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7)
第195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7)
我如約前往。黃老先生很高興，他問我家住在海鹽什麼地方？我告訴他住在醫院宿舍里。他問我醫院在哪裡？我說在電影院西邊。他又問電影院在哪裡？我說在海鹽中學旁邊。他問海鹽中學又在哪裡？
我們兩個人這樣的對話進行了很久，他說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辭時，還是沒有找到一個雙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樣一個海鹽，在黃源老先生那裡，和在我這裡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記憶。
我在想，再過四十年，如果有一個從海鹽來的年輕人，和我坐在一起談論海鹽時，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一九九四年五月
生活、閱讀和寫作
結束
有一天，我和陳虹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行走時，一幕突然而至的情形令我們驚愕。在人流如潮雜訊四起的街道上，一位衣著整潔的老人淚流滿面地迎面走來。他如此坦率地表達自己的不幸，並將自己的不幸置於擁有盲目激情的人流之中，顯得怵目驚心。
一直以來，陳虹一回想起這一幕，就會神情激動。她總是一次次地提醒我注意這些，不要輕易忘記。確實，這樣的情形所揭示的悲哀總是震動著我們。我們相對而坐，欲說無語。在沉默的深處，反覆回想那個神情凄楚的老人，在他生命最後的旅程里，他終於直露地表達了我們共同的尷尬。在他身旁那些若無其事獲得暫時滿足的人，他們難道沒有在風中哭泣過？悲哀也會像日出一樣常常來襲擊他們。於是在我們回想中所看到的人流，已經喪失了鮮艷的色彩，他們猶如一堆堆暗淡的雜草，在空虛的天空下不知所措。他們當初的笑容，是因為他們受到了遺忘的保護，忘記自己的不幸，就意味著沒有遭受不幸。終於有一天，一勞永逸的遺忘就會來到，這是自然賜予我們唯一的禮物。一切的結束，就是一切的遺忘。
我在閱讀有關卡夫卡生平的書中，曾經看到過這樣的描述。卡夫卡居住的房屋下面是一條寬闊筆直的街道，街道的一端是河流，有不少人走上那條街道，緩慢或者迅速地來到河邊，然後一頭扎進河水之中結束自己。在當時的歐洲，投水自盡風行一時，起先是屬於女人所喜愛的自殺方式，此後也逐漸得到了男子的青睞。卡夫卡稱那條街道是自殺的助跑道。
面容消瘦的卡夫卡在被他稱為自殺的助跑道上長時間行走時，他憂鬱的思想可能會時常觸及結束這個問題。雖然從形式上看，卡夫卡最終死於肺部疾病。不過他的日記充溢著死亡的聲息，他那蜂擁而來的古怪感受令人感到他時刻處於危險之中。卡夫卡只是不點明結束自己的手段而已，他是一位羞怯的男子，對自己生命的結束，他不採用自殺這種強權行為，而是溫文爾雅地等待著，就如等待著一位面容不詳的情人，或者說是等待黑夜的來到。
當生命表示了開端之後，結束也就無法避免。自殺就成為了掌握自己命運的工具，一切由自己決定，不用看別人臉色，是自我完善的最終途徑。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第三帝國行將崩潰、希特勒面臨眾叛親離之時，他帶著瑪戈達和六個孩子（三歲到十一歲），來到希特勒的地下室，使逃跑成為不可能。希特勒死後，戈培爾與瑪戈達毒死了他們的六個孩子，戈培爾與希特勒一樣槍殺了自己，而瑪戈達則和愛娃一樣喝下了毒藥。
事實上戈培爾完全可以為妻兒找到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哪怕是暫時的，但他不可能這樣做。他是第三帝國里為數不多的幾個能夠感受到希特勒人性的可怕程度的人，因為他有著同樣可怕的人性。他在日記中寫道：「到處都是骯髒的詭計，人類真是一個惡棍。」當註定的失敗席捲而來時，自殺是他逃脫失敗的最好方式，自己結束自己，這是他可以找到的唯一體面的退路。他的同伴里賓特洛甫死得很不體面，這位第三帝國的外交部長像一條死狗似的弔掛在絞刑架上。
哈特·克萊恩曾經被稱為金髮神童，詩壇上的彌賽亞，他擁有另外一種瘋狂，他深深地沉溺於同性戀之中，並且到處炫耀自己的這一經歷，過著放浪形骸、酗酒無度的生活。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是和帕琪·拜德在船上度過的，他的自殺富於表演性。輪船逗留在哈瓦那期間，他上岸拜訪了所有的咖啡館，然後醉醺醺地回到船上，胳膊里還夾著一瓶朗姆酒。他闖進情人帕琪·拜德的船艙，久久不肯離去，對她手臂上的一塊燙傷關懷備至，拜德忍受不了他的醉態，請求他離開。他離開後有過幾次投海的嘗試，可能他的動作過於誇張，都被船員阻止。於是他一次比一次更醉地回到拜德的船艙，繼續向她表達自己的柔情。
