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第34章 希特勒「新政」(5)
其實，納粹黨並沒有完全控制軍隊。在第三帝國時代，德國軍隊主要還是由政府來控制，而納粹黨並不直接控制軍隊。正是因為納粹不能直接控制德國的軍隊，才組建了自己的軍隊，即黨衛軍，而黨衛軍和德國正規軍之間始終存在著摩擦。換句話說，德國軍方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受到希特勒的完全控制。
當時德國的法律明確規定，軍隊的武裝成員不能同時是納粹黨的黨員。由於德國軍隊有永遠服從國家元首的傳統，當希特勒成為國家元首的時候，他巧妙地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要求軍隊向他個人宣誓效忠。而軍方之所以允許這樣的行為發生，主要是他們從理念上基本認同納粹黨所推行的政策。在1938—1939年，德國的軍事將領中間，幾乎沒有人反對希特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去反對他，希特勒推行其方針政策所造成的結果正是這些軍方高級將領所希望達成的。但是1939年以後，軍方的部分將領開始質疑希特勒的某些決策，並且對希特勒的判斷能力產生了懷疑。不過這些軍隊的高級將領卻無法組成一個統一的陣線，也就無法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來反對希特勒。
從官僚階層的情況來看，總體而言，他們的權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多在政府工作的猶太人和反納粹的人士被要求提前退休。舊德意志帝國的官僚分層體系包括有學術背景和無學術背景兩類官僚。有學術背景的官僚屬於官僚階層的中上層，這些人都通過了學術認證，納粹執政對他們來說衝擊不大。但下層官僚階層所受的衝擊比較大，特別是一些低層的和沒有特殊技能的官僚，這些人被大量替換成納粹黨的黨員。到1939年，德國有150萬公務員，其中有28.2萬是納粹黨黨員。
1933年納粹制定的排斥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穩定分子的政策，只對上層公務員中1.1%的人造成了影響。而下層官僚，特別是新招募的工作人員，主要都是納粹黨黨員。根據1937年德國的公務員法，並沒有明確要求公務員必須成為納粹黨的成員，但是要求這些僱員必須要忠於納粹的思想。然而在公務員這個階層中，他們的日常工作，並不受到納粹黨黨章的約束，而是受到公務員法的限制，法律在官僚系統中具有更高的優先權。整體而言，下層公務員更多地受到了納粹黨的影響，而上層的公務員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工作狀態和工作方式。
從德國的資本家這個角度來說，大體沒有受到納粹太多的影響和干擾。資本家階層主要是靠自律，而不是靠被納粹管制。一般而言，當時的德國工商業具有某種非同尋常的地位。首先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是納粹黨上台之後大幅度獲得權力的階層。第二，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這個階層的人士，並沒有被大規模的組織起來，也沒有按照向某一個領袖盡忠這樣一種原則受到控制和制約。納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擾工業和商業自由運作的，而且納粹黨除了處在戰爭的緊急狀態之下，對於工業資本家總體而言也沒有太多的控制。
傳統觀點認為，納粹德國實行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和完全獨裁的政治體系，實際上這種認識並不准確，因為當時的德國並沒有真正地建立起這樣一套組織模式。應該說納粹德國的這套系統是一種專制資本主義，但不是獨裁資本主義，其主要特點是對整個社會進行有效的組織，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各種社會行為和資源的調動主要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目的。
納粹德國的經濟系統
如果說傳統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以利潤為中心的經濟系統，那麼這個系統主要關注的並不是生產、消費、繁榮、就業、國家福利或者任何其他東西，它注重的全部焦點就在於利潤本身。而這種只考慮利潤卻忽視其他因素的做法，勢必在社會各個領域廣泛樹敵，從而引發社會其他權力階層的反彈，當其他各種社會權力平台聯合起來對付利潤系統時，又會最終傷害資產階級的利潤系統本身。
納粹的經濟系統設計必須建築在德國社會的四大權力平台之上，它旨在平衡這種以利潤為中心的系統與它所樹立的各方敵人之間的利益。納粹一方面壓制利潤系統極端自我的傾向，以緩和這一系統所帶來的社會對抗性力量的反彈；另一方面，納粹又壓制威脅利潤系統的各種潛在因素，來維護利潤系統的運轉。
