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第22章 紅色中央銀行(5)
為統一財政，克服各自為政和貪污浪費的現象，中央政府規定，各級政府的一切收入隨時送交中央財政部，費用必須按照批准的預算領取，必須向上級機關報送決算表。毛澤東提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員。同時，針對會計制度中各級政府收錢、管錢和用錢不分，不能相互制約的現象，作為政府金庫代理的國家銀行，制定了四聯統一的資金管理制度，保證了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嚴密的記錄，從制度上杜絕貪污浪費。
統一財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計劃地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以便集中財力來支持戰爭。
蘇區農村經濟的極大發展，為政府向農民開徵土地稅和商業稅創造了有利條件。稅率按階級分為中農貧農和富農兩種，還有減免稅的系列規定。稅務機關對土地稅進行徵收時，使用統一的稅收收據和免稅證。當時，很多農民把蘇區稅務機關的徵稅和免稅憑證當作擁有土地的憑據。
1933年3月，中央蘇區還建立了統一的關稅制度。15個蘇區縣先後建立近30個關稅處，由此，蘇區有了獨立自主的紅色「海關」。
這些稅收，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國家銀行還倡導儲蓄運動，「通知黨、政、軍各機關和國營企業，必須在銀行開往來存款戶，借款按透支手續辦理」。「儲蓄運動可以鼓勵廣大工農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從事節省，大家將所節省的零錢存入銀行，聚少成多，化零為整。而銀行普遍地集中與靈活地運用這些社會余資，投放到各種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農群眾個人所經營的生產事業上，大力發展蘇區生產，擴大對外貿易，使鹽貴、布貴及現金減少的問題從速得到解決。」[20]
發行公債是政府籌集資金的另一個手段，它既可以避免過多發行貨幣，又給老百姓提供投資機會。蘇區政府共發行了三期公債，第一二期都是戰爭公債，金額分別是60萬元和120萬元，第三期是經濟建設公債，金額是300萬元。第一期公債的購買人可以拿債券來繳納土地稅和商業稅，結果債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實際上造成了財政損失。後來政府意識到不能讓債券在贖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後就禁止了債券直接交稅的做法。
蘇區公債的發行，沒有像上海灘那樣把公債全部銷給銀行，由銀行去做證券投機買賣，而是發動廣大群眾，走直銷的路子。公債的發行，充實了蘇區的財政收入，支持了反「圍剿」的戰爭。
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紅軍軍費，又不會給老百姓帶來特別重的負擔。
而這一切，都是基於統一的貨幣！
如果沒有統一的貨幣，收入國庫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種雜幣，將給管理和支出帶來極大的麻煩，各種錢幣之間的換算，以哪種貨幣撥款，每天數錢、記賬恐怕都忙不過來。發行公債用哪種貨幣購買，又用哪種貨幣付息和贖回？簡直就是噩夢！而正是貨幣的統一，為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統一的載體。
在蘇區的後期，國家銀行在「左」傾路線影響下，違背了「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基本上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則[21]，超量發行貨幣達800萬元。
由於紅軍在「左」傾主義的軍事領導下，戰爭不斷失利，根據地不斷縮小，而貨幣發行卻不斷擴大，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的信用大跌，嚴重損害了蘇區人民對革命政府的信任。
「扁擔中央銀行」和13天的「紅軍票」
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根據地，國家銀行的14個人，連同警衛隊伍和近200名運輸員挑著裝有黃金珠寶、銀元和蘇區鈔票的160多擔中央銀行資財上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紅軍進駐遵義。遵義是黔北的商業重鎮，為各種土產的集散地，是紅軍長征以來所經過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
長途跋涉三個月的紅軍指戰員，得到了休養生息的好機會，利用遵義這個物資供應豐富的地方補充給養，購買生活、醫療等用品，為以後的行軍打仗做準備。紅軍隨身攜帶的大多是國家銀行在中央蘇區發行的蘇維埃紙幣，而飽受戰亂和紙幣貶值之苦的遵義老百姓並不接受紅軍手中的蘇區紙幣。經過蘇區幾年曆練的毛澤民明白，要讓「紅軍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紅軍票」必須能買到物資和商品；第二是紙幣背後必須有相應的物資準備。
為了讓「紅軍票」在遵義流通起來，毛澤民動員遵義商販積極開門營業，為紅軍提供儘可能豐富的商品。同時，他要為「紅軍票」建立信用。這時，毛澤民手裡握有兩張王牌：一個是食鹽，一個是香煙。
當年貴州軍閥、官僚、豪紳多聚集在遵義，他們開辦了很多布店、鹽行、煙館、錢莊。軍閥、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結，操縱市場，囤積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和大量煙土，在市場上高價出售，許多老百姓因買不起鹽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紅軍進駐遵義后，沒收了這些物資。
於是毛澤民把從軍閥和土豪那裡繳獲的食鹽，平價銷售。但是要買這些平價的食鹽，必須要用「紅軍票」。
遵義的群眾和商家開始樂於出售自己的物品，並接受「紅軍票」，再用「紅軍票」去購買珍貴而價廉的食鹽。為了方便群眾向紅軍隨時兌換「紅軍票」，國家銀行在遵義商業中心和部隊駐地設立了25個兌換點。
「紅軍票」的信用盛極一時，市面也空前繁榮。後來因無法在遵義建立根據地，紅軍決定撤離。為保證遵義老百姓的利益在紅軍離開后不受損失，國家銀行在遵義廣貼告示，設立兌換處，用食鹽、米、布匹等物資和光洋換回民眾手中的「紅軍票」。在紅軍主動撤離遵義城的前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整理完畢兌換回籠的「紅軍票」。
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和回籠「紅軍票」的做法，既活躍了市場，保障了紅軍的供給，又維護了蘇維埃紙幣的信譽，維護了民眾的利益，更讓民眾了解到紅軍是維護大眾利益的好軍隊，因而在當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地人都說：「紅軍好，不坑人，『紅軍票』值錢。」
就這樣，僅有14人的國家銀行，在短短的10餘天，在人口幾十萬的遵義，指揮完成了「紅軍票」的發行、流通、兌換和回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他們不僅通過「紅軍票」的高效流通，為紅軍指戰員補充了豐富的物資，而且在撤離時為群眾著想，組織了貨幣回籠，充分顯示了蘇維埃政府和國家銀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產黨和紅軍的良好形象。
紅色貨幣的傳說
