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18章 紅色中央銀行(1)

  打完土豪分完田，往後的日子怎麼辦？ 

  反「圍剿」，要花錢，紅軍沒錢怎麼反？ 

  沒有金，缺少銀，蘇區的貨幣怎麼行？ 

  柴米油鹽醬醋茶，紅色貨幣能當家？ 

  紅色根據地能夠生存和發展，除了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無論是反「圍剿」的戰爭、中央蘇區政權的運作，還是當地人民的生活與生產，以及市場貿易的開展，都離不開貨幣。 

  蘇區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了貨幣與銀行的重要性，並在1932年創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它在成立之初，僅有5名員工，最多時也不過14人。這些人並沒有高學歷，也談不上太多的銀行經驗，對中央銀行的運作更是兩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連啟動資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發行貨幣，沒有專用紙，沒有設計圖，沒有油墨，沒有防偽，一切都要自己動手解決。不懂金庫記賬，不懂銀行會計，不懂匯票貼現，不懂公債發行，他們是在零起點上、在實踐中穩步成長起來的。 

  統一財政，發展貿易，活躍市場，他們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紅色中央銀行為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為蘇區政權的鞏固，為人民生活的改善，為市場貿易的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 

  毛澤民的金融「空城計」 

  1933年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剛從外地回到瑞金的辦公室，正準備查看賬目，會計科長曹菊如匆匆闖了進來，焦急地說：「毛行長，最近有不少老鄉來用紙幣兌換現洋。金庫里的現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問題，你趕緊想個法子吧！」 

  毛澤民一聽，連忙向銀行的營業廳趕去。營業廳外面排起了長隊，擠進營業廳一看，廳里擠滿了等候兌換的人群，大家議論紛紛，情緒激動。有人大聲嚷嚷：「現在做生意的只收現洋，不收紙幣，我要換現洋！」有人接話說：「是啊，現在紙幣快成廢紙了，留著有什麼用？」 

  毛澤民皺著眉頭一言不發，轉身出了大廳。他在瑞金縣城的大街小巷轉了一圈，果真看見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鹽攤插著「只收現洋」的牌子。毛澤民意識到他最擔心的擠兌現象終於發生了！ 

  他急急忙忙趕回財政部，向部長鄧子恢彙報，並同時找來剛上任的外貿總局局長錢之光一塊兒商量。 

  毛澤民說：「銀行最忌諱的就是擠兌，最近我隱隱約約有預感，但沒想到來得這麼快。第三次反『圍剿』后，國民黨對我們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蘇區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紙幣貶值。另外，敵人製造大量假幣流入蘇區，並四處造謠破壞，干擾蘇區金融市場。我們必須儘快想個辦法，制止這種狀況。」 

  其實，道理很簡單，國家銀行和蘇區貨幣的信譽一定要保證，保住銀行和它所發行的貨幣的信譽，就保住了蘇維埃政府的信譽。 

  此時此刻，毛澤民正面臨著當年日本松方正義一樣的境況，紙幣過量發行導致紙幣兌銀元的劇烈貶值。松方正義的紙幣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非兌現日元紙幣，因此，儘管紙幣貶值，政府可以不必被迫兌換現銀，情況尚可控制。但毛澤民的問題就麻煩了，老鄉要求立刻兌現，一旦銀元儲備被擠兌一空，蘇區貨幣的信用將馬上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當年松方正義為了重建日元信用，大膽採用了來多少紙幣，就兌換多少銀元的方法，而且都按一比一的比價，一直換到市場完全相信政府金銀儲備足夠為止。不過，當時松方正義用橫濱正金銀行的外匯匯票創新的法子，解決了金銀幣從海外流入的問題，而毛澤民卻不可能按增加金銀幣的儲備思路來解決難題。 

  無論如何，決不能讓蘇區貨幣的信用破產。毛澤民堅持，凡是來要求兌換現洋的，銀行要保證兌換，嚴格規定一元紙幣換一塊現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現洋比價！ 

  決心下定，國家銀行立刻從金庫里提出大批現洋，公開兌換紙幣。兩天過去了，前來兌換現洋的老鄉有增無減，銀行門口的隊伍越來越長。曹菊如對毛澤民說：「毛行長，現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兌換？」毛澤民回答：「現在老百姓換幣熱情正高，不能停換。換出光洋是為了提高紙幣信譽，只有提高紙幣信譽，才能穩定金融！」曹菊如嘆道：「是這個道理。但是如果錢局長他們明後天趕不回來，麻煩就大了。」 