從納粹的執政方針來看，他們主要是從六個方面來壓制利潤系統的各種潛在威脅的：第一是壓制政府本身對利潤系統的威脅；第二是壓制有組織的勞工；第三是壓制競爭；第四是避免蕭條；第五是避免商業失敗；第六是壓制經濟活動中以生產為中心或者以非盈利為中心的其他經濟模式的發展。
由於政府行為本身不是以利潤為導向，所以政府行為對於利潤系統構成了相當的威脅。但在納粹德國，政府的威脅被消除了，原因是工業資本家支持並控制了納粹黨，而納粹黨運作著政府，因而納粹黨實際上成了工業資本家間接控制政府的代理人。
其實勞工組織並不直接對利潤系統構成威脅，因為勞工利益本身就跟利潤系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有組織的勞工，特別是有政治信仰的勞工組織，將直接威脅資本主義的利潤系統。所以納粹黨如果要控制勞工組織對利潤系統的破壞，必須要控制人們的思想和勞工團體。這種控制可以體現為控制勞工的自由時間和娛樂方式，當一個人有很多閑暇時，他總會東想西想，就會產生很多雜念。納粹的辦法並不是要取消工會，而是要對所有有組織的工會機構進行監管。在納粹的這套機制之下，勞工的工資和其他生活條件實際上處於逐漸惡化的狀態之下。不過，對於工人的被剝削，納粹採取了其他方式進行了一定的補償。
納粹採取的補償方式主要包括：禁止工業資本家解僱員工，保證工人不失業。從德國的就業數字來看，1929年就業人口是1780萬，在經濟危機惡化的1932年，也就是納粹上台前一年，就業人口僅有1270萬。但是到了1939年，納粹上台6年後，就業人口達到了2000萬，而此時正是歐美其他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時候。
從壓制商業競爭來看，納粹主要採取了對價格競爭的壓制。對於公司經營而言，資金、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專利、勞工等市場要素都存在著價格競爭，競爭是潛在困擾公司穩定運行和生產計劃的不確定因素，並威脅公司的利潤。一般來說，公司傾向於和競爭對手合作達成價格一致，然後一起向消費者進行成本轉嫁。納粹主要是通過不同的制度安排來進行競爭壓制，首先是壟斷性行業協會，其次是貿易協會，還有僱主協會這三大協會來進行公司競爭者之間的利益協調。壟斷性行業協會出面規定價格、安排產量和劃分市場；貿易協會主要作為政治團體，是對商業和農業活動進行有效組織；僱主協會用來控制勞工。由於實施了社會徹底的管制，資金成本劇烈變化、原料價格大起大落、工人罷工、社會對抗等商業競爭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公司的商業失敗變得極為罕見，替代利潤系統的其他商業模式無法存活。
在消除了這些威脅之後，德國的社會運作試圖進入一種徹底避免蕭條的軌道。但是，這種社會生產經營系統將形成一個更大的危險，就是整個社會系統並不是圍繞著利潤來進行的，這樣的系統發展很可能會演變為一種更大的畸形。
實際上從納粹德國的運作模式上看，納粹本身必須要依附於德國的四大權力平台，並在此之上試圖開發出一套平衡的和受管制的利潤系統。無論此系統是否能夠有效率地運作，但如果納粹離開了這些權力平台和經濟運作系統，它不僅無法發展，而且無法存活。
希特勒「新政」
1933年剛上台的希特勒面對的是經濟上的爛攤子。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工業設備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業生產下降了40%，對外貿易額下降60%，物價下跌30%，鐵產量減少70%，造船業產值下跌80%。工業危機反過來又導致了金融危機。1931年7月，德國達姆斯達特銀行倒閉，引發銀行擠兌風潮，德國黃金儲備由23.9億馬克減少到13.6億馬克，柏林九大銀行減為四個。失業率急劇上升，1932年高達近30%，加上半失業者，則1932年德國全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高達工人總數的一半。經濟危機加劇了社會階級矛盾，3年間，共爆發l000多次罷工。
德國所遭受的經濟危機衝擊的嚴重程度，要遠大於歐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希特勒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經濟的工作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希特勒「新政」。在一系列強有力的經濟措施之下，德國經濟迅速發展，失業率直線下降，1938年時失業率降至1.3%。從1932年到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而鋁、鎂和車床的產量竟高於美國。從1933年到1939年，德國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增長2.1倍，消費資料生產也增長了43%，國民經濟總值增長超過100%，同時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還裝備了一支現代化軍隊。
