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9)
第197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9)
我第一次拔牙的經歷讓我難忘，我記得當時讓病人張大了嘴巴，我也瞄準了那顆要拔下的牙齒，可是我回頭看到盤子里一排大小和形狀都不同的鉗子時，我不知道應該用哪一把，於是我灰溜溜地撤下來，小聲問沈師傅應該用哪把鉗子。沈師傅欠起屁股往病人張大的嘴巴里看，他問我是哪顆牙齒，那時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齒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給沈師傅看，沈師傅看完后指了指盤子里的一把鉗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了。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孤軍奮戰的感覺，我拿起鉗子，伸進病人的嘴巴，瞄準后鉗住了那顆牙齒。我很慶幸自己遇上的第一顆牙齒是那種不堪一擊的牙齒，我握緊鉗子只是搖晃了兩下，那顆牙齒就下來了。
真正的困難是在後來遇上的，也就是牙根斷在裡面。剛開始牙根斷了以後，坐在椅子里的沈師傅只能放下他悠閑的二郎腿，由他來處理那些枯枝敗葉。挖牙根可是比拔牙麻煩多了，每一次沈師傅都是滿頭大汗。後來我自己會處理斷根后，沈師傅的好日子也就正式開始了。當時我們的科室里有兩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進來兩個病人，讓他們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後像是工業托拉斯似的，同時給他們塗碘酒和注射麻醉，接下去的空閑里我就會抽上一根煙，這也是沈師傅教的。等煙抽完了，又托拉斯似的給他們挨個拔牙，接著再同時叫進來兩個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師傅配合得天衣無縫，我負責叫進來病人和處理他們的病情，而沈師傅則是坐在椅子里負責寫病歷開處方，只有遇上麻煩時，沈師傅才會親自出馬。隨著我手藝的不斷提高，沈師傅出馬的機會也是越來越少。
我們兩個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記得那時候和沈師傅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他給我說了很多舊社會拔牙的事。沈師傅一個人住在海鹽時常覺得孤單，所以他時常要回上海去，他每次從上海回來時，都會送給我一盒鳳凰牌香煙。那時候鳳凰牌香煙可是奢侈品，我記得當時的人偶爾有一支這樣的香煙，都要拿到電影院去抽，在看電影時只要有人抽起鳳凰牌香煙，整個電影院都香成一片，所有的觀眾都會扭過頭去看那個抽煙的人。沈師傅送給我的就是這種香煙，他每次都是悄悄地塞給我，不讓衛生院的同事看到。
沈師傅讓我為他做過兩件事，可是我都沒有做好。第一件事是讓我洗印照片，那時候我的業餘愛好還不是寫作，而是洗印照片，經常在一個同學家裡，拿紅色的玻璃紙包住燈泡后，開始洗印，我最喜歡做的就是拿著鑷子，夾住照片在藥水里拂動，然後看著照片上自己的臉和同學的臉在藥水里漸漸浮現。沈師傅知道我經常干這些事，有一次他從上海回來后，交給我一張底片，讓我在洗印照片時給他放大幾張。那張底片是印在一塊玻璃上的，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玻璃底片，是沈師傅的正面像。沈師傅當時一再叮囑我要小心，別弄壞了底片，他說這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一張底片，準備以後用來放大做遺像的。我當時聽他說到遺像，心裡吃了一驚，當時我很不習慣聽到這樣的話。後來我在同學家放大時，那位同學不小心將這張底片掉到地上弄碎了，我一個晚上都在破口大罵那位同學。到了第二天我硬著頭皮去告訴沈師傅，說底片碎了，然後將已經放大的幾張照片交給他。現在想起來當時沈師傅肯定很後悔，後悔將自己鍾愛的底片交給我這種靠不住的人。不過當時他表現得很豁達，他說沒關係，只要有照片就行，可以拿著照片去翻拍，這樣就又有底片了。
沈師傅讓我做的第二件事，是他離開海鹽前對我說的，他說他快七十了，一個人住在海鹽很累，他不想再工作了，要回家了。然後他說上海家裡的窗戶上沒有柵欄，不安全，問我能不能為他弄一些鋼條，我說沒問題。沈師傅離開后沒有幾天，我就讓一位同學在他們工廠拿了幾十根手指一樣粗的鋼條出來，當時我們衛生院的一位同事剛好要去上海，我就將鋼條交給她，請她帶到上海交給沈師傅。沈師傅走後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又回來了，可能是在上海待著太清閑，他又想念工作了，所以又回到了我們衛生院，我們兩個人還是在一個門診科室。他回來時像往常一樣，悄悄塞給我一盒鳳凰煙。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一個負責拔牙，一個負責寫病歷開處方，空閑的時候我們一邊抽煙一邊聊天。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鋼條，我就問他能不能用上，他說他沒有收到鋼條，然後才知道我們那位同事將鋼條忘在她的床下了，忘了差不多有一年。這是沈師傅最後一次來我們衛生院工作，時間也很短，沒多久他又回上海了，以後再也沒有回來。我和沈師傅一別就是二十年，我沒有再見到他。