克萊恩真正決定死去時倒是要冷靜得多，他和拜德用過早餐后，向她道別，爬上甲板，走到船尾，任憑大衣從肩上滑落，一頭栽進了大海。
出生亞美尼加，在美國成為了一名畫家的阿什·高爾基，年近五十的時候，開始為自己生命的結束做準備工作，他在山坡上，或者河谷里，選擇了七八個地點掛起了繩索，一旦準備就緒，他就可以立刻死去。可是後來他選擇在木料間上吊，可能是內心的羞怯，他沒有在野外有著不錯景色的地方結束，他可能擔心有人經過會打斷他的自殺。有關他自殺時的情景，有這樣的描述——他戰戰兢兢地爬過房子的牆壁——戰戰兢兢，這是他赴死時的神態。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
午門廣場之夜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多明戈、卡雷拉斯和帕瓦羅蒂三大男高音的音樂會有著感人至深的魅力。
在此之前，已經在報紙上和網上讀到無數有關這次音樂會的報道和評述，隨著時間的臨近，批評的聲音也是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票價的昂貴上。我不知道2000美金的座位能否看清三位男高音的臉，《北京青年報》給我的票是1080美金價格，在我的座位上看三位男高音時就像是三隻麻雀，我用望遠鏡看也不過是三隻企鵝而已。所以當我走進午門廣場時，一個強烈的感受湧上心頭，我覺得這似乎不是一場音樂會，而是世界盃足球賽的決賽，幾萬人聚集到了一起。好在今天晚上涼風陣陣，還有六個巨大的屏幕，我沒有出汗，也通過屏幕看清了他們的臉。
應該說，三位男高音的演唱就像爐火一樣，剛開始僅僅是火苗，然後逐漸燃燒，最後是熊熊大火。演唱會越到後面越是激動人心，尤其是三人齊唱時，他們的歌聲飛了，而且像彩虹般的燦爛。
一直以來，我最喜歡的是多明戈，我認為他才是真正的歌劇之王。今天晚上，他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那麼的令人激動，他的聲音有著山巒似的寬廣和壯麗的起伏，他的表情在屏幕上也是浪濤一樣波動著。卡雷拉斯最為出色的是他唱起了那些經典民歌，尤其是好萊塢的歌曲，他在把握通俗的情感時，有著讓人慾哭無淚的力量。而帕瓦羅蒂，三人中他年齡最大，體積也是最大，我在望遠鏡里看到他唱完一首詠嘆調走回去的背影時，突然發現他是用游泳的姿態在走路。當他走出來時，他的左手總是揮動著一塊廚娘們喜歡的白色餐巾，他的表情在演唱之前十分豐富，可是一旦唱起來他就沒有什麼表情了。他的聲音在表達詠嘆調變幻的情感時，根本無法和多明戈相比。可是上帝把天使的嗓音給了他，那是怎樣的聲音？只要你聽到它，你就會瘋狂地愛上它。要知道你愛上的是聲音，是那種消失得比風還要快的東西。我們可以批評帕瓦羅蒂，可是我們無法阻止上帝的旨意，上帝最喜愛的就是帕瓦羅蒂。
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關於時間的感受
我是1960年出生的，這使我對2000年始終有著完整的數字概念，剛好四十年。我記得小時候曾經想到過這一天，那時候我也就是十來歲，或者再大上兩三歲，那時候2000年對我來說非常遙遠，就像讓我行走著去美國似的漫長和不可思議。現在再想到這一天，我感到它已經來到了，近在咫尺，似乎睡一覺醒來拉開窗帘就可以看到2000年1月1日的明亮的天空。這一天來到的速度如此之快，並且越來越快，讓我不安。而當我回首過去，回想我十歲的情景時，卻沒有絲毫的遙遠之感，彷彿就在昨天。我十歲展望2000年時，我顯然是奢侈了；而現在回憶十歲的情景時，我充滿了傷感。這是時間對我們的迫害，同樣的距離，展望時是那麼漫長，回憶時卻如此短暫。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關於回憶和回憶錄
根據西班牙《先鋒報》1998年3月23日報道，加西亞·馬爾克斯正在寫作回憶錄《為講故事的生活》，計劃寫六卷，每卷四百頁左右。
他說：「我發現，我全部人生都被概括進了我的小說。而我在回憶中要做的不是解說我的一生，而是解說我的小說，這是解說我的一生的真正途徑。」
在《世界文學》2000年第6期上，刊登了《歸根之旅——加西亞·馬爾克斯傳》的選譯，作者也是一個哥倫比亞人，名叫達·薩爾迪瓦爾。在這部傳記作品中，作者選擇了最為常見的傳記方式，試圖用作家的經歷來詮釋作家的作品。