  毛澤民低頭沉思了一會兒，突然眼睛一亮，說道：「看來我們要學學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計』。今晚半夜，你們……」 

  第二天一早，瑞金縣城街道上，出現了由紅軍警衛開路，曹菊如帶隊的籮筐運輸隊。一些籮筐里裝滿了金磚、金條、金項鏈、金戒指、金耳環和銀鐲、銀項圈、銀元、銀錠，另外的籮筐里整整齊齊地碼著光洋。蜿蜒似蛇陣的運輸隊經過鬧市，經過街面，十分壯觀。兩邊圍觀的老鄉越來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運輸隊在人群中擠開一條路，把一擔擔的首飾和光洋挑進銀行。每通過一擔，就有老鄉一邊數著，一邊興奮不已，嘖嘖地誇讚：「銀行真是財大氣粗！」 

  在國家銀行營業大廳中，金銀首飾堆起一座金光燦燦的「金山銀山」，前來兌換銀元的人們看見后，咋舌道：「我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這麼多金銀，蘇區銀行真闊氣！」 

  兌換的群眾散去不少，毛澤民心中焦慮減輕了一些，終於能夠耐下心來等待錢之光的歸來。 

  當天，錢之光終於按計劃運回來紅軍在反「圍剿」中繳獲的銀元和棉布、食鹽等大批物資，毛澤民稱讚他們救了蘇區銀行，救了蘇維埃政府。毛澤民還告訴他，「空城計」已經用上金庫里壓箱底的全部金銀。要是錢之光再不回來，「空城計」就要穿幫了。 

  有了前線運回來的物資，毛澤民立即下令停止兌換。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標價牌上寫著：「只收紙幣，不收現洋。」 

  人們紛紛議論：「誰說紙幣要過期，誰說紙幣不值錢？你看政府還拿出光洋換紙幣，現在賣東西又只收紙幣呢。」 

  人們又趕緊捧著光洋到銀行兌換紙幣，購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買貨物，也將現洋換回紙幣。 

  沒有幾天，收回的現洋比換出去的還多！ 

  面對擠兌危機，毛澤民機智應對，使出金銀的「空城計」，打了一場漂亮的心理戰，並及時採取措施，保證蘇區的物資供應，成功地鞏固了國家銀行和政府的信譽。國家銀行信用的維護，保證了政府的融資能力和物資調配能力，為紅軍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 

  毛澤民可能並不知道松方正義的日元信用保衛戰，雖然他們面臨的問題相同，但解決的手段卻大相徑庭。松方正義是用增加金銀的辦法來緩解紙幣的信用危機，而毛澤民則發現了貨幣的另一個重大規律，金銀並非貨幣的唯一信用支撐，商品同樣可以成為支持貨幣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對貨幣的需求，其實質乃是通過貨幣能夠實現對各種生活物資的擁有，既然如此，紙幣的信用完全可以繞過金銀儲備，直接以物資為本位。 

  毛澤民的貨幣物價本位實踐，影響著後來共產黨人的貨幣思想。在缺乏貴金屬的革命時代和解放區被經濟封鎖的困境中，建立紅色金融高邊疆，必須要在貨幣本位的實踐中，進行重大的金融創新！ 

  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長期存在，而且組織了五次反「圍剿」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同時還促進了蘇區的經濟發展，關鍵是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兩個要害，革命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槍杆子可以保護錢袋子，錢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槍杆子！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蘇維埃國家銀行紙幣作過這樣的評論：「不論在什麼地方，蘇維埃通貨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礎上，和它在市場上確有真正的購買價值這件事實上，取得它的地位的。」[1] 

  紅色政權對貨幣極端重要性的認識，還是從巴黎公社血的教訓中得來的。 

  巴黎公社，守著金飯碗挨餓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隨著幾聲槍響，巴黎公社最後一批戰士倒在了「公社社員牆」下，他們的眼裡充滿了無畏、憤怒，還有一絲遺憾和困惑。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在誕生僅僅兩個月後，就被殘酷地鎮壓了。到底是什麼讓革命的火焰熄滅得如此之快呢？ 

