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和我的前哨農場上了《南方都市報》
七、我和我的前哨農場上了《南方都市報》
2009年5月底南方都市報一位女記者與我聯係，說看過我在鳳凰網登載的關於知青下鄉的專版回憶文章，很有印象，她想到北大荒來采訪，寫有關北大荒開發的文章，想得到我的幫助。我介紹她到我當年下鄉的前哨農場去采訪，為此我還專門趕回撫遠一次。昨天我看到鳳凰網上已經轉載了《南方都市報》最新刊載的這篇文章，我和我的前哨農場在文章裏都出現了，特此轉貼。
\"北大荒\"波折的個體命運 有多少青春可以重來?
2009年07月03日 09:19南方都市報
從改造走向改革，從兩極冷戰到全球化，從人定勝天到科學發展觀，從鬥爭為綱到和諧社會……60年來，中國的道路正在由模糊而清晰。
1949年10月1日，一個新中國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誕生。從此，激流勇進的改造開始，中國人希望走出舊勢力和舊文化的窠臼，描畫平等、均富的理想圖景；擺脫曆史的周期率，真正實現人民做主的社會。群眾一次又一次被喚起，掌舵人與追隨者，一起在真理與謬誤的峰穀間載沉載浮。
值此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南方都市報將全方位巡視共和國遼闊版圖，選取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具有標誌性的地域，鉤沉檔案，叩訪證人，縱向還原特定領域60年的政治地理:天安門見證的政治風雲，沈陽鐵西區的崛起與沉屙，在風沙前失守的民勤和消匿又複興的福建黃村宗族……它們一同構成可觸摸、可感知的共和國史。
透過膚表的體溫，把握血流奔湧的脈動。不尚虛浮的熱鬧，靜現真實的曆史。60年來家國，南都記錄。
“用拿槍的手把起鋤頭”
在被稱為“東方第一場”的黑龍江農墾總局前哨農場場部，記者找到一位“北大荒”的早期墾荒者———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坦克兵伍順光。
時隔半個世紀，伍順光還記得自己剛到北大荒的情形。1957年，他轉業來到三江平原的八五九農場。北大荒的蠻荒和苦寒，讓他震驚。“除了樹林子就是草甸子，荒無人煙；住的是‘馬架子’。”那是一種半截子在地底下，潮濕陰暗，土牆草頂的簡陋房子。周遭的沼澤地被稱為“大醬缸”，隨時可陷人於絕境；一天到晚“三班倒”的蚊蟲如同雲霧裹脅。
伍順光並非第一撥墾荒者。他的前輩是一批被稱作“老鐵兵”的轉業軍人。伍順光來到北大荒的三年前，同樣從朝鮮戰場歸國的鐵道兵司令員王震發現，部隊駐地附近土質肥沃，“肥得都冒油花了。”一個開發北大荒的宏圖在他腦海裏萌發了。這位曾經開發過南泥灣的將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開創者，動員鐵道兵部分複員轉業官兵，“到北大荒，建設機械化農場”。
1955年元旦，第一個以鐵道兵番號命名的軍墾農場———八五農場在虎林西崗成立。1962年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一元錢上的女拖拉機手原型梁軍，是比“老鐵軍”還早的拓荒者，早在1948年，18歲的她就開上了拖拉機，這位中國最早的女拖拉機手曾是這個農場的開荒隊長。新中國誕生前，中共東北局先後在北大荒建起通北、查哈陽、鶴立等農場，播下農墾的第一顆種子。
八五農場成立後，鐵道兵的複轉官兵近兩萬人來到北大荒，建設了從八五一到八五九等一係列鐵字頭番號的大型農場。這些農場，多數處於三江平原的沼澤地帶。伍順光來到八五九農場所住的馬架子，就是“老鐵兵”領著勞改犯人建的。
北大荒更大規模的開發是從伍順光到來的次年———1958年開始的。
和伍順光一樣，喻敏學也參加了抗美援朝。從戰場下來後，他被安排到重慶步兵學校學習，再過一年他就畢業，這時學校集體轉業，目的地是北大荒的密山，要從頭建點墾荒。但到了哈爾濱，才知道密山因為安排不了大批軍人而告急，整個步校的人都將去充實已經存在的“解放團”農場———寶泉嶺農場。