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從十八歲開始，到二十三歲結束。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寫作，直到現在還在樂此不疲。我奇怪地感到自己青春的記憶就是牙醫生涯的記憶，當我二十三歲開始寫作以後，我的記憶已經不是青春的記憶了。這是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的發現，更換一份工作會更換掉一種記憶，我現在努力回想自己二十三歲以後的經歷，試圖尋找到一些青春的氣息，可是我沒有成功，我覺得二十三歲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沒有什麼兩樣，而牙醫時的我和現在的我絕然不同。十八年來，我一直為寫作給自己帶來的無盡樂趣而沾沾自喜，今天我才知道這樣的樂趣犧牲了我的青春年華，連有關的記憶都沒有了。我的安慰是，我還有很多牙醫的記憶，這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萬張開的嘴巴構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憂。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二日
回憶十七年前
章德寧打來電話，說今年9月是《北京文學》創刊五十周年的日子。章德寧在《北京文學》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成為《北京文學》的作者也有十七年了。我們在電話里談到了周雁如，一位十年前去世的老編輯，在八十年代的前幾年，她一直是《北京文學》的實際主編，十七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電話里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我相信這是一個改變我命運的電話。
當時我正在浙江海鹽縣的武原鎮衛生院里拔牙，整個衛生院只有一部電話，是那種手搖的電話，通過總機轉號，而我們全縣也只有一個總機，在縣郵電局裡。我拿起電話時還以為是鎮上的某一位朋友打來的，可是我聽到了總機的聲音，她告訴我說有一個北京長途。接下去我拿著電話等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其間還有幾個從我們鎮上打進來的電話騷擾我，然後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我聽到了周雁如的聲音，她告訴我，我寄給《北京文學》的三篇小說都要發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
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我二十三歲，做了五年的牙醫，剛剛開始寫作，我還不知道自己今後的職業是寫作，還是繼續拔牙。我實在不喜歡牙醫的工作，每天八小時的工作，一輩子都要去看別人的口腔，這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牙醫的人生道路讓我感到一片灰暗。當時我常常站在醫院的窗口，看著下面喧鬧的街道，心裡重複著一個可怕的念頭——難道我要在這裡站一輩子？當時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進入縣文化館，因為我看到在文化館工作的人經常在街道上遊盪，我喜歡這樣的工作，遊手好閒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這樣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館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有了。於是我開始寫作了，我一邊拔牙一邊寫作，拔牙是沒有辦法，寫作是為了以後不拔牙。當時我對自己充滿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後的現實是什麼。
就是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當我們縣裡郵電局的總機告訴我是北京的長途時，我的心臟就開始狂跳了，我預感到是《北京文學》的電話，因為我們家在北京沒有親戚，就是有親戚也應該和我的父母聯繫。電話接通后，周雁如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她早晨一上班就掛了這個長途，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時才接通。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她當時的聲音，說話並不快，可是讓我感到她說得很急，她的聲音清晰準確，她告訴我路費和住宿費由《北京文學》承擔，這是我最關心的事，當時我每月的工資只有三十多元。她又告訴我在改稿期間每天還有出差補助，最後她告訴我《北京文學》的地址——西長安街七號，告訴我出了北京站后應該坐10路公交車。她其實並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是她那天說得十分耐心和仔細，就像是在囑咐一樣，將所有的細節告訴了我。我放下電話，第二天就坐上汽車去了上海，又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