  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錢，法蘭西銀行的錢！ 

  任何一個政權，如果想要有組織地運轉國家機器，都需要錢。沒有錢就無法調動各種資源，也無法進行戰爭。巴黎公社就是一個血的教訓。 

  「法蘭西銀行成立於1800年，擁有投票權的200名股東有資格選出12名董事會成員。如果詳加分析，可以發現，這200名股東基本上是屬於同樣一幫人，就是控制著法蘭西銀行的44個主要家族。而且這些家族所擁有的席位是可以繼承的，在這中間有三個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變，他們就是馬利特、米臘博和羅斯柴爾德。前兩者屬於瑞士銀行家族，他們因為1799年秘密資助拿破崙『霧月政變』而被拿破崙授權成立法蘭西銀行。羅斯柴爾德是後來興起的猶太銀行家族的代表。通過對法國當權的拿破崙政府、波旁王朝和奧爾良公爵政權進行翻雲覆雨的金融運作，羅家開啟了在法國勢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為法蘭西銀行的核心成員。」[2] 

  他們掌控的法蘭西銀行是巴黎金融業的核心，當時的巴黎不僅是法國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也是整個歐洲大陸的金融中心。它發行的法郎是法國的法定貨幣，它握有的外匯和黃金是法郎國際購買力的保證，它出售的債券是最高的信用級別，也是法國政府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蘭西銀行的銀行家們認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無產階級政權的目標，是反對資產階級，並從根本上打擊他們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們關心的是對普魯士的戰爭賠款及融資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後，對法蘭西銀行毫無觸及，但在賠款和融資問題上，無產階級政府肯定會堅持強硬的態度。不僅賠款數目可能會減少，而且融資也不一定由他們來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國民舉債，這樣一來，他們夢寐以求的戰爭債券大蛋糕，就會竹籃打水一場空。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的眼中只有獲利！既然凡爾賽政府更容易駕馭，銀行家們的選擇也就顯而易見了。 

  掌握巴黎公社經濟政策的一派領袖，幼稚地認為巴黎公社的目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為法蘭西的中央政府，因此無權也沒有必要接管作為中央銀行的法蘭西銀行，任由這個銀行掌握在與凡爾賽有密切聯繫的舊的管理局手中，鑄成了致命的大錯。 

  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誰掌握了法蘭西銀行，誰就掌握了法國的經濟命脈。這條命脈既決定了資源由誰調配，也決定了國家機器為誰服務。所以這不但是一個經濟上的錯誤，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正如恩格斯所說，假若公社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 

  公社存在的兩個多月時間裡，法蘭西銀行賬面上僅現金就有數十億法郎。而公社只申請和接受了銀行提供的可憐的1600萬法郎借款。公社沒有接管法蘭西銀行，結果就是守著金飯碗挨餓，而且無法迫使以羅斯柴爾德為首的銀行家們向凡爾賽政府施壓，逼迫他們和巴黎公社和談，反而讓銀行家們有機會向凡爾賽匯去2億多法郎！ 

  有了這筆巨款，凡爾賽政府才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1萬多殘兵敗將的基礎上，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集結了11萬大軍向公社反撲。 

  正在這一關鍵時刻，為確保銀行家的利益，羅斯柴爾德直接介入普法戰爭后凡爾賽政府和俾斯麥關於賠款的談判。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在戰爭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爭吵。」 

  「最後，梯也爾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面圜轉。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將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於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爭賠款。權衡利弊之後，俾斯麥只得接受羅斯柴爾德50億法郎的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出面立刻擺平。」[3] 

  有了錢，什麼都好辦！「鐵血宰相」俾斯麥慷慨答應遣返數萬名法軍戰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爾賽軍隊穿過普魯士的防線向巴黎進攻。 

  令人扼腕長嘆的是，當凡爾賽政府、俾斯麥和國際銀行家聯合起來剿滅他們的共同敵人巴黎公社，試圖奪回政權的時候，革命者們卻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師待遇這些瑣碎的事情上。於是，悲劇就這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銀行的威力源於它經營的商品——貨幣，而中央銀行的威力則源於它控制著貨幣的源頭。控制一個經濟體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控制這個經濟體的貨幣；而要控制一個經濟體的貨幣，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創造貨幣的銀行體系，特別是中央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