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影子人物
十四 影子人物
紅色中國向全世界輸出革命，這個城市成為神秘的基地之一。離城市七八十公裏的山坡上，一片樹林子裏，一座沒有掛牌的樓房，架有鐵塔天線並有軍人守衛，是東南亞某國共產黨的一個廣播電台——這事多少年後才為公眾所知，樓房成了一個遊者出入的曆史遺跡。來自幾個東南亞國家的紅色幹部子弟，還有些烈士遺孤，安頓在遠郊一個學校。我們曾去那裏舉行籃球友誼賽，向對方球友贈送毛主席像章。我的一位大齡同學，好像姓羅，記不太清楚了，還在那裏交上一位女友，據說是菲共首腦的女兒。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窩，中國話學得很快，最喜歡打乒乓球。
羅同學帶這位女孩來到學校，說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參戰抗美，不巧被解放軍的空防部隊抓住，押解回國，慘透了。不過，他說他還要去的，等到東南亞全解放，哥們可能混成一個旅長或師長，到時候一定邀我去旅遊，飽吃那裏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國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說的。
我下鄉後還見過這位羅同學。他不知為何沒去越南，紅色公主似乎也沒下文。但他同我說起了馬濤，一個他無比崇拜卻無緣得見的思想大俠，知青江湖中名聲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紅衛兵小報的主筆。
“你是說馬濤？我認識嗬。”
他圓睜雙眼，把我當恐龍上下打量，“吹吧，騙誰呢？”
“吹什麽？他妹妹將來說不定還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點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於嗎？我有什麽必要騙你？”
“你真的……認識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懶得同你說了。”
“親愛的，那你一定要帶我去認識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買來一支冰棍遞給我。
他從抽屜裏搬出一本剪報，裏麵有不少馬濤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潛伏哨”“小人物”一類，都是紅衛兵小報上的時論。他又掏出一個筆記本，裏麵密密麻麻有各種他抄錄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醫生。
勝利的最大秘密，在於等待對手犯錯。
青春——與年齡無關的熱情。
……
“你聽聽，說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個中學生，你說他腦子是怎麽長的？聽說他的數學，初中時就自學到高中，覺得物理課本沒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編寫了一套。有這事嗎？聽說他很多的文章都不打草稿，直接往蠟紙上刻……”他興衝衝向我打聽各種細節，又翻動紙頁，溫習下一句格言。
我無法證實傳說，也無法確定那些格言都出自馬濤。我略感吃驚的是，濤哥什麽時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許是時間長了，接觸多了，見多不怪，加上馬楠這一層關係，我倒也沒覺得他神奇到哪裏去。他沒叼煙鬥，沒披風衣，沒戴花呢貝雷帽，沒敲擊打字機並且在壁掛地圖前踱來踱去，不像個來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黨魁。“托洛次基同誌……”他沒這樣嘟囔過。“阿芙樂爾巡洋艦在哪裏？……”他沒這樣打過電話。雖說鼻梁高挺，眉骨峻突，隱有幾分淩厲之氣，但他那虎背熊腰拿去扛包還合適，戳在哪裏打鐵或夯地也合適，說到底也就是一普通人，在民辦中學混過的高中畢業生吧——當時很多低下家庭背景的學生，地主或資本家的子弟，隻能去這種學校，隱在小巷裏的那種，連操場都不一定有。
這位濤哥似乎還有一點點笨，一點點癡。他對自己入迷的書過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準確鎖定哪一頁，講一個小說或電影裏的故事，也能風生水起和精確無誤。但他就是不大記人，是個“大字先生”——農民們對粗心人的另一種說法。據說他下鄉後，把村裏的姓王的叫成姓劉的，把殺豬的叫成彈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亂村裏人的輩分和姓氏，被旁人糾正了，下次還可能錯。他在三〇一國道邊一個知青戶住過兩天又吃又喝，還拿走人家幾毛錢搭乘汽車，但那位債權人後來見到他，他根本不記得，理都沒理，隻看了一眼便倒在床上繼續讀書，把對方氣得臉紅脖子粗。“什麽人呢？怎麽這樣白眼狼？他去我們那裏流竄，誰不是把他當祖宗供著？他擔過一次水麽？劈過一根柴麽？擺過一次筷子麽？”
有人把這些悲憤萬分的話轉述給馬濤。
馬濤很奇怪，“有這事？我怎麽一點印象都沒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他身邊的人都知道，掃帚倒在地上，他路過好幾次也不扶；飯燒焦了，他路過好幾次也不熄火。這都是他的常態。也就是說，很多時候他的世界裏完全沒有掃帚、飯鍋這一類婆婆媽媽的小事。
