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拚圖
語言拚圖
語種規模對文化演進的影響
王堯：你曾經說過，人隻能生活在語言之中，我也覺得語言是人的家園。但在寫作《暗示》時，你和自己做了一次較量，“用語言來挑戰語言，用語言來揭破語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這是一次轉向。確實，挑戰語言還得通過語言。我想，我們是不是討論一下漢語寫作的有關問題。我在和李銳的交談中，感覺到他的語言焦慮很強，他對網絡化以後英語成為一種強勢語言，對漢語可能造成的一種傷害以及漢語的邊緣化，他很擔憂。
韓少功：我想這可能是一個暫時現象吧。就電腦輸入速度而言，世界上有關方麵做過很多比較和測試，包括微軟公司也做，發現中文與英文相比較，輸入速度不是慢而是更快。這樣看來，中文對電腦的適應性，不會比英文差。隨著中文軟件的繼續開發，我覺得中文在信息市場的份額會越來越大。這不是太大的問題。英文當然有強勢，不光在網絡上，在印刷品方麵也是如此。這是曆史造成的。第一，英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再加上美國，兩代霸權曾經有廣闊的殖民地或者影響範圍，全世界說英語的人口多。第二，說英語的國家中有很多富國，特別是美國，購買力強，一以當百，一以當萬，不能不被信息產業商垂青，大量編寫英文軟件也就很自然。第三，正因為英語運用廣泛，已經成為一種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二級語言，其文化性減弱，工具性增強，簡易好學，規範好用，很適合這個人文危機而經濟發達的時代。現在世界上其實有很多種英語，菲律賓的、新西蘭的、印度的、南非的、美國黑人的等等，互相並不一樣。英語是取其最大公約數，成了一種跨國化英語，已經不是原來作為母語的英語，是借用了英語資源的準世界語，有點像英語簡化版。有一個法國人曾瞪大眼睛對我說：“英語哪是一種語言？明明隻是一個工具。”大概就是說的這個意思。
我們不一定讚成他的激烈，但作為文化的英語，與作為工具的英語，確實不是一回事。那種最大公約數式的英語，那種世界性的、工具性的英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保持強勢，甚至會無情消滅其他一些弱小語種。
王堯：在網絡化時代，漢語的危機是否比其他語種強？
韓少功：我看不出這種危機。如果說有過這種危機的話，最嚴重時期應該是網絡化以前的時代。那時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不管政治立場如何不同，都懷疑和否定中文，甚至很多人連帶著否定漢語，文化激進主義態度是共同的。它們提出過“中文的拚音化方向”，“中文的拉丁化方向”，考慮或出台過相關改革方案。周邊國家的日語、越語、蒙語等等都歐化了，或半歐化了，中國人有點著急嗬，怕方塊字搭不上現代化的車嗬。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八十年代我到美國，發現華裔家長們大多禁止孩子們講中文，好像中文是病毒，躲都來不及。九十年代後期我再到美國，發現中文補習學校大大增多，有見識的華裔家長們倒過來了，擔心孩子們隻會說英語，遇到周末便把孩子往中文班裏送。
王堯：得過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們大多說過：雙語優勢很寶貴，你們千萬不要把中文丟了嗬。
韓少功：前幾天的報紙上說，全世界有兩千多萬外國人在學校裏學習中文，兩千多萬，嚇人的數字，你還能說是“危機”？形勢發生這樣的變化，不光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外國人都想來中國做生意——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中文的某些優點，包括作為工具的優點，正在被更多的人體會。美國人做過一個統計，英語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左右的新單詞，大部分是科技單詞，這對學習者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但中文的特點是以字組詞，可以用舊字組新詞，學新詞不一定要學新字，記憶的負擔可以相對減輕。“基因”，兩個字都是舊的。“激光”，兩個字也都是舊的。但組合起來就分別成為了新詞，意思大致可猜，大致可悟，一個小學生也可一知半解。英語中當然也有high er是個什麽東西。豈不是更麻煩？你再看化學元素周期表，中文詞造得很有條理，脈絡非常清楚，部首是“氣”旁、“金”旁、“石”旁的，一看就讓人大體知道是什麽東西，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氚”肯定是一種氣，“鈦”肯定是一種金屬。雖然可能讀不出，但基本意思不會錯到哪裏去。當然，這隻是些很小的例子，說明中文即使對科技工作來說也不一定是低劣的語言，至少在有些方麵還是有長處的。人們可以認為英語也自有其長，但沒有理由說表意文字就一定比表音文字全麵地差，沒有理由說中文一定要走拚音化和拉丁化的方向。
王堯：近代以來，漢語在亞洲的覆蓋麵是縮小了。
韓少功：中央帝國的朝貢體係崩潰以後，民族獨立總是伴隨著語言獨立的要求，日本、朝韓、越南等，都是這樣脫離了漢語，準確地說，是放棄了漢字，很大程度上走上了歐化和半歐化的道路。其中，日文是煮了一鍋夾生飯，一半借了漢文，一半是借了英文及其他西文，沒有把歐化進行到底。這種分崩離析有利於文化的多樣化，有利於各民族發展自己的特色文明，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割斷曆史：因為這些民族在古代都是用漢字的，現在一旦把漢字丟了，就不容易讀古籍了。人們了解自己的曆史都需翻譯，就像了解外國曆史。這方麵隻有日本還好一點。
王堯：中國推行了兩批簡化字以後，很多青年人也看不懂繁體字，但簡化字畢竟隻有那麽多，一個中學生稍微努力一下，也是可以直接讀古籍的，至少讀《史記》那種通曉平白的古漢語不會太難。
韓少功：另一個問題是，一個民族的語言獨立以後，如果語種太小，使用者太少，那麽在翻譯、出版等方麵就會出現大困難，造成知識引進和知識生產的障礙。我到蒙古去訪問，發現那裏總共隻有兩百萬人口，隻相當於中國三四個縣的人口規模。他們采用新蒙文以後，借用俄語字母，橫著寫而不是豎著寫了，中國內蒙的舊蒙文出版物也不適用了，書刊隻能靠自己出版。但介紹一本外國的文學或者學術，隻能印刷很少的冊數，相對的翻譯和出版成本實在太高，常常是沒法做。這種苦惱是大語種民族所難以知道的。