“我們要去荒原，不是農場！”喻敏學向本報記者表示，當時充滿了激情，希望在一片荒地建功立業，所以對安排他們去已經開墾的農場曾提出抗議。不過最後他們接受了現實:“軍人，有令就得行。”
與喻敏學同時挺進北大荒的還有一位有名人物———徐先國，他也是從步兵學校———河南信陽步校轉業的。出發前，徐先國心潮澎湃，寫了一首詩寄給《人民日報》，當部隊到達黑龍江蘿北縣時，這首叫《永不放下槍》的詩發表了:
一顆紅心交給黨，
英雄解甲上戰場。
不是當年整裝上艦艇，
不是當年橫戈渡長江。
兒女離隊要北上，
響應號召遠征北大荒。
用拿槍的手把起鋤頭，
強迫土地交出食糧……
他們軍校的400多人分別編入預七師農場4個分場。不久，時任國務院農墾部長的王震將軍寫信給徐先國，稱讚道:“你這首詩是北大荒戰士們的聲音。”
在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一列列軍車從大江南北、南海之濱，向北大荒匯集。事實上，當時交通工具根本不足以運送這支隊伍。於是人們響應王震號召，徒步向北大荒進發。無數像徐先國、喻敏學這樣年輕的戰士來到北大荒。1958年到來的墾荒者，有一個曆史賦予他們的專有名詞“十萬官兵”。
與“十萬官兵”幾乎同時間來到的，還有另一支無聲的隊伍———那是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中，從首都各部委被送往北大荒各個勞改農場“監督勞動”的“右派”們。
不過，除了丁玲、戴煌、丁聰等知名文化人曾經留下記錄，其他芨芨無名的“右派”事略不得而知。
饑荒，批鬥、戰爭……
喻敏學和伍順光他們都是滿懷激情而來，然而麵對北大荒的殘酷現實，激情開始消退。喻敏學和伍順光都向記者說道，在最初一兩年，一些來自南方的戰友選擇了退場，“回老家當農民也比這兒強。”
1959年春，為了解決官兵的婚戀問題，國家從山東農村動員了約6萬之眾、女性占多數的“支邊青年”。不過那時候，“大躍進”已經開始。“活兒累，還吃不飽。”伍順光還記得，1960年春節前，八五九農場十幾名支邊青年逃離農場，卻在草甸子裏迷了路，全部凍死。
人心不穩，有情緒，解決的方式是“思想運動”:有情緒的反麵典型叫“拔白旗”，幹得好的叫“插紅旗”，嚴重的就被打成右派了。
伍順光在1958年跟當地農村的姑娘周鳳英結婚了。妻子在“大躍進”中成了青年突擊隊的婦女主任，他卻因為說錯兩句話，被“拔了白旗”，工資降一級。“思想運動”讓人們逐漸接受生活的現實，但由於“大躍進”中的“高指標”和“浮誇風”，這成果並未轉化為生產力。以伍順光所在的八五九農場為例，自1957年至1963年，建場7年，開荒93萬畝，號稱百萬畝大場，但1963年初統計，全場耕地麵積為60.93萬畝，年末廢耕21.31萬畝。
周鳳英記得1959年之後，玉米秸子磨成粉，“瓜菜代”、“頭疼麵”是人們的主要食糧。“頭疼麵”是小麥受潮生赤黴病後磨的粉，蒸饅頭沒筋，吃了惡心嘔吐，頭疼欲裂。她記憶中，生活好轉是在1962年；好轉的標誌是“不吃頭疼麵了。”
大饑荒之後，國家對北大荒做出新的戰略部署。新成立的東北農墾總局強調墾建結合，建立了一百個重點機械化生產隊。1966年糧豆總產14.5億公斤，盈利1213萬元，基本上實現了國家建立商品糧基地的要求。1966年2月，周總理對總局局長王正林說:“我們手裏有了糧食，社會能安定。”
就在農場經濟好轉之際，“文革”開始了。1966年，喻敏學所在的寶泉嶺農場成立了兩個“造反派”組織，人人都得站隊。
喻敏學還記得那一年，場部的造反派在北京來串聯的紅衛兵慫恿下，揪鬥在農場落戶的“大右派”丁玲，她兩年前從湯原農場轉到寶泉嶺農場。在農場的正式史誌裏，1966-1968年發生的事情常常是語焉不詳。
1968年，伍順光是農場修配廠的修理車間主任，被要求“當官兒的靠邊站”，被趕去開推土機修公路，一個月以後再被揪回來，天天寫檢查。
寫檢查中斷了，因為進入了“防修反修一級備戰”。隨著蘇聯不斷向中蘇邊界增兵，中蘇邊境摩擦日益頻繁。
1968年6月18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批示”。次年3月2日，珍寶島戰役就在八五九農場東南方向打起來了。已經成為“三師23團”的八五九農場先派出了第一批上前線的人，伍順光進入了第二批預備隊。他還記得，速戰速決的戰役中，農場犧牲了四個人，包括修配廠的同事彭福旺。