回城過春節了，他與同行的知青們想省錢，賊頭賊腦地“打溜票”上火車。碰到乘務員巡車查票，有的人鑽廁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車廂下後車廂上，還有的嗷嗷直叫裝聾啞人，拿一條圍巾蒙麵裝麻風病人，或是聯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計……總之是花樣百出各顯神通，讓查票的顧此失彼，防不勝防。結果大家都紛紛過關了，唯有他當大爺呆呆地坐等奇跡發生，最終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開口就承認自己沒買票，承認自己也沒錢買票，氣得夥伴們一個個痛不欲生大加埋怨。“天下還有這樣的豬腦袋？他就不會說車票被小偷偷走了？不會說車票不小心丟了？”
“像他這樣的木瓜，抓進鬼子的憲兵隊，肯定第一個斃了！”有人對他的智能水準也大生懷疑。
他供認不諱，自證其罪，被乘警帶走，在終點車站掛一個“流竄犯”的紙牌，與其他盜賊、騙子什麽的一起，麵對廣場示眾三日，算是折抵車資接受懲罰。幾個夥伴去接他回家時，他不知在哪裏睡過，與一些什麽家夥親密過，頭發結成了塊，身上冒出一股濃濃的溲味，臉上好幾處紅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似乎不大在意，見到夥伴的第一句話是：“告訴你們，我知道維特根斯坦錯在哪裏了。”
“你說什麽？”大家如同聽到火星語。
“何胖子根本沒讀懂，對懷特海的解釋也純屬胡扯！”
他把提袋丟給夥伴，自己這就去找何胖子。他要與那位化工廠的鍋爐工就歐洲現代哲學一決勝負，不殺個人仰馬翻決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個澡吧？”他妹妹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麽了，一身臭氣也不怕熏了別人一家？”
他愣了一下，這才注意到自己的全身，發現自己確實成了一顆毒氣彈，便沒再說什麽。
多年後，他已遠在太平洋的那一邊，音信渺茫，相見時難，但還是不時潛入我的恍惚，觸動我內心中柔軟的一角。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陰暗的歲月，在我父母雙雙收監審查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開我的那一段，經常與我散步在街頭，兄長一樣熱情地解說和鼓動，填補了我身邊的空白。我得感激他引我走入知識之途——盡管他的不少說法並非牢不可破（比如我一度跟著他確信當時的社會積弊是“資產階級複辟”和“修正主義專政”），盡管他的某些興趣話題不無可疑（比如我曾經跟著他熱情關注那些八竿子打不到的四十七軍或三十八軍），盡管他對我的耐心漸少，刻薄之語讓人難以忍受（你怎麽連這個都不懂？你怎麽還不去一頭撞死？）……但我還是承認，他是第一個劃火柴的人，點燃了茫茫暗夜裏我窗口的油燈，照亮了我的整個少年時代。
書是一個好東西，至少能通向一個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歡樂依據的世界，足以補償物質的匱乏。當一個人在曆史中隱身遨遊，在哲學中親曆探險，在鄉村一盞油燈下為作家們筆下的冉·阿讓或瑪絲洛娃傷心流淚，他就有了充實感，有了更多價值的收益，如同一個窮人另有隱秘的金礦，隱秘的提款權，隱秘的財產保險單，不會過於心慌。這樣，從毛澤東的《實踐論》，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從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漢吉拉斯，我就是在馬濤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過青春。借來的、抄來的、偷來的書塞了滿腦子以後，我甚至像圈子裏的各位哥們姐們，差不多長出了一張馬濤的嘴，動不動就“我以為”或“倘如此”（魯迅常用語），動不動就蹦一個“邏各斯”或摔一個“布爾喬亞”（“邏輯”或“資產階級”的舊譯），說話口氣回到手搖留聲機時代，回到繁體字和長布衫的時代，暗示自己的學養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過的，一聽到馬濤推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書店，一進門就大喊：“買一本幼稚病”——顯然是未能記住長長的書名。
一位老頭營業員愣了，“你是要看病？這裏不是醫院嗬。”
“不，我是要買書！”
“那你上二樓看看。治病的書在那裏。”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們都是左派。你從哪個螺螄殼裏拱出來，敢說我們有病？”
我可能真是記錯了。那麽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還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衛軍的幼稚病，還是鐵道遊擊隊的左派病（我剛看過這幾本有關戰爭的小說）？……我想了好一陣，越想腦子裏越亂。老頭取來的幾本幼兒書，當然也是離題萬裏。我隻得摸摸腦袋，悻悻地離去，讓幾位營業員在我身後麵麵相覷。
出門便遇到小安子。她聽我說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個指頭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幾個指頭？”
“一個麽。”
她加上一個指頭晃了晃，“這是幾個？”
“你什麽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腦積水了。”
“你才腦積水呢。”
“你不會說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吧？小菜瓜，告訴你，馬濤那種狂人純粹是飛蛾撲火，充其量是一點飛蛾之誌。你最好離他遠一點。”
她翻一個白眼，揚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