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14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

  在北方，蘇聯顧問還訓練和裝備了馮玉祥的國民軍。根據馮玉祥簽名的收據，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間，蘇聯給他提供了價值600多萬金盧布的武器和彈藥。1926年3月，馮玉祥下野后訪問蘇聯，又簽訂了約1100萬金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10] 

  這樣，蘇聯三年間為國民黨提供的軍火和財政援助累計超過3000萬金盧布。正是在蘇聯的強力輸血下，國民黨的北伐軍才迅速成長為中國政治版圖中的一支決定性的力量。「寧漢合流」后逃亡回國的蘇聯顧問鮑羅廷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嘆道：「蘇聯用了3000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1926年11月的蔣介石，確實面臨一個重大選擇，背棄蘇聯，就會失去龐大的資金支持和軍事裝備補給；但如果聽命於鮑羅廷，前去武漢，又將葬送自己的權力和政治生命。 

  去，還是不去，這是個問題！ 

  蔣介石沒有辦法，只有拖延時間，耐心與各路風投接洽。經過多方活動，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給他提供了100萬銀元，英美煙草公司則貸款200萬銀元，然而這些錢卻是杯水車薪，於大局無補。要想做成大項目，只有拉到金額龐大而且穩定的風險投資。於是蔣介石通過外國記者諾曼和曾為他服務的外國人柯亨向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透露了即將同共產黨決裂的信息，並探詢「列強能否給蔣以某種支持的保證」。[11] 

  然而，就在此時，一個人從上海趕到蔣介石的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要求面見，當副官通報此人的姓名后，蔣介石頓時大喜，一掃臉上多日的愁雲，親自趕到轅門迎接。 

  來人正是虞洽卿。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裡響噹噹的一號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里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后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將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拋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麼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干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嘆道：「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裡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麼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麼？」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著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麼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爭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討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為：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適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並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內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台老板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裡？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確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麼辦？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於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只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裡才有底。於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於1927年2月到南昌「複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議：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反共。[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干！蔣介石要對共產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為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麼了不得，更不是因為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麼深厚，而是因為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 

  蔣介石終於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的故事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著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里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為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為「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為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於水的同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為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為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致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為了表彰其功績，特地御賜王室座鐘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佔了江南製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為隨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致「逢孫必反」，拒絕批准，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將此事接著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隨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製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號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裡擔任財政顧問，為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餉。蔣介石由於跟陳其美的特殊關係，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爭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財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划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為虞洽卿，交易物品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這家54號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恆泰號」，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恆泰號」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佔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將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並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后，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裡（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為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為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於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財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註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財閥在工部局裡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產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為「上海歷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尚屬創舉」[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幸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產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別於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只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著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