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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45章 亢龍不悔,中國模式0的升級(1)

  本章導讀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裡,中國工業化走的是蘇聯的道路,也就是「中國模式1.0」的時代。中國學習蘇聯計劃經濟十分認真,但由於底子太差,人的腦子太活,人口素質也達不到嚴格計劃經濟的要求,最終沒有僵化到無法變通的程度。結果,蘇聯師傅從僵化變成了殭屍。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突然發現西方如同極樂世界一般,一切思想都是那麼新穎,一切產品都是如此先進,一切制度都是合情合理,一切文化都時尚而新潮,他們後悔從前拜錯了師傅,所以才落後。現在好了,國門打開了,他們決心以西方為師,特別是以美國模式為最終的「彼岸」,開啟了轟轟烈烈的「中國模式2.0」的探索。他們毫不猶豫地撲入了水深浪急的全球化洪流,向著「彼岸」奮力游去。越是接近「彼岸」,越是心情激動,彷彿到了那片新大陸,一切困難都將自動消失。 

  突然,2008年的金融海嘯將「彼岸」給淹沒了,美國師傅也掉進水裡艱難掙扎。退潮后,「彼岸」上到處是「佔領華爾街」的抗議人潮。怎麼辦?知識精英們猶豫了,一些人堅持繼續游向「彼岸」,他們幻想著游到那裡時,一切都會恢復從前的完美。更多人的則開始往回遊,他們發現「回頭是岸」才是更好的選擇,他們在艱險的全球化大潮跋涉中,逐漸辨清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航標,他們決心要開啟一種全新的探索歷程。 

  當蘇聯和美國這兩個師傅都趴下后,中國這個勤奮努力的學生,突然發現失去前進方向的失落和焦慮。在過去的170年裡,中國當慣了學生,從來沒有當先生的思想準備。不過,現實已經把中國推到了世界潮流的最前端,經濟蕭條中的美國,債務危機下的歐洲,以及亞洲的貿易夥伴,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著中國的錢袋子,指望著中國再度啟動經濟刺激政策,拯救世界於水火。 

  這一次,中國的道路選擇,將影響世界的經濟版圖!中國的模式,會引起所有國家的關注,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緊密相連,在近代史上,這還是第一次! 

  歷史也許會把中國的選擇稱為:「中國模式3.0」。 

  「折騰」中的艱難起步 

  被西方稱為30年「中國奇迹」的原點,其實是一個嚴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業化基礎。 

  工業化技術擴散的紅利,曾在20世紀50年代使中國快速接近了當時的世界水平,但隨後的20年卻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動蕩中停滯不前。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嚴重失調的痼疾,積累與消費之間的巨大落差,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每況愈下。被美國「經濟流放」、與蘇聯交惡之後的中國工業化,喪失了獲得廉價快速的技術擴散的渠道。僅靠中國短短30年的自身技術積累,在封閉的環境中,無論中國人有多麼聰明和勤奮,也不可能趕上西方200年的工業化沉澱。這種沉澱,不僅僅體現在工業技術本身,更重要的是與之相匹配的人才儲備、生產組織、基礎設施、設備製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給的整個工業體系,以及與工業經濟相適應的金融機構、資本市場、法律規範、科研創新、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的社會服務體系,特別重要的還有農業基礎。缺乏綜合體系的保證,單槍匹馬搞工業化,就如同大鍊鋼鐵,不顧協調其他行業一樣,不僅後勁不足,而且後患無窮。新興國家工業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業本身,而沒有看到工業化背後所需要的完備的社會服務體系,在經濟「撞上高牆」之後,只得回頭再補課。 

  改革開放之初,制約工業化最大的瓶頸就是農業。中國80%的人口是農民,他們不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糧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還必須提供輕工業的主要原材料。這兩座大山壓在農業的身上,已經是不堪重負了,如果積累比例達到25%以上,農業經濟將被窒息,工業化也會癱瘓。而從1970年以後的整整10年裡,積累率年年超過30%,到1978年再次上馬「洋躍進」時,積累率竟然達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躍進的水平(39%)! 

