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3章 我們走那條路
離開了中國公學，胡適沒有停止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思考，繼《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後，胡適又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
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根本上抱著什麽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古人說得好：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於溝壑。
“『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走，我們便撐著旗，喊著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走，我們也便撐著旗，喊著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著眼睛領導我們，那麽，我們也許可以跟著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那麽，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我們不願意被一群瞎子牽著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麵前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並且應該走那一條路。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牽著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
“現時對於這個目的地，至少有這三種說法：
（1）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2）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者）說，國家主義的運動“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
（3）中國.共.產.黨現在分化之後，理論頗不一致；但我們除去他們內部的所謂史大林—托洛斯基之爭，可以說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目的地，就是“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筆墨官司。我們的任務隻在於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鏟除的是什麽？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麽？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鏟除打倒的是什麽？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汙。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這五大敵人是不用我們詳細證明的。餘天休先生曾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窮線以下。張振之先生（《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估計貧民數目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張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話，說：“依據甘布爾，狄麥爾，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邊村的調查，中國窮人總數當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費為一三○元至一六○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這數目以下，便是窮人。）近來所得社會調查的結果，如李景漢先生“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等書所報告，都可以證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計是大體不錯的。有些地方的窮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李景漢調查北平郊外掛甲屯的結果。）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民十一華洋義賑會調查結果。）這就離餘天休先生的估計不遠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大敵。
“疾病是我們種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殺人，肺結核花柳病的殺人滅族，這都是看得見的。還有許多不明白殺人而勢力可以毀滅全村，可以衰弱全種的疾病，如瘧疾便是最危險又最普遍的一種。近年有科學家說，希臘之亡是由於瘧疾，羅馬的衰亡也由於瘧疾。這話我們聽了也許不相信。但我們在中國內地眼見整個的村莊漸漸被瘧疾毀為荊棘地，眼見害瘧疾的人家一兩代之後人丁絕滅，眼見有些地方竟認瘧疾為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病痛，（我們徽州人叫他做“胎瘧”，說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於肺結核，甚於花柳，甚於鴉片。在別的國家，瘧疾是可以致死的，故人人知道它可怕。中國人受瘧疾的侵害太久了，養成了一點抵抗力，可以苟延生命，不致於立死，故人都不覺其可怕。其實正因為它殺人不見血，滅族不留痕，故格外可怕。我們沒有人口統計，但世界學者近年都主張中國人口減少而不見增加。我們稍稍觀察內地的人口減少的狀態，不能不承認此說的真確。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
“例如：廣州市 十七年五月到八月 每周死亡超過出生平均為六十人。廣州市 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 每周死亡超過出生平均六十七人。南京市 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 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周平均多死六十二人。不但城市如此，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也很可怕。我在三十年之中就親見家鄉許多人家絕嗣衰滅。疾病瘟疫橫行無忌，醫藥不講究，公共衛生不講究，那有死亡不超過出生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第二大敵。
“愚昧是更不須我們證明的了。我們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北京大學去年十二月滿三十一年，聖約翰去年十二月滿五十年，都是連初期幼稚時代計算在內。）在今日的世界，那有一個沒有大學的國家可以競爭生存的？至於每日費一百萬元養兵的國家，而沒有錢辦普及教育，這更是國家的自殺了。因為愚昧，故生產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識不夠救貧救災救荒救病，故缺乏專家，故至今日國家的統治還在沒有知識學問的軍人政客手裏。這是我們的第三大敵。