王堯：世界的競爭，說是經濟綜合國力的競爭，其實很大的方麵都是知識生產方麵的競爭。在一個知識的時代，語言起到很大的作用。
韓少功：這個問題在以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前些年，據說蒙古人談判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一口氣同意把關稅統統降為零，後來實行了一段，扛不住，又要悔棋，說中國人沒有這麽降，我們為什麽要降？這就是蒙古老鄉幹的事。奇怪嗎？其實不奇怪。圖書館裏沒有足夠的理論和資料，你要他們的經濟官員能有多精明？他們接受外來文化相對較少，所以較為單純和淳樸，喝酒，唱歌，待人很熱情，但總體來說，可能少了一些深刻。日本有一億多人口，比蒙古大多了，但也有很多翻譯和出版的困難。我在他們的書店裏，看到那種口袋書特別多，把外國的文學與學術都編寫成簡化版，什麽華勒斯坦，什麽哈耶克，什麽福柯，應有盡有，但大部分不是翻譯而是簡介，十幾分鍾或者幾十分鍾就可以讀下來，是小冊子，快餐化了。學生們最喜歡，便於拿來做題目應考。很多學者也喜歡，可以用來多快好省地做論文嗬。出版商們更樂意，因為出版簡介就可以繞過原作版權，不需要付版稅，省了錢。這些與語種規模也都是有關係的：你若是個出版商，翻譯出版大部頭原著就不得不考慮市場，而這個日文的學術市場比英文的、中文的、西班牙文的要小得多，不能不讓人謹慎從事。
王堯：相比之下，中國眼下有十三億人的市場空間和財政力量，可以建立一支相對完備的翻譯隊伍，建立較為完備的出版體係以及研究體係、教育體係，有利於對世界各民族文化進行廣泛的吸收。
韓少功：除了中國內地以外，還有台灣、香港，還有新加坡以及海外華人圈，翻譯和出版可以互相搭車，互相借力，成本就大大降低下去了，知識的引進和生產都較為容易。當然，中國眼下讀書人也多浮躁之氣，可能要不了多久，學術也會小冊子化，口袋書化，萬金油化。但船爛了也有幾斤釘，即便刨去人口的八成，中國還能剩下三億人，比很多小語種國家還是會多一些回旋空間。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直接用英文。如果說日本的語言歐化是煮了一鍋夾生飯，那麽印度就是煮了兩鍋飯：一鍋是精英階層用的英語，一鍋是下層百姓用的十幾種本土語，主要是印地語。這種兩鍋飯的狀態，雖然不利於內部文化交流和國家統一管理，但至少有一個精英階層進入大語種，可以在英語那裏借力和搭車。印度這些年軟件業發展迅速，不能不說是利用了英語的優勢。
王堯：新加坡人口不多，但漢語資源豐富，看它的《聯合早報》，就會發現他們使用漢語資源的聰明之處。
韓少功：新加坡以華人為主要族群，與漢語本就有不解之緣。李光耀是聰明人，搞了多年的洋務以後，決心把中文地位給恢複起來。這樣他們既有英文又有中文，都是大語種，利用曆史文化資源和西方文化資源都很方便，光是這一招就省下了多少開支嗬。比方有些書不用自己翻譯出版，進口台灣、香港的就行了。我在韓國的時候，聽說韓國的知識界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一派主張韓文直接英文化，另一派則主張韓文退回中文。從知識生產成本的功利角度來說，這些考慮都是很自然的。
王堯：我在韓國逛書店，根本看不到在國內常見的現象，在國內，哪怕是縣城的書店，都有許多西方學術著作。中國對西方學術論著的翻譯出版，在世界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這與我們的語種和使用漢語的人眾多應該有關係。
韓少功：中國讀者是很幸運的。中國的翻譯、出版部門也是很幸運的，如果是在一個幾百萬人的小國家，你翻譯家和出版家都沒有多少事好幹。折騰一個維特根斯坦全集或者《追憶逝水年華》的全本出來，隻能印個幾十本，幾百本，不虧死了？
王堯：好像西方的學術界對我們中國能翻譯這麽多西方的書，也很驚訝，而且銷量這麽大。
韓少功：語種規模對文化演進的影響非常大，很多影響可能要今後時間久遠以後才看得更清楚。影響當然是多方麵的，大也有大的難處。比方說，一個人生活在大語種裏，母語基本上夠用，走南闖北都不需要換語言，了解國外也可依靠譯本，學外語的壓力就相對小。這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這樣普及英語教育，但因為缺少使用環境，學好了英語的並不多，能用好英語的就更少。包括大學裏這麽多教授，外語真好的並不多，寫封留學生推薦信，大多是讓學生自己代筆，這在國外都是公開的秘密。這恐怕是大語種國家的特色：不是大家不愛英語，是實在難學，實在難以鞏固。如果一個人生活在小語種國家，求學、求職、戀愛、看電影、哪怕開個小餐館，都可能同外國人交道，一抬腳就走出國門了，沒有外語怎麽生存？
王堯：以前說馬克思懂得好幾門外語，中國人一聽都驚奇得不得了。
韓少功：在歐洲的一些小國家，讀書人懂幾門外語是很多見的，不是太難。比如，拉丁語分裂出來的幾種語言，是剛分家的兄弟，血緣近親，差別不是特別大。據說一個西班牙人碰到一個意大利人，都沒學過對方的語言，但連說帶比畫，就能把對方的意思大致整明白。所以說：大國之民學外語難，小國之民學外語易；大國接受外來學術易——但依賴翻譯，小國接受外來學術難——但一旦接受就較為直接。
王堯：劉禾在美國研究過“跨語際實踐”，研究翻譯在文化建構中的特殊作用。她在書中提出，不同的語言是否不可通約？將一種文化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這究竟意味著什麽？
韓少功：這對於中國這樣的大語種國家就特別有意義。因為在這種國家裏，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讀書人，都是通過翻譯來接受外來文化的。翻譯過程中可能的誤解，以及這些誤解帶來文化反應，就特別多，也特別耐人尋味。
王堯：看來大語種文化在全人類的文化建設進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責任。
韓少功：一般來說，小語種的文化容易兩極化：要不是封閉，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現在英語一個個吃掉的都是這些小語種。但大語種文化規模龐大，內部有廣闊的翻譯和出版空間，既不容易封閉，也不容易被同化，在外來文化的強大衝擊之下，最可能進入一個文化嬗變和再生的漫長過程，最後變得似己非己，似它非它。這就是一種正常的文化演進，對於人類文化建設來說，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人類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也需要多樣，多樣是交流的前提。很多特殊的文化，很多特殊的人類經驗積累，保留在特定的語言裏麵，雖然在某一段時間裏顯得無足輕重，但說不定在什麽時候，就可能重新釋放能量，對解決人類某些危機而發揮獨特的作用。
