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第一次詔見
二十三歲的皇帝給我的這份詔書，讓我深刻的理解了為什麼那麼多人想做隱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這個現代人無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實並不認識什麼官員，他們為什麼會舉薦我呢？
趙頊在我們那個年代看來，是個英俊的年輕人。我有點近於無禮的觀察著這個年輕的皇帝，思忖著他在歷史上的作為，這是個想要有所作為的皇帝。那個眼神中有幾分傲氣老頭，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歲，還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裡飛快的回憶著，不由得有幾分好笑。因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們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著我的無禮，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禮是滿洲的皇帝玩的把戲，在宋朝並不流行，我轉過神來簡單的參拜了皇帝，遞上我奏摺。在奏摺里我委婉的表示，我並不想做官。
這種辭讓很快被當成一種虛偽，於是皇帝繼續要求我為朝廷服務，而我則「堅拒之」，年輕的皇帝有點惱怒，但是歷史上我這樣的人往往會有較好的名聲，他必須答應我的請求，並且絕不能為難我，否則史官們會記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後一次，他看來馬上準備答應我的時候，我突然提出一個請求，我希望皇帝以給我專折上奏之權，讓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來關注著朝政的得失，並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議。
很快有大臣出來說這與制不合，然而我的說法並非沒有吸引力：
「古諺有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變法圖強之議，臣雖山野賤民，亦知士大夫贊成攘助者有之，不以為然者有之，極力阻撓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內，難免兩黨之爭，變法者說變法是，非之者謂變法非，莫衷一是。陛下雖然天縱聰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數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兩黨之內，以草民之身份觀察朝政得失，上達天聰，而朝中諸君既知陛下能直達下情，則兩黨皆不敢虛妄誹謗，故陛下有兼聽之明。又，臣身無官爵，於兩黨皆無所求，於兩黨皆無所私，臣亦不敢議論公卿，每月一折，只論市井見聞，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違古制，當堯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講諫，今日之論，蓋追三代遺風，而願皇帝成堯舜也。」
雖然這些話並無文采，但是卻也易懂。大臣們倒也並不認真阻攔，說白我不過是想做個不想要官職的御史罷了，又有什麼好阻止的呢？
但是對於我來說，這卻至關重要。我現在的態勢，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當中，來影響歷史的發展；另一方面，卻也很知道此時的政局完全是個油鍋，我很怕把自己給燙著了。有了這樣一個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響到皇帝的決策，又避開了新舊的黨爭。而且我不要官職的令名，會讓我得到更多的輿論加分，我的清名又反過來讓我的進言更有影響力。
「熙寧三年……賜布衣石越進士及第，翰林學士……」——史官們如此記載著當天發生的事情。（註：北宋簡拔人才，並不拘束，由布衣而為重臣近臣，史不絕書。）
「白衣御史」石越能給想有所作為的年輕皇帝多大的影響，即便我來自未來，也是不能預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卻給了我生意上極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書館的印書坊放在了郊區，有宋文風之盛，使得各種書籍的銷量相當之大，而其利潤更屬可觀。僅僅半年時間，我的印書坊就僱用了數千名印書工，幾乎壟斷了境內所有的印書業。印書館擴張的速度也是驚人的，我在青州（濟南）、京兆府（西安）、江寧（南京）、成都、鄂州（武漢）、杭州開了六個分局，並且首次向尚且活著的文人支付象徵性的稿費（精緻的物品加少量的錢），進一步博得他們的好感。
印書館的業務也開始全面擴張，不僅僅是經史子集、詩詞曲賦、蒙學讀物，我也特意請人把坊間評書整理成小冊子出版，結果果然頗愛歡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並通過太學的學生們，請來了一些在自然科學方面頗有研究的學者，請他們寫一些通俗的小冊子出版。對於《齊民要術》、《九章算術》這樣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遺餘力。書籍的價格很便宜，一般十幾文錢就可以買到一本，小冊子只要幾文，一般的印書坊根本無法和我競爭，等待他們的，要麼改行，要麼被吞併。不過這個時代的人，對於被我較文明的吞併，似乎並不反感。
當然我也很明白這裡面其實有人是想來偷藝的，我卻並不因為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而用那些舊的行規進行限制，我並不想一直壟斷印書業，我只是想通過這種刺激，讓有能力者偷學到我的技術，和我進行更激烈的競爭。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們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採用新式印書技術和我競爭的印書坊，竟然在兩年後才出現。
這其間我冒了一定的風險，輕輕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馬屁——我把他1059年寫的《上宗仁皇帝言事書》印了一萬冊免費贈出。我知道如王安石這樣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賄的，而和他交遊過密，只怕會招致舊黨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麼也說不過去，那就找他最癢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這個王相公也真是夠書生氣，做為了讚賞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寫詩的扇子給我！簡直讓人覺得這傢伙太摳門了。
耶誕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書館的工作。這個印書館能對中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我所不能預測的，但是我知道在書籍價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時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傳播，則是毫無疑問的。比較直接的影響，則是我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書商，而且我也因此成為了當時汴京城裡較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術的直接發明者，李三朴和趙樹福也成為了我印書業的代理人，這兩個人比較讓我喜歡的是，他們並不是把錢看得很輕，但是也不把錢看成很重。而且他們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來依附到了我的身上……（這一點，我是在放心的同時也感到悲哀的。）
做為印書館的社長和總編，袁樞和郭泰都來自太學，這最後也成為汴京民智印書館的傳統，每一屆的社長和總編，都是太學生，當他們考取功名擔任官職后，就會自動卸任，另薦賢才來接替。之所以請毫無名望的學生們來擔任這樣重要的職務，實在是因為請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學生們雖然很驕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這個看不起那個，做編輯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蠻麻煩的事情。
而這一年的大宋，則依然是在爭論與變法中度過，王安石在舊曆十二月被拜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陽修馬上就要退出政壇（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罷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寫著一些街頭的見聞，說著印書館的故事，附一些剛印的新書，隔月送給年輕的皇帝，簡直就如同一個弄臣。因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實在是在於政府的財政支出過於寵大，養兵養官養出了巨大的寄生階層，他們吸幹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沒有任何余財來進行新的舉措的，而王安石的變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為鋪墊，或者還有希望，否則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雖然明知這一切，卻根本沒有任何把握可以說服年輕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