“貪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國家公開“捐官”曾成為製度，不但二十五年沒有考試任官製度之下的貪汙風氣更盛行，這個惡習慣其實已成了各種社會的普遍習慣，正如亨丁頓說的：中國人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為，文言叫做‘染指’，俗語叫做‘揩油’。上而至於軍官的克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第四大敵。
“擾亂也是最大的仇敵。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複。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David Starr Jordan）曾說，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夠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還來不及，那能辦教育？——租稅是有些省份預征到民國一百多年的了，貪汙是更明目張膽的了。（《中國評論周報》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論說，民國成立以來，官吏貪汙更甚於從前。）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製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個大仇敵。
“以上略述我們認為應該打倒的五大仇敵。毀滅這五鬼，便是同時建立我們的新國家。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麽？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安定的生活，發達的工商業，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濟製度，公共的救濟事業。“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麵的提高與普及。“現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現代環境需要的政治製度，司法製度，經濟製度，教育製度，衛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等。
“這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深信：決沒有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不能在國際上享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們不看見那大戰後破產而完全解除軍備的德國在戰敗後八年被世界列國恭迎入國際聯盟，並且特別為她設一個長期理事名額嗎？
“目的地既定，我們才可以問：我們應該用什麽法子，走那一條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們一開始便得解決一個歧路的問題：還是取革命的路呢？還是走演進（evolution）的路呢？還是另有第三條路呢？——這是我們的根本態度和方法的問題。
“革命和演進本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相反的。順著自然變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為變化來的急驟，表麵上好像打斷了曆史上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也都有曆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曆史的基礎。如歐洲的“宗教革命”，其實已有了無數次的宗教革新運動作曆史的前鋒，如中古晚期的唯名論（Nominalis.m）的思想，如十三世紀以後的文藝複興的潮流，加弗浪西斯派的和平的改革，如威克立夫（Wyclif）和赫司（Huss）等人的比較急進的改革，如各國的君主權力的擴大，這都是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的曆史背景。火藥都埋好了，路得等人點著火線，於是革命爆發了。故路得等人的宗教革新運動可以叫做革命，也未嚐不可以說是曆史演進的一個階段。
“又如所謂‘工業革命’，更顯出曆史逐漸演進的痕跡，而不是急驟的革命。基本的機械知識，在十六世紀已漸漸發明了；十六世紀已有專講機器的書了，十七世紀已是物理的科學很發達的時代了，故十八世紀後半的機器生產方法，其實隻是幾百年逐漸積聚的知識與經驗的結果。不過瓦特（Watt）的蒸汽機出世以後，機器的動力根本不同了，表麵上便呈現一個驟變的現象，故我們叫這個時代做工業革命時代。其實生產方法的革新，前麵可以數到十五六世紀，後麵一直到我們今日還在不斷的演進。
“政治史上所謂‘革命’，也都是不斷的曆史演進的結果。美國的獨立，法國的大革命，俄國的一九一七的兩次革命，都有很長的曆史背景。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館’把俄國大革命的曆史一直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農民暴動，便是這個道理。中國近年的革命至少也可以從明天敘起。
“所以革命和演進隻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絕對不相同的兩件事。變化急進了，便叫做革命；變化漸進，而曆史上的持續性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但在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曆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上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且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製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於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宣傳鼓吹，組織與運動，使少數人的主張逐漸成為多數人的主張，或由立法，或由選舉競爭，使新的主張能替代舊的製度，這是和平的人功促進。而在未上政治軌道的國家，舊的勢力濫用壓力摧殘新的勢力，反對的意見沒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運動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開活動，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決的路上去。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夠收拾已紛亂的局勢，於是一亂再亂，能發而不能收，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如中美洲的墨西哥，如今日的中國，皆是最明顯的例子。
“武力暴動不過是革命方法的一種，而在紛亂的中國卻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於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隻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隻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這一邊剛打平，又得招兵購械，籌款設計，準備那一邊來革命了。他們主持勝利的局麵，最怕別人來革命，故自稱為“革命的”，而反對的人都叫做‘反革命’。然而孔夫子正名的方法終不能叫人不革命；而終日憑借武力提防革命也終不能消除革命。於是人人自居於革命，而革命永遠是‘尚未成功’，而一切興利除弊的改革都擱起不做不辦。於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進改革的原意了。