王堯：記得很多年前，有人提倡世界語。
韓少功：但那種人造語言是工具主義的產物，也明顯帶有普遍主義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語言的文化性，幹淨整潔得連粗痞話都沒有。那種塑料語言和蒸餾語言，我覺得是毫無前途的。
王堯：後來又有人提倡全球英語化，實際上是從語言角度來支持“全盤西化”，可惜對語言仍然知之甚少。
韓少功：湖南的《書屋》雜誌就發表過一篇大文章，把中文罵得幾乎一無是處，把英文捧上了天，還質問：漢語產生過《聖經》這樣偉大的作品嗎？其實，《聖經》最初哪是用英文寫的？《聖經》誕生的時候，英文在哪裏？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機能
王堯：漢語在整個世界文化創造和知識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現在可以從漢語的文學寫作特點開始，接近這個問題，慢慢地展開。西方語言學上的變革，帶來文學批評和文化上的變化，對漢語的重新理解也會帶來眾多領域的變化。在這個背景下，再來看漢語的寫作，看白話文的曆史，以及漢語今後的走向，我們可以看得更通透一點。比方說，漢語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典故之多，《暗示》提到“言下有象”的時候，談到這一點。
韓少功：我在那本書裏沒有展開來談。其實，典故之多是漢語的重要特點之一，不僅表現出漢語的曆史悠久，積累深厚，而且表現出漢文化強於實踐性、感覺性、具象性的獨特文化傳統。成語裏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個故事，一個具體案例，一個提供意義的完整語境，“拔苗助長”、“葉公好龍”、“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這樣。比方說你使用“退避三舍”，雖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讓”、“避讓”、“忍讓”，但這個典故的豐富含義和準確含義，是這些詞不能完全表達的。為什麽退避？這裏麵有情感，有感恩報德的來由。為什麽不多不少退了個三舍？這裏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與原則相衝突時的權衡。還有什麽叫“三舍”？這裏有曆史知識，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圍，可以讓人產生現場感和其他聯想。這就是說，典故最大限度保存著話語的語境，盡力保存相關判斷的實踐性、感覺性、具象性，是一種準文學化語言，或者說是一種“活性”語言。一般來說，語言是對事物的一種符號抽象，但在抽象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還原具象，始終引導一種對實際生活的關注，就是典故的特點。成語典故潛藏著中國古人特有的一種哲學態度，表現出中國人更善於用實踐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來推動思維。
王堯：可以與之比照的是，古代歐洲人崇尚公理化，長於概念抽象和邏輯演繹。
韓少功：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們科學與宗教的興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義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種話語的語境，這些問題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得到足夠的反省。但一個不懂中文的國外學者，可能很難從語言的角度來展開這種反省。
王堯：英語中也有成語。
韓少功：是有，但相對於中文來說非常少。英語有一點來自神話或宗教的典故，有一點來自現代俚語中的典故，但總的來說很少，不像中國人，一開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語，哪怕一個農民也是這樣。大家習以為常毫無感覺，但對學習中文的外國人構成了最可怕的障礙。他們一聽到你說成語，就發懵，就一頭霧水。口譯員們最明白這一點，常常一聽到成語就繞過去，或者適當地簡化掉。
王堯：英語倒是有較為嚴密的語法體係。
韓少功：中國人正是借鑒這個體係，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現代漢語。但這個“法治”還沒有學到家，在表示時態、語態等方麵暫時無法可依，或是立法不嚴，有較大的模糊空間。中文裏有很多弱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現象，受形式邏輯的浸染較淺，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體把握，靠詞語顆粒之間的關係默契，才能顯示出來。報上的體育欄目裏常說“中國隊大敗某某隊”，或者說“中國隊大勝某某隊”，意思居然是一樣的，“勝”與“敗”都是勝了。不有點荒唐嗎？在這裏，意思不取決於“勝”或者“敗”，隻取決於詞序安排，還有那個“大”。“大”一下，情緒上來了，意思就明確了，後麵說什麽都不要緊。據說，陳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夾生飯式的現代漢語語法，說《馬氏文通》，其實不通。
王堯：這時候可能是語感比語法更重要。
韓少功：各種語言的詞匯資源也不一樣。比如，中文裏說到顏色，有黑、白、紅、綠這一類詞。但英語裏冒出一個none，意思是“非白”。什麽是“非白”？黑、紅、綠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學等等也是“非白”嗬，這個詞管天管地漫無邊際，豈不是怪怪的？顯然，這個詞就不是從實踐歸納出來的，是用邏輯演繹出來的，就像數學家們可以從實數演繹出虛數，不可實證和較真，但有時候也管用。又比如說吧，大名鼎鼎的being，幾乎貫串整個歐洲學術史，從亞裏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爾，是一個形而上學的中心詞，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既難翻譯也難解讀。它曾經被譯成“存在”、“生命”、“本質”、“規定”、“是”、“在”，還有“人”（human being）……攪成了一鍋粥。其實所有這些概念加起來，才是這個being。前人譯莎士比亞時，把它譯成“活著”，於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詞：“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我譯昆德拉的小說時也參照這一譯法，於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這種譯法的，說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麽being的原義是什麽？就是“是”。如果要像魯迅先生提倡的硬譯，哈姆雷特那句台詞應該是：“是還是不是，這是個問題。”昆德拉的書名也應該改成《關於是的不能承受之輕》。