如果你看過雷妮·里芬斯塔爾那部著名的《奧林匹克》（《意志的勝利》），你一定會對1936年德國的綜合國力和精神狀態留下深刻印象。那響徹雲霄的歡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氣勢宏偉的建築，健美如神的運動員，無一不暗示著志在天下的實力與霸氣。希特勒的個人威望也達到頂峰，他甚至不再需要顯露早年那樣「激情燃燒」的演講才華，只需在公共場合露露臉，成千上萬群眾就宛如自動催眠一般如醉如痴。德國人對納粹的支持，並不僅僅建立在洗腦和灌輸的基礎上，納粹在執政前期拯救經濟危機中的突出表現和德國老百姓得到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實惠，可能比納粹自己的宣傳更有說服力。
與德國相比，1933年開始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則只是暫時緩解了蕭條，美國經濟進入長時間的所謂「特種蕭條」時期，儘管有「新政」等緩和危機的措施，美國經濟仍然復甦乏力。到1937年美國再度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直到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后，才徹底擺脫了大蕭條。在整個「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平均失業率高達18%，國民生產總值到1941年才扳回危機前1929年的水平。
希特勒「新政」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儘管這種奇迹背後隱藏著內在的缺陷，但就拯救經濟危機而言，它的確卓有成效。
今天，全世界再次面臨一場類似1933年的嚴重衰退，認真分析希特勒「新政」的功過得失，將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銀行國有化
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聽到費德爾關於金融貨幣的講演，就被深深地觸動了，也就是這次演講吸引希特勒加入了德國工人黨。
希特勒沒有任何系統的金融學理論基礎，更確切地說，他幾乎就是一個金融盲。但是希特勒的悟性極高，沒有系統的知識，卻能夠一下抓住問題的本質。這種人在對話里學習，在提問時思考，在辯論中頓悟。和所有領導者一樣，他不需要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而必備的則是敏銳的辨別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眾多紛雜的言論中，捕捉到正確的聲音。
在和費德爾的討論中，希特勒悟出一個根本道理，就是私有的中央銀行通過控制國家的貨幣發行，獲得巨大的利益，從而資助他們對整個社會人口的控制和剝削。費德爾的這種理論顯然是正統學術界無法容忍的離經叛道的謬論，它試圖從人與人的利益博弈的角度去解釋現象，而理論家僅探討剝離了七情六慾的人性之後的「客觀」事實。沙赫特就與費德爾的觀點背道而馳，特別是涉及中央銀行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時。其實，沙赫特的「理論觀點」和他與華爾街關係密切的「實際背景」是分不開的，要害還是一個利益問題。
在聆聽雙方的激烈爭辯中，希特勒心裡像明鏡兒似的，他從內心深處接受了費德爾的觀點並付諸實踐，但在表面上卻重用沙赫特，冷落了費德爾。對於德國納粹前期經濟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的費德爾，等到納粹上台執政時，卻被排擠到大學去教書。原因很簡單，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不喜歡費德爾的理論，卻熱烈支持沙赫特，而這些實力派正是希特勒的納粹黨賴以生存的基礎。希特勒從骨子裡痛恨這些「十一月罪人」，卻又不得不和他們混在一起，逢場作戲。因為他是政治家，他只能遵守利益的遊戲規則，而決不能將個人好惡置於遊戲規則之上。
但是，在中央銀行國有化的重大原則上，希特勒沒有向沙赫特等人妥協。1933年，希特勒政府剛上台，就立刻重新修訂《銀行法》，規定：取消帝國銀行董事會的獨立性，帝國銀行行長及董事會成員的任命權轉歸國家元首；賦予帝國銀行執行公開市場政策的權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國銀行可以對「創造就業匯票」進行貼現，以便新政府為創造就業提供資金。這個「創造就業匯票」就是「費德爾貨幣」，最早由費德爾提出，後來在實現希特勒「新政」奇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