  所謂積累,就是前面講過的獵人的故事裡,為了製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資源,如果這一比例太高,儲蓄不足將迫使獵人只能餓著肚子幹活。而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1957年以來,基本上一直處在嚴重透支的狀態下。而且過度投資,也造成了農村因缺乏足夠的儲蓄來交換工業消費品,嚴重壓抑了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市場繁榮。再加上扭曲的價格制度,使得農民的勞動成果無法獲得合理的消費品補償,大大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搞活農業,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關的考驗! 

  1979年,為了扭轉長期對農業的欠債,政府開始大幅度提高了18種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糧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對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進行提價。此後6年裡,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幾乎年年上漲,農民收入獲得了歷史性的提高。同時,以家庭承包為核心的農村經濟改革也正式啟動,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和農產品的銷售自主權。「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對農民產生了巨大的誘惑,農民的生產熱情獲得了充分釋放,農業生產持續增長,農民純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農村消費能力,強烈地刺激著輕工業的繁榮,市場供應日益充足,短缺經濟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開始的「洋躍進」的瘋狂勢頭,在1981年終於受到遏制。重工業的投資被壓縮了,經濟資源開始向農業和輕工業大幅傾斜,積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比例逐漸協調過來,中國經濟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佳狀態。農民代表著中國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讓農民直接獲得利益,在農業增長的刺激下,輕工業開始獲得發展動力,農村與城市同步繁榮,讓老百姓真正獲得實實在在好處的改革,贏得了民心的真誠擁戴。 

  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重工業「投資饑渴症」的痼疾再現,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84年又開始猛增到21.8%,1985年則達到39.3%,集體所有制的投資膨脹更為猛烈。在產銷兩旺的興奮中,工業企業的工資獎金開始濫發,銀行信貸逐漸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貸規模同比增加了164%,獎金增長了1倍!由於政策上對農業過去長期虧欠的補償,使得農民收入的增長超過了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幾個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了積累與消費的總和超過了國民收入,財政赤字變成了一個大問題。大量的赤字導致了嚴重的貨幣超發,1983—1988年,貨幣發行量增長了2.5~3倍!這直接導致了1988年兩位數的通貨膨脹。 

  反通脹,還是放開物價?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 

  在貨幣嚴重超發的情況下,放開物價,這就好比對已經被兩位數的物價上漲嚇成驚弓之鳥的老百姓,吹響了擠提銀行存款、瘋狂搶購商品的「集結號」! 

  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永遠是真實生產力的死敵。 

  貨幣是什麼?貨幣是社會財富的契約!當人們付出誠實的勞動時,拿到的是貨幣這一社會公認的財富契約,人們相信未來當他們需要時,可以拿著這張契約去兌換相同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他們相信市場上那些從未謀面的「交易對手」不會違約。貨幣這一財富的契約,將千千萬萬的市場參與者,緊緊維繫在「互不相識,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內。穩定的貨幣,使全社會交易成本下降,促進社會分工,激發財富創造。破壞貨幣的價值,就是在破壞財富契約的誠信,無異於瓦解整個社會相互信任的基礎!貨幣貶值最終將增加市場的交易成本,打擊財富的創造。 

  通貨膨脹,使貨幣蛻變為欺詐的工具,財富的契約,變成了賴賬的憑證。在市場中玩欺詐的手段,帶來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詐,誠信之風將蕩然無存,投機取巧會大行其道,長遠的規劃被短期行為取代,謹慎儲蓄被無節制的透支所替換。社會普遍的浮躁之風,正是通貨膨脹所催生的必然結果。 

  任何公平與誠實的社會,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都應該是零!無論什麼人,無論用什麼樣的借口來主張通貨膨脹,他們都是誠實貨幣的破壞者,都是貨幣道德底線的踐踏者。 