王堯：這當然隻能讓中國讀者費解，因為中國人不習慣這樣說話，也不怎麽關注這個“是”。
韓少功：雖然也有過實事求“是”的說法，但“是”一般隻作聯係動詞：“我是人”，就是這樣用的。“是”有時候也用作代詞，比方“是人”，相當於“斯人”，意思就是“這個人”，但在現代漢語裏基本不這樣用了。可歐洲人不是這樣的，“是”對他們的意義太重要了。他們習慣於追求公理嗬，習慣於三段式的形式邏輯嗬，習慣於形而上地尋根究底嗬，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級、更重要、更神聖。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邏輯依據和合法程序需要嚴格查究。就像要領取一個上帝頒發的身份證，不然事物就沒有意義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樣焦慮萬分了。這樣，他們的這個“是”獨立了，靜止了，本身成了一個東西。成了一個常用名詞，甚至可以帶上冠詞，可以翻譯成“這個是”、“這個在”，“此是”、“此在”。這個東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大部分哲學都是圍繞事物的“是”展開。
如果說中國人隻是求解事物“是”什麽，是一種實踐指向，那麽歐洲人則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麽，“是”何以為是，是一種公理指向。換一句話說，中國人重thing，歐洲人重being；中國人重knoo know。為了實現這一點，英語詞性轉化靈活，輕鬆跳槽，不斷向上抽象化和演繹化，be可以加上一個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這樣一級級往邏輯迷宮裏轉化和掘進。難怪外國的哲學那麽難懂，那麽難譯，真是把中國學者一個個往瘋裏逼嗬。
他們的理性主義是這個風格，比如黑格爾；後理性主義也是這個風格，如海德格爾。很多書可以幾十頁不舉一個例子，不涉及任何實際，隻在抽象概念的天國裏長驅直入和苦打苦鬥，讓一般的中國人實在難以想象。儒家和道家都不是這樣的，隻有名家，還有西來的佛學，與之有點接近。otherness，one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nonbeing-ness，for-itself-ness，in-itself-ness……中國人一看到這些詞肯定頭就大了，正像他們一聽我們說成語典故頭就大了。
王堯：以前有人說“美不可譯”，看來文化特性也難譯。
韓少功：我不知道，是歐洲公理化思維造就了他們的語言，還是他們的語言促成了歐洲的公理化思維，但歐洲文化的遺傳特性，在理論語言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簡單地說，這構成了一張言必有理的邏輯之網，卻不一定是一麵言必有據的生活之鏡。形而上學，理性主義，乃至經院哲學，在這種語言裏水土相宜，如魚得水，似乎隻能在這一類語言裏，才能獲得抽象不斷升級和邏輯無限演繹的可能。
王堯：你這裏作的比較很有意思。語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個大課題，現在對中文成語的使用是用減法，當然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韓少功：成語減少，實際上是語言弱化文化性和強化工具性的過程，是當代漢語正在簡約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我想，我這裏的意思不會被誤解：我並不是主張一味地多用成語，也不是說英語這一類語言的抽象性和邏輯性有什麽不對，更不是說漢語與英語之間隻有差異性而沒有交集點。這都不是我的意思。我隻是側重地看一看：漢語與英語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機能。如果我們了解拉丁文、希臘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這一問題看得更清楚——可惜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王堯：語言文字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現代漢語也還在生長中，漢語寫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即使像魯迅這樣的語言大師，對現代漢語貢獻很大，也是提供了漢語寫作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認為，現代漢語的使用問題解決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因為有了魯迅，不能說我們現在隻能做修修補補的事情，這過於自卑了。
韓少功：我覺得漢語還處於一個再生的初始階段，魯迅那一輩隻是開始了而不是結束了這階段。中文是世界上唯一一種延續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和消失的大語種，經過了白話文的轉型以後，將來對人類社會會起到一個什麽樣的作用，真是一個我們無法估量的空間，是一個未知數。
王堯：語言決定了認識世界基本方式的差異，這種差異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區分開來。西方人有時不能理解中國的文化現象，他不能用漢語來思考，就進入不了角色。
韓少功：嚴格地說確實是這樣。這正像我們如果不學會外文，也不能更深入地了解外國文化。可惜我們仰慕西方的青年多，真正學好西方語言的少，而且西方語言似乎隻剩下一門英語，其他如法語、西班牙語、希臘語、荷蘭語就門庭冷落，小語種更是無人問津。我在中國民航去蒙古烏蘭巴托的飛機上，聽到廣播裏有英語和日語，但沒有蒙語，這種語言歧視真是既無禮又無知。