“我們也有兩隻手”
1969年7月，黑龍江鶴崗市18歲的初中畢業生關吉祿，來到黑河的建設兵團一師，和他一起到達的，是1000多名鶴崗知青。和其他同學一樣，關的行李中，帶著四套四卷本《毛選》。
讓關吉祿們來到北大荒的是前一年年底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通訊———《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該文在編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關吉祿背得滾瓜爛熟的“12·11指示”掀起了狂熱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改變了1700萬年輕人的生活軌跡。黑龍江建設兵團也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批墾荒者，共接納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共約45萬人，一度達到職工比例的65%.
“兵團戰士”並不是人人能當，持槍的武裝連隊，就更是強調“根正苗紅”。在最初的兩三個月，關吉祿這樣“地主”出身的知青，就不算“戰士”。他隻能用“傻幹”表達改造自己的決心———譬如，一天用鐵鍬徒手挖地，挖了二分八。他虔誠而勤懇，終於有了“戰士”身份，並成為勤雜班的班長。一周一次政治學習，每天吃飯要“三敬三祝”:麵向牆上掛的毛主席像，掏出“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有一天，印著領袖像的毛選扉頁在茅廁裏被發現了，整個連隊開始了暗無天日的批判學習……
關吉祿對知青中悄悄流行的“禁書”和“手抄本”毫無概念，對於自己在兵團時期的思想動態，他說:“我這樣的出身，不敢說太多話。”直到1985年，“血統論”式微，34歲的他才入黨轉正。
除了嚴寒，關吉祿還記得晚上經常在營地附近看得見信號彈升上天空；兵團的6個師通訊地址都如軍隊一般保密，各以“建”“設”“鋼”“鐵”“邊”“防”中的一個字起頭，實行建製信箱號———這給人“戍邊”的神聖感。隻是晚上十點多經常摸黑“戰備集訓”，讓大夥兒洋相百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1967年就誌願來此下鄉的北京知青杲文川，本是為了逃避高知家庭出身帶來的政治歧視，但到了北大荒便被編入“牛鬼蛇神班”一年，從事最髒最累的勞作，譬如，把凍成冰柱的糞便敲碎。而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的北京知青黃一丁記得，“那是極限狀態的單調、匱乏和勞累”:5點下地，在太陽暴曬的氣味中幹到7點收工，渾身麥芒的不適……他用反映蘇聯勞改營生活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來比擬自己的兵團生涯。
就在關吉祿來到北大荒的第三年，一件大事讓“三敬三祝”的儀式戛然而止。這年秋天，關吉祿被營教導員帶去團部學習，開會的方式相當神秘:哨兵必須撤到會場五十米外，並保證沒有任何人靠近會場。會上通報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並要求在連隊正式開會通知前不得外泄。提前泄露消息的一位知青就被關了禁閉。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一些幹部子弟以各種方式返回城市，悄然成風。
