些人單篇來看都覺妙，全部合起來看便嫌窄。這當然取決於作者性格秉賦：有的人以爆發力見長，有的人以耐久力為本，如此等等，分別適合不同的讀者或不同的讀法。
他的包容度也大，是一個思想多麵體，能普惠文學界的左中右和上中下（當然也就不會漏下拙作《馬橋詞典》）。隻是前不久他先後對兩位國外同行（夏至清和顧彬）發出厲聲，讓我有點意外，似有一些新的思考信號值得琢磨。
他信中提到的相見，是我一九九九年到美國科羅拉多拜訪他，還有他的鄰居李澤厚。主婦菲亞的廚藝實在太好，吃得我和朋友都不想走，幾天下來也對自己的體重憂心忡忡。當時我是《天涯》雜誌社社長，同主編蔣子丹一道，做過一些文化領域破冰解凍之事，比如，發表李澤厚、劉再複、北島、楊煉、嚴力、多多等海外人士的作品——這些敏感名字曾讓很多同行捏了一把汗。其實，幹這事並不需要多少勇氣，隻需要一點對大局的主見，對稿件誠實的理解和辨識。至於爭取“官方”體製內某些積極力量的支持，比如，必要時直接聯係駐外使館的文化官員——他們往往比國內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更了解海外情況，也更熱心於重啟內外交流——則是減少阻力和風險的小辦法。
事實上，後來這些作家都走出了政治屏蔽，陸續重現於內地書架、講壇、媒體版麵，果然是路子“越走越寬”，足以證明我們此前“開個頭”完全必要。鄧小平在八九政治風波後說過“歡迎他們回來”，算是有了部分的落實。
十八
於光遠，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來信稱：
在我的電腦裏還儲存了許多半成品。一是二〇〇三年七月在我的網站上開設“於光遠百科講座”，這個講座將延續二三年，經整理成書後，規模將達好幾十萬字。在我的電腦裏還儲存像《老年於光遠》這本書的開頭的幾萬字，至於可集結的文章，當然還有許多。
我已經八十八歲半了，不能不考慮收攤子性質的工作。我的秘書胡翼燕正幫助我編輯，準備出版我的文存，爭取二〇〇五年我九十歲時出齊幾百萬字的上集。
總之我換筆之後“生產力”大大提高，我的“四種消費品‘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我的親身體會。
我的工作，總的來說：一麵在收攤子，一麵又在鋪攤子，而鋪出來的攤子，又要收。我有兩個心思，一是趕快，二是“我要……”
我不在經濟學圈，不大了解於光遠的理論工作，沒法予以價值評估。因此這封信一如冬天海島上我和他的林中聊天，於我最大的意義是勵誌：
想想看，“八十八歲半”了；
還在“換筆”；
還在“鋪攤子”；
還在“趕快”和“我要”和“許多半成品”；
……
每想到此，就深感自己墮落得不像話。自己的午睡以及盆景、魔方、電視遙控器等都太可恥啦。
十九
王鼎鈞，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來信稱：
不意有海南之會，得以深結文緣。弟在台灣成長，兩岸在通郵通商之前已先通文，大作沿各種管道輸入，同文捧讀，讚佩創意，驚訝出紅塵而不染，許為天人，思之猶昨日事也。海南之會，勞師動眾，草草遠人，何以克當。
先生對文學發展關懷如昔，增助之緣功不唐捐，受惠者已豈弟等一二人哉。感恩節將至，謹致賀忱。
如果有青年要學寫散文，我總是推薦台灣散文一哥王鼎鈞。《那樹》《腳印》《活到老，真好》等堪為傳世經典，其積學靜水深流，其性情山明水秀，其才華排山倒海雷霆萬鈞，可讀得我一再目瞪口呆。
因工作關係，我高興地結交過不少台灣師友，如陳映真、洛夫、餘光中、白先勇、郭楓、席慕容、羅門、張大春、黃錦樹、林耀德（已故）等，包括給瘂弦投過稿，在吳晟家睡過覺，同李昂吵過架。但一年年過去，一直沒機會得見王鼎鈞。直到那次在海口召開“王鼎鈞散文研討會”，我才有機會握住那一隻多少令我好奇和忐忑的手——這便是此信的緣起。