王堯：不懂得一個民族的語言，我們看他們的文化就總是隔了厚厚的一層。
韓少功：比如，我們有一個中文詞“國家”，把“國”與“家”組合在一起，體現了中國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倫理，一整套農耕文明傳統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麽翻譯和理解呢？很難。他們曾經把中文詞的“麵子”，翻譯和理解成“榮譽”、“尊嚴”、“體麵”，等等，後來發現都不大對。最近有一篇文章索性把它譯為：mianzi，幹脆來個音譯，當作一個全新概念。其實，每一種語言裏都有一些不可譯或者很難譯的詞，有一些不可譯或者很難譯的語法現象。恰恰是這些詞和語法現象，構成了特定文化資源的寶庫，值得譯者和讀者特別注意。朱光潛先生早就說過這一點。
王堯：不同的語言確實有著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與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有關。即使同一個語種，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區，區域文化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像蘇南與蘇北就不同。
韓少功：我讀古代的書有一個愛好，特別喜歡注意作者舉什麽樣的例子，打什麽樣的比方，注意這些例子和比方來自什麽樣的生存方式。我讀《墨子》的時候，發現他最喜歡用製陶、造車、築牆一類活動來打比方，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工程師，實幹家，成天在生產現場轉，肯定經常有一身臭汗，與孔子、孟子、荀子那一類白領不一樣。我讀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賀拉斯的時候，發現他們常常說到牧羊人，羊皮、馬、牛肉，很容易從中嗅出遊牧生活背景；還發現他們常常說到船、戰船、帆、船長、舵、航行、進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業繁榮的氣息。錢穆先生說，讀史一定要讀出人，這是對的。我們讀語言也一定要讀出生活，就像你說的要讀出蘇南和蘇北的生存方式來，如此才能設身處地地了解人文。
王堯：英語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語言很講究時態。
韓少功：可能就與他們的生活實踐有緊密聯係。我在農村務農的時候，發現農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年份，但對季節是念念不忘，農事活動嚴格依照季節進行，二十四個節氣是他們最重要和最真實的時間。由於季節是循環的，中國人也就比較容易接受時間循環的觀念，在語言中嚴格區分時態也就不是特別的必要。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人較容易接受佛教的轉世輪回說：過去就是未來，未來就是過去，兒孫就是祖輩，祖輩就是兒孫。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沒有這種長久的、廣泛的、深厚的農耕文明史，其時間意識很可能來自他們其他生活經驗，比如航海的經驗。在航海中，時間是在速度與距離中體現出來的。如果距離是直線延長的，那麽航行時間也是直線延長的，這一天和另一天，這一個月和下一個月，意味著航線上兩個絕不相同的位置，於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不可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環。這樣，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們，特別是與航海聯係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習慣於一種直線式的時間觀念，在語言中嚴格區分時態也就變得極其自然。
我不能確定語言中時態表達方式的差別就是這樣產生的。但我相信語言中的時態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一定受製於特定的時間意識，而不同文化裏的時間意識，一定與特定的生活經驗相關。生活是語言之母。
王堯：我們可以體會到語言現象和整個社會發展的現象是有關聯的。中國人表達時間是很模糊的，說“傍晚”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好長時間。陳子昂怎樣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無法言說的時空。所以中國人不會想到寫《時間史》一類著作的。
韓少功：歐洲人把時間作為一個特別核心的哲學問題進行研究，對時間的思考是很深的，著作車載鬥量。在中國，還有其他一些東方民族，看來是另外一種情況。印度人就不怎麽關心時間，隻關心永恒。大概就因為這一點，印度人也不大重視曆史，曆史與神話混雜在一起，不像是曆史。
寫作時應把語言這類問題忘掉
王堯：從《馬橋詞典》到《暗示》，你對語言的認識似乎有了兩次轉向。你對語言有過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馬橋辭典》有了風波以後，你自己說的比較少。
韓少功：談自己作品總是很乏味，這與風波什麽沒有關係。
王堯：從語言寫作角度來談《馬橋辭典》、《暗示》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韓少功：我的語言意識覺醒得比較晚，寫作上也沒有什麽語言上的特別。我從不單獨對語言給予什麽計較。總的態度是“用心而不刻意”。所謂“用心”，就是學習和研究語言時要認真；所謂“不刻意”，就是在寫作中使用語言時大可放鬆，大可隨心所欲。我相信語言是一個寫作者綜合素質的體現，需要水到渠成，就像蘇東坡說：“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得不止”，一下筆可以跟著感覺走。一個寫作者越是具有思想和審美的個性，他的世界就越豐富；反過來說，他越忠實地去表現這個世界的豐富，他的思想和審美個性就越強大。在這樣一個不斷互動的過程中，語言是他與世界的聯係，當然是一種有限的聯係。所謂“我手應我心”，常常不能完全地“應”上。但這也剛好使語言成了一個可以不斷創造的過程，從一個語言共同體來說，是一個眾人拾柴火焰高和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過程。
