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3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2)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后，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務派知識分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賬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拚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裡，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庄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道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松，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道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賬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於長期向中國凈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