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 天可汗

  李世民於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離玄武門之變的發生僅僅只有兩個月。在高度集權，所有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國王朝體制之下，不允許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權力形態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權力的交接，就不會出現穩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親人之間也不例外。

  在隋文帝時代的後半段，從啟民可汗時開始突厥(東突厥)歸順隨朝，之後與隋基本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到了其子始畢可汗時，正好碰上隋末動亂，突厥與隋的關係遂出現了逆轉。

  在隋末華北各地嶄露頭角的群雄之中，諸如竇建德及其部下劉黑闥以及高開道和劉武周、薛舉和李規等人，幾乎所有的叛亂首領都與突厥或通好或臣服，總之以某種形式與突厥保持著聯繫。突厥君臨於隋末群雄之上，從遙遠的北方對他們進行遠距離操控、牽制，使之互相爭鬥。這種狀況就宛如歷代中國王朝對北方民族所採取的分割離間政策的翻版。

  一般認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點頭同意以後才付諸行動的。太原起兵時，突厥借給李淵1000匹戰馬和2000名騎兵(一說500名騎兵和2000匹戰馬)，此舉在起到加強唐軍力量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監視唐軍行動的目的。可以推測，在唐與突厥之間很可能簽訂有密約。

  當唐軍控制長安以後，一方面對突厥繼續採取低姿態，另一方面卻接連制服群雄，開始邁向全國統一之路。當突厥意識到這一點時，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與突厥對峙的勢力只剩下了唐。

  突厥認識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統一大業，鞏固了陣腳以後，形勢會越發變得對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對唐指手畫腳的優勢將不復存在。

  頡利可汗繼位以後，便從武德七年(624)開始率領十萬騎兵大舉南進，並終於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臨長安城下。此舉顯然是由於突厥看準了玄武門之變後唐朝內部混亂，而乘機對唐採取的行動。李世民為了順利度過這場危機，遂決定讓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結果便出現了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倉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後，突厥的大軍便出現在了渭水的便橋(西渭橋)之北。唐太宗聞訊立即率領六位重臣奔赴便橋，隔河痛斥對岸的頡利可汗。唐軍的軍威和士氣讓頡利感到恐慌，遂於便橋上與唐太宗握手言和，並立即撤走了突厥大軍。

  便橋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後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這位新皇帝總算順利度過了這次危機，唐太宗藉此機會凝聚人心，強化了內部團結，同時也找到了轉而對突厥進行反功的突破口。

  所謂反攻的突破口，是因為唐太宗注意到，瀰漫於突厥大軍中的軍紀鬆弛渙散現象，其原因主要在於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兩個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時代即已與突利可汗結拜了兄弟。於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攏突利，想方設法孤立頡利。這一時期恰逢草原連年大雪，家畜多凍餓而死，陷入飢荒狀態。唐太宗抓住這一機會，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為主將，向頡利發動進攻。到貞觀四年(630)二月，頡利被唐軍俘獲，至此君臨北亞的突厥帝國，即突厥第一汗國遂宣告滅亡。被押解到長安。的頡利可汗在鬱悶中死去。

  突厥帝國的滅亡，給予其治下的各個民族的酋長們以強烈的衝擊。對於即位僅僅三年半就擊敗了北方強國的唐太宗之偉業，他們感到震驚和敬佩，預感到唐將成為包括游牧世界在內的新的中心。於是，各民族的酋長們在協商之後，共同推舉唐太宗為凌駕於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歷史上誕生了第一位集中國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於一身的君主。

  唐太宗首先一舉解決了擺在眼前的，突厥進攻的，這個最大難題，給唐太宗時代開啟了一個好的開端。同時，貞觀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後一支殘存勢力梁師都也被消滅，全國統一宣告完成。於是自此以後，唐太宗致力於安撫民生，讓經過戰亂以後疲憊不堪的民眾休養生息，同時全力以赴整頓統治體制，開始了在後世廣為人知的「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