王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作家們對白話文寫作做出過很多嚐試。
韓少功：有些人國學底子好，古漢語是他們的重要資源，我們讀魯迅、錢鍾書等人的作品，還可以讀出明顯的書卷氣。有些人受西方作品的影響大，翻譯語言是他們的重要資源，巴金、郭沫若、曹禺、徐誌摩等人就是這樣，寫出的作品比較新派和洋派，差不多就是說中國事的歐美文學。還有些人注意從民間語言那裏取得資源，吸收俗語，吸收口語，是他們貼近社會底層生活的自然結果。沈從文、老舍、趙樹理等人在這一方麵尤有特色。汪曾祺說過，他每寫完一篇作品，都要拿來朗讀兩遍，也是十分注意口語化的。當然，資源隻是資源，並不能替代創造。不管是依重哪種資源，不管是追求哪種風格，都可能有生龍活虎的成功者，也可能有麵目可憎的模仿者、低能者、粗製濫造者。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覺悟，就是要對語言有感覺，知道什麽是好，什麽是糟；哪裏該短一點，哪裏該長一點；哪裏該再揉熟一下，哪裏就該樸拙、直白甚至殘缺……這裏沒有一定之規，隻能因時、因地、因事而取其宜。寫作經驗可以幫助一個寫作者做出判斷，但最好的語言往往又是違反和突破寫作經驗的，是出乎意料的，是妙手偶得，所以還是沒有一定之規。
王堯：一個寫作者不能沒有語言意識和語言感覺，也不能沒有必要的語言研究和語言訓練。
韓少功：但功夫在詩外，功夫在語言外，一味刻意地設計和製作某種語言風格，隻能是舍本求末。寫作的時候，他甚至應該把語言這一類問題完全忘掉，找到最恰當、最盡意、最有力量的表達就夠了。這就像一個人刻意表現自己的美，時時惦記著自己的美，肯定就美不起來，眉來眼去搔首弄姿，倒可能讓人大倒胃口。現在有一些說法，說“詩到語言止”，說“文學的全部隻是語言”。我讚同這些人重視語言的態度，但懷疑這些嚇人的說法，因為我怎麽聽，也隻能聽出一種對著鏡子千姿百態的味道。
王堯：《馬橋詞典》讓我們體會到語言在認識過程中起到非常關鍵性的作用，一些語詞不在我們的知識係統中，被屏除在外，反映了我們認識的局限。“馬橋”的語言在你的筆下整理出來，讓我們看到另外一種人生。
韓少功：《馬橋辭典》是對語言的微觀調查，當然也會涉及一些語言規律，比方說你說到的語言與知識係統的關係。語言是生活的產物，因此一個詞裏經常蘊藏著很豐富的東西，比方曆史經驗，人生智慧，意識形態，個人情感與社會成規的緊張關係。語言並不完全是自然的、公共的、客觀的、中立的、均衡分配的什麽東西，而是一份特定的符號檔案。我在蒙古的時候，知道蒙古人有關馬的詞匯特別多，一歲的馬，兩歲的馬，三歲的馬，如此等等，都有不同的名字。三歲的公馬，三歲的母馬，也有不同的名字。這在非牧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在《馬橋詞典》裏寫到一個“甜”，寫到馬橋人把很多美味都歸結為“甜”。為什麽會這樣？是馬橋人味覺遲鈍嗎？是馬橋人語言貧乏和孤陋寡聞嗎？可能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從這一個詞切入進去，我們有可能走進一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心理的、文化的大課堂。
王堯：《暗示》則是另外一種方式，是不是可以看成對《馬橋詞典》的補充？
韓少功：寫完《馬橋辭典》以後，我感覺有些生活現象從語言分析的這個框架裏遺漏了，或者說沒法放入這樣的框架。比方說“言外之義”，既然在“言外”，你怎麽去認識它？它是怎樣存在的？怎樣進入感知的？這時候我就想到了具象，也想到了語言與具象的關係。我覺得具象分析可能是另一個框架，並且與前一個框架有形成互補的可能。走到這一步，我當然需要展開對語言哲學的反思。
王堯：語言學，語言哲學，在相當多的一些國家人文學界成了一門顯學。
韓少功：大概自維特根斯坦開始，西方很多哲學家把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於是潮流大變，哲學家都成了半個語言學家，被人稱之為“語言學轉向”。說實話，我寫《馬橋詞典》就是多多少少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啟發。但構想《暗示》的時候，我缺乏這種依托了，找不到現存的理論路線了。我讀過國內外一些資料，沒有發現多少用得著的東西。阿爾都塞、拉康、福柯談到過“非言說”的語言禁區，都隻是從意識形態壓迫這方麵立言，隻是我關心範圍的一小部分。倒是中國漢魏時期王弼等人的“言象意”之辯，還能給我一點點線索。我谘詢過一些專家學者，包括劉禾。她說你這個思路很有意思，可以大膽走下去，最好能寫成一本理論。據她所知，西方學者們在電影、攝影、廣告方麵都有些具體研究，但統納到具象這一題目下來展開思考的還少見。我無意做理論著作，也做不了。我還是隻能立足於自己的生活感受，隻能在不同的文體中穿插，來點不講規則的遊擊戰。也許中文是一個很方便打遊擊戰的武器，也許筆記體文學也是一個最方便打遊擊戰的武器。我在《暗示》裏有點同“語言學轉向”擰著幹的野心，好像要跳到語言之外，對語言這個符號體係給予懷疑、挑戰、拆解，最後追擊到邏各斯中心主義這個老巢，重炮猛轟一通。我不大讚成西方學界那個“人——言”的分析框架，傾向於使用“人——符號（象+言）”的框架。
王堯：但你似乎並不完全認同“眼球文化”、“讀圖時代”這一類說法。
韓少功：視覺隻是具象感覺的一部分，並不是我要說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語言和具象實際上不可割裂。我花了很多篇幅來描述它們之間的互在和互動，並不讚同一些所謂反語言主義者的片麵和誇張。我喜歡電腦從業者們經常用到一個詞，叫“信息壓縮”。
王堯：在一個符號裏壓縮很多信息。
韓少功：比方把很多編碼壓縮成一個簡碼。壓縮以後，使用者們可能隻記住了簡碼，隻知道簡碼，對壓縮內容和壓縮過程完全忽略。我以為語言與具象就是這樣一種互相壓縮的關係。比方說“革命”這一個詞，不同的人給它壓縮了不同的具象。有一個老師曾經要求學生寫出他們聽到“革命”這個詞的瞬間聯想，結果學生寫出來的各各不一：有紅旗，有紅軍，有父親，有手風琴，有廣場，有官員，有電腦，有黃河，有風暴，還有菜市場……這就是說，“革命”留給這些少年的心理想象是不一樣的。這些可能來自父親對兒子的教訓，也可能來自一次美妙的參觀旅行，或者是電視裏飛速發展的經濟建設，如此等等。“革命”這個詞被人們頻繁使用，但在每個人心中引起的具象感覺千差萬別，實際上也就是深層含義的不盡相同。
