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吊海瑞詩》

  《吊海瑞詩》


  自古以直而為官者，謂唐魏征，身份最為顯赫，魏征是個千古有名的諍臣，正直敢言，不畏強權，對於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起到了強大的作用。用賢才則朝堂興，魏征遇到了唐太宗這樣的明君，有效發揮了他的才能，雖然太宗為魏征的正直，敢言惱怒不已，但有長孫皇後這樣的賢內助輔佐太宗，終是給魏政撐了腰，不畏權威，冒死直言犯諫。再者，唐太宗可謂是善於用人，魏征是個真誠、為國家好的人，有道是忠言逆耳利於行，太宗更加的器重於他。在魏征死後太宗痛哭流涕，說“朕失一諍臣也，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之所以有魏征這樣的諍臣，太宗所做不利於國家的事，都能被及時的糾正。


  而在反觀包拯，同樣是宋仁宗時期一個正直大臣，他也是一個不畏強權，正直敢言，鐵麵無私，心向社稷百姓的人。從他能狠心將自己犯罪的侄子問斬，便可以看出法無私情，他是一個遵法依法的人，世人因此來說他不近乎人情，依我看，他之所以如此的剛正不阿，那是因為他自小見證的自己的親人被縣官冤死，因此便生出了正義感，想著身體立行，遵從法律，改變貪汙的局麵，而他能從眾官員中夠脫穎而出，做到宋朝的大理寺卿，也是因為仁宗是一個明君。


  而在觀明朝海瑞，他也是一個正直敢言，不畏強權，心懷正義，堅守原則的人。可他的一生卻連連受挫，那是因為他不懂得為人圓滑之道。為官清廉，觸碰到了他人的利益，再者沒有遇見唐太宗，宋仁宗這樣的明君，從他在棺材鋪裏買好了棺材，並且將自己的家人托付給了朋友，大膽的上《治安疏》，批評世宗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弊端，揭發官場的弊端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同時提出改革意見，希望統治者能夠采納，然而明世宗讀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憤怒，竟把《治安疏》扔在地上，還想找出其中指使之人，連同獲罪。明世宗終是不願做紂王，將海瑞處死，成其比幹良臣之名，隻好將其打入大牢。


  明世宗這個人心慕道術，又玩弄政治手段，把持朝政，使嚴嵩和徐階兩黨分明，互相權衡對抗。一個人的是非功過，是由大眾才評價的。徐階當政維護了大眾百姓的利益，因為做事了（顧忌自己的利益即貪的同時也維護了大眾百姓的利益），而嚴嵩顧忌了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卻沒有對大眾做太多好事，而評價他倆的是大眾百姓，所以我們當然認為徐階好而嚴嵩奸人。徐階做事有點清流也是內心利益趨使讓自己貪的同時還能千古流芳，這一點還是徐階更高一籌。


  嘉靖皇帝可謂是一個擁有極深的城府、大手腕的君主了，數十年不上朝堂，卻能把持朝臣，社會沒出現大的紊亂，這是他的厲害之處。但不管怎麽說，自明朝武宗朱厚照，荒廢國政以來，明朝便已開始走下坡路了，而世宗還不思進取，貪戀道術，玩弄心機。雖然嘉靖皇帝死後，由張居正持政，實行一條鞭法，但未能廣泛施行，民生疲勞困苦，君主又好疑，張居正雖總覽朝政，但終未能使國家中興，直到清朝統治者入關，才緩緩實行。明朝的臣子多半都是權臣，不是宦官把持朝政，像汪直，劉瑾，魏忠賢就出現社會動蕩的局麵，再者便是嚴嵩，徐階，張居正這些心機極深的朝臣，不過我這話說的也有些問題，人家沒有強的政治手段，又怎能坐到那個位置上呢？明太祖朱元璋大肆殺害臣下，為太子掃清異黨，故明朝臣子多半都相當韜光養晦，隱忍待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利益熏心之徒。


  海瑞的出現真是一股清流，正如老子所說，福之禍之所倚，禍之福之所伏，海瑞因上疏，直諫而獲罪，但也因此而脫穎而出，鋒芒畢露，成為當時明朝的一股清流，他出獄之後便開始升遷，到地方為官，革除弊端，愛護民眾，使貪官汙吏皆為震懼，而爭相誹謗，由此可知，人即不能過直，太剛強，又不能昧著良心，魚肉百姓，無所作為，中庸之道，可謂是一門精深的學問呀。


  作為封建統治來說，海瑞為官可用，但是不能重用，其可用之處在於革除弊端，引導民眾，凝聚民心，對抗腐敗之政，幹史的作風，有利於實行新法。其不可用之處，封建統治之下，大多都是權勢，海瑞為人太過剛強，秉性正直，以清廉自守，仿佛時刻和那些權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豈能為那些人所容，再者他太幹淨，所以沒錢交際，他一輩子也不能入閣，進不了權力中樞。因為他沒有自己的勢力。但凡進入內閣的，家底肯定不差。他也隻能用來地方治世，發揚善政，而不能用作權臣。如果這樣的人才，出現在當世，必是人民的父母官，受萬人之敬仰。


  《吊海瑞詩》


  一封朝奏為聖明，諫貶君王除舊弊。


  君王見奏震如雷，傳檄欲殺意儆猴。


  屬告抬棺已忘死，君王再把奏疏覽。


  知卿剛直是比幹，終是不敢做紂王。


  水深秋潭明有意，霜寒方知鬆高貞。


  一心無私為民爭，小人遠盾權臣厭。


  清廉身下無子嗣，萬民披孝為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