“我們認為今日所謂‘革命’，真所謂‘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來替代武力，用這一班軍人來推倒那一班軍人，用這一種盲目勢力來替代那一種盲目勢力，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這種革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沒有多大價值的。結果隻是兵化為匪，匪化為兵，兵又化為匪，造成一個兵匪世界而已。於國家有何利益？於人民有何利益……
“中國秦以前，完全為一封建時代。自黃帝曆堯、舜、禹、湯、以至周武王，為封建之完成期。自周平王東遷，曆《春秋》戰國以至秦始皇，為封建之破壞期。統一之中國，即於此封建製度之成毀過程中完全產出。（原注：封建之形勢早已破壞，而封建之勢力至今猶存。)
“但是隔了兩個月，這位教育家把他所說的話完全忘記了，便又在四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雜誌》（同卷四號二頁）上說：中國在秦以前，為統一的專製一尊的封建國家成長之時代。……到秦始皇時，……統一的專製一尊的封建國家才完全確立。（原注：列爵封土的製度，到這時候，當然改變了許多。然國家仍可以稱為‘封建的‘者，因’封建的‘三字並非單指列爵封土之製而言。凡一國由中央劃分行政區域，設為種種製度，位置許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麵負責維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麵吸收地方一部分經濟的利益，以維持中央之存在。平民於此，無說話之餘地。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兩個月之前，封建製度到秦始皇時破壞了；兩個月之後，封建國家又在秦始皇時才完全確立！然而《教育雜誌》的編者與讀者都毫不感覺矛盾。這位作者本人也毫不感覺矛盾。他把中央集權製度叫做封建國家，《教育雜誌》的編者與讀者也毫不覺得奇怪荒謬。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名詞本來隻是口頭筆下的玩意兒，愛變什麽戲法就變什麽戲法，本來大可不必認真，所以作者可以信口開河，讀者也由他信口開河。
“那麽，這個革命的對象——封建勢力——究竟是什麽東西呢？去年《大公報》上登著一位天津市黨部的某先生的演說，說封建勢力是軍閥，是官僚，是留學生。去年某省黨部提出一個鏟除封建勢力的計劃，裏麵所舉的封建勢力包括一切把持包辦以及含有占有性的東西，故祠堂，同鄉會，同學會都是封建勢力。然而現代的把持包辦最含有占有性的政黨卻不在內。所以我們直到今天還不明白究竟什麽東西是封建勢力。
“前幾天我們看見中國共產黨中的‘反對派’王阿榮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其中有這麽一段：我們以為：說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社會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及一切反動行為都歸到封建，這不但是說夢話，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簡直是有意的為資產階級當辯護士！其實在經濟上，中國封建製度之崩壞，土地權歸了自由地主與自由農民，政權歸了國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土地早已是個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地，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及鄉村所遺留一些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舊的剝削方法；至於城市鄉村各種落後的現象，乃是生產停滯，農村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國共有的現象，也並不是封建產物。（頁十六——十七）
“封建先生地下有知，應該叩頭感謝陳獨秀先生等八十一位裁判官宣告無罪的判決書。但獨秀先生們一麵判決了封建製度的無罪，一麵又捉來了一個替死鬼，叫做資產階級，硬定他為革命的對象。然而同時他們又告訴我們，中國‘生產停滯，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本國的銀行資本不過在一萬五千萬元以上。在一個四萬萬人的國家裏，止有一萬五千萬元的銀行資本，資產階級隻好在顯微鏡底下去尋了，這個革命的對象也就夠可憐了，不如索性開恩也宣告無罪，放他去罷。
“以上所說，不過是要指出今日所謂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虛造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打倒那個自造的革命對象；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後畫符念咒用桃木寶劍去捉妖。妖怪是收進葫蘆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舊在那兒呻.吟痛苦。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隻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凶，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隻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隻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
“最要緊的一點是我們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怎麽叫做盲動的行為呢？不認清目的，是盲動；不顧手段的結果，是盲動；不分別大小輕重的先後程序，也是盲動。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如組織工人，不為他們謀利益，卻用他們作擾亂的器具，便是盲動。又如人力車夫的生計改善，似乎應該從管理車廠車行，減低每日的車租入手；車租減兩角三角，車夫便每日實收兩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辦工運的人卻去組織人力車夫工會，煽動他們去打毀汽車電車，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慘劇，這便是盲動。又如一個號稱革命的政府，成立了兩三年，不肯建立監察製度，不肯施行考試製度，不肯實行預算審計製度，卻想用政府黨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過舊曆年，這也是盲動。至於懸想一個意義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階級作革命對象，或把一切我們自己不能脫卸的罪過卻歸到洋鬼子身上，這也都是盲動。
“怎麽叫做自覺的改革呢？認清問題，認清問題裏麵的疑難所在，這是自覺。立說必有事實的根據；創議必先細細想出這個提議應該發生什麽結果，而我們必須對於這些結果負責任：這是自覺替社會國家想出路，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這不是我們個人出風頭的事，也不是我們個人發牢騷的事，這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事，我們豈可不兢兢業業的去思想？懷著這重大的責任心，必須竭力排除我們的成見和私意，必須充分尊重事實和證據，必須充分虛懷采納一切可以供參考比較暗示的材料，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說我們的任務是要為社會國家尋一條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辦法：這叫做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