反過來說，人們也會在一個具象裏壓縮很多語言，比如有一件軍裝擺在麵前，有的人會覺得親切，因為他當過幾年兵；有的人會感到恐怖，因為他在“文革”軍管時期挨過整；有的人可能不以為然，因為他知道現在當兵的沒有幾個錢，比炒期貨炒樓盤差遠了；還有的人可能喜不自禁，因為他聽說過特種兵神通廣大的故事，早就想學上幾招。這樣，很多由語言組成的記憶、知識、故事壓縮在一件軍裝裏，使人們產生了不同的心理反應，使這件軍裝產生了因人而異的符號功能。
在我看來，語言與具象是不同的信息壓縮簡碼，在實際生活中互相激發，互相控製，互相蘊含。這大概才是人類心智活動一個較為完整的圖景。言外之義，或者有言無義，或者一言多義，這一類現象也才可以得到大體把握。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和澄清這些關係，是我在《暗示》中要達到的目標之一。
王堯：如果《馬橋詞典》是順應了“語言學轉向”，那麽《暗示》是對這種轉向提出一種反動，是另外的一種的轉向。這種轉向如何命名？
韓少功：有一個老詞叫“否定之否定”。從《馬橋詞典》到《暗示》就是這樣一個過程。該怎麽命名這後一半？我還沒主意。
王堯：把語言問題和我們變化了的生活實際打通，這對於我們每一個處在這個生活中間的人都有啟發，可能是很好的交流的話題。
韓少功：我說出個人的感受，並不保證它能取代其他人的經驗。我在附錄中強調了這一點，申明這隻是一份孤證，法庭無須采信。我關切社會和曆史這樣的大事，但願意與普遍主義的、本質主義的宏大敘事保持距離，退回到一種比較個人化的立場，也是一種文學的立場。小說小說，為什麽是“小”？因為小說家不是寫法律、寫政策、寫社論，而是個人化的表達，不強加他人。
我並不是方言主義者
王堯：使用普通話以後，語言作為一種有效的交流工具，使互相隔絕的各個方言區得到溝通。但放棄一些方言以後，很多文化的遺存瓦解掉了。這也是一種損耗。
韓少功：普通話是一個民族國家建製的一部分，所以也常常叫做“國語”，有時也叫做“官話”。其實所謂普通話本來也是方言。當年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如果一時心血來潮，搞點家鄉主義，把湖南話定為官話怎麽辦？那一來，北方話就成為方言了。所以就語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會功能來說，我不承認有什麽普通話，隻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區別。北方話是大方言，湖南話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堯：但民族國家的管理把某種方言變成了普通話，提升為一種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這種方言發生了變化。
韓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擴張，普通話也在中國境內擴張，而且像英文一樣曾經借助國家權力的推動。這樣做的好處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話出現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現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強的趨勢。我們說老舍、鄧友梅、林斤瀾、陳建功、王朔的北方話很“地道”，又說廣東、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寫的北方話“不地道”，為什麽？因為前者寫的實際上是方言，或者說是作為方言的北方話；而後者寫的是普通話，是作為普通話的北方話。兩個“北方話”不是一回事。前者文化性更強，所以更豐富，更鮮活，更多形象和氛圍，更有創新的能量——這都是文化的應有之義。而後者隻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順，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就是少了創新的動力。
王堯：有些外地作家常常對京城作家既羨慕又不服氣，覺得他們在語言上占有天然優勢。
韓少功：這是沒有辦法的，就像印度、菲律賓、南非等地的作家看英國作家，也是沒有辦法的。這些作家如果想獲得普通話的文化活力，一般的辦法，隻能是從他們的本土方言中去找，從他們的母語中去找。陝西話“養眼”，意思是漂亮、美好，比如說“那個女孩真是養眼”。有點意思吧？廣東話說“生猛”，也有點意思吧？這些就是由外地作家引入普通話的方言詞。很多外地作家都在做這樣的工作。
王堯：東北的、西北的、四川的作家做得似乎方便一點，但南方各方言區的作家也在努力地做。
韓少功：從世界範圍來看，印度、菲律賓、南非等地的很多作家也在這樣豐富和改造著英語，使英語變得五花八門。對於保存和發展文化來說，這未嚐不是好事。但這種普通話的豐富和改造還是有限的，並不能取代方言。有些陝西的、湖南的、江蘇的、廣東的笑話，還是無法翻譯成普通話，一翻譯就沒有意思了，不好笑了。可見語言中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就像數學中的質數，與別的數沒有公約數，無法進行通分。在另一方麵，對普通話的豐富和改造，一般也隻發生在文學領域，包括口頭文學與書寫文學，對文學以外的領域作用很小。就算有作用的話，也是一個滯後和緩慢的過程。現在有很多計算機翻譯軟件，翻譯商務語言、政務語言、科技語言、旅遊語言以及一般理論語言，大體還行，就是很難翻譯文學。用最好的軟件來翻譯文學，也不能省力，隻能添亂，添大亂，任何一個文學翻譯者都不會做這種傻事。因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美國一個研究翻譯機的專家說過：“翻譯機能翻譯文字，但不能翻譯文化。”我在一篇文章裏引用過他這一句話，說明翻譯機隻能適用於那種最大公約數式的語言，即工具性的語言，對於文化精微處的表達，幫不上多少忙。這不是技術暫時過不過關的問題，是語言的文化性本身具有非邏輯、非公共的特點，與計算機的基本工作原理相衝突。
王堯：如果語言隻是工具，翻譯軟件當然是可以行得通的。語言不是這樣簡單的事情。
韓少功：以為語言都可以通過機器來翻譯，是工具主義、技術主義、理性主義的信念。白話文運動以後，很多語言學家和語言政策專家都抱有這一種信念，即把語言看成一種純粹工具。
王堯：在寫作中的使用方言，其文化意義現在需要重新認識。