比如當作者寫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父親向他的母親求婚，並且只給她二十四小時的考慮時間時，這樣寫：然而在這個期限內路易莎不能向他做出任何回答，因為恰在這時候她的姥姥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希婭朝扁桃樹下走來。她即是《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埃斯科拉斯蒂卡·達莎大嬸的原型。或者在寫到少年馬爾克斯帶著二百比索，獨自一人前往波哥大求學時：全家人到《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和《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中的那個簡陋的碼頭送別他……還有：比利時人埃米利奧不但部分地變成了《枯枝敗葉》里那個神秘的吃素的法國醫生，而且多年以後死而復甦，赫雷米亞斯·德聖阿莫爾的名字作為安的列斯群島來的難民、戰爭殘疾人和兒童攝影師出現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類似的段落在這本傳記里比比皆是。
傳記作家們有一個天真的想法，以為通過自己辛勤的工作，就可以還原或者部分還原撰寫人物的真實經歷。像這位達·薩爾迪瓦爾先生，資料上說他窮其二十年的努力，才完成這一本《歸根之旅》。這樣的作家往往被資料和採訪中的回憶所控制，並且為這些資料和回憶的真實性所苦惱，事實上這是沒有必要的。
還原的作用在化學中也許切實可行，在歷史和傳記中，這其實是一個被知識分子虛構出來的事實。我的解釋是，即使資料和圖片一絲不苟地再現了當時的場景，即使書面或者口述的回憶為我們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的細節，問題是當時的情感如何再現？這些回憶材料的使用者如何放棄他們今天的立場？如何去獲得回憶材料本身所處的時代的經驗？一句話就是如何去放棄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從而去獲得傳記人物在其人生的某一時刻的細微情感。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人試圖去揭示某個過去時代時，總是帶著他所處時代的深深的烙印，就是其本人的回憶也同樣如此。
另一方面，生平和業績所勾勒出來的人生僅僅是這些人物生活中的一部分，還有更多的不為人所知的部分，當然這並不是很重要。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傳記中的人物還擁有著漫長的和十分隱秘的人生，尤其是對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樣的人，他的慾望和他的幻想比他明確的人生更能表達他的生活歷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生都被概括進了小說」，這是傳記作家們很難理解的事實，他的虛構部分比他的生活部分可能更重要，而且有著難以言傳的甜蜜。
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其自傳中也像達·薩爾迪瓦爾那樣處理了自己的小說和自己的人生，他說：「我在回憶中要做的不是解說我的一生，而是解說我的小說，這是解說我的一生的真正途徑。」然而他所做的工作是豐富和浩瀚的工作，達·薩爾迪瓦爾所做的只是簡單的工作。換句話說，加西亞·馬爾克斯要做的恰恰與達·薩爾迪瓦爾相反，當達·薩爾迪瓦爾試圖在《歸根之旅》中使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生變得清晰起來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為講故事的生活》是為了使自己的一生變得模糊起來。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美國的時差
我不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因此我在每一次長途跋涉前都不做準備，常常是在臨行的前夜放下手上的工作，收拾一些衣物，第二天糊裡糊塗地出發了。以前我每一次去歐洲，感覺上就像是下樓取報紙一樣，遙遠的歐洲大陸在我這裡沒有什麼遙遠的感覺，而且十多年來我養成了生活沒有規律的習慣，歐洲與中國六個小時的時差對我沒有作用，因為以前去歐洲都是直飛，也就沒有什麼旅途的疲憊。這一次去美國就不一樣了，我坐聯航的班機，先到東京，再轉機去舊金山，然後還要轉機去華盛頓，整個旅途有二十多小時，這一次我深深地感到了疲憊，而且是疲憊不堪。
我在東京轉機的時候，差一點誤了飛機。我心裡只想著美國的時差，忘記了東京和北京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差，當我找到登機口時，看到機票上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就在東京機場里閑逛起來，一個小時以後才慢慢地走回登機口，這時看到一位日本的聯航職員站在那裡一遍遍叫著「聖弗朗西斯科」，我才想起來日本的時差，我是最後一個上飛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