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期間，曾經和一位朋友去看望周雁如，她那時已經離休了，住在羊坊店路的新華社宿舍里，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周雁如的家，她的家讓我感到十分簡單和樸素。那天周雁如很高興，就像我第一次在《北京文學》編輯部見到她一樣，事實上我每次見到她，她都顯得很高興，其實她一直在承受著來自生活的壓力，她的丈夫和一個女兒長期患病，我相信這樣的壓力也針對著她的精神，可是她總是顯得很高興。那天從她家裡出來后，她一直送我們到大街上，和我們分手的時候，她流出了眼淚，當我們走遠了再回頭看她，她還站在那裡看著我們。這情景令我難忘，在此之前我們有過很多次告別，只有這一次讓我看到了周雁如依依不捨的神情，是因為離休以後的她和工作時的她有所不同了，這樣的不同也只是在分手告別的時候才顯示出來。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時，想到周雁如去世都已經有十年了，而往事歷歷在目，我突然感到了人生的虛無。
我十分懷念那個時代，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在認真地閱讀著自由來稿，一旦發現了一部好作品，編輯們就會互相傳閱，整個編輯部都會興奮起來。而且當時寄稿件不用花錢，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個角，就讓刊物去郵資總付了。我當時一邊做著牙醫，一邊寫著小說，我不認識任何雜誌的編輯，我只知道雜誌的地址，就將稿件寄給雜誌，一旦退稿后，我就將信封翻過來，用膠水粘上后寫下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再扔進郵筒，當然不能忘了剪掉一個角。那個時期我的作品都是免費地在各城市間旅遊著，它們不斷地回到我的身旁，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有時是一封薄薄的信，每當收到這樣的信，我就會激動起來，經驗告訴我某一部作品有希望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文學》的薄薄的信，信的署名是王潔。王潔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編輯，我所說的重要只是針對我個人而言。我認為自己很幸運，王潔在堆積如山的自由來稿中發現了我的作品，我的幸運使她讀完了我的作品，而且幸運還在延續，她喜歡上了我的作品。正是她的支持和幫助使我敲開了《北京文學》之門。
1983年11月，當我從海鹽來到北京，第一次走進西長安街七號的《北京文學》編輯部，是中午休息的時候，王潔剛剛洗完了頭，頭髮上還滴著水珠。然後是一位臉色紅潤的老太太走過來問我：「你就是余華？」這位老太太就是周雁如。這情景在我的記憶里就像是日出一樣，永遠清晰可見。
我和王潔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來到北京改稿，不僅見到了一直給我寫信的王潔，也認識了她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大兵的朋友正在做生意，我改完稿離開北京時，就是王潔和大兵送我去北京站。第二年我來參加《北京文學》筆會時，他還來飯店看我，此後很多年沒有再見，可是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街道上行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大兵站在街道對面向我招手。又是很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得到大兵的消息。
其實我和王潔也已經有十來年沒有見面了，當我在浙江的時候，我們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而當我定居北京以後，我們反而中斷了聯繫。王潔後來離開了《北京文學》，她去了一家新的雜誌，我忘了那家雜誌的名字，只記得編輯部在王府井，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時，我去過幾次王潔的編輯部，最後一次去的時候，編輯部已經搬走了。我不知道她現在是不是還住在蒲黃榆，我很多次去過她的家，我記得她很會做菜，有一次我在她家附近辦事，完事了就去她家，事先沒有給她打電話，剛好遇上她在家裡請朋友吃飯，她一打開門就說我有吃福。不過我的吃福並沒有得到延續，大概是在1989年，王潔給我打電話，讓我星期天去她家吃飯，我剛好有事沒有去，從此以後我們再沒有聯繫過。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我想她的兒子應該長大成人了，我在海鹽的時候曾經給她寄過一本書《怎樣理解孩子的心靈》，那時候她的兒子還小，王潔回信告訴我，她因為忙沒有讀，她的兒子就整天催著她快去讀。三年前我遇到一位音樂製作人，交談中得知他和王潔曾在一個編輯部工作過，又在同一幢樓里住過，我就問他有沒有王潔的電話，他說可以找到，找到后就告訴我，可能他沒有找到，因為他一直沒有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