1972年，福建一位叫李慶霖的知青家長、小學教師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知青下鄉遇到的困難；他收到毛的回信，和300元資助，並從此成為風雲人物。這直接導致次年國務院知青工作會議的召開。會議期間，一些調查資料引起高層震驚。如大量知青遭到兵團幹部、現役軍人暴力迫害，據不完全統計資料，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發生365起奸汙女知青事件，那一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和四十六團參謀長李耀東，因奸汙女知青數十人而被判處死刑。
最後的處女地，狂熱退潮
1973年知青工作會議後，“上山下鄉”已經逐漸從豪情萬丈的革命行動回歸現實。“那時候，大城市都知道是怎麽回事兒了，都不往北大荒送人了，隻有我們黑龍江還在一個勁兒地動員。”1974年，從小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長大的哈爾濱幹部子弟楊立偉，來到北大荒最後一塊處女地———撫遠荒原，也就是今日的“綠色米都”建三江。此前一年，1957年轉業的伍順光、“十萬官兵”喻敏學、“老青年”關吉祿，都從原來的農場來到這片被稱為“大醬缸”的蠻荒濕地。
“這裏，是真正的反修前哨……夜間，蘇修軍隊的探照燈像野獸的凶光四下掃射，信號彈像鬼火一樣閃亮飛落……屯墾戍邊，意義是非常深遠的……”楊立偉在來到撫遠荒原後寫下這麽一段。他沒想到，一年之後，“屯墾戍邊”的兵團建製將宣告終結，而他們的68團在兩年後轉為前哨農場。
即便對於那些已經經曆過一兩個農場的老知青和轉業軍人，這一次墾荒也是最艱難的。“當年建房，當年開荒，當年打糧，當年盈利。”兵團在生產組織上，更多使用戰爭的邏輯。為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就有了“早上三點半，晚上看不見”的口號，增加勞動時間。田地裏紅旗招展，“春播誓師大會”、“大會戰”、“義務勞動”是家常便飯。濕地多澇，於是收割時“小鐮刀戰勝大機械”，靠人力；因為營養不夠，幾乎所有人都患上了夜盲症。
此時，發生在兩個北大荒知青之間的論戰，成為知青一代的共同記憶。從托兒所到中學一直是密友的黃一丁與劉寧，1969年從北京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黃作為副排長，直接麵對嚴酷單調的勞動，而劉則在宣傳隊工作。1975年黃困退回京後，承劉母之托，給劉寧寫了一封信，勸他盡快想辦法回城。在信中，他坦率地對“農業學大寨”、知青“紮根”和當時的政治教條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黃一丁告訴本報記者，半個月後，劉在拓藍紙複製過的回信中“嫉惡如仇”，讓他開始疑慮。劉將雙方通信作為入黨思想匯報的資料上交，資料被層層上報。1976年，在極左風雲人物謝靜宜安排下，《北京日報》兩次刊出黃、劉二人的通信，《編者按》將兩人的觀點分歧說成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鬥爭”的反映。劉寧因此在政治上積累榮譽與資本，而黃一丁則被迫在《北京日報》上發表對自己的“懷疑論”認錯的文章，並被催逼回到兵團，一度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然而，“反麵教材”黃一丁收到了數以千計的知青來信支持。
回城已成大勢所趨。1977年高考製度恢複，接下來的“病退”大軍、返城抗議之後，1980年，胡耀邦表示，不再搞上山下鄉。
直到40年後，“戰友”仍是兵團知青之間的稱謂。楊立偉的戰友，在兵團呆了12年的徐濱德說:“我們在什麽都沒有的荒地上建起一個農場……回去看到修理廠煙囪上‘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幾個字，我就會想起當初。我的青春都在裏邊，沒有這種經曆的人很難體會。”
“綠色米都”和失去的濕地
1979年，中美建交。楊立偉留意到，收音機裏，表現抗美援朝曆史的魏巍的小說《東方》停播了，一支歌頌中美人民友誼的歌曲《紅珊瑚》被反複播放。1987年，第一次承包200畝地的關吉祿夫婦成了“萬元戶”。少則一兩百畝，多則上千畝的“家庭農場”，從此成為北大荒的基本生產單位。改革開放讓北大荒走進一個新時代，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裏農業規模化、機械化的程度，已經向歐美看齊。