信中有一點誤會：他想必以為那研討會是我張羅的，故有“增助之緣”“何以克當”等語。其實我隻是偶然遇上，成為受邀者之一。我被主辦方安排在台上坐了一下，那也是島上老虎少，猴子坐上台。我並未辦過什麽實事。
我居然無法及時澄清這一誤會，原因是我當時離開海南省作協已十年，王鼎鈞來信試投那裏，不幸被夾入一些雜亂報刊，一壓就是兩年多，直到最後才被某編輯偶然發現。不知哪位集郵愛好者擅鉸郵票，把信封上的地址也鉸去了一截。
沒辦法，我隻知道他仍居住美國。
但願他一切安好。
二十
一位化名為“那人”的匿名者，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來信稱：
準確地說，我現在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消息，這消息尚在路上走著，今日尚未到來。現在能與你對話，是出於我的夢囈。我上一封信給你談到的《我與你》，兄看了一遍沒有。布伯是個一流哲人。布伯和尼采是我最喜歡的兩個哲人，高在黑格爾三千英尺以上。
我總感覺我信封上的地址不太準確。所以我請你接信後給我寄一張印有你通訊地址的名片，但千萬不要回信。我不希望讀到你的回信，以後也不想。我喜歡在冥冥之中以整個生命與你相遇，與你對話，但這一切都是無待的。
我喜歡這種單向的通信。
那件事
那件事是他一個人獨自想到的
那件事他難以啟齒
那件事他無法告人
那件事永遠是他一個人的秘密
但那件事他到今天還沒有做
那件事他想了很久很久了
他想起了幹那件事的許多種途徑
他千百次悄悄地預謀幹那件事
有時他感到那件事的賭注很大
甚至像他的生命一樣巨大
有時他又感到那件事其實很容易幹成
幹那件事天天都是機會
有時他想也許那件事幹了也就算了
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有時他又預想到幹那件事
可能會出身（？）一萬個結果
像一萬條陌生的路
令他全身的激動
多少年過去了
為了生存
他又幹了許許多多的事
但不知為什麽
他始終沒有幹那件事
但不知為什麽
他又總忘不了那件事
幹那件事的想法和他的生命一樣活著
那件事他想了很久了
以至於他常常產生
已經做過了的錯覺
那件事似乎已是某種存在
在這個茫茫宇宙的億萬個枝條上
他像爬行在某一枝的小毛毛蟲
他疲憊了
他睡去
他又夢到那件事
這封信擺在最後，當然是因為它有點特殊：沒有署名，也拒絕回信。
寫信者隻是“一個消息”，一種透明的隨風飄去。從信封郵戳來看，他發信於“海南”“府城”，也就是我家所在的地區，近在我身邊。那麽在當時，在後來，他可能是快遞公司的某個小夥，可能是銀行櫃台那邊的某個小妹，可能是剛剛離開我家的水電工，可能就是與我對桌辦公已經多年並經常咳嗽和歎氣的老同事……他當然也可能在千山萬水之外，就像他說的，一直“在路上走著”。
他（她）是不論在哪裏都投來目光的兩隻眼睛——從那時起，我再也無法逃離這樣的暗中盯梢了。
他（她）要幹哪樣的“那件事”？在這個世界上，難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件說不清但又忘不了的“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日子變成了生活。
因為“那件事”，生活變成了生命。
因為“那件事”，再多的“這件事”破碎了也不要緊，都不會是輸光。在這個意義上，也許“那件事”從一開始就不必成為五花八門的“這件事”。
好了，每個人都有遺憾，都有不舍和掙紮，都有不為人知的轟轟烈烈。“那件事”使都市或鄉村的人，過去或未來的人，所有的迎麵而來者於我都似曾相識。什麽時候。他們都可能偷偷湊過來問上一句：
“布伯和尼采同誌可還好？”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