1921年，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僅有57名黨員的微型政黨，她既沒有錢，更沒有槍。然而，28年之後，她卻領導著百萬大軍橫掃天下，一舉奪取了全國政權！建國伊始，又在百廢待興之際，在朝鮮戰勝了16國聯軍。自1840年以來，中國還從未有過如此完全獨立自主的時刻。彭德懷的一句話，當可代表所有中國人的心聲：「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中國共產黨政治、軍事和金融領域的全面勝利，都是源於同樣的思想與智慧體系，支撐這一體系的三大支柱就是：為人民服務、獨立自主和實踐導向。
貨幣發行權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如何行使這一權力正是對貨幣發行者的重要考驗。為人民的利益來發行貨幣，與為少數人的利益發行貨幣，具有本質區別。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聰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貨幣發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實是一目了然的。蘇區的貨幣發行，包括在遵義「紅軍票」的發行，是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這與紅色政權能夠生存和發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貨幣只有為人民的利益服務，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賴，才能擁有最強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貨幣信用！
蘇區貨幣走的是一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的狀態下，經歷著正常貨幣體系無法承受的巨大壓力。紅色中央銀行的創建者們在沒有外部援助，沒有外部顧問，沒有外部參照系的條件下，從零起步，完全自主，獨立運作，自成體系。這與中國共產黨「紅色割據」的實踐也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斯大林，還是蔣介石，沒有人從一開始就相信「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能夠成功。在世界範圍內，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重大創新。對於創造這一全新模式的蘇區政府而言，來自黨內的嘲笑、懷疑、指責、打壓和來自外部的敵視、破壞、封鎖、「圍剿」，每時每刻都構成有形無形的壓力。獨立自主的精神絕不是溫室和順境中培植出的鮮花，而更像是高寒和嚴酷下倔強成活的野草。蘇區的紅色貨幣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一點一點地成長，每一步都在創造，每一個成就都源於實踐。
「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談，卻是經歷了千百次成功與失敗的錘鍊而升華出來的真理。紅色貨幣的創建者，既沒有豐富的貨幣經驗，也不懂深奧的理論學術，但是他們具備著超越常人的實踐的勇氣和智慧！他們不唯書，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時時處處顯現出天才的敏銳和令人拍案叫絕的技巧。實踐創造經驗，實踐升華思想，實踐引導理論！
1932～1934年，中央蘇區的紅色中央銀行，雖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它將中國共產黨獨特的金融思想和智慧，發揮到了極致。國家銀行在蘇區的三年，是蘇區人民第一次擁有自己的銀行，掌握自己的金融權益的三年，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建立獨立的金融系統的三年。
讀了歷史，中國共產黨人明白了巴黎公社因為沒有接管法蘭西銀行而血灑拉雪茨公墓；看到蘇聯的實踐，他們了解了掌握銀行才能鞏固政權。輪到自己干時，才真真切切地體會到沒有錢將寸步難行，沒有錢就不得不順從給錢的「老大哥」的意志！
毛澤東找到了在農村這一革命的熱土建立獨立政權的道路，也開始了開闢金融獨立道路的歷程。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就這樣，蘇區在蔣介石的「圍剿」中和蘇聯懷疑的眼光中挺過了7年！
紅色中央銀行的創建者，為了紅色貨幣歷盡千辛萬苦。他們沒有多高的文化，沒有多少經驗，甚至沒有啟動資金，但是他們相信，只要為老百姓服務，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任何困難都能克服！
國家銀行發行貨幣的目的和國民黨與西方列強的銀行截然不同。國家銀行發行貨幣是為了便利民生，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是掠奪搜刮人民的「剪羊毛」手段，不是與民爭利的國民黨「金圓券」，更不是如今貼上「量化寬鬆」的標籤就可以賴賬的美元！
國家銀行為發行貨幣預備了充足的銀元準備金，通過實踐，他們意識到，光有黃金白銀做抵押，沒有相應的物資做準備，貨幣依然只是一張紙。老百姓過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鹽，不是黃金白銀。能購買物資商品的紙幣，在群眾眼裡才有信譽，發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貨幣的信用是立國之本和維繫紅色政權的關鍵。
明白了貨幣信用的根本道理，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中屢試不爽，越用越成熟，最終奠定了獨立的人民幣體系和強大的金融高邊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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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處同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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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尋蹤毛澤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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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出處同上，第92頁
[16]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8頁
[17]毛澤東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頁
[18]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毛澤東，1934年1月23日
[19]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我們的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20]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上冊），許毅主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
[2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我們的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