  在這一點上,德國中央銀行反通脹的「頑固與執拗」,雖不能說盡善盡美,但也堪稱各國的楷模。 

  很多人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通脹,這是因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在提高,但這決不是合乎邏輯的解釋。從前不要錢的東西進入市場,它在產生貨幣需求的同時,也增加了商品供應,這種匹配的貨幣化進程,不應該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價格。貨幣超發的現象,主要源於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和金融資產膨脹的貨幣化。 

  1988年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主要根源是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的根源在於低效率、高浪費和重複建設的老毛病。中國似乎陷入了一種怪圈,每當追求高速發展時,經濟的協調性必會出毛病,最後是欲速則不達。而降低增長慾望時,經濟發展反而會更健康更快速。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工業化社會的高度複雜性,超出了計劃經濟制定者的認知極限。經濟過熱和緊急冷卻的不斷「折騰」,反覆說明了舊體制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 

  電影《侏羅紀公園》中有一句經典的台詞,「生命會自尋出路」(Life Finds a Way!)。就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陷入沼澤,不得不艱難跋涉之時,在中國經濟雷達的屏幕上,一個從來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點,開始悄然閃爍著日漸耀眼的光芒。 

  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一級火箭——農村工業化 

  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爆炸性增長源於兩級火箭推動的話,那麼農村工業化則承擔了一級火箭的重任。 

  20世紀80年代初,農業經濟在國家經濟資源的傾斜政策中,獲得了罕見的資本積累。50年代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靠的是蘇聯的技術和資本輸入,而80年代農村的工業化,則發端於城市工業化的擴散。在農村進行工業化,這是工業革命200年來,世界各國前所未有的創舉。中國的農村既是人口眾多、廣袤貧窮的土地,又是充滿巨大生機和爆發潛力的神奇之地。中國革命正是從農村起步,最終形成了燎原之火,「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戰略,居然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實,這一切都是基於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現實,中國的大多數人口在農村,中國的命運也就必然與農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古代,沒有農民參與的武裝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沒有農民參與的革命,就不會是徹底的革命;在經濟建設中,沒有大多數農民獲得實質利益的發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續的增長。忽視農村,它將成為一個難以克服的發展阻力;而重視農村,它將會成為一個無法遏制的動力源泉。中國發展之根在農村,中國力量之源也在農村。這個簡單至極的「大道」,也正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初始動力。 

  計劃經濟由於無法深入、透徹和全面地理解工業經濟的高度複雜性,因此其計劃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結構上的不合理,由於體制和機制的內在矛盾,又使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這使得國營工業在市場中只能佔據著「大城市和交通線」,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場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謂的「短缺經濟」現象。 

  當農村獲得了微薄的資本積累后,機制靈活和市場嗅覺靈敏的鄉鎮企業就應運而生了。他們利用城市工業淘汰的二手設備,國營企業退休但仍富有「餘熱」的技術人員,瞄準巨大的消費市場空白,迅速開動生產機器,以低廉的價格、品質欠佳的產品快速佔領了消費品的部分市場份額。 

  這些企業大者數百人,小到幾個人,固定資產多數不過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在正統的經濟統計中,它們不過和個體戶的規模相當,堪稱市場經濟中的「游擊隊」。它們素質低,裝備差,資金弱,人數少,更缺乏銀行貸款的「空軍支援」,與國營工業的「國軍」相比,簡直寒酸得難登大雅之堂。然而令人眼鏡大跌的是,堂堂的「國軍」居然打不過「游擊隊」,數百萬鄉鎮企業以螞蟻雄兵的態勢,在市場的各個領域中逐步蠶食「國軍」的銷售份額。在市場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釀酒、服裝、紡織、化工等行業全面開花,逐漸形成了中國經濟板塊中不可忽視的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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