韓少功：出於專業的本能，我對於一切方言的寫作都直覺地表示支持。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還有《金瓶梅》，裏麵就有很多方言。我不能想象，如果中國沒有四大名著，如果中國沒有老舍、沈從文、趙樹理、艾蕪、周立波這樣一些作家，中文會是一個什麽樣子。當然，全世界的語言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中文是一個語種，內部各種方言是亞語種，在更下的層次，還可能有亞亞語種。不同層麵都有相似的問題，比如說工具性與文化性的關係問題，公共性與非公共性的關係問題，還有精華與糟粕的雜處共存問題。方言可能是地方性的“官話”，也有工具性的功能，更不可能都是精華。我並沒有方言主義。我們談了語言的文化性，但並沒有說這些文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借助對外交流的工具，不意味著語言的工具性就是一個貶詞。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異不能兩全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做出一些權衡和妥協。這也是我眼下寫作的常態。我盡量保全方言中比較精華的東西，發掘語言中那些有豐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遺存，但我不能寫得人家看不懂，必須有分寸地選擇和改造，慎之又慎。還好，連《馬橋詞典》這樣的書都翻譯了好幾種外文，好像外國讀者也能接受個大概，使我對這種寫作態度更有信心。
王堯：我們必須看到語言是公共化和非公共化的兩麵，至少這兩個麵我們都要注意，我們在不同的領域運用漢語的時候，會有一些區別。
韓少功：當然，寫合同與寫小說就是運用不同的語言，雖然它們都是方塊字。前者顯然會更注重公共化的一麵。
單一和同質是毀滅的狀態
王堯：現在最容易變得糟糕的是語言。我覺得中國人在這方麵壓力很大，各種語言產品都在衝擊著我們，我們一不小心，就會把語言變成糟糕的東西，變成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靈脫節的一種東西。
韓少功：有一個法國作家薩娜拉芙女士曾對我說：她研究法國中學生的語言，發現他們的祈使句裏沒有“假如你”這種虛擬方式了，隻剩下“我要”，也就是不委婉了，不謙讓了，一個個都自我得咄咄逼人了，有“我”無“你”了。現在電視、網絡、廣告、卡通片，等等，對語言演變的影響很大，也許應該有更多的人來展開類似的調查，包括調查一下你說過的成語減少現象。我常常看到中央電視台上的字幕出錯，有時四個字的成語，居然會錯兩個字，甚至三個字，弄得意思完全不可解，但記者、編輯、編審就是沒有看出來。好像外國人難懂中國的成語，中國人也不懂自己的成語了。美國作家桑塔格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比斯大林主義更具有毀滅性，並沒有誇大其詞。“文革”時期，雖然文化人挨整，但文化人即便關進了牛棚，大多數內心裏還是惦記著文化的，老百姓也是悄悄尊敬文化的。我當時在鄉下當夜校老師，農民一天累下來，晚上還是踴躍地來讀書識字，一個個興衝衝的。現在呢，雖然教育規模大得多了，高學曆的人滿街走，但文化在很多人的內心已經灰了，已經死了。黃子平說過，現在書店裏書似乎不少，但大多數是“hoo”的書，即隻管“怎麽做”的書：怎麽談判，怎麽戀愛，怎麽炒股，怎麽演講，怎麽公關，怎麽修車，怎麽美容，怎麽留學，怎麽搞定你的上級……書上的語言無一不是平白、粗糙以及輕浮的，大多充斥著陳詞濫調。這是一個工具書的時代，是知識工具化和文化工具化的時代。文化繁榮的真相其實是文化空白，因為文化已經缺少價值準則和精神方向，已經沒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動力，隻不過是賺錢牟利的工具。語言的工具主義趨向，隻是這個時代潮流的一個部分。
王堯：從整個曆史上來說，文化一方麵是趨同化，但是同樣還有一個趨異化。
韓少功：同與異是互相依存的。沒有異，哪來同？還需要什麽趨同？沒有同，何以識異和辨異？怎麽可能趨異？比方說沒有共同的尺度，怎麽能知道你長我短？沒有共同的視覺，怎麽知道你黑我白？因為一種不恰當的理解和宣傳，因為文化單元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近些年有些人把文化的趨同化抬到了不合理的高度，開口就是“走向世界”、“世界文學”、“全球一體化”、“與國際接軌”、差不多成了一些心急火燎的“接軌分子”。很多中國作家不是走出去了嗎？不是走出去已經十多年了嗎？他們在國外把英語學好了，說溜了，但那大多隻是工具英語，所以反而有了表達困難，有點不中不西的感覺，有點沒根沒基的感覺，就像一些用普通話寫作的方言區作家，告別了方言，學會了簡化版普通話，覺得這種話與自己的生活感受還是隔了一層，自己的語言資源在漸漸枯竭。北島就一直想多回到中國走走，找回對漢語的感覺，加強自己與漢語的聯係。當然也有些作家做出另外的選擇，比如昆德拉。他索性用法語來寫作了。
王堯：旅外作家放棄母語寫作的，好像歐洲作家比較多，納博柯夫也是從俄語轉向英語。但中國作家放棄母語的實在很少。
韓少功：昆德拉法語寫作還不靈的時候，就說過他的每一部作品就是為翻譯準備的，因此必須放棄捷克語中一些意義含混的詞，雖然是很有意味的詞。可見昆德拉一開始就決心投入大語種，決心讓自己國際化。這沒有什麽不好。他為全人類寫作的偉大抱負無可厚非，何況捷語是一個較小語種，這樣小的出版市場可能不夠養活他。但我不知道他的法語能精通到什麽程度，能不能與那些法國本土作家一決高低。我也不知道他放棄了捷語中很多文化遺產以後，是否覺得有點可惜，是否覺得這不光是他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作家可以選擇任何一種語言來寫作，選擇任何一種語言也都可能寫出偉大作品，因為語言畢竟隻是文學的一個因素，不是全部因素。我們既可以寄望於北島，也可以寄望於昆德拉，以及所有在世界語言版圖上流浪的作家。但我們不必相信什麽世界語，正如我們不必相信什麽文化的全球一體化。
王堯：如果這個世界隻有趨同化的話，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語言及其文化的多樣性的話，整個文明的前途便岌岌可危。
韓少功：單一和同質是毀滅的狀態，不是生命的狀態。我們可以想一想，地球若像月亮一樣，遍地荒漠，那就單一了，同質了，植物和動物無從區分，土地和河流也彼此無異。那樣一片混沌和冷寂之地，還可能是文明的世界嗎？
王堯：其實你對英文並沒有成見，曾經到大學裏去專門進修英文。你現在還經常讀英文著作嗎？
韓少功：經常讀一點。我在海南省作協主事的時候，給編輯們訂了好幾種外文雜誌。我還抓過一次英文考試，機關裏五十歲以下的員工都要參考。試卷歸我出。考試及格的人，拿一萬塊錢獎金。
王堯：大獎嗬！你確實沒有語言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