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3
我閉門不出，連續寫了三個月，第一個長篇完成。有些像日記，幾個在北京的年輕人在1989年的愛情故事，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歡送朋友出國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點像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格局。
他非常高興，要慶賀。於是我們去了巴黎。與小說中出現的兩個朋友見面，也和後來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見了面，沒想到他喜歡，寫了長序。台灣的出版商，讓我儘快修改，以第一時間出這本書，並請了住在北歐的評論家寫了序。出版商和寫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個英國人辦的中文報紙發表了小說片斷，這個英國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譯者，但一拖再拖。
他說，不能等他們，便譯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國出版社和經紀人那兒，少有回信，也只是說不要，大多沒有下落。在英國出書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這個想法。
我在大學圖書館讀到台灣報紙關於詩和小說大賽，以一種封閉姓名評選的方式，我想去賭一把。
結果我撞上了好運，又以同樣的方式在台灣報紙得了好幾次文學獎。這無疑在台灣給自己開了扇出版大門。
他說，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覺，但得告訴我，得戴安全套，我就會對你更好，但不許對別人說愛，不許愛上，我就會永遠愛你。他睡著后，我洗盤子碗筷，清潔房間和廚房。那段時間，我們家經常來朋友，住在家裡。他有時要我對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種事。他的朋友當著我的面說，並不喜歡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換被套枕套，因為沒有洗衣機，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後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費力地擰乾，裝在桶里，費力地提到花園裡，曬在繩子上。
我們有一年冬天去紐約，經過一家高級俱樂部，他說他的夢想，是所愛的女人在這樣的俱樂部跳脫衣舞給他看。他問我能不能讓他實現這個願望？我很為難，看到他失望的樣子，才點了點頭。他與老闆談了好幾分鐘，老闆才同意。時值下午，加上他，只有兩三個客人。從未在大庭廣眾跳過這種舞的我，只是從電影里看過，T台上只有一個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頂齊耳紅髮戴在頭上，走上台。因為愛情而跳舞，自帶幾分熱情和羞澀。最後，我沒有脫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換衣間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來。
他說：「很遺憾你沒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們回了一次重慶，那是第一次他見我的父母。當時南岸六號老院子還未拆，樓上閣樓無法住，父母都住在樓下。我們回家后，父母堅持要把架子床讓給我們睡。母親在堂屋搭了一個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鋪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發現母親已挎著竹籃子從石橋集市買魚肉蔬菜回來。我們在家住了兩天，就搬到城中心一個新建的五星級飯店。他說：「這是你衣錦還鄉，你已盡孝道，現在該向外表現，你嫁我是對的，以免別人說嫁了一個糟老頭子。」
小姐姐帶著女兒田田來飯店房間洗澡，他給她倆照了好些照片，他說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待在重慶真是虧了她。
幾天後我們回到北京，臨睡前他告訴我，在我不在家時，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畫家聯繫上了，她來家裡見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絨旗袍，只是換了一種深藍色，長發盤在腦後，襯出她修長的脖頸。她說對性不太感興趣，可是特別喜歡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幾年前苗條。
為什麼要在我不在家時，事後才告訴我呢？我說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惱火，說我是一個醋罐子。我指責他不守允諾。
4
五年過去，我在倫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國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們家請客，我也請了他，他說是前首相西斯請他和朋友去高級餐館吃飯，還不如我做的回鍋肉和排骨白蘿蔔湯好吃。談話中間，我說到這部稿子，他說他的教授認識一個很不錯的文學經紀人，他願把稿子帶去試試。
很快有了迴音，說是經紀人看了稿子，要求見面。
這天，我們和倪按約走進一幢維多利亞式的房子。上樓時，倪說這個文學經紀人以前是一個很有名的出版商，現在她和另一個人共同擁有這家文學代理公司，那人名聲極大，代理過那本轟動全球的暢銷書——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我們到了四層。女經紀人四十歲不到，長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說非常喜歡這小說。她讓我等一下，說她的合伙人也要來見面。
沒一會兒，男經紀人進來，他個子很高，五十來歲，他問我有沒有經紀人？
我說沒有。
他說他要代理。
女經紀人一聽，臉色都變了，不過嘴上倒是沒說什麼。
見面進行了半個多小時。出來后，陪我去的兩個男人比我還興奮，他們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樣，彷彿我已成了暢銷書作家。其實，我這個懵里懵懂走進英國文學界的人，對未來渾然不知。
兩個經紀人拿著他的英譯草稿在法蘭克福書市上賣了十幾個國家。他們請我吃飯，慶祝這個非常好的結果。吃完飯，男經紀人當著在座的人說，要開車送我回家，這很繞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開男經紀人寄來的一封信，當然信是給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熱情。但是他火氣大，說我在晚上與此人發生了什麼感情上的事，而沒有告訴他。男經紀人不是一個壞人，他是否超出職業外和顧客之間的糾葛，本不是值得討論的，他懂得生意經，做我的書做得不錯，他甚至先出定金，讓我寫自傳，並且售出，從另一方面也說明我的書本身不錯。
那之後發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亞看他的女兒和前妻，我又懷孕了，做了人工流產。我很難過，一個人蜷縮在黑暗中，聽著窗外的老橡樹被暴雨吹打發出可怕的聲音。
那個夏天，他開始在停車場教我開車，因為我不得要領，他不停地朝我發脾氣，態度壞到讓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後來聽人說要想兩口子關係變壞，就讓其中一人教另一人開車。那年秋天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邀請我作為作家參加。他為我準備了個人創作簡歷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書的英文資料。在記者招待會上，男經紀人看見這份資料，認為我有意要跳槽，大為惱火，幾乎當場與我翻臉。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歐洲國家請我去做新書宣傳。他從來不去，他本意是好，讓我自由。那段時間，他是我最好的秘書和精神後盾，所有我與歐洲出版社往來的信件都是他處理，我所有的銀行支票、銀行賬和信用卡也是他處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學校教書，下午我與他通電話，他抱怨手頭寫的關於巴黎一朋友的論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費他的時間，他不僅在我身上花時間，還要花時間在我的朋友身上。他說，他在大學教書是教一些小學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國，而我不肯回。
我們在電話里爭吵起來。他說你說死，那就去死吧。
我說我會的。
他說你是個口頭主義者。
我放下電話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藥。換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長衣裳，梳了梳頭，躺在床上，心裡非常感謝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難，沒有一個人愛我，我也沒能力愛人，更沒有力氣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電話來，我說了告別的話就擱了電話。他一聽不對勁，再打電話，我不接。他焦急萬分，打電話給他，他不在辦公室，他只好找在倫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離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門拗開，救護車也到了門前。
安眠藥起了作用，我被抬著上車，好像是在做夢，我聽見人說，「她的丈夫來了。」便費力地睜開眼看。暮色之中，他背著他沉甸甸的辦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這邊張望，那麼無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無辜，而且看上去那麼孤獨，那麼悲傷。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知道。
醒來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邊。他要帶我回家，說是醫生給我洗了胃，沒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間，他似乎老了許多，我心裡滿是內疚，對他說，對不起。
他聽了，想說什麼，卻止住了。
醫院聯繫了心理醫生，每周去兩次。心理醫生頭髮灰白，問了好些問題，其中涉及我的身世和成長背景。這個人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功夫，對中國「文革」感興趣，對三年大飢荒更感興趣，對天安門事件感興趣，對中國人到國外也感興趣，對中國現代化及經濟發展感興趣，心理治療成了我給心理醫生上中國當代歷史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