近日，記者來到伍順光所在的前哨農場場部，這裏建起了商城、超市、廣場和若幹商品房小區，儼然一個設施完備的小城鎮；而他當年最早落戶的八五九農場，如今已是上市企業北大荒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八五九分公司”；當年的“大醬缸”三江平原，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商品糧基地“綠色米都”。
“全國大糧倉，拜托黑龍江。”這是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來到黑龍江代表團所說的第一句話。胡錦濤對這裏的糧食生產狀況也十分關心，今年6月26日至28日，他專門來到黑龍江考察。“糧食安全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希望黑龍江的同誌繼續抓好糧食生產，積極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真正使這片肥沃的黑土地成為國家可靠的大糧倉。”
在國際市場糧價劇烈波動的2008年，全國糧食商品量和省際間淨調出商品糧第一大省黑龍江，迎來了連續第5個豐收年:全省糧食總產量產達到422.5億公斤。
在中國的糧食安全體係中，這片黑土地的戰略位置不言而喻。在北大荒的糧食年年豐收之時，專家也注意到北大荒的黑土年年在流失。
2008年是知青下鄉40周年，數千名知青故地重遊，很多人都在博客裏慨歎:北大荒，尤其是三江平原的生態與地貌完全改變。一人合抱的大樹叢消失了，20世紀80年代還能看得見的馬鹿也不見了，百米寬的河流變得狹窄，連曾經令人毛骨悚然的“漂筏甸子”也隻在傳說中存在。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早在本世紀初就有專家警告:黑土地如果再如此流失下去，東北這個今日中國的“北大倉”，將會變成名副其實的、不可逆轉的“北大荒”。這時的“荒”，不再是指50年前的雜草叢生，而是土地不能再生、糧食不複存在。
在洪河農場旁邊，已經建立了洪河國家級濕地保護區；隻有它，依稀保留了三江平原被喚醒之前樣貌的縮影。人們經常提問:如果當年這片東亞最大的濕地沒有被開墾，又將如何？
但曆史無法假設。站在60年後的中國人，已經不容易體會這個國家當初尋求溫飽和自強的衝動；正如當年生活在忘我的集體主義價值中的墾荒者，難以了解今人複雜多元的世界觀。“北大荒精神”這個曆史遺產，其發掘、批判和繼承，是留給後來者的課題，而非現成的答案。
“糧食安全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希望黑龍江的同誌繼續抓好糧食生產，積極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真正使這片肥沃的黑土地成為國家可靠的大糧倉。”這是今年6月胡錦濤考察黑龍江所說的話。時間往前推50年，周恩來對前來匯報工作的黑龍江農墾總局領導說:“咱們國家解決糧食問題，大麵積開荒，可就全靠你們了。”
時隔半個世紀，新中國兩位領導人都不約而同地把一個國家的飯碗問題寄托在這個國家東北角的這塊黑土地上。隻是當時，這裏還是一片有待開發的蠻荒之地，是名副其實的北大荒，而如今，北大荒已經變成了北大倉。有一個通俗的說法形象地概括了這片黑土地對於現在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年產量可供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居民和海陸空三軍官兵一年的口糧。
“北大荒”成為“北大倉”的60年，是百萬墾荒者的人生接力:他們相繼到來，經過錯綜複雜的曆史和波折的命運，給今人留下這片熟耕的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